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报速递
〇 本期责任编辑：谢伊铭（上海交通大学）
极权主义出现在民主社会？“这不可能在这发生。”长期以来，这一判断构成了成熟民主社会对于自身制度韧性的信心。美国作家Sinclair Lewis的长篇小说It Can’t Happen Here以政治寓言的形式反驳了开篇的问题。聚焦现实，近年来从欧美多国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到部分政治力量对司法独立、媒体自由和权力制衡的挑战，无不显示着反民主的力量确实已然在选举竞争和公众授权的框架内逐步强大。这引出了近年来比较政治研究中的重要困惑：为何在民主制度仍具广泛合法性的社会中，主张削弱权力制衡、挑战自由主义规范的政治力量依然能够获得选民支持？围绕这一问题，民主倒退研究在既有“政治精英如何侵蚀民主制度”的研究之外，愈发关注并解释“普通选民为何接受甚至支持这种制度侵蚀”。相关跨国调查显示，公众对民主作为一种政体形式的支持并未出现普遍衰退，但部分群体对于非自由主义治理方式表现出更高容忍度。因此，理解当代民主困境的关键，或许不只是考察公众是否支持民主，更需要分析他们所理解和期待的“民主”究竟意味着什么（Wuttke et al., 2022）。
围绕这一问题，海外学界形成了几条相互竞争又彼此关联的解释路径。经济不安全论强调全球化、去工业化和就业风险，文化反弹论则更关注身份威胁、价值冲突与地位焦虑；民主去巩固论认为年轻世代正在疏离民主，批评者则指出，抽象意义上的民主支持仍然稳定，变化可能发生在公众对自由权利、权力制衡和多数统治的具体理解上；传播研究则进一步追问，民粹修辞究竟是在说服新的选民，还是主要激活已有的政治认同。由此，对民粹主义兴起的追问超越了从政党策略、领袖风格或精英供给来理解的片面角度，进一步进入了其得以生长和持续的需求侧基础。
本期选取的四篇文献，构成从结构冲击到观念分化，再到修辞激活与政治选择的分析链条。Scheiring等人通过对36项因果研究的元分析发现，经济不安全与民粹主义之间存在稳定的因果关联；即使在检验并调整发表偏差后，这一关系仍然显著（Scheiring et al., 2024）。但经济压力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民粹选票，Wuttke等人发现，公众可能一方面认同抽象民主，另一方面又接受非自由主义制度选项（Wuttke et al., 2022）；Kollberg等人的英国实验进一步表明，民粹修辞并不能普遍说服选民，其作用更多是激活和巩固既有支持者（Kollberg et al., 2025）；Wunsch等人的波兰联合实验则显示，自由民主承诺越弱，选民越可能容忍削弱司法独立和媒体自由的候选人，而党派偏好并不足以完全解释这一现象（Wunsch et al., 2025）。这组研究的启发在于，应把经济困境、民主支持或民粹传播等较为宏大的概念进一步拆解为可测量、可识别的具体机制，从而更准确地理解民粹主义如何从社会不满转化为政治支持。
文献基本信息：
Wuttke, A., Gavras, K., & Schoen, H. (2022). Have Europeans Grown Tired of Democracy? New Evidence from Eighteen Consolidated Democracies, 1981–2018.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2(1), 416–428.
