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高盛宏观团队在北京完成了一轮密集的机构路演。在与国内机构投资人的交流中，各方共识度最高的一项判断就是：未来中国早晚得加税。回到香港后，高盛亚洲经济研究团队（王立升、杨玉婷）专门针对这一市场共识撰写了专题报告《中国税收征管收紧：长期趋势，但不足以解决政府资金缺口》。

报告开篇就给出了一个分量极重的测算：财政紧缩很可能是2026年中国GDP增长面临的单一最大拖累项，它对经济的拖累程度甚至超过了房地产下行本身。

为什么在本该用财政托底经济的年份，反而出现了明显的财政紧缩？原因出在支出和收入两端的同步收紧。一头是地方政府投资动力不足：今年恰逢高压反腐与地方政府集中换届，不少地方官员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缺乏上马大项目的积极性，固投随之回落——此前巴克莱（Barclays）分析中国历次五年换届固投趋势的报告也印证了这一规律。另一头则是全面升级的税收和社保征管，正在把更多资金从民间抽回国库。

这种抽水效应直接反映在一组反常的宏观数据上。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实际GDP同比增速从去年的5.0%放缓到了4.6%，物价也处于极低水平。按常理，经济放缓叠加低物价，企业和居民收入增速放缓，税收增速也应该跟着往下掉。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今年前三季度，全国税收收入同比增长6.1%，而去年全年只有0.8%。

   

从图1和图2可以看到两个明显的反差：一是尽管今年前三季度地方卖地收入继续大跌27.9%，但强劲反弹的税收硬生生顶住了缺口，把广义政府总收入增速从去年的下跌2.8%拉回到了正增长1.4%；二是在2022至2025年连续四年实际税收增速低于预算目标之后，今年财政部年初预算只计划增长2.9%，前三季度实际增速却直接干到了6.1%，高出预算目标一倍以上。

多出来的税是从哪儿来的？高盛通过回归模型测算发现，今年税收增加额里，有大约3000亿元人民币根本无法用实际GDP增长和物价变化来解释，这笔超额税收相当于今年中国广义财政赤字率收窄幅度（1.4个百分点）的七分之一（0.2个百分点）。

   

既然和当期的新增经济活动关系不大，这3000亿元显然很大程度上来自对过往欠税的倒查与追缴。最直观的体现是，今年上半年全国仅通过税务稽查和检查追缴回来的税款就达1810亿元，同比增长21%；同时，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持续放缓的背景下，今年前三季度个人所得税收入反而逆势大涨14.1%，近期严格的税务稽查甚至迫使部分上市公司创始人（如媒体报道的海底捞创始人）减持抛售自家股票来补缴税款。

   

   

税务部门之所以能把征管拧得这么紧，靠的是前期已经铺设成型的技术与制度网络。“金税四期”打通了银行、海关、工商和电子发票数据，能够自动比对合同、发票与资金流水；国际共同申报准则（CRS）数据接入税务总局监测系统后，海外股息、存款和离岸信托收益也被自动匹配给境内税收居民。配合2025年4月启动的“税费征管强基工程”清理地方返税洼地，以及今年3月生效的欠税按月高频公示与信用惩戒新规，查税已经从以前的事后抽查变成了申报前的实时拦截。

除了查税多收的3000亿元，再加上今年严查社保征缴多收的约2000亿元，高盛估算，与地方财政相对健康的2021年相比，今年政府通过收紧税收和社保征管一共多筹集了约5000亿元资金；如果征管覆盖面继续扩大，到2030年，每年大概能比2021年多创收1万亿元。

但高盛的核心结论很明确：这点增量资金，远不足以填补政府的资金缺口。

先不说2025年全国财政“四本账”（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营、社保基金）的账面总收入加起来有41万亿元，1万亿元放在里面还不到2.5%。更重要的是，自2021年以来，政府在卖地、付息和养老三个维度上新裂开的窟窿，比严查税费收上来的钱大得多。

第一个窟窿是卖地净收入腰斩。政府卖地收来的毛收入，要先扣掉约70%的征地拆迁和土地整理成本，真正留给政府支配的净收益只有30%左右。目前全国卖地毛收入已较2021年年中巅峰跌去约70%，高盛地产团队预计2025至2035年全国住宅用地出让面积还要再跌90%以上。按30%净收益算，政府卖地净收入从2021年的2.5万亿元跌到今年的1.2万亿元，光这一项今年就少收了1.3万亿元；到2030年还将萎缩到只剩3000亿元，比2021年少收2.3万亿元。

