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华文明的形成史来看，武威地区是古代中国向西拓展与交流的重要基地，也是建立大一统国家必须经略的核心区域之一；从世界文明交流史来看，武威地区创造与见证了古代丝绸之路上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画卷。

（一）武威在中华文明中占有独特地位

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伴随着多地域、广范围多种文化的演进过程。武威地区是中华文明西部区域的核心地带，其至关重要的地理位置，有效地保障了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稳定环境；又以其独特的地域特色，为中华文明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精神风貌的形成输送了重要血液，作出了突出贡献。

武威地区位于甘肃省中部，是今甘肃省“河西五市”的东部地级市，也是历史上闻名的“河西四郡”的最东部区域。其地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交汇地带；地势呈南高北低，地形可分南部祁连山区、中部平原绿洲区、北部荒漠区三个地带，石羊河作为区域内主要河流自南向北延伸。纵观古今，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地形特征，使得武威地区自古以来便是关陇地带向西、北、南三面交通与拓展的重要门户，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能全面性地联络西域、保障中原、通达青藏、遥控漠北，成为维系统一多民族国家稳定、和平、长久发展的关键节点。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在这里体现得最为明显，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民族风格独特的凉州文化。

武威地区独特的地域特征，造就了奋发向上、坚韧勇毅的凉州精神风貌。如以铜奔马为代表的凉州马俑，是汉晋时期“凉州大马”的形象缩影，体现了凉州先民勇武挺拔、积极向上的伟岸之姿，也见证了中华儿女奔走报国、捐躯赴难的奋斗历程，如今更是龙马精神、中国力量的象征。又如以《凉州词》为代表的唐代边塞诗，具有艰苦奋斗与卫国戍疆的坚强奋进精神，这是基于凉州地区独特的政治军事环境与地理位置促生的。“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凉州，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伟大精神的形成与传承提供了重要养分。

（二）武威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武威成为历代中原王朝经略西域、保障丝绸之路畅通的战略要地和多元文明交汇的枢纽，武威在中西交通史的发展中具有独特贡献，在佛教等国际性文化的发展史上书写了光辉一页。尤其在汉唐时期，中西交往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社会生活场景以及艺术的流传，在这里都留下丰厚见证。

汉唐时期的武威，不仅是河西走廊上的枢纽城市，而且也是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荟萃之地，成为中亚外来民族商贸活动的中心。公元前二世纪，占据河西的月氏人一路西迁，建立起贵霜帝国，乌孙也从河西迁往伊犁河流域，月氏和乌孙是连接东西方草原交通、文化交流的重要国家。两汉时期，武威连接东西，成为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经营西域的桥头堡、中西交流的重要驿站。来自中亚、西域的使者络绎不绝，凉州成为重要的商贸、文化汇集中心和中转站。

武威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贸易中心。公元四世纪初的粟特文古信札，记录了以姑臧（武威）为大本营的一个粟特商团的商贸活动情况。他们东到洛阳、邺城，西到中亚，把中国的丝绸等与中亚的香料、药材在凉州进行中转贸易。萨宝是粟特商队的政教首领。据文献记载，北朝、隋唐时期有萨保（宝）这一称呼的人物有15位之多，其中4位是“凉州萨保”，证明了凉州3世纪至7世纪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国际都会。

晋唐时期，来自印度、波斯以及中原等地的佛教僧侣汇聚河西，如竺法护、鸠摩罗什、昙无谶、玄奘等高僧大德，他们在凉州驻锡停留、译经宣教，为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传播至不同的文明与国度，尤其是在佛教东渐与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五个突出特性”是对中国历史的深刻总结，科学揭示了中华文明深厚的历史底蕴，深刻阐明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所在、精神命脉所系和价值追求所向。从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来讲，凉州文化是中华文明发展的一个缩影，其生成、发展、演变的历程与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深度契合，是“五个突出特性”形成的丰厚滋养源流之一，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实证，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彰显着鲜明的时代价值。

（一）凉州文化体现着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凉州文化是中国文化史上有着深刻内涵和独特意义的地域文化，根植于河西走廊这片沃土，所体现出的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脉相承的。

