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再配置的方向与趋势

本章是本报告的经验核心。第四章阐明了“为什么再配置”，本章进而回答“资金具体流向何处”。沿居民资产负债表的迁移路径，本章依次考察存款搬家、权益市场、固收类资产、另类资产与新兴品类五条主线，并在此基础上对2030年前后的居民资产结构作出有依据的趋势研判。本章所引规模数据均来自权威行业统计。

5.1 存款搬家：从定期存款到理财、基金与保险

本轮再配置最直接、规模最大的迁移，发生在银行体系内部与银行体系之间——即居民存款向理财、基金、保险等“类存款”或“准储蓄”产品的迁移，市场惯称为“存款搬家”。理解这一现象，须先看清居民存款自身的结构变化。2022年以来，居民存款呈现显著的“定期化”特征：在预防性储蓄与存款利率下行并存的环境下，家庭既倾向于多存，又倾向于存定期以锁定尚算可观的利率。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机构信贷收支表，2025年住户存款余额已升至约163万亿元量级，2025年全年住户存款新增14.64万亿元（中国人民银行，2026-01）。巨额住户存款本身，正是再配置最庞大的“资金存量基础”。

但存款定期化的另一面，是一旦无风险收益进一步走低、或风险偏好出现边际修复，定期存款就面临再配置压力。2025年，“存款搬家”成为贯穿全年的市场主线：在存款利率跌破1%的背景下，居民把一部分对收益不再满足于活期、又不愿承担过大波动的资金，转向了银行理财、储蓄型保险与公募基金。与2022—2023年“超额储蓄全部趴在存款里”的情形不同，2025年的新特征是“存款仍在增加，但理财、基金、保险的分流同步加速”。

存款搬家的方向并非单一，而是按风险偏好分层。最低风险偏好的资金流向货币市场基金、短债基金与现金管理类理财；中等风险偏好的资金增配“固收+”、中长期纯债基金与储蓄型保险；较高风险偏好的资金则通过基金定投、ETF、个人养老金账户增配权益。M1与M2的相对变化也提供了旁证：2025年末M2余额340.29万亿元、同比增长8.5%，M1余额115.51万亿元、同比增长3.8%（中国人民银行，2026-01），M1—M2剪刀差仍在，但资金从“休眠的定期”向“可投资的活期”活化的迹象开始出现。这一过程的深度，将是后续判断经济活力与资本市场资金面的重要观察窗口。

需要辨析的是，“存款搬家”在不同年份的含义并不相同。2022—2023年，居民存款的暴增主要是被动的避险性沉淀——彼时股市波动、地产调整，居民无处可去，只能把钱放回存款，这是一种“被动储蓄”，并不代表配置意愿的增强。而2024—2025年的存款搬家，则更多带有主动寻求收益的色彩——在存款利率跌破1%、理财与储蓄险收益相对占优的驱动下，居民主动把一部分定期存款迁往中低风险资管产品。二者性质迥异：前者是风险偏好低迷，后者是收益驱动下的主动配置。这种从风险偏好低迷向收益驱动下的主动配置的转变，虽仍谈不上风险偏好的根本反转，却是再配置得以启动的必要条件。换言之，当前的存款搬家，更多发生在“存款—理财—保险”这一低风险产品的内部迁移，而从低风险产品向权益的关键跨越，仍有待投资回报效应与信心的进一步配合——这也是本报告在风险章节将重点讨论的张力所在。

5.2 权益市场：居民入市的新渠道与指数化的崛起

居民资金进入权益市场，正在从“个人投资者直接交易股票”的旧范式，转向“通过基金、ETF、账户制间接入市”的新范式，而2024—2025年的指数化爆发是这一转变最具标志性的现象。从行业整体看，中国公募基金行业在2025年实现了规模的跨越式增长。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数据，截至2025年7月底，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首次突破35万亿元，达35.08万亿元；到2025年四季度末，全市场公募基金总规模进一步升至约37.26万亿元（天相投顾，2026-01）。其中，权益类公募基金在2025年达到约11万亿元，较“十三五”末增长约67%（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数说基金2025》，2026-02）。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ETF（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的爆发式扩容。据上交所《ETF行业发展报告（2026）》及Wind数据，截至2025年底，境内交易所挂牌上市的ETF产品达1381只，较2024年底增长35.7%；总规模达6.02万亿元，较2024年底大幅增长61.4%，一举成为亚洲第一大ETF市场。其中股票ETF规模达3.83万亿元，股票ETF在权益类公募基金中的占比已提高到约35%。规模超百亿元的ETF数量，也从2024年底的66只猛增至2025年底的128只。ETF的崛起具有深刻含义：它意味着居民不再热衷于自己挑选个股，而是以低成本、分散化的方式投资于市场整体或特定行业指数，这与成熟市场“机构化、指数化”的演进路径高度一致。

数据来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上海证券交易所《ETF行业发展报告（2026）》、天相投顾、Wind；2024年末部分数值为据公开资料整理的近似值，具体以官方披露为准。

除ETF外，个人养老金账户与基金投顾成为居民入市的另外两条新通道。个人养老金账户为居民提供了税收优惠下的长期权益投资渠道，养老目标基金（FOF）与股票型Y份额是其中的主力品类；基金投顾则从产品销售转向账户管理，试图解决散户“追涨杀跌、拿不住”的顽疾。据中国证券业协会数据，2025年证券公司代销金融产品保有规模达4.69万亿元，同比增长35.30%；在公募基金销售保有中，券商渠道的股票型指数基金保有占比已超过50%（中国证券业协会，2026-04）。渠道的指数化与账户化，正在重塑中国居民参与权益市场的方式。

5.3 固收类资产：银行理财、储蓄型保险与“固收+”

在居民从存款迁移出来的资金中，最先承接、也是体量最大的，是风险收益介于存款与权益之间的固收类资产。其中，银行理财是绝对的主力军。据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年度报告（2025年）》，截至2025年末，银行理财市场存续规模达33.29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1.15%；全年累计新发理财产品3.34万只，募集资金76.33万亿元；持有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数量达1.43亿个，全年为投资者创造收益7303亿元。从结构来看，固定收益类产品存续规模为32.32万亿元，占全部理财产品存续规模的绝大部分，显示居民对理财的核心诉求仍是“比存款略高一点的稳健收益”。

银行理财的快速增长，与存款利率下行直接相关。在存款利率进入“1时代”后，稳健型居民对理财的相对偏好上升——这正是2025年“存款搬家”逻辑的主渠道。但需要强调，理财已不是过去的“保本刚性兑付”产品。随着资管新规全面落地，银行理财全面净值化，产品收益随债市波动而涨跌，2022年11月与2023年下半年的两次债市调整都曾引发理财净值跌破面值与赎回潮。这意味着，居民选择理财，本质上是在承担有限市场波动的前提下换取比存款略高的收益，投资者教育与适当性管理的重要性由此凸显。

