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维斯企融｜供应链金融与企业融资

2026 年 11 月

研究概述

本报告以供应链金融"脱核"融资为研究对象，围绕政策驱动、数据信用转向、中小企业融资缺口与平台服务模式四个维度，基于公开政策文件、市场数据与金融机构实践展开客观分析。研究显示，2025年六部门77号文与2026年国办24号文、八部门服务业文件的密集出台，将"脱核"从行业概念上升为制度方向：一方面压缩应收账款电子凭证账期至6个月以内、清理非持牌平台，另一方面明确鼓励基于交易数据与动产信用的订单、仓单、运单融资。供给端逻辑随之从"主体信用"向"数据信用、物的信用"迁移，招商银行、兴业银行、邮储银行、浙商银行及日照银行等已在铁合金、油气服务、大宗商品、钢铁等场景跑通"脱核不离核、确真不确权"的融资闭环。需求端，中小企业融资缺口仍显著，2025年一季度中小微企业融资缺口达33.6%，规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逼近29.5万亿元、平均回收期逾72天，账期治理释放的流动性空间可观。平台层面，核心企业平台、第三方科技平台与银行自营产品的边界在监管重塑下加速分化，行业进入规范提质期。本报告同时提示数据孤岛、确权与追偿的法律衔接、技术投入成本、监管不确定性等约束，结论对机会的判断具有一定条件性。

关键词：供应链金融；脱核融资；数据信用；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中小企业融资缺口；平台服务模式；商业汇票；账期治理

核心判断

• 政策已把“脱核”从行业探索升级为制度方向：银发〔2025〕77号文将其纳入顶层设计，2026年八部门服务业文件明确“积极探索供应链脱核模式”。

• 脱核的本质不是无核，而是信用来源多元化——从核心企业主体信用，转向交易数据、产业生态与物联信用。

• 供给端正从“确权”转向“确真”：不强制核心企业盖章，而以订单、发票、物流、资金流交叉验证贸易真实性。

• 需求端缺口依然显著：2025年一季度中小微企业融资缺口率达33.6%，科技型中小企业获贷率仅50.2%，数据信用产品尚未规模化填补缺口。

• 主要约束集中于数据孤岛、追偿的法律衔接、技术投入成本与监管不确定性，机会在于真实贸易场景下信息不对称的下降。

第1章 脱核融资的概念界定与行业演进

1.1 脱核融资的概念界定与内涵

供应链金融长期以"1+N"模式为主导，即依托一家核心企业（"1"）的主体信用，向上游供应商或下游经销商（"N"）延伸融资服务。这一模式的运转前提是核心企业对应收账款的"确权"——核心企业确认债务真实存在并承诺到期付款，金融机构据此向链上中小企业放款[14]。但确权意味着核心企业须以自身授信额度为链上企业背书，形成事实上的隐性担保，直接压低其配合意愿；同时信用传递通常只能覆盖一级供应商，二级、三级乃至更外围的中小企业难以获得融资，供应链金融的普惠覆盖面因此受限[14]。传统模式的另一重张力在于，链上中小企业的真实交易规模与其可获得的信用供给之间存在明显错配——交易越是发生在链条末端，越难被核心企业的主体信用触及。

"脱核"正是对这一信用生成机制的松动与重构。需要强调的是，脱核并不等于"去核心企业"或"无核"。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宋华指出，"脱核不是无核，而是把信用来源向多元转化"，其内涵可拆解为产业性信用、数字性信用与物联信用三个维度：产业性信用源自交易关系本身的真实性与稳定性，数字性信用源自数据的积累与画像能力，物联信用则源自物流、仓储等物理环节的可验证信息[4]。三者叠加，使金融机构在弱化或绕开核心企业主体担保的前提下，仍能识别并控制风险。据此可给出一个操作性界定：脱核融资是金融机构以订单、发票、物流、资金流等交易数据为核心风控依据，而非依赖核心企业确权或担保，向链上中小企业提供融资的业务形态。