摘要：没有民主主义者的民主制度不可能持续。然而，近年来有研究认为，西方公民正在背离自我治理制度，从而侵蚀巩固型民主国家赖以维系的社会基础。本文从三个方面推进有关公民民主支持的讨论：第一，分析来自18个欧洲国家的新近跨国调查数据，以检验既有结论在时间和地域上的普适性；第二，区分年龄效应、出生队列效应与时期效应，使经验分析方法与相关理论命题相匹配；第三，透明报告预注册分析产生的全部证据，以避免选择性呈现研究结果。研究发现，巩固型民主国家的公民仍然普遍认同自我治理。不过，在部分而非所有国家中，“名义上的民主派”有所增加，且这一趋势在年轻世代中尤为明显。上述发现表明，关于“民主疲劳”的研究有必要进入第二阶段，将分析范围拓展至民主支持的多维属性。
关键词：非自由民主；民粹主义；年龄—时期—队列（APC）分析；政体偏好；制度信任；政治兴趣；开放科学；公民文化
欧洲公众是否正在逐渐降低对民主制度的支持？作者并未将年轻群体对政治的疏离简单解释为民主衰退，而是进一步区分年龄、时期和出生队列三个可能影响政治态度变化的因素。同时，文章没有将民主支持视为单一指标，而是分别考察公众对民主制度的认同、政治制度信任，以及对强人统治、专家治理和军人统治等替代治理方式的接受程度。
研究使用1981-2018年欧洲价值观调查数据，覆盖18个巩固型民主国家。作者通过年龄—时期—队列分析识别不同时间维度对民主态度变化的影响，并结合预注册分析和多项稳健性检验提高研究的透明度。结果显示，欧洲公众对民主作为一种政体形式的支持总体保持稳定，但部分国家的年轻群体对非自由主义治理方式表现出更高接受度。这说明，对民主的支持并不必然意味着对自由权利、权力制衡等自由民主原则的坚定认同。
该研究的重要价值在于，它提醒研究者不能仅通过“是否支持民主”判断民主稳定性，而需要进一步考察公众所理解的民主具体包含哪些内容。不过，由于文章使用的是重复横截面数据，无法追踪同一群体长期态度变化，也难以解释经济冲击、政治传播等因素如何塑造民主观念。因此，该研究主要回答了民主态度如何变化的问题，而对于这些观念差异如何进一步影响民粹主义支持，仍需要结合个体面板数据和实验研究展开分析。
文献基本信息：
Kollberg, M., Lauderdale, B., & Wratil, C. (2025). Winning votes and changing minds: Do populist arguments affect candidate evaluations and issue preferenc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5, e66, 1–25.
摘要：民粹主义修辞通过以人民为中心、反精英以及“善恶对立”的框架组织政治论证，通常被认为能够使民粹主义政党和候选人在选举竞争中获得优势。然而，由于民粹主义修辞往往与特定政策立场和政治议题相互交织，准确识别其因果效应并非易事。本文在英国开展了一项调查实验，样本量约为9000人。实验中，政策立场预先未知的假想候选人被随机安排，就不同政治议题采用民粹主义或非民粹主义方式进行论证，并分别表达不同的政策立场。研究发现，平均而言，民粹主义论证会降低选民对候选人形象的评价，却不会显著改变选民的议题偏好。但是，当民粹主义论证来自选民原本就倾向支持的候选人时，它能够推动选民调整议题偏好。对于民粹主义态度较强的选民而言，采用民粹主义论证也不会削弱候选人的选举竞争力。上述结果表明，民粹主义修辞有助于说服和动员既有支持者，却不利于候选人向原有支持群体之外拓展选举基础。
关键词：民粹主义；说服；候选人支持；调查实验
民粹主义者的选举优势，究竟来自民粹语言本身的吸引力，还是来自这种语言与候选人身份、政策立场以及既有政治认同的结合？作者区分了两种可能机制：民粹修辞可能改变选民对具体议题的判断，从而影响候选人支持；也可能直接影响候选人评价。文章在Mudde关于民粹主义薄中心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引入政治传播中的框架理论，强调民粹语言通过塑造人民与精英之间的关系框架影响选民理解政治信息。
研究采用预注册调查实验，以英国YouGov政治调查中的8890名受访者为样本。实验随机组合不同政策议题、政策立场以及民粹和非民粹表达方式，使研究者能够区分修辞形式与政策内容的影响。作者同时测量受访者的民粹主义态度，并通过控制处理前评价、加入交互项等方式分析不同群体对民粹信息的反应差异。
研究发现，民粹修辞并不会普遍提升候选人评价，也不会稳定改变选民的议题偏好。相反，它主要作用于已有政治认同之中：原本倾向支持某候选人的选民，更容易接受该候选人的民粹化表达；而对于缺乏既有支持基础的选民，民粹修辞并未表现出明显说服效果。因此，民粹语言更像是一种强化既有政治联系的工具，而不是创造新支持者的普遍性策略。
不过，该实验依靠假想候选人和一次性信息刺激识别修辞效果，与现实选举中的长期传播过程仍存在差距。同时，英国政治环境中的实验结果，也未必完全适用于民粹竞争更强烈的政治体系。因此，该研究较好说明了民粹修辞何时有效，但对于政党组织、媒体环境和领导人因素如何共同影响民粹动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文献基本信息：
Wunsch, N., Jacob, M. S., & Derksen, L. (2025). The demand side of democratic backsliding: How divergent understandings of democracy shape political choic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5, e39, 1–22.