第二个窟窿是广义政府债务的利息支出。高盛把中央和地方的显性国债、地方债，加上城投平台（LGFV）隐性债务、政策性银行债和铁道债全部纳入“中国广义政府债务”（AGD）指标：截至2025年底，总规模已达199万亿元（占GDP的142%），比2019年的111万亿元暴涨了80%，几年间接近翻倍。

   

虽然这几年地方化债把一部分隐债置换成了低息显债，但到2026年，广义隐性债务规模仍有102.9万亿元（占总债务的51.8%），且因隐债利率偏高，其利息支出占总付息额的比重超过六成。由于债务总盘子扩张太快，新增债务带来的偿债压力远超置换降息省下的成本：2026年广义政府债务需要支付的利息高达6.2万亿元（占GDP的4.2%），比2021年的5.5万亿元多掏7000亿元；到2030年，每年要多支出1.1万亿元利息。

第三个窟窿是财政对社保基金（主要是基本养老保险）的补贴。

   

随着老龄化进入加速期，财政每年拿来补贴社保基金的钱，从2005年的600亿元涨到2021年的2.3万亿元，今年更是突破了3.1万亿元，比2021年多出8000亿元。根据联合国预测，到2045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从去年的2.11亿人（占15%）激增至超过3.7亿人（占28%），而15至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从9.87亿人降至8.07亿人。领钱的老人越来越多、交钱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到2030年，财政对社保的年度补贴将达到4万亿元，比2021年多出1.7万亿元。

   

高盛在图9中把两边的账放在一起一抵扣，结论一目了然：今年卖地少收、利息多付、养老多补三项加起来，比2021年多出了2.8万亿元的资金缺口，拿严查税费和社保多收的5000亿元去补，依然留下2.3万亿元的净缺口；到了2030年，三个窟窿合计扩大到5.1万亿元（其中离岸信托征税主要是一次性的存量倒查，往后并无新增贡献），即便届时严查税费和社保能多收1万亿元，也只够填上20%，剩下80%——即4.1万亿元的净缺口依然悬在半空。

算完这笔总账，也就明白为什么国内机构投资人对未来几年的共识是“加税”了。

面对4.1万亿元的远期缺口，高盛判断，结合“十五五”规划（2026—2030年）明确提出的“提高直接税比重”、“逐步扩大综合征收范围”、“完善经营所得、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税收政策”，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中国税收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将是一个长期的结构性趋势。

   

如图12所示，经历2018年以来的减税降费后，中国税收占GDP比重已从2012年的18.4%降至2025年的12.6%，今年前三季度才在严征管带动下回升至13.1%。虽然高盛预计官方不会采取全面、大幅上调法定税率这种过于生猛的做法，但广义加税的路线图已经十分清晰：除了金税四期与强制社保常态化之外，继续下调乃至取消光伏、电池等过剩行业的出口退税，把消费税扩大到更多高端商品并推进征收环节后移，扩大个税综合征收范围，以及在“十五五”末期（2030年前后）或“十六五”期间（2031—2035年）推出全国性房产税，都是大概率事件。

这会直接改变普通人对纳税的切身感受。高盛提到，中国目前只有约5%的总人口缴纳个人所得税，而美国这一比例高达45%，是中国的九倍。过去国内老百姓普遍缺乏“纳税人意识”，甚至有人误以为自己平时不纳税、福利都是国家给的，正是因为痛感强烈的直接税只有5%的人在交，绝大部分税负藏在了商品价格和地价里。随着未来直接税比重提高、消费税扩围以及房产税推进，普通人早晚会直接感受到纳税的痛感（不过从政治周期看，像全国性房产税这类痛感最强的直接税，大概率要等到二十一大之后才会逐步落实，在此之前核心任务仍是维稳）。

这里必须讨论一个核心问题：中国的宏观税负到底高不高？现在收紧征管和加税，会带来什么后果？

高盛在报告中用IMF的宽口径（广义政府收入占GDP比重约26%）对比，认为中国宏观税负低于许多发达国家；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近期的一份研报也测算认为，扣除公共社保支出后，中国实收口径的宏观税负为GDP的13.9%，略高于OECD（经合组织）国家12.9%的均值，在38个OECD国家中排第16位，属于合理水平。