从概念谱系看，"脱核"与"去核"必须加以区分。去核意味着摆脱核心企业、完全依赖市场化的独立信用，在多数供应链场景中并不现实；脱核强调的则是信用判断依据的多元化，核心企业退居交易背景的一部分，而非被彻底排除。正是这一"减而不离"的定位，使脱核既回应了确权模式的现实困境，又避免了脱离产业关系空谈信用的风险。

脱核融资与供应链票据、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保理等既有工具存在交叠，但并不等同。供应链票据与电子凭证仍是围绕核心企业应付账款展开的权利凭证，是否"脱核"取决于风控依据是否从核心企业确权转向交易数据本身；同一个产品名称，在不同机构的操作中，脱核成色可能差异很大。因此，判断一项业务是否属于脱核，关键看其授信决策是否真正摆脱了对核心企业主体担保的依赖。从业务形态看，脱核融资涵盖订单融资、仓单质押、发票融资等多种以交易数据为支撑的产品，其共同点是把信用的锚从核心企业的主体承诺，移向可被验证的交易事实。

政策层面，脱核模式已从行业自发探索上升为制度表述。2023年八部委文件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供应链脱核模式"，鼓励银行探索订单贷款、仓单质押等动产与权利融资，为弱化主体信用的创新提供了政策依据[4]。此后，脱核融资逐步被纳入供应链金融的顶层设计框架，成为监管引导行业转型的重要方向[4]。

概念界定的另一面是实践中的模糊。宋华提醒，行业对脱核存在概念混淆、成本效益、风险管控三重困惑：究竟哪些业务算脱核、脱核能否真正降低获客与风控成本、脱离确权后风险如何兜底，均尚未形成统一答案[4]。因此，理解脱核融资，既要把握其"信用来源多元化"的内核，也要正视其边界与争议。

1.2 与传统供应链金融的差异

从机制上看，脱核融资与传统供应链金融的差异，集中体现为信用基础、风控抓手、授信占用、覆盖层级与传导方式等方面的转向。

信用基础由主体信用走向数据信用与交易信用。传统模式提供的授信实质是核心企业信用的"再分配"，链上企业的还款能力被等同于核心企业的付款意愿；脱核模式则把判断依据还原到交易本身，用交易的真实性替代主体担保的强约束[14]。

风控抓手由"确权"转向"确真"。传统模式高度依赖核心企业书面确权，一旦核心企业不愿盖章确认，融资链条即告中断；脱核模式则通过对订单、发票、物流、资金流"四流"数据的交叉验证来确认交易真实性，从源头识别虚假贸易与重复融资[14]。行业常用"脱核不离核、确真不确权"概括这一转变——核心企业仍是交易关系的锚点，但其角色从"担保人"变为"交易对手"，信用输出方式由显性确权变为可被数据验证的交易痕迹[14]。

授信占用与配合成本相应下降。确权模式会占用核心企业的授信额度并形成隐性担保，核心企业往往缺乏配合动力；脱核模式下金融机构不再占用核心企业授信、无需其确权担保，核心企业的配合意愿与链上中小企业的融资可得性同步改善。覆盖层级则从"一级为主"走向多级穿透：传统信用传递逐级衰减，二三级供应商难以受益；脱核模式依托交易数据，在技术条件具备时可向更外围的供应商延伸，扩大供应链金融的普惠半径[14]。

差异还体现在链上信用的传导机制上。确权模式下，核心企业信用通过应收账款层层背书向链上传导，每一级都需上一级配合，传导链条易断裂且会放大核心企业的隐性负债；脱核模式不依赖逐级背书，而由金融机构独立核实每一笔交易，信用传导从"链式传递"转为"点式核实"，理论上可突破层级限制，但也对金融机构的数据整合与风控能力提出更高要求[14]。