摘要：为何公民未能在选举中惩罚违反民主规范的政治候选人？基于近期有关公民民主态度异质性的讨论，本文考察不同的民主理解如何影响公民识别民主规范逾越行为的能力，并进而作用于投票选择。作者在波兰开展候选人选择联合实验，并采用一种新方法估计个体层面民主理解所产生的行为后果。波兰在经历长期民主倒退的同时，仍维持了具有竞争性的选举。研究结果与理论预期一致：对自由民主规范认同较弱的受访者更容易容忍民主违规；相反，持有较强自由民主观念的选民更可能惩罚非自由主义候选人，包括与自己政党立场一致的候选人。本文由此指出，政治文化，特别是公民围绕自由民主尚未实现充分的态度巩固，是解释选民为何持续支持具有威权倾向领导人的一个缺失变量。
关键词：民主倒退；民主承诺；波兰；政治文化；联合实验
为什么部分选民不会惩罚削弱司法独立和媒体自由的政治候选人？既有研究往往强调党派极化和政治忠诚，但作者指出，这类解释忽视了不同选民对于民主本身可能存在不同理解。现实中，有些人强调自由权利和制度制衡，有些人更重视多数决策或治理效率，而这些差异可能影响他们如何评价民主违规行为。
基于这一思路，文章提出两种竞争性解释：一种认为，自由民主认同越强的选民越会反对削弱民主制度的候选人；另一种认为，选民倾向支持与自身民主观念一致的政治力量。研究在波兰开展预注册联合实验。作者最终分析1979名受访者的数据，通过12轮候选人选择任务，随机操纵候选人的政党、政策立场以及司法任命和公共媒体方面的主张。同时，研究测量受访者自身的民主观念，并利用个体边际成分效应分析不同民主理解如何影响候选人选择。
结果显示，自由民主认同较强的选民更倾向惩罚削弱司法独立和媒体自由的候选人，即使该候选人与其党派偏好一致；而多数主义和威权主义民主观更多表现为对民主违规行为的不敏感。这表明，公众支持民主并不意味着他们都支持同一种民主形式。
需要注意的是，联合实验能够识别候选人属性对选择的影响，但无法解释民主观念本身如何形成。此外，波兰单一案例和假想候选人设计也限制了研究结论的推广范围。因此，该文主要解释了不同民主理解如何影响选民选择，而非完整回答民主观念差异为何产生。
文献基本信息：
Scheiring, G., Serrano-Alarcón, M., Moise, A., McNamara, C., & Stuckler, D. (2024). The populist backlash against globalization: A meta-analysis of the causal evidenc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4(3), 892–916.
