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安全评估· 生物安全研究

从生物技术两用性视角评估美军强化生物防御研究的外溢风险与中国对策建议

—— 基于美国《2026年陆军生物防御战略》(ABDS) 的文本分析

研究类型：战略/政策评估（供学术与政策研究参考）编制日期：2026年9月20日　|报告制作：开源情报研究中心密级：非密（依据公开资料撰写）

执行摘要

　　本文以美国公开签署的《2026年陆军生物防御战略》(ABDS) 为切入点，从"生物技术两用性"（dual-use）视角，系统评估美军将生物防御提升为"作战准备核心"并加大相关研究投入，对全球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可能产生的外溢风险，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核心判断：生物防御与生物进攻在知识基础、技术平台与能力链条上存在结构性重叠，美军以"现代化生物防御"(LOE 5) 与"信息沟通"(LOE 3) 为近期优先项的战略转向，叠加合成生物学、人工智能与"威胁无关"探测等技术加速，客观上扩大了两用风险敞口，并可能引发安全困境与规范侵蚀。

主要结论如下：

·两用性根源：广谱医疗对策、威胁无关探测、合成生物与AI驱动的病原体设计、生物监测网络、归因与"生物威慑"能力，均兼具防御与进攻双重属性，难以在技术与制度层面完全分割。

·对中国的特定风险：技术遏制与生物科技供应链脱钩、海外生物监测网络引发的生物情报疑云、针对农业/认知域等新型作战域的脆弱性暴露，以及战略误判导致的危机升级。

·对策主线：以《生物安全法》落地与韧性建设为根基，以推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BWC) 核查与建立信任措施(CBMs) 为多边抓手，以技术自主与规范塑造为长期支撑。

一、引言：美军生物防御战略的新动向

2026年6月，美国陆军发布签署版《2026年陆军生物防御战略》(ABDS)。该文件将生物防御从"专业化的小众能力"重新定位为"全陆军一体化努力"与"作战准备核心"，并设定到2035年的终态目标。其五大工作主线(LOE)中，明确将"现代化生物防御"(LOE 5) 与"管理信息与沟通"(LOE 3) 列为至2028年的近期优先项，强调运用合成生物学、人工智能、增材制造等新兴技术，发展"广谱医疗对策"与"威胁无关(threat-agnostic)探测系统"，并通过"生物威慑"(biodeterrence) 概念纳入归因与威胁表征能力。

生物技术的"两用性"是指同一研究、技术与能力既可服务于防御（如疫苗、诊断、监测），亦可转用于进攻（如武器化制剂、定向释放）的双重属性。当一国——尤其是军事部门——以"防御"为名大规模扩张相关研究与能力时，其外溢效应远超本国边界。本文据此框架，评估美军强化生物防御研究对全球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潜在危害，并给出对策建议。

　　方法说明：本文基于 ABDS 公开文本与公开学术/政策文献进行战略评估。文中对美军意图与能力的判断属分析性推断，非已证实事实；涉及他国动机的论述均以"可能""潜在"等限定词表述，避免将其当作既定结论。

二、生物技术两用性的理论框架与判定

两用性风险并非新议题。《禁止生物武器公约》(BWH/BWC) 1972年即禁止发展、生产、储存生物武器，但公约缺乏核查机制，且生物防御与进攻在技术与设施层面高度重叠。判断一项生物防御研究是否具有显著两用风险，通常考察三个维度：

·知识/技术重叠度：研究成果（如高致病性病原体的改造、传播或检测方法）是否可直接或经小幅调整用于进攻目的。

·平台通用性：所使用的设施、设备、试剂与数据平台是否"军民两用"，且缺乏有效的物理与技术隔离。

·意图—制度信号：研究由军事部门主导、以"威慑/归因/打击"等进攻性话语包装、且透明度不足时，两用疑虑显著上升。

ABDS 的若干表述恰好同时触及其三：它将生物防御纳入"warfighting imperative（作战要务）"，提出"credibly deter adversary employment of biological hazards（可信地慑止对手使用生物危害）"，并明确援引"生物威慑"的"归因与追责(attribute and hold accountable)"支柱。这种话语与能力的组合，使防御研究的两用边界变得模糊。

三、美军强化生物防御研究的关键两用环节

结合 ABDS 文本，以下六类研究/能力方向具有突出的两用性，是外溢风险的主要来源。

3.1 广谱医疗对策与"威胁无关"探测

ABDS 的 LOE 5 要求发展"broad-spectrum medical countermeasures（广谱医疗对策）"与"advanced threat-agnostic detection systems（先进威胁无关探测系统）"。从两用视角看：