但CF40的对比回避了一个关键前提——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根据经济学中的瓦格纳法则，随着一个经济体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公众对公共服务、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障的需求会不成比例地增加，从而推高宏观税负。中国目前的宏观税负虽然排在OECD发达国家俱乐部的中游，但中国人均GDP还远未达到OECD的中游水平；如果只拿OECD当中与中国人均GDP相近的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土耳其、哥斯达黎加、智利——来对比，这些国家的宏观税负全都低于中国，其中墨西哥更是远低于中国。也就是说，在我们现阶段的发展水平上，中国的宏观税负本来就是偏高的；而高盛的结论意味着，未来十年这一负担还会继续抬升。

更棘手的是，在本该减税降费、用宽松政策托底经济的节点选择严查税费，正在把宏观经济推入一个“财政紧缩的负反馈循环”——这也是CF40另一篇近期研报所警示的逻辑。

回过头看，决策层之所以没有通过大幅降息来帮政府和企业减负，是因为选择了优先保持商业银行的净息差（NIM），以稳住银行体系、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但利率偏高导致政府缺乏低成本发债扩支的空间，反而被每年6.2万亿元的偿债利息拖住，不得不转身去从严查税；同时为了减轻财政补贴社保的负担，又要求企业强制规范交社保。当严查税费落到微利挣扎的企业头上，企业只能精简人员甚至关门歇业；企业关门又反过来拖累税收，加上政府收上来的钱花得慢（截至9月财政存款同比高增14%，高盛测算的“财政支出转化率”在二、三季度显著下滑），最终形成“越紧缩、经济越弱、越需要进一步紧缩”的向下螺旋。

以“强制社保”为例，高盛引用的《2025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显示，受访的6689家企业中仅有34.1%完全按实际工资足额缴纳社保，全国企业实际的社保缴费基数只相当于员工实际工资的70%左右。有人觉得，企业依法交社保天经地义，靠省社保活命的“黑心老板”倒闭了活该。这话在微观层面和经济繁荣期没错，但放到当前经济下行、内部通缩的宏观层面看，如果搞“一刀切”短期大量出清这些违规企业，老板是倒闭了，可失业后的员工去哪儿找工作？ 员工失业后，每天吃饭等必选消费压不了，只能砍掉餐饮、旅游、家电等可选消费，结果又会带动其他行业跟着裁员失业。在通缩内卷期，真正合理的政策选择，应该是政府作为“外力”阶段性替中小微企业分担社保成本，先打破负反馈循环，等经济再通胀、企业有利润了再要求全面合规——这也是高盛在调研中发现监管层倾向于“分步推进工资基数并轨”、避免短期压垮企业的原因。

况且，我们可以顺着高盛的数据算一笔明白账：高盛测算把社保有效缴费基数从70%提高5个百分点（到75%），一年能多收约2400亿元。就算把全国目前存续的6000多万家企业的缴费基数一次性提高30个百分点、100%按实际工资足额交齐，并且假设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因此裁员或倒闭，一年多收的社保费也只有1.44万亿元（2400亿×6）——连填补今年财政对社保基金3.1万亿元补贴的一半都不够。可见，把社保亏空归咎于“黑心小老板”只是转嫁矛盾的叙事，真正的核心问题在于养老金分配制度的失衡，无论是过去的“视同缴费”历史欠账，还是现在的体制内外待遇差距。

说到底，无论是消费税后移还是房产税，都折射出一种“倒逼式改革”的困局：疫情前消费升级时不推消费税改革，房价暴涨时不推房产税（非要靠行政限购压需求）；等到如今消费弱、房价跌、地卖不动了，才被财政缺口倒逼着拿出来琢磨，陷入投鼠忌器的两难。高盛在报告末尾判断，随着税收占比结构性抬升、而卖地收入与城投融资等预算外渠道持续受压，中国广义财政赤字率连续十年高于GDP 10%的局面将就此终结。

高盛报告里“终结广义财政赤字率高于10%”这句话，如果翻译成中国无数三四线城市的日常处境，意思只有一句话：地方政府过去十几年赖以运转的“高价卖地 + 城投借债搞基建”模式，已经彻底熄火了。

