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有一栋不起眼的建筑，里面没有教室，没有学生，也不颁发任何学位。它叫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有一个更著名的称呼——“没有学生的大学”。过去一百多年里，美国总统、国会议员、主流媒体在讨论预算、外交、教育、芯片时，反复引用它的报告。一、三间机构合并成的政府研究所
1916年，圣路易斯商人罗伯特·布鲁金斯出资，在华盛顿创建“政府研究所”（Institute for Government Research），目标很具体：用科学方法研究联邦政府如何管理。1922年，经济研究所成立；1924年，罗伯特·布鲁金斯研究院成立；1927年，三间机构合并，布鲁金斯学会正式成形。这段历史说明它从一开始就不是“评论机构”，而是“研究机构”。它的第一身份，是替政府做分析，而不是替公众讲故事。今天的布鲁金斯学会，长期保持300多位专家、80多个研究项目的规模，设有外交政策、治理研究、都市政策、世界经济与发展、经济研究五大领域，下设十余个政策研究中心，并在多哈、印度和北京（与清华大学合作）设有海外中心。它的财务规模也说明了体量：2013年赞助和收益合计约9785万美元；2022年度总预算接近9500万美元，其中项目研究费用约6400万美元，占68%。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全球智库指数”里，它多年位居综合榜首[1]。但排名只是结果。更有解释力的，是R. Kent Weaver在1989年给出的分类。他把美国智库分成三类：像“没有学生的大学”的、像“合同研究者”的、像“倡导者”的[2]。布鲁金斯学会是第一种的典型：有学术班底、有长期研究、有内部争论，但不招生、不授学位。二、独立性：四条制度
刘昌乾把它归纳为四条：多元筹资、附条件资助、非党派与“不兼容”机制、多通道影响力[3]。第一条，多元筹资。钱来自政府拨款和合同、基金会、公司、大学、个人捐款、出版收入和投资收益。来源越分散，单一出资者越难左右机构。第二条，附条件资助。资助者可以给钱，但不能指定结论。即使某个项目与资助方有关，学会也保留公开发表成果的权利；报告会放到网站上，而不是私下交给资助者。第三条，非党派。研究人员可以有自己的政治倾向，也可以去政府任职，但不能用学会的平台为某个党派服务。学会对参与政治活动有明确限制：只能用业余时间，不能使用学会的设备和场地，不能在媒体上为候选人代言。第四条，不兼容。研究人员不能在学会工作和政府重要职位之间“两头挂”。要去政府，就得先离开学会。贝德、因迪克都经历过这种“暂时离开”。学会不规定研究方向，不追求观点统一，研究者的观点只代表个人。这几条合起来，形成一种交换：用制度上的“不自由”，换取结论上的“可信”。三、研究如何进入决策
安德鲁·里奇（Andrew Rich）在《Think Tanks, Public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中，用大量访谈和实证数据说明：专家知识能否进入决策，取决于它在政策共同体中的可见度、时机和政策需求，而不只是研究质量[4]。魏丽用政策过程理论的“场域论”和“阶段论”分析它：智库先在“话语场域”里汇集社会意见、设置议题、引导讨论，再把自己的方案送进“决策场域”，完成从话语到政策的转换[5]。它的动作很具体。议程设置，是挑选“政策尚未覆盖、但足够紧迫”的问题；引领讨论，是开研讨会、写评论、上媒体，把相关的人聚到一起；设计政策，是写报告、出简报、在国会听证会上作证；评估反馈，是对已执行的政策做第三方评估，再把意见送回决策层。一个经典案例是马歇尔计划。1947年6月计划提出后，国会围绕援助金额和方式争执不下。布鲁金斯学会应邀介入，不到四周就拿出一份折中方案，对管理机构、人员派遣、谈判标准、监督机制提出具体建议，成为计划落地的雏形[5]。四、旋转门：一半研究者有政府经历
布鲁金斯学会与美国政府之间，有一条著名的人才通道。据统计，它一半以上的研究人员有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经历；成立以来，已向美国联邦政府输送百余位学者。奥巴马政府时期，萨默斯、赖斯、斯坦伯格、多尼伦、奥泽格、贝德等人，都与布鲁金斯学会有过交集[3]。更近的例子是杜如松（Rush Doshi）。他曾任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战略计划主任，后来进入拜登政府，出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这就是“旋转门”：学者进政府，官员回智库。它让研究更懂执行的细节，也让政府更方便地获得专业判断。但布鲁金斯学会的旋转门有一个前提——“不兼容”。进门之前，必须先出门。你不能一边拿学会的薪水，一边在政府里做决策。五、独立，不等于中立