与银行理财并驾齐驱的另一大类固收替代资产，是储蓄型人身保险，尤其是增额终身寿险与分红险。在长期低利率环境下，保险产品以其“长期锁定利率、强制储蓄、兼具保障”的特性，成为追求长期确定性收益家庭的重要配置。然而，监管层出于防范利差损风险的考虑，自2023年以来持续下调人身险产品预定利率。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健全人身保险产品定价机制的通知》，自2024年9月1日起新备案普通型保险产品预定利率上限由3.0%降至2.5%，分红险由2.5%降至2.0%；2025年8月，随市场利率进一步下行，普通型产品预定利率上限再降至2.0%、分红险降至1.75%、万能险最低保证利率降至1.0%（金融监管总局，2024-08、2025-07）。

预定利率的连续下调（3.5%→3.0%→2.5%→2.0%）深刻影响居民行为：每次停售前集中投保窗口都会引发储蓄险的抢购潮，居民在“锁定最后一档高利率”的动机下集中投保，推动养老年金、增额终身寿等产品热销。从财富管理视角来看，储蓄型保险承接的正是居民对“长期、确定、保本”资产的需求——在房产不再提供这种确定性之后，长期储蓄险成为重要的替代载体之一。下表汇总了居民固收类与“类存款”资产的最新规模。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年度报告（2025年）》、天相投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货币基金规模为2025年四季度末近似值。

5.4 另类资产：黄金、公募REITs与海外配置

当传统的存款、理财、房产都难以提供满意回报时，另类资产成为居民寻求分散与避险的新方向，其中2024—2026年的黄金热最具代表性。本轮黄金上涨有着清晰的双重驱动。在国家层面，中国人民银行自2024年11月起连续多月增持黄金储备：截至2025年6月末，官方黄金储备达7390万盎司（约合2298.55吨），连续第八个月净增持（中国人民银行，2025-07）；到2025年三季度末，官方黄金储备增至2303吨，约占外汇储备总额的7.7%（世界黄金协会，2025-10）；至2026年7月末，进一步升至7608万盎司。在全球范围内，2025年全球央行净购金约863吨，连续多年保持高位，反映去美元化与地缘不确定性下的储备多元化需求。

在居民层面，金价的持续上涨点燃了居民黄金投资热潮的热情。2025年上半年，伦敦LBMA午盘金价累计上涨约23%，上海金交所Au9999同期上涨约21%，均创下2016年以来最佳半年度表现（世界黄金协会，2025-07）。进入2026年，金价涨势更为凌厉，年初现货黄金一度突破5000美元/盎司、8月一度逼近或突破4600—5500美元/盎司区间，国内足金饰品价格普遍突破每克1700元（证券时报，2026-01）。与“消费冷、投资热”的结构相呼应，2025年上半年国内金饰消费量同比下降近三成，而金条、金币销量却同比增长超过23%（证券时报，2025-07）——这清楚地表明，居民购买黄金的动机已从婚嫁消费转向资产保值与避险。黄金在家庭资产组合中，正从“首饰”重新定位为“抗通胀、对冲信用货币贬值”的配置型资产。

另一类快速扩容的另类资产是公募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与普通房产不同，公募REITs把基础设施、产业园、保障房、仓储物流等不动产收益权拆分为可上市交易的份额，为居民提供了“低门槛、高分红、流动性远好于实物房产”的类不动产投资工具。据Wind及证券时报数据，截至2025年12月22日，全市场已上市公募REITs产品达78只，总市值突破2100亿元；2025年监管层又就商业不动产公募REITs试点公开征求意见，并推动REITs纳入扩募与引入长期资金（证券时报，2025-12-23）。公募REITs的意义在于，它为“后地产时代”的居民提供了一种“不必买房也能持有不动产收益”的金融工具，是实物房产金融化、证券化的重要载体。

至于海外资产配置（QDII、互联互通等），受外汇管理与汇率风险约束，居民直接配置海外资产的渠道仍较有限，主要通过QDII基金、互认基金、港股通等工具进行。这一方向在高净值人群中已有一定普及（详见第七章分群分析），但对广大普通家庭而言，跨境配置仍受额度、汇率认知与适当性管理的多重制约，短期内难以成为主流。总体而言，另类资产在居民总资产中的占比仍较低，但其稳定器与“分散化”功能正在被重新认识。

把黄金、REITs、海外资产放在一起观察，会发现一个共同特征：后地产时代的居民，正在系统性地寻求“与房地产相关性低、又能提供独立收益来源”的分散化资产。黄金的逻辑是对冲信用货币贬值与地缘不确定性，REITs的逻辑是在不承担实物房产流动性风险的前提下分享不动产现金流，海外资产的逻辑是分散单一经济体的周期性风险。三者虽规模尚小，但代表了资产配置理念的重要升级——从过去“把鸡蛋全放在房子这个篮子里、并加足杠杆”，转向“在多个低相关资产间分散配置、以平滑整体组合波动”。这种从“集中押注”到“分散配置”的理念转变，其意义不亚于具体的资金迁移本身，也是居民金融素养在资产负债表冲击下被动提升的体现。当然，分散化并不等于无风险，黄金的高波动、REITs的价格回撤、海外资产的汇率风险，都需要居民以更专业的认知去驾驭，这又回到了投资者教育与适当性管理这一长期命题。

5.5 财富管理新生态：理财子、平台化与新兴品类

再配置不仅是资产类别的迁移，也是财富管理“渠道与业态”的升级。过去居民理财高度依赖银行柜台与储蓄网点，而今，银行理财子公司、基金销售平台、券商财富管理、智能投顾共同构成了一个线上化、产品谱系化、账户化的新生态。理财子公司承接了银行理财的净值化转型，把过去的“预期收益型”产品改造为真正的净值型产品；第三方基金销售平台则以低费率、数据化、内容化的方式，把基金投递给海量年轻用户；券商则通过ETF代销、基金投顾、财富管理转型，深度参与居民的账户化投资。

在这一新生态下，产品与服务的产品谱系极大丰富：从货币基金、短债基金、“固收+”、养老目标FOF，到各类行业ETF、Smart Beta、黄金ETF、REITs，居民第一次拥有了接近成熟市场的、分层清晰的可投资产谱系。与此同时，也应冷静指出其中的风险：净值化时代“理财也会亏钱”正在被居民重新学习，部分缺乏金融素养的投资者仍以刚性兑付预期购买净值型产品，在市场波动时产生误解与赎回。新兴品类（如各类结构化产品、跨境QDII、数字理财）虽丰富了选择，也对投资者的专业判断与风险识别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报告对新兴品类持“客观呈现、不渲染炒作”的立场——工具本身中性，关键在于匹配风险承受能力。

5.6 趋势研判：从“房产+存款”二元结构走向“多元金融资产”

综合以上五条主线，本轮居民资产再配置的总体方向已经清晰：中国居民资产正从过去高度集中于“房地产+银行存款”的二元结构，逐步走向以存款为稳定器、以理财与保险为稳健底仓、以权益与另类为增值弹性的多元金融资产结构。这一判断有三组经验事实支撑：第一，存款仍在增长但增速边际趋缓，理财、基金、保险、黄金同步分流；第二，权益参与从“个人投资者直接交易股票”转向“ETF+账户+投顾”的机构化路径；第三，不动产敞口从“实物房产”部分转向“公募REITs等证券化工具”。