在一二线大城市，即便土地收入下滑，当地依然聚集着全国的金融总部、科技巨头、高收入人群和旺盛的商业消费，无论是加强资本与经营所得征管，还是未来改革消费税，大城市依然有充裕的税源可以挖掘。但对于一座普通的三四线城市来说，情况要严峻得多：这里既没有多少年薪百万的高收入纳税人，也没有高毛利的跨国总部，过去整座城市的财政运转、工程订单和民间就业，很大程度上都绑在房地产开发、建筑施工和传统工业之上。

当全国性的土地退潮、债务付息挤占和税费征管收紧同时落进一座三四线城市，当地政府的账本会变成什么样？那些生活在小城里的企业主、包工头、个体商户和普通打工人，他们手里的订单、工资和生意机会又在经历怎样的洗牌？

为了看清这笔宏观大账在基层的真实投影，我们接下来走进豫北的一座五百万人口城市——河南省安阳市，翻开它2021年至2025年连续五年的官方账本。

要看清高盛报告所描述的宏观财政转向如何作用于基层，我们需要先理清一座三四线城市的资金循环逻辑。

一座普通小城的财政收入与民间购买力，主要依托三条渠道：一是外部收入流入，即本地工业品和农产品销往外地或海外、外地游客来本地旅游消费，以及本地人外出务工或承包工程将收入寄回家乡；二是上级财政转移支付与债券资金，由中央和省财政下达补助款与专项债，用于兜底本地的教师、医生、公务员工资、养老金发放及重点基建；三是本地土地出让与房地产开发循环，政府通过出让土地获取政府性基金收入，房企拿地开工，进而拉动本地建筑施工、钢铁水泥、装修建材、家具家电与银行信贷。

当第三条渠道大幅萎缩时，另外两条渠道能否接住城市的运转？我们以豫北的区域中心城市——河南省安阳市（2025年末常住人口535万人，辖文峰、北关、殷都、龙安4区，林州1个县级市，及安阳、汤阴、滑县、内黄4县）为样本，调取其2021年至2025年连续五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信用评级机构披露的财政决算数据，还原一座三四线城市的账本变化。

   

透过这张五年的连续账单，可以看到高盛报告所分析的财政收支挤压在安阳呈现出的三个具体特征：

第一，土地出让与房地产开发深度收缩，直接压缩了本地建筑与建材产业链的订单。

根据东方金诚评级报告披露的决算数据，受土地市场低迷影响，安阳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从2023年的65.10亿元降至2024年的37.80亿元，一年间缩水41.9%；联合资信2026年11月发布的河南区域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安阳市政府性基金收入依然不足60亿元。与土地减收同步的，是房地产工程量的急剧萎缩：在2024年全市房屋新开工面积下降26.1%的基础上，2025年新开工面积再降34.3%，房屋竣工面积下降53.2%，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滑11.2%。

安阳本身是以钢铁（安钢）、水泥、玻璃和建材加工为支柱的老工业基地。过去新楼盘集中开工时，从上游的螺纹钢、水泥砂石、门窗管材，到中游的建筑施工队、水电泥瓦工，再到下游的装修公司与家居卖场，都能围绕本地房地产开发获得持续的现金流；当新开工面积连续两年大幅萎缩，依附于本地房产建设的民营施工与建材商贸企业首先面临订单收缩。

第二，税收增长陷入停滞，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依靠非税收入维持小幅正增长。

房地产与传统建筑链条放缓后，当地的税收很快见顶。2023年安阳全市税收收入达到152.6亿元后，2024年回落至146.2亿元；到了2025年，尽管全市实际GDP增长了5.5%，税收收入也仅微增0.2%至146.5亿元，比两年前还少6.1亿元。然而，同期安阳的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却从2023年的235.7亿元增加到了2025年的244.2亿元。

在税收几乎零增长的情况下，这8.5亿元的预算收入增量全部来自国有资产有偿使用、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等非税收入——安阳的非税收入从2023年的83.1亿元增至2025年的97.7亿元，使税收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从2021年的69.0%一路降至2025年的60.0%。当常规税源增长乏力、而地方财政又必须维持收支紧平衡时，盘活存量国有资产与收紧税费征管便成了基层财政的现实选择。