从金融机构视角，差异还体现在成本结构与评价口径上。确权模式的风控成本较低，但获客高度依赖核心企业；脱核模式则相反，前期需投入数据对接与模型建设，边际风控成本较低、可复制性更强，但对数据质量与平台能力的要求更高。相应地，传统模式关注融资规模、确权金额与核心企业授信占用，脱核模式更关注单户授信覆盖率、首次获贷企业占比、放款时效与不良率，指标的迁移本身反映出行业从"做大额度"向"做实覆盖"的评价导向转变。两类模式适用于不同场景：核心企业信息化程度高、上下游关系稳定、单笔金额较大的制造业链条，确权模式仍有成本与效率优势；核心企业分散、交易高频小额、链条末端主体众多的行业，脱核模式更能发挥数据驱动的规模效应。

需要说明的是，两者并非简单替代关系。脱核是对确权模式覆盖不足的有益补充：在交易关系稳定、数据积累充分的场景中形成替代，在数据基础薄弱的场景中仍需确权作为过渡，二者长期并存。因此，把脱核理解为一套区别于确权的风控与信用生成方法，比把它仅仅当作一类新产品更为准确。

1.3 演进阶段与技术催化

中国供应链金融的行业演进，大致经历了从主体信用主导到数据信用萌发的阶段转换，并伴随市场规模的快速扩张。从存量看，行业余额从2018年的19.8万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45.9万亿元，年复合增速约15%；从年度规模看，2023年市场规模为41.3万亿元，2024年增至45.8万亿元，2025年约46万亿元[5]。规模扩张的同时，行业增速趋于平稳，进入规范提质阶段[5]，这为脱核融资的探索提供了存量基础与转型动力。

在更早的阶段，供应链金融主要围绕应收账款保理、存货质押与预付款融资展开，信用几乎完全绑定核心企业。随着企业资源计划系统、电商平台与在线支付的普及，交易数据的可获取性大幅提升，为信用生成方式的变化埋下伏笔；核心企业与第三方平台开始沉淀订单、物流与结算数据，这些沉淀构成了后来脱核探索的数据底座。

政策节点构成演进的关键刻度。2023年八部委文件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供应链脱核模式"，标志着脱核从零散的商业实践进入政策视野[4]。此后，围绕应收账款电子凭证、账期治理与数据要素的一系列规则逐步落地，推动行业从"规模扩张"转向"边界厘清"，脱核融资的信用基础也随之从主体信用向数据信用迁移。

技术是这一演进的直接催化。大数据风控使分散、非结构化的交易信息得以汇聚为可用的信用画像，物联网与区块链为物流、仓储环节提供可存证的实物与流程信息，人工智能则提升了授信决策的自动化与准确度。产业性信用、数字性信用与物联信用之所以能够转化为可用的融资依据，正是数据采集、传输与建模能力提升的结果[4]。可以说，没有数据基础设施的完善，脱核只能停留在概念层面；而技术能力的成熟，使"四流"数据交叉验证由理想变为可操作的日常风控手段[14]。从技术要素看，推动脱核的关键能力大致有三条主线：一是数据采集与治理，将分散在业务系统、税务与物流平台中的数据打通、清洗并结构化；二是模型与算法，通过机器学习对交易数据建模，形成对中小企业信用风险的量化判断；三是可信存证与身份核验，借助区块链、电子签名与电子凭证确保数据不可篡改、主体与交易可追溯。三条主线相互支撑，共同把"四流"数据转化为可授信、可放款、可管控的信用要素。

推动这一演进的，既有市场需求，也有外部环境变化。核心企业配合确权的意愿长期不足，链上长尾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构成了模式转型的内生动力；与此同时，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与监管对账期、凭证规范的持续收紧，又为脱核提供了外部推力。二者叠加，使脱核从个别机构的创新尝试，逐步演变为全行业讨论的主流方向。

从阶段特征看，行业大致经历了以核心企业确权为核心的1.0阶段、以线上化与平台化为特征的2.0阶段，以及当前以数据信用与脱核模式探索为代表的转型阶段。阶段之间并非断裂，而是信用输出方式的渐进切换：确权业务的存量仍在，新增业务的信用逻辑正在向交易与数据倾斜。从行业实践反馈看，脱核探索已从个案走向批量，银行开始以"脱核"命名专门产品线，平台侧则围绕数据与风控服务构建能力，表明脱核已进入产品化、平台化的落地阶段，其概念边界也将在实践中不断被检验和澄清。