对2030年前后的结构演化，可作如下有条件的研判（非精确预测，而是区间情景）。其一，房地产在居民总资产中的比重将趋势性下行，但下行是渐进的、伴随城市分化的，核心城市核心房产仍具配置价值。其二，金融资产占比将趋势性上升，其中养老金融（个人养老金、养老目标基金）、指数化权益（ETF）、长期储蓄险三大方向的扩张最为确定。其三，存款不会消失，而是从“主力资产”回归“流动性管理工具”的本位。其四，再配置的速度高度依赖两个外部条件——资本市场能否形成持续的投资回报效应以提振信心，以及养老金税收优惠等制度能否持续加力。若二者配合良好，再配置将在“存款→理财/保险→权益/养老金”的链条上走得更深；若信心修复缓慢，则再配置可能长期停留在“低风险产品内部搬家”这一中间层。

还需指出一个容易被总量数据掩盖的结构事实：再配置在不同家庭群体间的进度并不均匀。高净值家庭凭借专业顾问与多元渠道，早已完成向权益、另类、海外资产的分散化配置；年轻、数字化程度高的中产家庭，是ETF、基金定投与个人养老金账户的主要增量；而广大中老年、低线城市、低金融素养的家庭，其资产仍高度沉淀于定期存款与房产，再配置对他们而言仍是遥远的概念。因此，总量意义上的“存款搬家”与“金融化”，在微观层面呈现为高度分化的曲线——这也是第七章分群画像所要展开的核心内容。从政策与机构视角看，谁能为最广大的低金融素养存款群体提供风险适度、易懂易用的金融产品与投顾服务，谁就抓住了再配置最庞大、也最待开发的增量市场。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上交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Wind；2021年前后数值为据公开资料整理的近似区间，用于结构性对照，非精确统计。

第六章 国际经验借鉴

中国居民资产从房产向金融资产的再配置，并非历史孤例。主要发达经济体在房地产长周期见顶后，家庭资产配置均经历过深刻的结构性变迁。本章选取三种代表性范式——权益与养老金主导的美国、泡沫破裂后长期保守化的日本、保险与储蓄主导的德国——进行同口径比较，目的不在于简单照搬，而在于识别可借鉴之处与制度前提差异。

6.1 美国：401(k)制度与权益/养老金主导的资产结构

美国家庭资产配置的最鲜明特征，是金融资产尤其是权益与养老金的高占比，这在很大程度上由其成熟的养老第二、第三支柱制度所塑造。根据美联储金融账户统计（Z.1），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美国家庭部门金融资产总额约141万亿美元，其中直接与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及共同基金份额是最大的组成部分之一（美联储理事会，2026）。换言之，美国家庭财富的增值高度依赖资本市场，而非房地产。美联储消费者金融调查（SCF）同样显示，越富裕的家庭，其资产组合中股票与私人经营权益的比重越高；而美国股市过去数十年的长期慢牛，又通过401(k)、个人退休账户（IRA）等税收递延型养老账户，把数千万普通工薪家庭的储蓄持续导入资本市场。

美国范式对中国最具启发性的，并非“美国人偏好直接持股”这一表象，而是其背后的制度安排：其一，税收递延（EET）的养老账户设计，把居民的长期储蓄与长期资金入市绑定；其二，目标日期基金（TDF）、默认投资选项（QDIA）等机制，解决了普通家庭“不会选、拿不住”的问题；其三，长期牛市与企业分红回购形成正反馈，使权益资产能够真正服务于居民养老。欧洲中央银行2026年的一篇分析文章亦指出，欧元区家庭约三分之一金融资产为银行存款，而美国家庭存款仅占约11%，差距的核心正在于养老与养老金账户的普及程度（欧洲央行，2026-09）。这提示中国：要让居民资金真正进入权益，仅靠产品供给是不够的，账户制、税收优惠与长期化机制缺一不可。

进一步看美国财富分布的分层结构，还能发现一个对中国有现实意义的事实：即便是在“权益主导”的美国，直接持股也高度集中于富裕家庭。美联储SCF数据显示，财富分布顶端的家庭大量持有股票与私人经营权益，而财富分布中段的家庭，其财富主体仍是住房；只是与中国不同，美国家庭的住房占总资产比重明显更低，且其养老账户（401(k)、IRA）普遍以权益类基金为主要持仓。这意味着，美国普通工薪家庭的“权益敞口”主要不是来自自己买卖个股，而是来自养老金账户对目标日期基金的长期、被动投资。换言之，所谓“美国家庭偏好直接持股”更多是一种表象——多数美国人是通过退休账户，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由专业机构代为投资于分散化的权益组合。这一机制若能在中国的个人养老金与养老目标基金中逐步复制，将比鼓励散户直接入市更稳健、也更可持续。

6.2 日本：泡沫破裂后居民资产配置的三十年变迁

在所有国际镜鉴中，日本与中国的相似性最高——两国都经历过房地产与股市的巨大泡沫及其破裂，也都面临人口老龄化与长期低利率。因此，日本泡沫后三十年的家庭资产变迁，是中国最需要审慎研读的“前车之鉴”。日本1990年泡沫破裂后，房价、股市大幅下跌，企业与家庭陷入漫长的资产负债表收缩。其家庭金融资产的结构变化集中体现为极端的存款化与保守化。

据日本银行资金循环统计，截至2024年底，日本家庭金融资产中现金与存款占比高达约50.9%，保险、年金及定期保证金额占比约24.4%，股票占比约13.4%，投资信托占比约6.1%（日本银行，转引自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2025-03）。日本总务省“家计调查（储蓄·负债编）”亦显示，2024年二人以上家庭平均储蓄余额约1984万日元，其中通货性（活期）预金约692万日元、定期性预金约538万日元、生命保险等约347万日元、有价证券约377万日元（日本总务省统计局，2025）。超过一半的金融资产趴在收益率极低的存款上，这正是日本“失去的三十年”中居民风险偏好极度保守的直接写照。

日本经验对中国的警示与启示是双重的。警示在于：一旦房地产财富效应逆转叠加资产负债表收缩，居民可能长期沉溺于预防性储蓄，宁可接受零利率也不愿承担风险，从而使资本市场长期缺乏来自居民部门的增量资金。但日本近年也出现了积极变化：在2024年日股大涨与“资产所得倍增计划”“NISA（个人免税储蓄账户）改革”的推动下，日本家庭有价证券比率已从2016年的约16%升至近年的约37.5%，出现“从储蓄到投资”的缓慢再配置（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2025）。这说明，即便在保守化数十年后，只要制度（如NISA的免税额度大幅提升）与市场（股市长期回报）条件具备，居民资产配置仍可被引导向风险资产迁移——这对正在推行个人养老金与资本市场改革的中国，无疑是重要的正面参照。

日本居民长期长期局限于存款的成因，还需从人口与心理两个层面补充。其一，日本是全球老龄化最严重、退休人群占比最高的主要经济体之一，老年家庭出于养老安全的考量，天然厌恶本金损失，宁可接受零利率也不愿承担股市波动，这与第四章所述老龄化压低风险偏好的逻辑高度一致。其二，经历过泡沫破裂的一代人，对股市与地产都留下了深刻的创伤记忆，这种对市场风险的规避的代际心理，通过家庭言传身教延续了数十年，形成了极强的路径依赖。这两点提示中国：居民风险偏好的形成是长期的、心理化的，一旦形成保守化预期，扭转需要极长时间；反过来说，中国若能在房地产调整的早期就通过制度安排避免创伤预期固化，将比日本事后弥补制度短板要付出小得多的代价。这正是后发者的制度优势所在。