第三，支出端严控总量，依靠转移支付兜底民生，城市建设从“新区扩张”转向“存量修补”。

面对土地减收以及从621.70亿元（2022年）升至818.34亿元（2024年）的地方政府法定债务余额，安阳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被严格锁定：2021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448.1亿元，2025年为458.9亿元，四年间累计名义增幅仅为2.4%。由于安阳本级预算收入（244.2亿元）只能覆盖约53.2%的支出，剩余超过210亿元的收支差额全部依赖中央和河南省下达的上级补助收入及政府债券填补。

在这458.9亿元支出中，教育、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等九项民生支出常年占到70%以上（约320亿元）。保完教师、医生、公务员工资和养老医保补贴后，市县政府已没有机动财力像过去那样成片开发新区或兴建大型场馆。政府投资项目的结构随之发生转移：大额工程主要集中在有中央和省级资金支持的过境交通干线与水利防洪工程（如沿太行高速安阳段、安新高速、G107改线及水库防洪工程），而市本级城建项目则转向单笔金额较小、周期较短的老旧小区改造、背街小巷整治与地下管网更新。

   

同样处于全国土地退潮与征管收紧的大背景下，不同三四线城市、甚至同一座城市下辖的不同区县，承压能力却存在明显分化。将安阳与同省的省域副中心城市洛阳作横向对比，再深入安阳内部对比县级市林州与传统老城区，可以看清决定地方经济韧性的核心变量。

在河南省内，安阳与洛阳同属历史文化名城与老工业基地，两市2025年的财政自给率也均处于50%—60%的省内第二梯队（仅次于郑州和济源）。但在土地市场降温后，两座城市的财力厚度拉开了差距：2025年，当河南省内绝大多数地市的政府性基金收入跌破60亿元时，洛阳市政府性基金收入仍达225.70亿元，高居全省第二，仅次于省会郑州（277.54亿元）。

这种抗冲击能力的差异，主要源于两方面结构性因素：

• 产业能级与税源质量：2025年洛阳市GDP达6164.5亿元（同比增长6.0%），体量是安阳（2765.8亿元）的2.2倍；洛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保持在400亿元以上，税收占比稳定在65%左右，高于安阳的60.0%。洛阳依托中央和省属大型制造业（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高端石化、新能源电池）及科研院所集群，形成了更稳定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较高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税基。

• 人口吸附力与外部文旅现金流：作为常住人口超700万的省域副中心，洛阳对豫西周边县市仍具人口吸引力，叠加全国性的文旅热度带来的餐饮、住宿、交通收入，为其服务业税基与土地市场提供了外部购买力支撑。相比之下，安阳2025年末常住人口为535.0万人，较2021年末（542.3万人）净减少7.3万人，仅2025年一年即减少4.4万人，本地刚需购房与日常消费需求随人口外流而自然减弱。

如果把视角拉近到安阳市内部，下辖区县之间的分化甚至比城市之间的对比更为鲜明。

以安阳代管的县级市林州市为例。根据《林州市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林州市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7.8亿元，同比增长5.0%，增速超过安阳全市水平（1.5%）三倍以上；其中税收收入36.4亿元，占预算收入的比重达63.0%，同样高于全市的60.0%。在居民收入端，2025年林州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6818元（城镇居民42623元），其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9521元，比安阳全市农村平均水平（23214元）高出6300多元。

为什么一个县级市能够贡献安阳全市近四分之一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且农村居民收入显著高出全市均值？关键在于林州的经济结构建立在赚取外部收入的基础之上：

1. 外向型建筑业总部与劳务收入回流：林州拥有庞大的建筑施工队伍常年在全国各地承揽工程。2025年即便受全国房地产下行影响，林州市建筑业总产值仍完成707.1亿元，同比增长2.9%。外地工程结算款与建筑工人的劳务收入持续汇回林州，不仅贡献了本地建筑业税收，也直接转化为城乡居民的银行存款与消费能力。

2. 工业品外销与景区客流输入：林州培育了以光远新材（电子级玻璃纤维）、凤宝管业（特种无缝钢管）、致远电子等为代表的规上工业企业，产品直接嵌入全国电子通讯与能源管网产业链；同时红旗渠与太行大峡谷景区常年吸引外地客流，带动2025年林州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2.4%。