总体而言，脱核融资的出现并非对传统供应链金融的否定，而是行业在规模扩张之后，为破解核心企业信用覆盖不足、链上长尾企业融资难而进行的信用生成机制升级。其演进路径清晰：以确权为主体的信用供给趋于饱和之后，以交易与数据为核心的信用供给开始补位。

第2章 政策驱动：监管框架与制度供给

2.1 国家层面的政策框架与三条主线

国家层面的制度供给在2025—2026年集中落地，形成三条相互衔接的政策主线：规范既有业务、治理账期顽疾、拓展脱核模式的适用边界。三者共同构成脱核融资从"概念倡导"走向"制度安排"的外部条件，也决定了银行与服务平台在合规框架内可操作的空间。

第一条主线是规范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人民银行等六部门于2025年4月发布银发〔2025〕77号文，明确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的付款期限原则上不超过6个月、最长不超过1年，限制非持牌平台从事融资相关业务，并将"脱核"融资纳入供应链金融的顶层设计框架[1]。这一文件具有双重意义：既为前期快速膨胀的电子凭证业务划定了合规边界，也在监管文件中首次为脱核模式提供明确的制度位置，使其不再是游离于规则之外的市场自发探索。期限约束与牌照约束同步落地，意味着大量依托凭证拆分、层层流转实现的"类供应链金融"业务需要重新寻找合规路径。

第二条主线是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国务院办公厅2026年9月印发国办发〔2026〕24号文，提出四方面十条治理举措，引导大型企业对中小企业付款期限上限定在60日内，明确不得以商业汇票、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等方式变相延长付款期限，并探索将专精特新发展评价结果用于融资增信[2]。该文件的着力点在于把账期治理与融资增信相衔接：一方面压缩核心企业利用账期向上下游无偿占用资金的空间，另一方面尝试以第三方评价替代单一的核心企业主体信用背书，从而为不依赖核心企业确权的融资方式腾出制度空间。

第三条主线是拓展脱核模式的适用领域。2026年9月，人民银行等八部门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明确"规范发展供应链金融，积极探索供应链脱核模式"，将脱核模式从制造领域延伸至生产性服务业，并推动动产融资登记、资金流信用信息平台推广[3]。此前脱核的讨论与实践主要围绕制造业供应链展开，其资产标的多为标准化程度较高的货物与应收账款；此次将适用范围扩展至生产性服务业，意味着政策对数据信用、交易信用替代主体信用的认可度进一步上升，也对服务机构的数据获取与验真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综合来看，三条主线的政策取向一致：一方面收紧高度依赖核心企业信用的融资工具，一方面为基于真实交易数据的融资打开通道。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并未直接要求银行"脱核"，而是通过规范账期、限制非持牌平台、推广数据基础设施等方式改变业务开展的约束条件，把选择权与合规责任交给市场主体。

2.2 票据与应收账款规则：账期治理与凭证规范

应收账款与商业汇票是供应链金融最主要的资产载体，围绕二者的规则调整，直接决定了脱核融资的可行区间与风险定价基础。

在账期规则上，政策呈现"两条线收紧"的态势。针对应收账款电子凭证，银发〔2025〕77号文把付款期限原则上限制在6个月以内、最长不超过1年[1]；针对一般商业付款，国办发〔2026〕24号文进一步引导大型企业将面向中小企业的付款期限上限定在60日内，并明确不得以商业汇票、应收账款电子凭证变相延长付款期限[2]。前者约束的是凭证这一特定工具的期限，后者约束的是付款行为本身，两条规则叠加后，核心企业通过拉长账期占用上游资金、再借由凭证工具将应付账款"金融化"的操作链条被显著压缩。

这一治理方向有明确的现实压力作为背景。截至2026年8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达29.48万亿元，同比增长9.0%，平均回收期72.2天；7月末余额为28.88万亿元、回收期71.9天，应收账款增速高于营业收入增速约2个百分点[6]。应收账款规模持续扩张且增速快于营收，说明账期延长并非源于销售扩张，而是资金在产业链内部的被动沉淀。监管部门据此把账期治理作为切入点，逻辑上顺理成章。