值得进一步拆解的，是日本2024年NISA制度改革的具体做法。旧版NISA因免税额度有限、产品范围受限、重复征税等问题，长期未能有效撬动居民储蓄；2024年起实施的新版NISA，则大幅提高了年度与终生免税投资额度、延长了免税期限、拓宽了可投产品范围（把海外股票、投资信托也纳入），并与“资产所得倍增计划”相配合。其政策意图十分明确：以税收优惠为杠杆，把长期沉睡在零利率存款中的家庭储蓄，引导到有长期回报的金融资产上。从结果来看，改革叠加东京股市2023—2024年的持续上行，日本家庭新增资金对投资信托与股票的净流入明显增加，有价证券占比回升。这一“制度松绑＋市场投资回报效应”双重驱动的组合，对中国思考如何进一步激活个人养老金账户（当前开户超1.5亿而缴费与产品规模仍小，详见第四、五章），具有直接的对照价值。同时也应看到，日本居民的风险偏好转变是缓慢且脆弱的，一旦市场再度波动，资金仍可能回流存款——这说明再配置需要长期制度耐心，而非短期政策刺激。

6.3 德国与欧洲：保险与储蓄主导的保守结构

如果说美国是“权益激进型”、日本是“存款保守型”，那么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则提供了“保险与储蓄主导”的第三种范式。据德意志联邦银行数据，截至2025年底，德国家庭金融资产总额约9.5万亿欧元。从结构来看，现金与存款约占家庭金融资产的三分之一（约34%—36%），保险与养老金合同约占四分之一（约25.7%），投资基金约占15%—16%，而直接持有股票的比重较低（德意志联邦银行，2026-04；欧统局，2025）。欧元区整体呈现类似格局：家庭金融资产中存款、投资基金/股票、保险养老金三大块各约占三分之一，且约80%的欧元区家庭并不持有任何股票或市场化金融产品（欧洲央行，2026-09）。

德国范式的关键启示在于，居民“不直接炒股”，并不等于资金不进入资本市场。德国人看似保守的资产负债表背后，是一层庞大的机构中介——保险与养老金合同、投资基金把千家万户的储蓄汇集起来，再由专业机构投资于债券、股票与不动产。也就是说，德国走的是“机构化、间接化”的权益参与路径：家庭持有的是保险单与基金份额，而非个股，风险通过机构被分散与平滑。这种结构与德国房地产政策的长期取向相辅相成——德国始终坚持把住房作为准公共品，严格抑制投机性炒房，使德国居民从未形成购房增值的强预期。这提示中国：除了美国式“直接持股+养老账户”与日本式“存款保守化”两条道路外，还存在一条“以保险、养老金、基金为中介、家庭少直接持股”的稳健化路径。

德国这一结构的形成，与其独特的住房制度密不可分。与中国居民把住房视为核心投资品不同，德国长期坚持“住房是基本居住权”的定位，通过租金管制、住房补贴、总量充足的保障性租赁住房，以及对投机性炒房的严格约束，使房价长期保持平稳、从未出现大幅泡沫。其结果是，德国居民从未形成“买房以博取价差”的强预期，住房在家庭资产中的投资属性被刻意压低，家庭财富自然更多沉淀于存款、保险与养老合同。这一经验对中国的启示是双重的：一方面，房地产的“去金融化”、回归居住属性，本身就是居民资产配置走向理性的前提；另一方面，在弱化房产投资功能的同时，必须同步为居民提供足够丰富、风险适中的金融替代品（保险、养老金、基金），否则资金只会空转于存款。德国之所以能平稳实现“低房产投资依赖”，正是因为它同时具备了发达的保险养老体系作为承接——这一“拆东墙”与“补西墙”必须同步的逻辑，对后地产时代的中国尤具针对性。

6.4 对中国的启示与适用性边界

三国比较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判断“哪一种最优”，而在于厘清：中国可以借鉴什么，又受制于哪些不可照搬的制度前提。综合三国经验，对中国后地产时代居民资产再配置，可得出三点可借鉴之处与三点适用性边界。

可借鉴之处有三。其一，长期资金入市离不开账户制与税收优惠——美国401(k)、日本NISA的改革表明，把居民长期储蓄与税收优惠、默认投资绑定，是引导家庭资金进入资本市场的关键制度工具，中国的个人养老金制度正沿此方向起步。其二，居民可以“不直接持股”而分享资本市场——德国经验证明，通过保险、养老金、公募基金等机构化渠道，普通家庭同样能间接获得长期资产增值，这与中国正在发展的ETF、基金投顾、养老目标FOF方向一致。其三，保守化并非不可逆——日本在泡沫后三十年仍能通过制度改革重启“储蓄向投资”的迁移，说明中国不必担心居民一旦保守就“一去不返”，关键在于制度与市场能否提供足够吸引人的长期回报。

适用性边界同样必须强调。第一，美国的高权益占比建立在长期慢牛与成熟资本市场之上，中国资本市场的波动特征、上市公司质量与分红文化仍有差距，居民短期内难以复制美国式的高权益敞口。第二，日本式保守化警示着资产负债表衰退的风险，中国需警惕房价调整向居民预期与消费的过度传导，防止居民长期沉溺于零利率存款。第三，三国的财富结构都是各自财政、社保、房地产制度长期演化的结果，无法简单移植——美国的401(k)依赖其发达的共同基金行业与股市，德国的保险储蓄传统与其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和住房政策深度绑定，中国必须在自身的制度土壤上（如以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个人养老金为支柱的养老体系，以及正在改革的资本市场）探索适合自己的路径。

综合三国经验，中国未来更可能走出一条介于美、德之间的“混合范式”：一方面，像美国一样大力发展税收递延型养老账户，把居民长期储蓄引入资本市场，但以机构化、指数化的方式为主，避免个人投资者主导的高波动；另一方面，像德国一样保留相当比例的存款与保险养老资产，以机构中介（理财、保险、公募基金）代替家庭直接持股，实现风险的分散与平滑。与日本的根本区别在于，中国应力争在资产负债表尚未深度收缩之际，就通过制度改革提前布局，避免落入长期低风险偏好的陷阱。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国际经验提供的是方向参照而非精确模板——任何一国的居民资产结构，都是其增长模式、社会安全网、税收制度与金融市场长期互动的结果，中国再配置的最终形态，仍将由本国的制度演进与市场实践共同塑造。

数据来源：美联储理事会Z.1、欧洲央行分析文章（2026-09）、日本银行资金循环统计（2024年末）、德意志联邦银行（2025年末）、欧统局；占比为金融资产内部结构的近似值，各国统计口径略有差异，比较时需注意。中国列为对照，非同一调查口径。