从史前时期到清代，武威历史发展脉络清晰、文明传统历久弥新、文化赓续一脉相承，生动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特征。早在史前时期，武威地区独具特色的沙井文化、海藏文化等上承马家窑文化、下启秦汉文化，体现出了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凉州文化的独特开端。秦汉之际，河西走廊一带生活着乌孙、月氏等游牧民族，后匈奴占领整个河西，休屠王部众的生息繁衍区域便在今武威地区。汉武帝设郡置县，武威正式纳入汉朝的行政版图。汉末曹魏时期，武威作为凉州刺史部的治所，正式成为凉州地区的核心区域。东晋十六国时期，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均建都姑臧（今武威市凉州区），凉州成为当时具有全国意义上的三大城市之一。隋朝置凉州总管府，唐初改置凉州都督府，为地方高级行政区划兼最高军事单位。后来，唐又设河西节度使，凉州成为西北的政治军事中心。西夏时期，凉州为辅郡，成为整个西夏右厢地区重要的军事指挥中心和腹地的西部门户。十三世纪中叶，蒙古西凉王阔端与吐蕃高僧萨迦班智达在凉州白塔寺举行了著名的“凉州会盟”，奠定了西藏正式归属中央政府行政管辖的基础。明初，设立凉州卫，实行“移民实边”政策，修堡筑寨、兴修水利、扩建文庙。清朝初年，改凉州卫为凉州府，成为清王朝经略西北、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依托。

见证千年武威历史连续性进程的主要载体之一，是涵盖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凉州金石，其时间跨度极大、数量众多、种类丰富。如集中保存的10方吐谷浑王族墓志，为研究唐王朝的民族政策和吐谷浑民族的历史文化、家族世系等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又如汉夏双语《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是目前中外学者研究西夏文字和历史文化最完整、最系统、最重要的实物资料之一，堪称是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活字典”。武威出土的历代碑铭文献，是凉州文化的典型象征，充分反映了自古至今文脉绵延、从未中断的文化连续性。

（二）凉州文化体现着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建立在多样性基础上的凉州文化，不仅具有连续性，而且以其创新性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出土于武威雷台的中国旅游标志“铜奔马”，以优美姿态与精湛工艺举世瞩目，成为中华文化的标志之一。铜奔马的创新，主要表现在其形体兼有西域马和蒙古马种特征，是汉武帝以来引进西域马杂交改良的结果。铜奔马造型艺术的创新，是汉代人时空思维、宇宙意识与科学技术以及艺术家个体情感灌注与灵感释放的完美结合，也是汉代凉州文化创新性的体现。

武威出土的王杖、“王杖十简”“王杖诏书令册”以及国宝级文物汉代彩绘漆木鸠，对研究汉代社会制度、法制史以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武威医药简内容极为丰富，包括了针灸、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等多方面的内容，记载了各科的病名、症状、针灸穴位等，为研究我国古代医学关于生理、解剖、方剂、病名、治疗、养生等问题，提供了具有极其重要价值的科学资料。武威医药简是凉州地区医药文化创新发展的结果，在今天的临床医学上依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90年，武威汉代医药简所载药方被甘肃省中医院开发成院内中药制剂，应用于临床，广泛造福于人民群众。

前凉时期，张轨及其后继者在匈奴、汉姑臧旧城的基础上，由北向南筑外、中、紫禁三座小城，在旧城外围又“增筑四城厢各千步……并城为五，街衢相通，二十二门”，一反旧制，首创“宫北市南”的建筑格局，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王都建筑格局。正如陈寅恪所指出的：“前后凉之姑臧与后来北魏之洛阳就宫在北而市在南一点而言，殊有相似之处。又姑臧本为凉州政治文化中心，复经张氏增修，遂成河西模范之城邑，亦如中原之有洛阳也。”可见，姑臧城影响了北魏洛阳、隋唐长安城营建，形成了古代都城建设的新格局。另外，这一时期铸造的“凉造新泉”钱币是中国古代第一种以国号为钱文的金属圆形方孔钱币，对此后泉币铸造具有一定的影响。

流行于盛唐宫廷的《霓裳羽衣曲（舞）》，是由西域传到凉州的天竺乐曲《婆罗门曲》改编而成，是凉州大曲与西域乐舞融合创新的最高成就。五凉时期，西域乐舞大量传入河西，后凉吕光将征西域时所获的“奇伎异戏”（即龟兹乐）与前凉宫廷乐舞融会贯通，促使影响中国乐舞一千多年的西凉乐舞正式出现，且经后世不断创新，自成体系。从隋初的七部乐到隋大业年间的九部乐，再到唐代的十部乐，西凉乐一直处于显要地位。

（三）凉州文化体现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生活在武威的各民族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使凉州文化呈现出突出的统一性，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和巩固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东汉时期“凉州三不可弃”的论断，五凉政权心系中原的坚持，盛唐时期通都大邑的中西交流与民族融合，蒙元时期奠定西藏归属中央政府行政管辖基础的“凉州会盟”等，都见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发展过程。