在凭证规范上，监管的重心从"控制规模"转向"厘清身份与压缩套利"。据国务院新闻办政策例行吹风会披露，主要电子凭证服务平台的平均服务费率已降至0.16%，145家不满足合规要求的平台已退出或承诺退出；人民银行同时要求银行为账款凭证提供融资时审查账期合理性并保持审慎[10]。费率下行与平台出清的同步发生，说明监管并非简单限制业务总量，而是要把不具备风控与合规能力的中间环节清理出去，留下能够承担信息核验责任的机构。

对脱核融资而言，这组规则的作用是双向的。账期上限与凭证规范削弱了"确权+凭证流转"这一传统路径的扩张动力，为基于订单、发票、物流与资金流数据的融资方式释放了需求；但费率下降与平台出清也意味着，围绕凭证提供服务的盈利空间被压缩，依赖通道与撮合的模式难以持续。

2.3 数据要素制度与监管试点：从确权走向确真的支撑

脱核融资能否落地，取决于是否存在足以替代核心企业确权的信息基础设施。政策在这一层面的供给，主要体现在数据类平台建设、登记制度完善与监管试点三个方面。

在数据基础设施上，八部门《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动产融资登记、资金流信用信息平台的推广[3]。这两类设施的作用不同：动产融资登记解决的是权利归属与顺位公示问题，使仓单、存货等动产可以作为合格担保物；资金流信用信息平台解决的是交易真实性核验问题，使银行可以通过企业真实的资金往来还原其经营状况，而不必依赖单一核心企业的确权背书。两者共同构成"确真不确权"的技术与制度底座，也是脱核融资区别于传统"1+N"模式的关键所在。

在顶层设计上，银发〔2025〕77号文已将"脱核"融资纳入供应链金融的顶层设计框架[1]。这意味着脱核从个别银行的业务创新上升为监管认可的业务方向，机构在开展相关业务时有了可援引的制度依据，也为其在内部审批、风险分类与会计处理上争取空间提供了支撑。

在监管试点与风险约束上，政策体现出"支持创新"与"审慎经营"并重的取向。人民银行在规范凭证业务时，要求银行为账款凭证提供融资时审查账期合理性并保持审慎[10]，这一要求同样适用于脱核类业务：当授信不再依赖核心企业确权时，账期是否合理、交易是否真实、回款路径是否可控，就成为风险识别的主要依据。与之相呼应，应收账款规模与回收期数据持续披露[6]，为监管与机构观察脱核业务的实际效果提供了可跟踪的观察指标。

从制度演进的节奏看，数据要素相关制度与供应链金融监管正在相互靠拢：数据基础设施越完善，脱核融资的验真成本越低、可覆盖的交易场景越广；而监管对账期与凭证的持续规范，则会不断把业务需求推向数据驱动的方向。需要保持的谨慎在于，数据基础设施的覆盖范围、跨平台数据互认程度与试点经验的可复制性，目前尚缺乏充分的公开评估，脱核融资能否在更大范围内形成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仍取决于后续制度供给的落地效果而非文件本身。

第3章 数据信用转向：从主体信用到交易与数据信用

3.1 信用来源的重构：从主体确权到"四流"交叉验证

传统供应链金融以"1+N"为基本架构，其风险控制本质上依托核心企业的主体信用：银行围绕核心企业给予授信，再通过核心企业的确权把融资服务向上下游供应商与经销商延伸。在这一逻辑下，核心企业的信用等级几乎决定了整条链上企业的融资可得性与定价，上下游企业自主的信用状况反而被淡化，一家二级供应商即使经营稳健，若得不到核心企业的确认，也很难单独获得银行的低成本资金。