第七章 分群画像与差异化趋势

在前述各章勾勒居民资产配置整体变迁的基础上，本章进一步回答：这一再配置过程是否“千人一面”？答案是否定的。后地产时代的居民资产再配置并非均质化的整体迁移，而是沿收入、年龄、城市能级与区域四个维度显著分化的结构性过程。不同家庭在财富存量、负债结构、风险承受能力与预期上的差异，决定了其在同一宏观背景下走向截然不同的配置路径。本章从上述四个维度刻画典型群体的配置特征，并以分群矩阵收束。

7.1 按收入分层：从“存款为主”到“多元配置”的阶梯

收入与财富存量是决定居民资产配置行为的首要变量。随着可投资资产规模上升，家庭对流动性、收益性与分散化的需求依次递进，配置结构也从“存款独大”逐步走向“多元组合”。理解这一阶梯，是理解后地产时代居民财富迁移的前提。

7.1.1 高净值群体：另类、跨境与传承需求主导

高净值家庭是中国居民财富中最具配置弹性的部分，也是后地产时代资产再配置走得最远的群体。据中国银行业协会口径，中国居民可投资资产总规模已由2022年的约278万亿元增长至2024年底预计突破300万亿元，其中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元以上的高净值人群约316万人（李礼辉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的公开发言，2024）。胡润研究院《2025胡润财富报告》则按家庭口径测算，中国净资产在1000万元以上的高净值家庭约为206.6万户、1亿元以上的超高净值家庭约13万户；600万元资产以上的富裕家庭总财富规模约150万亿元，其中亿元以上超高净值家庭财富占比高达58%（胡润研究院，2025）。两组口径虽不完全一致，但共同指向一个事实：财富向少数家庭高度集中。

这一群体的配置行为与普通家庭存在本质差异。其一，房产在其总资产中的占比相对较低、且已完成从“增量购房”到“持有+处置”的转换，私募股权、证券、公募基金、黄金与海外资产占比明显上升；其二，由于单一资产集中风险已被充分认识，高净值家庭对跨境配置、另类资产与家族传承工具（如家族信托、保险金信托）的需求显著增强。从供给侧来看，截至2025年末，招商银行私人银行客户（月日均全折人民币总资产1000万元及以上）已达约19.93万户，较上年末增长约17.9%，并于2026年一季度突破20万户；招行零售客户总资产（AUM）已超过17万亿元（招商银行2025年年报，证券时报，2026）。私行客群的高速扩张，正是高净值家庭财富管理需求向机构化、专业化迁移的直接写照。

7.1.2 中产家庭：权益与理财增配的“主力增量”

中产家庭是连接高净值群体与广大普通居民的中间层，也是后地产时代资产再配置的“主力增量”。其典型特征是：已拥有一套自住房、杠杆压力可控、有少量结余资金可投资，但风险承受能力有限、金融素养参差不齐。在房价单边上涨预期打破后，这一群体的闲置资金难以再简单沉淀为定期存款，正在被逐步引导至银行理财、公募基金、养老储蓄与储蓄型保险等中等风险、中等收益的品类。

理财市场的投资者结构可作为观察中产迁移的窗口。据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年度报告》，截至2025年12月末，银行理财个人投资者数量约1.41亿个，占全部理财投资者的98.64%；其中风险偏好为二级（稳健型）的个人投资者占比最高，约为33.54%（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2026）。这一结构表明，庞大的中产与稳健型居民仍是资管产品的最大客户基础，他们追求的并非高风险高收益，而是在存款利率下行背景下相对稳定的票息与净值回报。

7.1.3 中低收入家庭：存款与基本保障为主，再配置空间有限

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低收入家庭，其资产配置在很大程度上仍受“是否有结余”约束。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配置高度集中于房产，金融资产占比较低，而金融资产中又以现金、活期与定期存款为主；财富最少的20%家庭，其金融资产中存款占比更高，几乎不持有权益类资产。这一结构性特征在后地产时代并未根本改变：当房价下跌、收入预期转弱时，中低收入家庭的首要诉求是流动性安全与预防性储蓄，而非追求收益再配置。

这一群体对利率与政策高度敏感。存款利率多次下调会压缩其利息收入，但由于缺乏替代的低风险投资渠道，资金仍主要滞留在存款与大额存单中；同时，对净值化产品的波动缺乏承受能力，一旦出现浮亏便倾向于赎回，这使其在财富管理转型中处于相对被动和脆弱的位置。因此，谈“居民资产再配置”时必须意识到：这是一个分层的过程，对多数中低收入家庭而言，再配置首先是“守住存量”，其次才是“优化增量”。

数据来源：招商银行·贝恩《中国私人财富报告》及招行年报；胡润研究院《2025胡润财富报告》；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年度报告》；中国人民银行《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分层为示意性归纳，非严格统计口径。

7.2 按年龄分层：生命周期视角下的配置梯度

除收入外，家庭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同样深刻塑造其资产配置行为。依据生命周期消费与储蓄理论，家庭在青年、中年与老年阶段的收入流、负债水平与风险承受能力存在系统差异，这一差异在后地产时代被进一步放大。

7.2.1 青年家庭：低杠杆约束下的多元化探索与低房产依赖

青年家庭（约25—35岁）正处于财富积累起点，存量资产有限，部分尚在租房或刚完成首套置业。这一代际群体成长于移动互联网与数字理财环境，对“买房必然致富”的逻辑缺乏上一代人的切身经验，对基金、ETF、智能投顾与数字理财工具的接受度更高。一个可观察的事实是：A股新增投资者持续年轻化与个人投资者主导并存。据中国结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统计年鉴2025》，2025年全年A股新增投资者1386.95万，其中新增自然人投资者1382.84万，占比高达99.7%；2025年末投资者总数约2.51亿，较上年增长5.86%（中国结算，2026）。青年群体低房产依赖、高数字渠道偏好的特征，使其成为权益类与公募产品的重要增量来源。但其风险承受能力受收入与积蓄约束，也更容易在市场波动中追涨杀跌。

7.2.2 中年家庭：背负房贷的双重负担群体，配置转向攻守平衡

中年家庭（约35—55岁）通常是家庭资产负债表中房产占比最高、按揭负债最重的群体。他们在2008年以后的房价上行周期中加杠杆购房，是房地产下行周期中财富效应负向冲击与提前还贷压力的主要承担者。这一群体的再配置行为呈现明显的“攻守平衡”特征：一方面，出于子女教育、赡养老人与退休储备的多重目标，他们对储蓄型保险、养老金融与稳健理财的需求上升；另一方面，在房贷压力缓解后，部分结余资金开始向权益类资产分散。其核心矛盾在于：存量房产的账面价值下行与新增资金的再配置需求并存，如何在不进一步加杠杆的前提下提升组合收益，是这一群体面临的主要课题。

7.2.3 老年家庭：已结清负债，向安全与养老资产收敛

老年家庭（约55岁以上）多已结清房贷，财富以积累多年的存款、房产与少量金融资产为主，其配置重心从“增值”转向“保全”与“养老现金流”。人口老龄化的快速推进，使这一群体的规模与重要性急剧上升。据民政部、全国老龄办《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及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5年末，中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338万人，占总人口的23.0%；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2365万人，占总人口的15.9%，65岁及以上人口老年抚养比约为23.1%（国家统计局、民政部，2026）。在低利率环境下，老年家庭面临的突出难题是“再投资风险”——到期存款与大额存单续作时收益率显著下降，而其对本金安全与流动性的要求又使其难以承受净值波动。这使得保本型储蓄、储蓄型保险与国债成为其配置的重心，也构成了储蓄型保险在低利率时代持续热销的需求基础。