反观安阳中心城区的部分传统老区（如以商贸批发、传统服务业和老旧社区为主的北关区，或依赖传统冶金焦化重工业的殷都区），其经济循环高度依赖本地存量居民消费或高耗能传统工业。即便在财政与收入表现较好的林州市，2025年统计公报中也出现了一组值得注意的分化数据：在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带动下，林州规模较大的商场、车行和家电卖场（限额以上零售额）同比增长了12.4%，但代表街头中小微餐馆、个体商店、夫妻杂货铺的限额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7.2亿元）却同比下降了1.0%。这表明，在常住人口减少与线上电商分流的背景下，单纯依靠本地居民日常光顾的街头小微商户，正同时面对营业额收缩与税费合规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

翻开安阳市2025年的统计公报，有一组亮眼的增长数据：全市GDP实际增长5.5%，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3%，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20.3%，外贸进出口总额更是大幅增长33.7%（达143.6亿元）。但与这组宏观数据并存的，是不少本地小微企业主和就业者对订单趋紧、收入增长放缓的切身感受。

把统计指标拆开来看，从公报上的产出增长到居民和企业的现金收入，中间隔着三层现实的落差。

第一层落差，来自资本密集型工业扩张与劳动密集型行业收缩的错位。这两年拉动安阳工业数据高增的主力，是装备制造业（增长21.2%）、电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以及大型钢厂的智能化改造。一座投资数十亿元的电子玻纤或自动化制造工厂，车间内主要依靠自动化产线与机械臂运转，只需几百名具备专业技能的操作工和工程师，就能创造十几个亿的产值。而另一边，正在大幅萎缩的房地产开发、建筑施工（新开工面积连跌两年）和传统小加工厂，恰恰是过去吸纳成千上万名建筑工、装修工、搬运工和建材销售人员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设备投资推高了工业增加值与GDP，但工地和传统车间减少的普通就业岗位，很难被高技术工厂等量吸纳。

第二层落差，来自物价低迷对企业名义利润的侵蚀。统计公报中的GDP增速（5.5%）和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7.3%），均是剔除价格变动后按“实物产量”计算的实际增速。但在日常经营中，企业付房租、发工资、交社保、还贷款，使用的是按当期现价结算的现金。2025年安阳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下降0.3%，其中食品价格下降2.6%（畜肉下降7.4%、鸡蛋下降9.8%），消费品价格整体下降0.6%。实物产量虽然增加，终端售价却在下跌，“增量不增收”压缩了企业的现金流与毛利率；此时再遇上税务数字化核验与社保缴费基数逐步做实，利润微薄的企业自然缺乏涨薪与扩招的余地。

第三层落差，来自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固化。如前文表1所示，安阳全年458.9亿元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四年仅微增2.4%，且七成以上固定用于教育、医疗、养老、社保和公职人员工资等基本民生与运转开支。这意味着体制内人员和退休群体的收入保持稳定，但政府可用于市政工程、园林绿化、场馆建设及商务采购的机动财力大幅缩减。过去围绕政府部门和城投平台承接分包工程、物资供应与餐饮接待的民营主体，所能分到的本地公共订单明显减少。

未来几年的政策与市场走向

   

理解了眼下的温差，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局面是暂时的周期波动，还是长期的轨道切换？结合高盛报告的远期测算与安阳、洛阳、林州三地的账本，未来三到五年有三个趋势值得纳入考量。

首先，税收与社保的从严征管将是长期趋势，但不同税制工具的推进会有先后次序。部分经营者或许期待经济企稳后，税务核验与社保征缴能回到几年前的宽松状态。但在2030年高达4.1万亿元的远期资金缺口面前，加上金税四期与CRS跨境数据交换已嵌入日常系统，征管收紧是不可逆的制度建设（高盛预计到2027年企业实际社保缴费基数将先提高5个百分点）。不过，考虑到社会承受力与市场信心，全面上调法定税率或推出全国性房产税这类直接触动大众的举措，短期内落地的可能性较低，更大概率会放在二十一大之后（如“十五五”末期或“十六五”期间）再视楼市与经济情况审慎推进。在未来几年的窗口期里，财政增收将主要依靠削减出口退税、扩大高端商品消费税、清查富人境外资产与股东交易补税，以及分步做实企业的社保缴费基数。