但主体信用路径存在结构性约束。确权需要核心企业确认应付账款的真实性与金额，这一动作会占用其授信额度、形成事实上的隐性担保，因而核心企业的配合意愿普遍偏低；即便配合，其确认范围也往往止步于一级供应商，二级、三级供应商因缺少与核心企业的直接合同关系而长期难以被有效覆盖[14]。覆盖面与意愿的双重不足，构成了"脱核"讨论的现实起点——被弱化的并非风险控制本身，而是对单一主体信用锚点的依赖。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宋华提出，"脱核不是无核，而是把信用来源向多元转化"，并将其拆解为产业性信用、数字性信用与物联信用三个维度，同时指出行业仍存在概念混淆、成本效益、风险管控三重困惑[4]。据此，产业性信用指向供应链内部长期形成的分工协作关系，数字性信用指向交易数据经技术处理后形成的可验证判断，物联信用则依托货物与仓储的实时感知。三者叠加，才使不依赖确权的授信成为可能。这一界定意味着，脱核的要义不在于抛弃核心企业，而在于把信用锚点从"谁确权"转移到"交易是否真实、数据是否可信"，核心企业更多以交易对手的身份提供业务背景，而非以担保人的身份提供信用背书。

在操作层面，脱核以订单、发票、物流、资金流"四流"数据的交叉验证替代确权背书，形成"脱核不离核、确真不确权"的路径[14]。其核心是用交易数据的自洽性替代主体信用的外部背书：发票印证交易标的与金额，物流印证货物真实流转，资金流印证回款路径，订单印证交易背景，四者相互咬合，才能在一次授信中还原出企业与核心企业之间真实发生的经济活动。只要交易本身可被核验，融资就不必再等待确权，授信对象也从"核心企业的信用"转向"这一笔具体交易的真实性"。

政策端为这一转向提供了制度依据。2023年八部委文件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供应链脱核模式"，鼓励银行探索订单贷款、仓单质押等动产与权利融资[4]；2025年银发〔2025〕77号文在规范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的同时，将"脱核"融资纳入顶层设计框架，并明确付款期限原则上不超过6个月、最长不超过1年[1]；2026年八部门又明确"规范发展供应链金融，积极探索供应链脱核模式"，推动动产融资登记、资金流信用信息平台推广，把这一模式从制造领域延伸至生产性服务业[3]。可以看到，信用来源的重构并非单纯的技术选择，而是风控逻辑、数据基础设施与制度供给的同步调整：只有当交易数据可核验、可追溯、可交叉比对时，以数据替代确权才具备操作意义。

3.2 技术支撑：大数据风控、区块链存证与资金流核验

脱核之所以在近两年加速落地，与数据基础设施的成熟密切相关。传统模式下，银行难以低成本地核实海量中小企业的贸易背景，单笔金额小、频次高的融资业务尽调成本高企，人力覆盖远不及需求；而当"四流"数据可被归集、比对与验证之后，风控的边际成本显著下降，使原本不经济的"小、散、频"融资开始具备规模化处理的可能性[14]。技术在这里的角色不是创造信用，而是把原本隐藏于交易过程中的信息显性化、结构化，让银行有条件对"这一笔交易"而非"这家企业"作出判断。

平台层面的核验工具正在成形。中征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全国中小微企业资金流信用信息平台的推广，为银行提供了跨机构核验贸易真实性与锁定回款账户的公共基础设施，并被政策明确列为脱核模式的配套支撑[3]。这类平台的价值在于把分散在银行、税务、工商、物流等环节的数据在合规前提下"接起来"，使交易真实性核验从逐笔人工尽调转向系统化比对，也让资金流这一维度成为可被验证的信用线索——回款路径是否与合同约定一致，往往比一纸确权更能反映交易的真实状态。

区块链存证与数据风控服务是另一条技术主线。2026全球数商大会上，上海航贸金数平台发布"以数立信"数据与风控服务，首批即包含脱核供应链（集成电路）金融辅助服务；同期启动的"区块链+供应链金融合作伙伴计划"，明确推动信用评价从主体信用转向数据信用[18]。区块链在其中承担的是可信存证与多方共识的角色，力求在不依赖单一机构背书的情况下，让交易凭证的生成、流转与状态变化可被各方共同验证；大数据风控则负责把多维数据转化为可执行的授信判断，两者共同构成数据信用的技术底座。