凉州是中华文明环环相扣的统一性中极为关键的环节。“欲安中原，必保秦陇；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西汉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进军河西，匈奴浑邪王归附汉朝，汉武帝设郡置县、移民实边，在政治上开启了河西走廊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元封五年（前106），全国十三刺史部之一的“凉州”开始设立。东汉时期，凉州地区社会动荡，有识之士充分认识到凉州在维护国家统一中的重要作用，三次坚持不可放弃凉州，认为凉州对关陇甚至整个汉朝来说都有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

五凉时代是凉州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阶段。及至北魏攻灭北凉，凉州士民三万余家被迁至平城，五凉文化又得以传播到中原，不仅帮助北魏核心地区恢复儒学、发展史学、振兴礼乐、完善官制律令、弘扬佛教、传播技术，更重要的是将动荡时代保存的中原文化辗转传输给北魏乃至后来的隋唐。凉州文化在魏晋南北朝时从边缘到中心的变化、心系中原及一脉相承的表现、从乱到治并开启大一统国家的发展历程，揭示了其所蕴含的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特征。

隋唐宋元时期，凉州文化统一性特征更加显著，在维护国家统一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隋炀帝西巡河西，安定了西北边陲，设置了驻节在敦煌的安西都护来经营西域，促进了经贸文化交流。唐初对西北边疆的经略往往都是把凉州当做根据地，贞观九年（635），唐廷稳固了河湟地区的统治，铁勒部首领契苾何力率部归顺唐朝，被安置在甘、凉二州，其后世居凉州，拉近了唐朝与西域的联系。

公元1247年，阔端代表蒙古汗廷，萨迦班智达作为吐蕃代表，在凉州进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晤。经过双方协商，完成了对吐蕃各部的招抚。“凉州会盟”为西藏正式纳入中原王朝行政管辖奠定了基础，极大地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加上后来明清两代对西藏的治理，使雪域西藏与中原大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又使这种牢不可破的一体关系一步步得到巩固和发展。“凉州会盟”为国家统一作出重要贡献。

（四）凉州文化体现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凉州文化的包容性特征尤为突出。武威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文化的交流地，从最早的乌孙、月氏，一直到后来的匈奴、鲜卑，到今天的汉族、藏族、蒙古族、回族、土族等民族共同生活在这里，以不同的习俗方式进行着生产生活与交流共进。

作为民族熔炉的凉州，自先秦至明清，一直以来都是诸多族群大规模、大范围、高频次汇聚、融合、凝聚的场域。月氏、匈奴、羌人融为卢水胡，匈奴、鲜卑杂为赀虏，吐蕃等其他游牧民族汇为六谷部。这种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交融与发展，进一步加强了各民族间的内在联系与密不可分的整体性，强化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如隋唐时凉州境内活动的粟特、吐蕃、吐谷浑和突厥等民族与汉族和睦相处，出现了“汉耕耘，蕃人畜牧”的和谐图景，各民族互为依靠，各得其所。南北朝时，吐谷浑人就通过遣使、纳贡和商业往来，吸收中原文化元素，吐谷浑在官制、服饰、百工等众多领域效仿汉人之制，不少吐谷浑王族成员都精通汉文、熟悉典章，有的还精研天文历法。而唐廷也对吐谷浑人包容尊重，不但保留其制度形式，同时还设置州郡对吐谷浑部族进行妥善安置。

凉州是佛教最先传入的地区之一，译经活动开始较早。前凉张天锡时，邀请大月氏人优婆塞支施仑在凉州译经。后凉吕光时期，鸠摩罗什在凉州十七年，一边学习汉语，一边搜集梵文经卷。他翻译的经典，自然生动而契合妙义，在佛经传译的历程上，缔造了一幕空前盛况。中原僧人僧肇来凉州随鸠摩罗什学习，写出了佛教史上不朽的名著《肇论》，成为三论宗的重要典籍。北凉也接续译经传统，据《北凉译经论》载，当时闻名凉州的佛经翻译家有道龚、法众、僧伽陀、昙无谶、沮渠京声等人，其中昙无谶翻译的《大般涅槃经》是中国佛教涅槃宗的根本经典，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北凉时期开凿的武威天梯山石窟，是龙门、云冈等中原石窟的历史源头，形成了中国石窟艺术史上著名的“凉州模式”。天梯山石窟中的北凉壁画，其创作技法既有西域壁画中常用的“凹凸法”，亦有源于古印度的造型，更有汉风糅杂其间，是佛教壁画艺术自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一个代表性过渡，既体现了凉州在中国佛教艺术史上的独特地位，又彰显了凉州在“佛教东渐”过程中呈现出的包容性特征。

（五）凉州文化体现中华文明的和平性

凉州被称为“天下要冲、国家藩卫”，在推进政治往来、经济交流、民族交融、文化融合，筑牢边疆和平稳定局面的价值取向上，凉州文化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特征。