7.3 按城市能级分层：一线与下沉市场的分化

后地产时代的资产再配置，在不同能级城市之间表现出鲜明的分化。这种分化既源于房价走势的城市间差异，也源于就业、收入与公共服务的分布不均。

7.3.1 一线城市：韧性较强，金融化再配置更充分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拥有更充分的就业机会、更高的收入水平与更密集的金融机构，居民的金融素养与资产配置渠道也更丰富。尽管一线城市房价在2025年仍整体承压——据国家统计局，2025年12月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3%，其中上海逆势上涨0.2%，北京、广州、深圳分别下降0.4%、0.6%、0.5%（国家统计局，2026）——但一线城市内部已出现明显分化，上海等核心城市率先企稳。一线城市家庭在持有房产之外，更有条件与意愿参与公募、私募、黄金与跨境资产配置，其资产组合的金融化程度在全国处于领先位置。

7.3.2 二线城市：转型承接，中产再配置活跃

强二线城市（如杭州、成都、南京、武汉等）承接了大量产业与人口流入，中产家庭规模庞大，是银行理财、公募基金与养老金融产品的重要市场。其房价调整幅度介于一线与三四线之间，居民对“房产+金融资产”再平衡的需求较为活跃。这一群体既不像一线城市居民那样拥有成熟的多元配置经验，也不像下沉市场居民那样几乎没有金融投资渠道，正处于财富管理意识快速觉醒的阶段。

7.3.3 三四线及以下城市：房产依赖度高，再配置渠道有限

三四线及以下城市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对房产的依赖度更高，而在本轮调整中，其房价下行压力也相对更大。据国家统计局，2025年12月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4%（国家统计局，2026），且部分三四线城市面临人口流出、库存高企与二手房流动性不足的问题。与此同时，这些地区的金融机构网点、产品供给与投资者教育相对薄弱，居民可选择的低风险金融资产较为有限。其结果是：资产端承受房价下行的压力更大，而再配置的可选项更少，这进一步加剧了区域间居民财富的相对分化。

7.4 按区域分层：东中西部的财富梯度

与城市能级分化相伴随的，是东中西部之间的财富梯度。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对外开放、产业集聚与城市化先行，形成了明显的财富积累优势。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长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也高于中部与西部地区；与之对应，高净值家庭的区域分布高度集中。胡润研究院《2025胡润财富报告》指出，中国高净值家庭的城市分布呈现“3+3+7”的格局，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及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占据了绝大多数高净值家庭份额（胡润研究院，2025）。

这种区域梯度对后地产时代的资产再配置意味着两点：其一，财富管理、私人银行与权益投资的增量市场高度集中于东部与中心城市，金融机构的资源投放必然向这些区域倾斜；其二，中西部与东北等人口流出区域，居民资产以本地房产与存款为主，既缺乏资产多元化的渠道，又面临房产减值与收入增长放缓的双重压力，其财富再配置将更多依赖全国性的线上渠道与普惠型金融产品。区域间的这种不平衡，是观察中国居民财富变迁时不可忽视的结构性背景。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招商银行·贝恩《中国私人财富报告》、胡润研究院《2025胡润财富报告》、中国结算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人口与房价数据综合归纳；矩阵为示意性刻画，用于展示配置倾向差异，不代表精确占比。

第八章 风险与挑战

居民资产配置由房地产主导向金融资产主导的再平衡，是一个长期渐进的结构性过程，但其推进并非没有成本与阻力。在此过程中，居民部门既面临存量资产减值的既有损失，也面临增量配置中的新风险。本章系统梳理后地产时代居民财富管理面临的五类主要风险：财富缩水与资产负债表衰退风险、金融素养不足与投资者保护短板、房价继续下行的尾部风险、资本市场波动与居民风险承受力错配，以及低利率环境下的收益焦虑与销售误导。准确识别这些风险，是客观评估再配置前景、提出针对性政策与监管应对的前提。

8.1 财富缩水与资产负债表衰退风险

居民资产再配置的起点，是存量财富已经发生的缩水。在房产长期占据中国居民家庭资产约六成的结构下（中国人民银行《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房价持续调整直接侵蚀居民家庭部门的资产净值。其传导机制有二：一是财富效应的负向反转，房产账面价值下降使家庭感到“变穷”，进而收缩消费、增加储蓄；二是抵押能力收缩，作为最重要抵押物的房产价值下降，家庭再融资与加杠杆的能力受限。

更需警惕的是辜朝明所刻画的“资产负债表衰退”风险。当经济主体的目标从“利润最大化”转向“负债最小化”、普遍以偿还债务而非借贷消费为优先时，货币政策的传导会趋于失效，经济陷入长期低需求循环。2022年以来中国出现的大规模“提前还贷潮”与居民部门主动降杠杆，被部分研究者视为这一风险的早期信号。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是否已经进入典型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仍存在争议：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虽已较高，但整体债务以按揭为主、且在银行体系内，与日本当年企业部门大量以外币与跨境负债泡沫化的情形存在本质差异；同时，中国仍处于城镇化与收入增长的中段。因此，更审慎的判断是：中国面临的是资产负债表压力上升、而非已陷入确定性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关键在于能否通过房地产软着陆与收入预期修复，避免预防性储蓄与被动去杠杆形成自我强化的负向循环。

从杠杆水平来看，这一压力的严重性仍需放在国际比较中审慎评估。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NIFD）的季度杠杆率监测，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快速上升，于2021年前后达到约六成上下的高点，此后在房地产调整中转而趋稳、被动下行。这一水平虽已接近部分发达经济体，但显著低于其在房价长期上涨后形成的峰值，且中国居民部门仍持有巨额净储蓄、金融机构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政府部门仍有政策空间。因此，更准确的提法是“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压力阶段性上升”，而非已陷入日本式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真正的风险在于预期：一旦居民普遍形成“房价只跌不涨、收入不再增长”的一致预期，预防性储蓄与被动还债就可能自我强化，使政策刺激的边际效力递减。这也是为何修复预期、稳定房地产，在所有政策议程中具有优先地位。

8.2 金融素养不足与投资者保护：净值化时代的转型适应期

当居民资金从“保本刚性兑付”的银行理财与存款，转向净值化、市场化的资管产品时，一个被长期掩盖的矛盾暴露出来：中国居民的金融素养与其所面临产品的复杂程度之间，存在明显落差。这一矛盾在2022年银行理财全面净值化转型首年集中爆发。当年3月，受债市波动影响，全市场超过2000只银行理财产品出现净值跌破面值（净值低于1元），占当时全市场产品数约7%—8%；同年11月，债市再度调整，引发“赎回—抛售”的负反馈，大量习惯了“保本保息”的投资者首次直面产品浮亏，投诉与赎回集中出现（新华网，2022；中证网，2022）。