·广谱对策：能够对抗多种病原体的平台（如广谱抗病毒药、通用疫苗平台）一旦被转用，理论上也可用于增强己方在生物攻击后的存活与持续作战能力，削弱对手威慑；其底层病原体适配与递送技术亦具对称性。

·威胁无关探测：强调"不依赖特定威胁"的通用探测，意味着建立对所有潜在生物制剂的高通量识别能力——这种能力本身也是生物情报与制剂库构建的基础。

3.2 合成生物学与AI驱动的病原体设计及预测性监测

ABDS 将"synthetic biology（合成生物学）""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列为现代化生物防御的关键赋能技术，并主张发展"predictive biosurveillance（预测性生物监测）"。文件自身也承认"Advances in biotechnology, synthetic biolog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ower the barrier for developing novel biological weapons（生物技术、合成生物与AI降低开发生物武器的门槛）"。这一自我指认恰恰揭示了两用困境的核心：美军用以"预测与防御"的AI建模、基因合成与制剂设计能力，正是他人可用以"开发与武器化"的同一套工具；技术加速对所有人开放，先发者优势与扩散风险并存。

3.3 "生物威慑"与归因/威胁表征能力

ABDS 术语表将"生物威慑(biodeterrence)"的支柱定义为"准备与缓解、不扩散与威胁削减、归因与追责"，其中"operational threat characterization（作战威胁表征）"与"attribution（归因）"具有明显的两用乃至进攻指向：精确的威胁表征意味着对潜在制剂的致病机制、传播模型与打击效果的深度掌握；归因能力则依赖全球样本与基因序列数据库。这类能力的进攻性潜质，远超单纯防御所需。

3.4 全球生物监测网络与生物情报关切

ABDS 的 LOE 2 要求整合"allies and partner nations（盟友与伙伴国）"的军/民监测数据，建立"biodefense common operating picture（生物防御通用作战图）"，并在"Area of Responsibility（责任区，AOR）"维持及时威胁认知。一个覆盖多国、实时汇聚人口与健康数据的监测网络，在防御视角下是早期预警工具，在他国视角下则可能被解读为生物情报采集系统——尤其当网络节点分布于对手周边时，更易引发主权与间谍疑虑。

3.5 反农业/反装备/认知域目标的新型作战域

ABDS 在威胁环境中明确列出对手可能追求的"anti-materiel（反装备）"与"anti-agricultural（反农业）"制剂，并将生物攻击的潜在目标扩展至"materials and human cognition（材料与人类认知）"等非常规领域。这表明美军对生物武器的设想已超出传统"对人"范畴，进入农业、基础设施与认知域。对农业与食品体系高度依赖进口或区域链路的国家的针对性脆弱性随之上升。

3.6 高等级实验室与规模化制造能力

ABDS 的 LOE 1 与 LOE 5 强调维持并现代化实验室、研究/试验鉴定(T&E)设施与制造基础，并确保生物防御物资的"规模化分发(scale-up distribution)"。高等级病原体实验室与规模化生物制造能力，无论动机如何，都伴随意外释放、内部人员风险与知识扩散的真实隐患；一旦在海外布点，还会叠加地缘与信任问题。

四、对全球及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潜在危害评估

从两用性视角出发，美军上述强化行动对全球其他国家——并特别对中国——构成以下五类潜在危害。

4.1 安全困境与生物军备竞赛效应

当主导性军事强国将生物防御"作战化"并公开以"威慑"相标榜，其他国家难以判断其真实边界，倾向于以"对等强化"回应。这种典型的"安全困境"会推高全球生物能力竞赛的烈度，反而削弱集体安全。对中国而言，美方将生物域纳入大国竞争叙事（pacing threat 框架），可能引导双方围绕生物监测、制剂库与医疗对策展开消耗性对标，增加误判与摩擦。

4.2 国际规范侵蚀：《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困境

BWC 因缺乏核查机制而长期存在执行短板。美军以军事部门主导、进攻性话语包装并强化归因/威慑能力的做法，会进一步削弱各方对"防御—进攻"界限的信任，使BWC核查谈判更加困难。若主要国家均以"防御"为名扩张模糊能力，公约的规范约束力将被实质性稀释。