摘要：关于经济因素是否构成民粹主义显著且稳健的成因，现有研究长期存在分歧。为厘清这一问题，本文首次对经济不安全与民粹主义之间因果关联的证据进行系统综述和元分析。作者将学术数据库检索与合格研究的引文追溯、近期综述文献检索相结合，最终识别并评述了36项研究，对其主要发现进行简明的叙述性总结与量化综合。尽管这些研究在多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异质性，但所有研究均报告了显著的因果关联。多项研究反复出现的一项效应量表明，经济不安全能够解释近期民粹主义支持增长的大约三分之一。作者通过漏斗图不对称检验和 t 统计量分布的密度不连续检验评估发表偏差。结果显示，现有证据存在显著的发表偏差；但在控制该偏差后，经济不安全与民粹主义之间的因果关联仍然显著。
关键词：全球化反弹；经济不安全；民粹主义；因果推断；元分析
该研究围绕经济因素与民粹主义之间的关系展开。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全球化、产业转型和经济不安全是否推动民粹主义存在争议。一类研究强调经济冲击带来的失落感和不安全感，另一类研究则认为民粹主义主要源于文化冲突和身份政治。作者认为，经济因素之所以受到质疑，部分原因在于已有研究过于关注收入下降或个人失业，而忽视了进口竞争、去工业化、自动化以及财政紧缩等更广泛的经济压力。
文章采用元分析方法，系统检索相关因果研究，并最终纳入36项研究、提取144个效应估计。纳入研究均要求同时关注经济不安全因素与民粹主义相关结果，并采用工具变量、双重差分、回归不连续或调查实验等方法进行因果识别。作者进一步通过效应量整合、逆方差加权回归以及发表偏差检验，对不同研究设计和测量方式下的结果进行综合分析。
研究发现，经济不安全与民粹主义支持之间存在较为稳定的因果关系。全球化冲击、就业风险以及紧缩政策均可能提高民粹主义支持，而社会保障和再分配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冲这一影响。该研究说明，经济压力是民粹主义形成的重要条件，但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政治选择，其影响仍受到社会结构、政治供给和制度环境的调节。
同时，元分析也存在自身限制：纳入研究主要集中于欧美国家，不同研究对经济不安全和民粹主义的测量存在差异，发表偏差也无法完全排除。因此，该文能够证明经济因素的重要作用，但并不能将民粹主义简单解释为经济困境的直接结果。
本组研究的共同特点，是根据民粹主义形成和扩散过程中的不同环节，选择相匹配的实证策略。Wuttke等基于1981—2018年欧洲价值观调查的18国重复横截面数据，通过年龄—时期—队列分析识别民主态度变化的来源，并分别测量民主支持、制度信任以及对非民主治理方式的接受程度，避免将复杂的民主态度简化为单一指标。Kollberg等在英国开展预注册调查实验，将不同议题、政策立场与民粹/非民粹论证随机组合，通过控制处理前评价的回归模型，识别民粹修辞本身对候选人评价和议题偏好的影响。Wunsch等利用波兰联合实验，将候选人的政党、政策立场以及民主相关属性随机配置，并通过个体边际成分效应分析不同民主观念群体在候选人选择中的差异。Scheiring等则采用元分析方法，系统整合36项因果研究的144个效应估计，通过效应量标准化、逆方差加权以及发表偏差检验，评估经济不安全与民粹主义之间关系的稳健性。
从方法设计看，这组研究体现了一个重要思路：面对“民粹主义为何崛起”这一复杂问题，研究者没有局限于用单一指标或单一数据来源解释全部现象，这些研究将抽象概念转化为可测量变量，并根据研究问题选择相应识别策略。其中，预注册、随机化实验和透明的元分析流程，有助于降低研究者自由度并提高因果推断的可信度。不过，本组研究也存在一定限制，即样本主要集中于欧洲民主国家，实验设计与现实政治环境仍存在差距，不同原始研究之间的测量方式也存在异质性。因此，在借鉴这些方法时，国内研究仍需结合具体政治情境，进一步探索适合本土经验的变量操作化和识别方案。
Norris, P., & Inglehart, R. (2016). Trump, Brexit, and the rise of populism: Economic have-nots and cultural backlash. Harvard JFK School of Government Faculty Working Papers Series, 1-52.
【一句话推荐】系统提出文化反弹论，奠定价值变迁解释路径。
Colantone, I. and Stanig, P. (2018), The Trade Origins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Import Competition and Voting Behavior in Western Europ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2: 936-953.
【一句话推荐】以进口竞争冲击识别全球化如何塑造经济民族主义与投票选择。
Gidron, N., Margalit, Y., Sheffer, L., & Yakir, I. (2026). Why masses support democratic backsliding.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70(2), 720-737.
Kates, S., Manning, E., Mendelberg, T., & Wasow, O. (2026). Plutopopulism: Wealth and Trump’s financial bas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20(1), 92-109.
Gonzalez-Rostani, V. (2026). Elections, right-wing populism, and political-economic polarization: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outsider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88(1), 125-144.
Margalit, Y., Raviv, S., & Solodoch, O. (2025).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populism.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87(2), 393-410.
Dancygier, R., Dehdari, S. H., Laitin, D. D., Marbach, M., & Vernby, K. (2025). Emigration and radical right popu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9(1), 252-267.
END
校对：王绎通
审核：罗琮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