需要指出的是，技术并不自动生成信用。宋华所提示的"成本效益"与"风险管控"两重困惑直指落地难点：数据归集、模型开发与系统对接都需要持续的前期投入，而交易真实性核验在争议场景下能否获得充分认可，仍存在不确定性[4]。因此，大数据风控与区块链存证的作用，更多是提升交易真实性的可验证程度，而非消除信用风险本身；其能否真正替代主体信用，取决于数据质量、模型稳健性与风控闭环的共同演进，短期内更多是与传统确权形成互补而非完全替代。

3.3 电子凭证规范与票据市场：信用载体的重塑

数据信用要真正落到融资定价与额度上，仍需要可流通、可标准化的信用载体。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一度是这一角色的主要承担者，它把核心企业对上游的应付账款转化为可拆分、可流转的电子债权凭证，名义上支持了多级供应商融资；但快速扩张也带来账期拉长、类票据化、非持牌平台无序展业等问题，成为规范治理的重点。

监管规范的效果在数据上已有体现：截至2026年3月末，全市场应收账款电子凭证开立余额2.75万亿元、融资余额约2.08万亿元，一季度融资发生额0.83万亿元、平均融资利率2.71%；到2026年7月末，账款凭证余额降至2.4万亿元，较规范前的3万多亿元下降约20%，平均期限缩短92天[9]。规模与期限的"双降"表明，在限定付款期限、收紧非持牌平台融资相关业务之后，电子凭证正从"变相延长账期的工具"回归到"基于真实交易的融资载体"，其信用内涵也随之从主体信用的延展转向对交易本身的定价[9][1]。

票据市场提供了另一组对照。2025年商业汇票承兑发生额42.7万亿元，中小微企业签票金额占比超七成；截至2026年9月末，商业汇票承兑余额22.5万亿元、同比增长11.9%，贴现余额17.9万亿元；同期供应链票据累计发生额突破2万亿元，覆盖超3000家核心企业[17]。供应链票据以核心企业信用为锚、把分散的应收账款标准化为可流转票据，仍属"有核"路径，但它与电子凭证、数据风控服务并列，构成了当前信用载体的多元格局——不同工具在确权强度、流转便利与账期约束之间各有取舍，机构需要根据交易场景选择适配的载体，而非期待单一工具解决全部问题。

更进一步的想象指向数据资产化：当资金流、发票、订单等数据能够被确权、登记并在合规框架内参与授信，数据本身就可能成为一类可计量的信用要素。这一方向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尚无成熟统一的估值与入表规则，能否规模化落地仍取决于数据权属界定、质量治理与监管口径的进一步明确[3][18]。就此而言，从主体信用到数据信用的转向，与其说是完成了替代，不如说是提供了第二种可选的信用来源，并正在被制度与技术共同塑造。

第4章 中小企业融资缺口：规模、结构与痛点

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既是供应链金融脱核模式兴起的现实起点，也是衡量这一模式价值的标尺。缺口有多大、缺口长什么样、痛点落在哪一类企业身上，决定了脱核融资究竟是在解决真问题，还是只是换了一种话语包装。本章从规模测算、微观形成机制与结构性分布三个层面刻画这一缺口，并尽量区分官方口径数据与基于公开数据的推算，保留其中尚未定论的部分。

4.1 融资缺口的规模测算与结构性特征

从需求侧的满足程度看，缺口依然显著。2025年一季度，中小微企业融资缺口率达33.6%，即约三分之一的企业融资需求未能被有效满足；同期调查显示，47%的企业将"没有合适的融资渠道"列为融资过程中最大的障碍[8]。这一组合数据指向一个关键判断：中小企业面临的主要矛盾并非完全"贷不到钱"，而是缺少与其资产形态、经营周期相匹配的融资通道。抵押物不足、信用记录稀薄、单笔金额小而频率高、用款急且期限短，这些特征使其难以顺利进入以不动产抵押和核心主体信用为轴心的传统信贷体系。