历史上，游牧民族长期对农耕地区进行侵扰，影响社会安定和平，而随着河西走廊汉、明长城的修筑，北方民族南下势头被有力遏制，双方之间的战争频率大为减少。同时，为弥补单一游牧经济的不足，北方民族开始更多地与内地进行商贸交往，历代王朝在长城沿线开设榷场，推动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建立起维护西北边疆和平的经济机制。武威长城通过减少战争、增进经济交流、推动民族交融，为古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了安全保障，有力维护了北部边疆的和平秩序。

武威出土的唐代弘化公主墓志，记载了大唐弘化公主远嫁青海吐谷浑诺曷钵的事迹，反映了各民族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睦相处的重要史实。弘化公主是唐太宗册封的大唐第一位和亲公主，也是唐代和亲公主中唯一两次回朝省亲的公主，唐朝专门为她设立“归宁之礼”。此后，吐谷浑为了与大唐巩固和平友好关系，诺曷钵的两个儿子又分别迎娶了唐朝的金城县主、金明县主。弘化公主作为和平使者，促进了唐朝与吐谷浑的友好往来，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仅继承了中华民族友好团结的历史传统，而且促进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成为各民族和平相处的典范。

“凉州大马”对中华文明和平性具有重要贡献。中国古代，马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既是和平的守护者，也是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因素。在西北边疆广阔地带，凉州是牧马重地，也是骑兵培育的重心。历史上，马匹作为重要朝贡物品，成为和平使者，如汉代，乌孙、大宛国向汉武帝进献“天马”在凉州畜养。凉州马在历史上多次发挥了重要作用，从逐水草而居、游牧狩猎的游牧文明到农桑为本、男耕女织的农耕文明，从彩旗猎猎、金戈铁马的硝烟战火到炊烟袅袅、太平盛世的和平岁月，从丝绸古道的茶马互市到各民族交流交融，凉州马始终传承友好的基因，是和平的守护者和推动者，是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重要象征。

凉州文化是中华文明同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果，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特殊表达形态。做好凉州文化的挖掘保护、研究阐释和传承弘扬，对增强文化自信，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打造传播展示中华文明的“甘肃窗口”，服务共建“一带一路”等具有重要价值。

（一）凉州文化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进提供了重要实证

“九州共贯、多元一体”是中华文明发展的活力源泉和始终追求，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筋骨与血肉。凉州文化作为中华文明“满天星斗”中的一颗耀眼明珠，为“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质资源和精神动力。马家窑、齐家、沙井等史前文化，两汉时期的屯垦文化、天马文化，魏晋时期的五凉文化、石窟文化，隋唐时期的边塞文化、礼乐文化等等，为中国历史上“大一统”国家治理体系的建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等作出了突出贡献，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见证。

（二）凉州文化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历史上的凉州是多民族融合发展的大舞台。自先秦以来，乌孙、月氏、匈奴、氐和羌等民族在此繁衍生息，相互联系、相互学习，相互吸纳文化精华，使民族间的差异逐渐减小，促进了民族融合。隋唐时期，突厥、吐谷浑、粟特、吐蕃在河西地区活动，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中出土的丝织品、白葡萄酒、金银器等见证了各民族多元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党项族创造的西夏文，是在汉字的基础上改造而来。明清时期出现了“右文之盛，前古罕闻”的盛况，都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范，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树牢“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提供了历史遵循。

（三）凉州文化在服务共建“一带一路”中具有重要时代价值

凉州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黄金节点，各地货物在凉州汇聚，西域的农作物胡麻、蚕豆、石榴、大蒜、葡萄、苜蓿等在武威种植并相继传入内地，被誉作“天马”的大宛马、乌孙马及各种毛皮也经武威传入中原，中原的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经验，如铁铧、铁锄等铁制农具及掘井技术和冶铁技术向西传播，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等域外文化，以及西域的音乐、舞蹈、乐器也与河西音乐元素融合，凉州文化不断吸纳着来自古代印度文明、希腊文明、波斯文明和中亚地区诸多民族的文化元素。站在“一带一路”建设新的历史起点上，充分发挥武威连接东西方的桥梁作用，积极搭建不同文明、多元文化交流互鉴平台，深入挖掘凉州文化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好地促进区域经济和文化交流，充分阐释中华文明所承载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文化力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凉州文化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肩负着重要使命

凉州文化反映了中华文明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以中华文明为根基，不断吸纳着来自草原文明、农耕文明等诸多民族的文化元素所形成的多元一体的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珍贵遗产，承载着文明交流与中华文化的特质，对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引领下，进一步深化对凉州文化的认识，推动凉州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历史交给我们的任务。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进程中，挖掘、传承、弘扬凉州文化对构建新型文明观与提升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