这一轮“净值跌破面值潮”本质上是一次投资者教育的强制洗礼：长期以来被预期收益率“隐含保本”标签所掩盖的净值波动，在市值法估值下被直接、及时地呈现给投资者。其暴露的深层问题包括：其一，大量中老年与稳健型投资者对“净值型产品不等于存款”缺乏基本认知，将理财误读为“高息存款”；其二，部分销售环节存在适当性管理执行不到位、风险揭示不充分的问题；其三，居民追涨杀跌、低点赎回的行为偏差，放大了产品的流动性压力。据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数据，即使在净值化转型多年后，2025年末银行理财个人投资者中仍以风险偏好二级（稳健型）占比最高，约33.54%（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2026）。这意味着，提升金融素养、夯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完善投资者保护，仍是再配置顺利推进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制度保障，否则资金从存款向金融资产的迁移，可能因一次市场波动而反复与中断。

8.3 房价继续下行的尾部风险与负财富效应

尽管政策层面持续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但房价继续下行的尾部风险并未完全消除。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年全年一、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仍整体处于环比下行通道，12月一线、二线、三线城市分别环比下降0.3%、0.4%、0.4%，仅上海等个别核心城市逆势微涨（国家统计局，2026）。这表明房价调整在全国范围内尚未全面结束，且城市间分化加剧。

若房价继续超预期下行，其对居民资产负债表的负向冲击将沿三条路径放大：其一，存量房产减值，家庭净资产进一步缩水，尤其对三四线城市与多套持有者冲击更大；其二，负财富效应抑制消费，居民被迫增加预防性储蓄，拖累内需与经济增长；其三，抵押物价值下降与局部违约风险，部分高杠杆家庭可能面临“资不抵债”的边缘，按揭断供与法拍房数量上升。需要强调的是，这是一种尾部情景而非基准判断：在政策持续托底、城镇化仍有空间、核心城市率先企稳的背景下，房价更可能呈现“软着陆+深度分化”的格局，而非全面、持续的崩塌。但尾部风险一旦发生，其对居民信心与金融体系的非线性冲击不容忽视，应作为政策风险监测的重点。

8.4 资本市场波动与居民风险承受力的错配

居民资金增配权益类资产，是后地产时代再配置的重要方向，但其前提是资本市场能够提供与居民风险承受力相匹配的持有体验。中国资本市场长期以散户为主的结构，使这一错配尤为突出。据中国结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统计年鉴2025》，截至2025年末A股投资者总数约2.51亿，其中个人投资者占比超过99.7%（中国结算，2026）；从持股结构看，据华西证券测算，截至2025年一季度，流通市值口径下个人投资者持股占比仍约31.24%，显著高于成熟市场（第一财经，2025）。

散户主导的市场结构具有“波动放大、追涨杀跌、低点赎回”的天然倾向。当大量风险承受能力有限的居民通过基金、ETF等渠道间接入市时，一旦市场出现大幅调整，极易形成“下跌—赎回—被动抛售—进一步下跌”的负反馈。2022年理财赎回潮、以及历次权益市场大幅调整中的基金赎回潮，都是这一机制的现实写照。这意味着，居民资产向权益市场的迁移，必须以资本市场自身的稳定性、长期投资理念的培育、以及产品设计（如养老目标日期基金、持有期产品）对短期交易冲动的约束为配套；否则，居民入市可能在短期放大市场波动，而非分享长期经济成长。

行为金融研究反复表明，散户主导的投资者结构普遍存在“处置效应”——过早卖出盈利品种、过久持有亏损品种，以及在市场高点情绪性涌入、低点恐慌性离场。中国居民通过公募基金入市的历史也印证了这一点：公募基金发行往往在市场情绪高涨、股市点位较高时达到峰值，而随后的净值回撤又引发集中赎回，使居民实际获得的回报长期低于产品本身的平均收益，即所谓“基金赚钱、基金投资者不赚钱”。这一“收益—体验”落差，正是居民风险承受力与资本市场波动之间错配的集中体现。缓解这一错配的可行路径，包括推广强制持有的持有期基金与养老目标日期产品以抑制短期交易冲动、发展投资顾问对客户进行长期陪伴与再平衡、以及通过投资者教育引导居民建立“长期持有、定期定额”的行为习惯。

8.5 低利率下的“收益焦虑”与不当产品误导风险

在存款利率多次下调、无风险利率趋势性下行的背景下，广大居民尤其是老年与稳健型家庭，普遍面临“再投资收益焦虑”：到期存款续作收益率明显下降，而其对本金安全的要求又使其难以承受波动。这种焦虑，构成了低利率时代特有的销售误导与不当产品销售的温床。

其风险表现为：部分机构与渠道利用居民“既要保本、又要高收益”的心理，夸大产品收益、淡化风险提示，将净值型产品、长期封闭产品甚至非保本产品包装成“高息存款”进行销售；个别领域还存在以“养老”“养老理财”“养老储蓄”为噱头、实则风险等级偏高的产品误导老年群体的现象。这一风险的特殊性在于，它并非来自市场本身，而是来自金融机构的逐利行为与居民收益预期之间的错配。监管层近年来持续强化销售适当性管理、规范养老金融产品宣传、整治误导性销售，正是对这一风险的直接回应。对居民而言，理性认识“收益与风险对称”、在低利率时代降低收益预期、通过分散配置而非追逐高收益来管理组合，是抵御此类风险的根本之道。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中国结算、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公开数据及新华网、中证网等公开报道综合整理；风险—传导—应对关系为分析性归纳。

第九章 结论与展望

作为本报告收束，本章先凝练核心结论，再对2030年、2035年中国居民资产配置结构作出情景化展望，最后从政策与金融机构两个层面提出建议。需先行说明的是，本章对未来的量化判断均为基于现有趋势与合理假设的情景推演，而非确定性预言；实际路径将高度依赖房地产软着陆、资本市场改革、养老金体系建设与居民收入预期等多重变量的演化。

9.1 核心结论

综合前八章的历史梳理、国际比较与分群分析，本报告得出以下五条核心结论，回应第一章提出的主判断：

第一，中国居民财富正处于从“房地产主导”向“金融资产主导”切换的历史性拐点。央行2019年调查显示，住房占中国城镇居民家庭实物资产约七成、占总资产约六成，金融资产占比仅约两成且以存款为主。随着房地产长周期于2021年前后见顶、房价进入调整与分化阶段，这一延续二十余年的结构正发生不可逆的缓慢再平衡。这一拐点并非短期资产价格波动，而是居住需求、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阶段共同决定的长周期变迁。

第二，再配置方向明确：从“房产+存款”二元结构走向“多元金融资产”结构。居民资金正沿存款—理财/基金/保险—权益、债券、黄金、REITs等大类的路径逐步迁移。低利率环境下的优质资产供给不足是这一迁移的直接推力，人口老龄化、代际偏好变迁与资本市场改革是中长期结构性动力。据中国银行业协会口径，中国居民可投资资产总规模已于2024年底前后突破300万亿元，为这一迁移提供了庞大的存量基础。

第三，再配置是高度分层、分群、梯度推进的过程，而非均质迁移。高净值家庭（可投资资产千万级约316万人）已走在另类、跨境与传承配置的前沿；中产家庭是存款搬家与理财、基金增配的主力；庞大的中低收入家庭仍以存款和预防性储蓄为主。年龄、城市能级与东中西部区域差异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分化。讨论“居民资产再配置”，必须分群而论。