其次，在三四线城市内部，公共资金将不再流向“卖地造城”，而是向“中央直达项目”和“老龄化刚需”集中。高盛判断“中国广义财政赤字率连续十年高于10%的局面即将终结”，意味着地方政府很难再靠卖地和城投举债发动新一轮城建扩张。在安阳这样常住人口四年减少7.3万人、卖地收入跌去四成以上的城市，增量公共资金正收窄至两条主线：一条是由中央特别国债和中央预算直接出资的跨区域交通、防洪水利与城市地下管网工程；另一条则是随老龄化加速而刚性增长的养老金与医保支出（到2030年全国财政对社保补贴预计将达4万亿元）。

此外，小城商业的分化仍会持续。在林州2025年的消费数据中，受国家以旧换新补贴拉动的大商超、车行和家电卖场销售额增长了12.4%，而代表街头小餐馆、个体商店的限额以下零售额却下降了1.0%。随着社保缴费基数逐步向实际工资靠拢，那些净利率原本只有3%—5%、依赖少交社保和漏税维持低价运转的作坊与街铺，调整经营模式的时间窗口正在变窄。

在这样的环境下，无论是做生意、接工程，还是找工作、打理家庭资产，过去习惯的做法都需要重新审视。

小微经营：重算合规成本与调整客群方向

在三四线城市做买卖的小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眼下最容易陷入进退两难：店里或厂里每天还有老客光顾，直接关停觉得舍不得前期投入的装修、设备和客源；可如果严格按照税法和实际工资去交税、交社保，账面上那点微薄的利润立刻就会变成亏损。出于惯性，不少人还在沿用个人银行卡收款、少报收入，或是让员工签一纸“自愿放弃社保声明”来维持运转。

这种做法的风险正在急剧放大。随着金税四期将银行流水与发票数据自动比对，加上2025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明确认定“自愿放弃社保协议无效”，一旦员工因未足额缴纳社保而提出离职索赔，企业不仅要补缴历史欠费，还需支付法定经济补偿金。继续依赖不合规手段省成本，相当于在账面上不断累积隐性负债，一次劳动仲裁或税务稽查就可能吞噬掉过去几年的积蓄。

更稳妥的做法，是先把“合规交税 + 按实际工资75%以上基数交社保”作为固定成本，重新算一遍生意的盈亏平衡点。如果算完账发现依然有钱赚，说明生意本身有毛利空间，值得逐步规范账目继续做下去；如果算完发现只要合规就必然亏损，且下游根本无法提价，那么趁早收缩规模或止损退出，反而能保住前些年攒下的本金，避免在漫长的消耗中把家底贴进去。

对于打算留下来调整方向、或者准备新投项目的经营者来说，客群和收入来源比行业名称更重要。在一个常住人口缓慢减少的小城里，再去开面向本地街坊的服装店、奶茶店或传统家装建材店，面对的是不断缩小的存量市场。从安阳和林州的账本来看，目前在小城里还能保持扩张的生意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一是把产品或服务卖到城市外部，比如做嵌入全国供应链的工业配套、出口加工（安阳去年外贸逆势大涨33.7%），或是依托殷墟、红旗渠等文化IP做吸引外地客流的文旅研学与线上电商；二是服务本地的老年群体。安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14.4万人（占常住人口21.4%），体制内退休老人的养老金和国家医保报销是当地最稳定、最不受通缩影响的现金流。围绕老年人提供社区医疗护理、慢性病康复、适老化改造或高性价比的日常服务，其收入确定性远高于年轻人的可选消费。

工程与政府相关业务：重新评估项目资金来源

对于常年从事建筑施工、建材供应以及政府采购服务的群体来说，最难割舍的是过去积累的本地人脉与合作关系。前些年，跟着市县局委或本地城投平台做道路绿化、立面改造、场馆建设，是拿大单最顺畅的路径。如今地方上虽然还有项目招标，但往往要求施工方先垫资进场。不接，手里的机械和队伍闲置着要产生成本；接了，大笔资金垫进去，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结算回款。

看懂了前文安阳的财政收支结构，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地方垫资项目”的风险已经今非昔比。在全市税收收入连续两年停留在146亿元左右、本级预算收入只够覆盖一半日常支出的情况下，安阳每年有210多亿元的开支要靠上级补助兜底，同时还要应对不断上升的债务付息压力。保完基本民生和工资后，市县财政与城投平台手里很难挤出闲置资金去优先结清非核心工程的欠款。