朱颖、杨建林对布鲁金斯学会涉华报告做了内容与话语分析。他们发现，即使是对华态度相对“中立”的学者，其报告话语也并非绝对客观：报告在建构中美国家形象时，隐含地否定中国的价值体系，试图巩固西方价值观[9]。赵恒煜对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问题研报做了长期抽样分析，梳理出它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环境六个领域的“中国观”框架，以及历史热点的演变[10]。王向阳则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把布鲁金斯学会的传播能力拆成“知识商品化—传播资本化—制度霸权化”的闭环，认为其“中立性”表象背后，是一套知识—网络—权力的运作[11]。这些研究提醒我们：独立性是“方法上的独立”，不是“价值上的中立”。它可以不替民主党或共和党说话，但它一定替美国说话。何珊云、杨依林对布鲁金斯学会与兰德公司近十年543篇教育研究报告的分析，还提供了一个对照：布鲁金斯的选题与教育政策高度“共振”，兰德的产出则更多受委托订单约束[12]。前者像“议程设定者”，后者像“问题解决者”。同一个领域，两种智库模式。选择哪一种，取决于它想影响谁。结语
布鲁金斯学会最值得研究的，不是它预测对了多少次，而是它把“研究—传播—决策”做成了一条可以重复的流水线。它用多元资金换取财政空间，用不兼容规则换取党派信誉，用旋转门换取执行经验，用公开出版和媒体曝光换取议题设置权。合起来，就形成了一种很难被替代的能力。[1] McGann, James G. 2020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R]. Philadelphia: 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21.
[2] Weaver, R. Kent. The Changing World of Think Tanks[J].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1989, 22(3): 563-578. DOI:10.1017/S104909650003105X.
[3] 刘昌乾. 世界一流智库如何保证研究的独立性——基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 2014(9): 66-70.
[4] Rich, Andrew. Think Tanks, Public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DOI:10.1017/CBO9780511509889.
[5] 魏丽. 政策过程理论框架下国际知名智库参与全球治理的机制研究——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为例[J].智库理论与实践, 2022, 7(3): 116-124. DOI: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22.03.14.
[6] 叶怀凡.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对高校智库建设的启示[J]. 高教探索, 2019(11): 64-69, 77.
[7] Thomas, Christopher A. A Semiconductor Strategy for the United States[R].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22.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a-semiconductor-strategy-for-the-united-states/.
[8] 高继卿. 从《美国半导体战略》看布鲁金斯学会的公共政策研究[J]. 竞争情报, 2023, 19(4): 40-47.
[9] 朱颖, 杨建林. 基于内容和话语视角探究美国智库构建的中美国家形象——以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为例[J].情报杂志, 2023, 42(10): 81-88, 73. DOI:10.3969/j.issn.1002-1965.2023.10.013.
[10] 赵恒煜. 美国智库的“中国观”研究——以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研报的综合分析为例[J].情报杂志, 2020, 39(2): 35-43. DOI:10.3969/j.issn.1002-1965.2020.02.007.
[11] 王向阳. 美国智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权力机制及启示——基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案例分析[J].智库理论与实践, 2026, 11(3). DOI: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250519.0007.
[12] 何珊云, 杨依林. 美国智库教育研究的主题、视角与立场——基于布鲁金斯学会和兰德公司近十年间研究报告的分析[J].比较教育研究, 2022(5): 4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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