从蓟城到北京城，经历了先秦时期、秦汉魏晋时期、隋唐时期、辽金时期和元明清时期，这是演变史，也是发展轨迹。

从周武王伐纣时间即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褒封蓟始，蓟城一直延续发展至今，已有3000余年历史。 

一、先秦时期的蓟城

蓟是今北京地区最早的城市雏形，初期是商代北方的一个方国聚落，名称最早见于《礼记》，为黄帝后裔的居地。商末周初，蓟地已成为华北平原北部的战略要地。

蓟之得名源于蓟丘。反对“蓟城说”的人往往质疑蓟丘的存在或质疑蓟丘的位置。实际上，蓟丘的存在既有文献记载，也有考古证明。

古代华北平原地处黄河下游，这里是九河下梢、水涝祸患积聚之地，故先民们多择高丘聚居，以避水患。因此，上古聚落和由之而来的城邑率多以“丘”为名，如河南有封丘、商丘，山东有安丘、章丘、营丘，河北有任丘、邢丘。北京最早的城邑蓟城也是依托并起源于蓟丘，一座上面长满一种名叫“蓟”的野草的黄土高丘，并因此而得名。

“蓟的得名，其说不一。比较可信的是郦道元的解释，他说：‘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矣。’所言蓟之始封，固不足信，但以蓟城之得名，始于蓟丘，却是值得注意的，因为按照这一说法，蓟丘应该就是蓟城城址的一个地理特征，蓟城的名字，正是由于这一地理特征而得来。其次是蓟城位置的推测。乐毅报燕王书提到了蓟丘的名称，却未记述其位置。郦道元是把蓟丘与蓟城的相对位置记载下来的第一人。……细读《水经注》并参考有关的文献记录，可以肯定郦道元所记的蓟城，约当今北京外城之西北部。现在白云观所在，差不多正处于蓟城的西北隅附近……根据这一线索，可以推想：现在白云观以西的高丘，有可能即是古代蓟丘的遗址。”（侯仁之：《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文物》1959年第9期）。

《水经注》是一部十分经典的传世之作，引据浩繁且论断公允，加之郦氏乃范阳涿州人氏（今河北涿州），对近在咫尺的蓟城十分了解，他的上述结论显然持之有故。根据1956年的考古勘查，这里当时分布着相当密集的战国、汉代陶井，在土丘的地面上尚散布着很多先秦陶片，几乎俯拾即是。当时对蓟丘进行过试掘，曾在一座战国陶井中出土了一件汲水用的陶罐，罐的肩部有一处陶文，当时未被释出，后经学者陈平辨识，认出这个古陶文恰是“魝”字，即蓟城的“蓟”。“魝”早于“蓟”出现在殷商时期，这一刻有“魝”字的陶罐明白无误地说明，这一带显然是早期蓟城所在。

1972年，考古工作者对“蓟丘”再次进行了局部发掘，发现了一道古城墙。令人遗憾的是，这道城墙的墙基下压着三座东汉时期的墓葬，而按照考古地层学的基本原理，该城墙的建造年代不会早于东汉。于是当时的考古工作者草率地得出了结论，判定此处不可能是蓟城的所在。王光镐认为，即使白云观以西的古城墙下压着东汉墓葬，但在进行较大范围的揭露之前，仍然不能说此处的东汉墓下一定没有叠压着更早的城垣和城址，更不能说白云观一带就一定不是古蓟城的所在。很多专家撰文表示，这一次试掘并没有挖到生土层，浅尝辄止，未能把试掘转变为更大范围的发掘，取得更能令人惊喜的成果。更令人遗憾的是，1974年以来，蓟丘在城市改造中被夷为平地，相继建起了高楼大厦。

虽然蓟丘一带的考古试掘没有成功，但这里的种种信息和文献记载是吻合的：这里曾经就是蓟丘所在，它也见证了蓟城的存在。蓟城四界，初见于《太平寰宇记》所引《郡国志》，所记蓟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呈长方形。

西周早期“蓟”与“燕”相邻为国，后燕国势力壮大，约在西周后期或春秋早期吞并蓟国。关于蓟亡和燕以蓟为都的具体时间学界有不同看法，但不影响大致时间范围的确定。从周武王封国算起，蓟国祚在400年左右。蓟亡不久，燕以蓟为都，终结了蓟城与燕城并存的格局，使其逐步发展成为燕国的核心。

春秋时期，蓟城作为燕国都城，逐渐成为北方的军事、政治中心。燕国长期与山戎、东胡等北方部族对峙，蓟城成为其防御与扩张的基地。

战国时期，燕昭王励精图治，扩建蓟城为“燕上都”，并在武阳（今河北易县）营建“燕下都”，形成双都格局。蓟城依托永定河（古称“㶟水”）的地理优势，发展成为交通枢纽与商贸重镇。

在秦统一前夕，秦国攻灭燕国过程中，蓟城于公元前226年被秦将王翦攻占，燕王喜逃亡辽东。秦灭燕后，蓟城被纳入秦帝国版图，奠定了后世北方重镇的地位。

先秦时期，蓟城主要作为燕的都城存在，依托优越的地理环境与军事价值成为华北地区的核心城市，这段历史成为北京建城史中的重要开端阶段。

二、秦汉魏晋时期的蓟城 

秦在蓟城设置广阳郡及蓟县，蓟城为广阳郡、蓟县治所。西汉时，蓟城长期为诸侯王国的都邑或广阳郡郡治，曾四度为诸侯王国燕国或广阳国的都城，达198年之久，四度为郡治首府，共33年。东汉置幽州，治所设在蓟城。 

秦统一中国后，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为防止六国旧贵族据城叛乱，下令“坏城郭，决通堤防”，燕都蓟城城郭同遭毁坏。

自秦汉始，蓟城成为大一统时期中原王朝东北部边疆的军事重镇，或是分裂时期北方民族南下活动的区域中心。作为连接中原、东北和西北地区的交通要冲，蓟城的商业贸易、社会经济一直比较发达。《汉书·地理志》载：“蓟，南通齐、赵，勃、碣之间一都会也。”汉代桓宽在《盐铁论》中说，蓟城“富冠海内，为天下名都”。来自中原内地的布帛、漆器等生活用品，本地所产的以及来自北方和辽东的铁、枣、栗和筋角、马、牛、皮毛等各种畜牧产品，都在蓟城集散。

汉朝曾多次将蓟城封为燕王封地，先后有多位燕王在此建都。公元前195年，刘邦立其子刘建为燕王，以蓟城为都。1974年大葆台汉墓被发掘，墓主人即为刘建。

1965年7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之西约半公里处发掘了一座西晋墓葬，根据出土的《王浚妻华芳墓志》，确认墓主是西晋时期的贵妇华芳，其夫为晋武帝时期大将王浚。墓志铭记载了墓葬相对于蓟城的位置：“今岁民荒民饥，未得南还，辄权假葬于燕国蓟城西廿里。”即位于蓟城以西二十里。经过折算，“蓟城应在今北京外城的西北部”。当时蓟城西墙的位置大致位于今海淀区会城门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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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起源研究报告》是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基地课题组应西城区社科联委托完成的课题，课题执笔人张宝秀、谢肃、吕红梅。本文选自《北京城起源研究报告》第五部分，原文见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5年出版《北京城之源 都之始 河之端》第75-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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