因此，现在评估一个政府相关项目能不能接，关键不再是跟本地业主单位熟不熟，而是看项目的资金源头在哪里。如果项目资金来自中央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央预算内投资或省级专项资金——比如跨区域高速公路、水库防洪提升、城乡电网改造、老旧小区地下管网更新——这类工程有上级专款背书，回款依然有制度保障。另一条路则是像林州的建筑企业那样，带着资质和施工队伍走出去，到一二线大城市或海外市场承接现金流更充裕的工程。而对于那些完全依赖市县本级财力或城投平台自筹资金、且需要大额垫资的市政亮化与景观工程，宁可让队伍暂时休整，也比把流动资金变成长期应收账款要安全得多。

个人职业选择：企业控本下的岗位分化

对小城里的普通上班族而言，宏观层面的征管收紧很少表现为直接的政策通知，更多体现为公司奖金缩水、招聘冻结，或者原本两个人的活合并给一个人干。许多身处行政、文员、普通财务或传统门店销售岗位的人，常常纠结于要不要继续守着一份薪水不高但还算熟悉的工作。

站在企业主的角度看，当社保缴费基数逐步做实、全职用工的固定底线成本抬升时，企业为了维持生存，势必会优先压缩那些产出难以量化、替代门槛较低的岗位，转而用软件、劳务外包或兼职人员替代。在小城市里，缺乏专业壁垒的通用型白领岗位和简单重复的流水线普工，未来几年面临的减员压力会最为明显。

反过来看，企业即便承担全额社保也愿意留用甚至加薪的岗位，正在向两端集中。一端是直接创造产值、机器无法替代的技术蓝领与医护人员——安阳那些投资几十亿元的新材料、装备制造工厂，常年缺的是能调试数控设备、维护自动化产线、掌握特种焊接的技术工人，而养老康复机构缺的是有资质的医护与照护人员。另一端则是帮企业应对新规与开拓外部市场的专业人员，比如熟悉金税四期规则的合规财税人员、懂劳动法风控的人事法务，以及能通过跨境电商和线上内容把本地产品卖出去的运营人才。对于普通就业者来说，尽早从“可替代的通用杂务”转向“有技术门槛或能帮企业合规获客”的岗位，是抵御企业降本冲击最实在的缓冲垫。

家庭房产配置：人口流动与远期持有成本

房产依然是绝大多数三四线城市家庭占比最大的资产。许多家庭在棚改货币化高峰期买了第二套、第三套房，或者手里留着父母的老房子；眼下看着挂牌价较前几年高点回落，往往觉得“反正没贷款、物业费也不贵，卖了心疼，不如先放着”。

但决定小城多余房产去留的，不是过去的买入价，而是未来的供需关系与持有成本。在需求端，安阳常住人口在2021至2025年间净减少了7.3万人，房屋新开工面积连续两年大幅萎缩——这意味着除了极少数地段好、物业佳的高品质改善型住宅还能吸引本地家庭置换外，绝大部分老旧步梯房、远郊新区盘和普通高层住宅，未来既缺乏接盘的年轻人口，也难以租出理想的回报率。在成本端，高盛预计全国性房产税大概率会在“十五五”末期（2030年前后）或“十六五”期间作为拓宽直接税基的举措逐步推出。

在一座人口缓慢外流的城市里，长期持有不止一套非核心房产，相当于一边承受资产阴跌与房屋折旧，一边等待未来可能落地的持有税成本。自住房产承载着生活功能，无需过度焦虑；但对于手里多余的边缘房产、老破小或远郊投资盘，未来三四年——在房产税尚未真正落地、本地改善置换需求还能提供一定市场流动性的时候——趁早梳理置换，将其转化为现金存款、低风险金融资产或归拢到核心资产上，远比被动留到征税时代更为从容。

高盛这篇报告算清了国家账本上那4.1万亿元的远期缺口，而安阳五年的账单则展示了这场转折在基层的具体落点。当地方政府告别持续十余年的土地与城投扩张，整座城市的资金流向与游戏规则已经随之改变。看清哪些领域的潮水正在退去、哪些领域的刚需还在生长，尽早调整自己的生意、职业与资产结构，才是读懂这笔国家大账真正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