第四，转型伴随不可忽视的风险与软性约束。财富缩水与资产负债表压力、居民金融素养不足、净值化转型后的投资者保护短板、资本市场波动与居民风险承受力错配、低利率环境下的销售误导，共同构成再配置进程中的主要摩擦。2022年理财净值化后的两轮净值跌破面值潮与A股个人投资者主导结构，均提示资金迁移能否持续，取决于制度配套与投资者成熟度，而非单纯的财富存量转移。

第五，国际经验提供了方向参照，但不可简单照搬。美国依托401(k)等第三支柱形成了权益与养老金主导的结构，日本在泡沫后走向长期保守化、增配存款与国债，德国则以保险与储蓄为主导。中国的制度前提、发展阶段与人口结构，决定了其更可能走出一条“渐进、多元、由养老金账户制与资本市场改革共同支撑”的中国路径。

9.2 2030/2035年居民资产配置结构展望

基于上述判断，本报告对2030年与2035年中国居民家庭资产配置结构作出情景化推演。需要再次强调：以下数字为区间估计与情景假设，用于刻画趋势方向与量级，而非对精确比例的预测。其关键假设包括：房地产价格总体软着陆、核心城市率先企稳；低利率环境延续但逐步企稳；资本市场改革与养老金第三支柱稳步推进；城镇化与居民收入保持温和增长。

数据来源：2019基线来自中国人民银行《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2025及以后为作者基于公开趋势的情景推演（E为Estimate），为约数区间，非精确统计预测；金融资产内部分项占比为结构性趋势示意。

这一推演的核心含义有三：其一，房产占比将从当前约五成半至六成的水平，缓慢下行至2030年的约五成上下、2035年的约四成半至五成，仍将是中国家庭资产的第一大项，但“一家独大”的格局将明显弱化；其二，金融资产占比将系统性上行，其中保险与养老金的占比上升最具确定性，权益、基金与理财的占比上升取决于资本市场表现，黄金、REITs等另类将从“可忽略”变为“可配置”；其三，整个过程是渐进的、以“年”和“十年”为单位的，不应期待短期内出现剧烈的结构翻转。若房地产软着陆顺利、养老金第三支柱取得实质进展，上述区间将偏向乐观一端；反之，若房价超预期下行或资本市场长期低迷，则结构迁移可能更慢、更保守，更接近日本泡沫后居民增配存款的路径。

9.3 政策建议

居民资产配置的再平衡，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制度供给”问题——居民之所以长期重仓房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稳健、便利、长期的替代性金融资产。因此，政策的着力点应放在为居民提供“可信赖的金融替代品”上。

第一，做大做强养老金第三支柱，打通“长期资金—权益市场”的制度通道。个人养老金制度目前的税收优惠力度、账户灵活性与产品供给仍有提升空间。应进一步扩大税收优惠额度、丰富可投产品（尤其是养老目标日期基金、低波动固收+、储蓄型保险），并借鉴美国401(k)与IRA的经验，通过账户制与默认投资选项，引导居民形成长期、定期、定投的养老储蓄习惯。这既是应对老龄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居民金融资产中“保险与养老金”占比上行的最确定着力点。

第二，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提升市场稳定性与投资者获得感。居民能否顺利增配权益，取决于资本市场能否提供与波动承受力相匹配的长期回报。应继续完善发行、退市、分红与回购制度，大力发展中长期机构投资者与长期资金，治理市场过度波动与追涨杀跌的生态，使资本市场真正成为居民分享经济成长的场所，而非零和博弈的赌场。

第三，将投资者教育与适当性管理作为基础性制度长期投入。针对净值化转型暴露的转型适应期，应将投资者教育纳入金融机构考核与国民金融素养教育体系，强化销售环节的适当性管理与风险揭示，建立便捷的投诉与纠纷解决机制，避免居民因一次波动而永久性退出市场。

第四，坚定推动房地产软着陆，切断负向财富效应的自我强化。因城施策去库存、支持刚性与改善性住房需求、稳定房价预期，是避免资产负债表衰退风险的关键。只有房地产实现平稳过渡，居民财富再配置才能在“存量不大幅缩水”的前提下从容进行。

第五，健全普惠金融与家庭金融健康的制度基础设施。针对占人口大多数、再配置能力有限的中低收入家庭，政策不宜简单鼓励其高风险投资，而应提供安全、便利、低门槛的基础储蓄与保障产品，并通过完善社会安全网降低其预防性储蓄动机。居民能否从容地进行资产再配置，最终取决于其对未来收入与养老、医疗、教育支出的确定性预期；只有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更加健全，家庭才敢于把更多储蓄从“防御性存款”中释放出来，进行长期、理性的资产配置。这一点，与房地产软着陆、资本市场改革共同构成了居民财富迁移的三大制度前提。

9.4 金融机构机遇

对金融机构而言，后地产时代的居民财富迁移，是一个以十年计的巨大结构性机遇，其核心是从产品销售转向“资产配置服务、账户管理、长期投资陪伴”。

其一，财富管理与买方投顾业务迎来重要发展期。随着存款搬家与净值化深入，居民迫切需要专业化的资产配置建议而非单一产品销售。以客户账户为中心、按服务费收费的买方投顾模式，将成为银行、基金、券商共同争夺的战略方向。截至2025年末，招商银行零售AUM已超17万亿元、私人银行客户突破20万户，头部机构的规模优势将进一步强化（招商银行2025年年报，证券时报，2026）。

其二，养老金融成为确定性领域。面向3.23亿老年人口（国家统计局，2026）与庞大的中年养老储备需求，养老储蓄、养老理财、养老目标基金与储蓄型保险将形成持续的产品需求，账户制与养老金融服务将成为机构差异化竞争的关键。

其三，面向分层客群的差异化产品与服务体系需要重构。高净值客群需要私募、跨境与家族信托等复杂解决方案；中产客群需要低波动、低门槛、易持有的理财与基金；下沉市场与中老年客群则需要高度注重适当性与稳健性的基础产品。机构需据此搭建分层、分级、分渠道的服务体系。

其四，另类与多元资产的产品供给将扩容。公募REITs、黄金及相关产品、合理额度内的QDII与跨境配置，将成为机构满足居民分散化需求的重要工具。总体而言，谁能帮助居民在低利率时代“把钱配置得更稳、更久、更分散”，谁就能在这一轮居民财富迁移中占据先机。

其五，数字化与智能投顾将降低专业配置的门槛。后地产时代的财富迁移不仅发生在高净值客群，也发生在海量大众客户群体。依托移动互联网、智能投顾与大数据适当性评估，机构得以以较低成本为青年与下沉市场客群提供自动化的资产配置组合与陪伴式服务，把过去仅服务于少数高净值客户的专业能力，普惠地提供给更广泛的居民。可以预期，未来十年中国财富管理行业的竞争，将不再是单一产品收益率的竞争，而是“账户体验、投顾能力、长期陪伴与合规风控”的综合竞争。对于居民而言，理解这一趋势、降低对单一资产（无论是房子还是某只热门产品）的路径依赖，建立与自身生命周期和风险承受力相匹配的多元、长期、分散的配置组合，正是后地产时代最重要的财富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