4.3 技术遏制与生物科技供应链脱钩

两用风险常被转化为出口管制与"小院高墙"政策的理由。美国可能以生物安全为由，对基因合成仪、高通量测序设备、关键试剂与生物信息软件实施更严格的对华管制与实体清单限制。这将外溢为对中国合法生物医药与公共卫生研发的系统性技术遏制，影响疫苗、诊断与精准医疗等民生领域。

4.4 战略误判与"海外实验室"疑云

ABDS 强调在盟友/伙伴区域部署监测与预警节点。结合历史上围绕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争议，此类布点极易在他国（尤其是中俄）叙事中被建构为"进攻性前哨"，形成持久的战略互疑。一旦区域发生不明疫情，易被误读为生物攻击，触发危机升级甚至对抗——这是两用风险中最危险的政治外溢。

4.5 农业、公共卫生与认知域的针对性脆弱性

ABDS 明确将反农业制剂与认知域列为潜在目标域。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需在粮食安全、种子与畜禽种质资源、关键医疗物资储备，以及信息空间（反生物虚假信息/认知防护）方面重新评估暴露面。此类"非对称"目标一旦被对手纳入预案，其防御成本与民生影响远高于传统军事目标。

五、中国的对策建议

针对上述风险，建议从外交多边、自身能力、技术自主、信任措施、规范塑造与防御性威慑六个层面系统应对。

5.1 外交与多边：强化BWC、推动核查、反对生物军事化

1.在联合国与《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框架下，持续推动建立具约束力的核查机制与信任措施，反对任何以"防御"为名模糊进攻能力的军事化倾向。

2.联合立场相近国家，就"生物防御研究的两用边界"提出可操作的透明度与申报标准，压缩模糊空间。

5.2 自身能力：生物安全法落地、监测预警、关键域防护

3.全面落实《生物安全法》，健全高等级实验室生物安全(BSL)监管与两用研究治理（如对人类增益功能研究的审慎评估机制）。

4.建设覆盖"人—动物—植物—环境"的One Health一体化监测与早期预警体系，重点强化边境口岸、交通枢纽与农业产区的生物事件侦测能力。

5.将反农业制剂与认知域防护纳入国家安全评估，提升粮食、种质与关键医疗物资的战略储备与供应链韧性。

5.3 技术自主：降低生物科技供应链依赖

6.加速测序、合成、诊断与生物信息工具的国产化替代，避免关键节点被单一外部供应掐断。

7.在确保伦理与安全的前提下，布局合成生物、AI辅助药物发现等前沿平台，以"防御性领先"对冲技术遏制。

5.4 建立信任措施(CBMs)与双边/多边对话

8.主动倡议并参与双边/多边生物安全对话与联合演习，就实验室安全、疫情通报与制剂库互访建立透明渠道，降低误判。

9.在亚太与"一带一路"伙伴中推广共同生物安全标准，以规则输出增强自身议程设置能力。

5.5 规范塑造：参与全球卫生安全治理、提出中国方案

10.依托WHO与全球卫生安全议程，主导或参与病原体序列共享、疫情预警与疫苗公平等规则制定，塑造"防御优先、民生为本"的国际共识。

11.以学术与政策研究输出中国视角的两用性评估框架，提升在生物安全话语体系中的影响力。

5.6 防御性威慑：以韧性为核心的"拒止型"生物防御

12.战略上以"社会与体系韧性"而非"对等进攻能力"作为生物域威慑的基石——通过快速检测、广谱对策、弹性供应链使任何生物攻击难以达成战略效果（拒止型威慑）。

13.保持防御性姿态的透明度，避免以进攻性话语自我强化安全困境。

六、结论

美军以 ABDS 为标志的生物防御"作战化"与现代化转向，是生物技术两用性在战略层面的集中体现。其广谱对策、威胁无关探测、合成生物与AI赋能、生物威慑归因，以及全球监测网络，客观上扩大了两用风险敞口，并对全球——尤其对中国——产生安全困境、规范侵蚀、技术遏制与战略误判等多重外溢危害。

中国的应对不宜陷入"以攻对攻"的军备逻辑，而应坚持以《生物安全法》与韧性建设为根基、以BWC核查与信任措施为多边抓手、以技术自主与规范塑造为长期支撑的综合战略。唯有将两用风险纳入可核查、可透明的国际治理框架，才能在维护自身安全的同时，避免全球生物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

附录：关键术语与研判要点

　　免责声明：本报告基于公开资料撰写，用于学术与政策研究。文中对特定国家意图与能力的判断属分析性推断，不构成对事实的认定；引用ABDS具体条款请以原始签署版PDF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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