从总量供给看，缺口不能简单归因于供给不足。截至2025年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元，同比增长11%[8]，增速并不低。供给持续放量而缺口仍存，说明症结更多出在结构而非单纯的总量：信贷资源倾向于流向已有稳定抵押品、或已积累可核验经营数据的企业，而位于产业链末梢、缺乏连续可验证经营痕迹的中小供应商，仍被挡在门槛之外。数据与信用之间的断层，恰好是脱核模式试图弥合的环节。

结构性错配在特定群体中最为突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获贷率仅为50.2%[8]，即近半数这类企业未能获得贷款，而它们恰恰是"轻资产、高成长"与"重抵押、看历史"两套逻辑冲突最激烈的对象：其价值集中在研发投入、专利与未来订单中，而传统授信评估看重的是可处置资产与既有现金流。这类企业理论上最适合以数据信用、交易信用替代抵押信用，现实却是覆盖率最低的一群。由此可以认为，33.6%的缺口率并非均匀分布在所有中小企业身上，而是高度集中于资产轻、链条末端、经营数据分散的群体，这决定了任何有效的应对方案都必须具备"少抵押、快响应、小额高频"的特征，而这正是脱核融资的产品逻辑所在。

4.2 账期积压与应收账款：缺口的微观形成机制

如果说融资缺口是结果，账期积压则是其最直接的微观成因。截至2026年8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达29.48万亿元，同比增长9.0%，平均回收期72.2天；同年7月末这一余额为28.88万亿元，回收期71.9天[6]。更值得关注的是增速裂口：应收账款增速高出营业收入增速约2个百分点[6]。这意味着企业的销售扩张速度，快于其回款速度，账期积压不是偶发波动，而是一种在扩张期被放大的常态。企业账面在增长，可支配的现金却被越拉越长的账期锁住，只能转向外部融资来填补周转缺口——缺口因此被账期人为放大。

账期积压对流动性的占用规模，可以从账期压缩的反向测算中窥见。据推算，若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从71.9天压缩至60天，按余额法可释放约4.5万亿至4.8万亿元的流动性[7]。需要强调的是，该结果属于基于公开数据的推算而非官方测算，且其分母采用实际回收期而非合同账期，口径差异会影响结论的精确度，因此宜作为量级参考而非精确数字[7]。即便如此，同一测算方式下的量级仍表明：账期问题牵动的资金体量，与融资缺口属于同一数量级，压缩账期本身就是一条不依赖新增信贷的"释放流动性"路径。

政策端已经将账期作为治理靶心。国办发〔2026〕24号文提出四方面十条治理举措，引导大型企业对中小企业的付款期限上限定在60日内，明确不得以商业汇票、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等方式变相延长付款期限[2]。这一规定与数据揭示的积压方向高度吻合：既然账期被当作占用上游资金的手段，对付款期限设置刚性上限，就直接触及了缺口形成的机制性根源。同时，该文件提出探索将专精特新发展评价结果用于融资增信[2]，意味着治理思路并非只压缩账期，还试图为缺乏传统抵押物的中小企业另开一条以评价、数据替代抵押的增信通道。由此，账期治理与融资渠道拓宽形成了两个并行的着力点，而脱核融资正是后者的具体承载形式之一。

4.3 普惠覆盖不足与行业差异化的痛点分布

缺口的第三个特征在于覆盖的不均衡。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7万亿元、同比增长11%[8]的总量背后，是相当一部分企业仍被排除在有效覆盖之外。47%的企业认为"没有合适的融资渠道"是最大障碍[8]，这一比例直接说明：在现有产品谱系中，大量中小企业找不到与自身条件相容的选项。所谓"没有合适的渠道"，本质上包含三重落差——授信门槛与自身资产禀赋的落差、放款节奏与用款时效的落差、资金期限与经营周期的落差。三者叠加，使企业在总量供给宽松的环境下依然感到"贷不到合适的钱"。

覆盖不足在链条层级和行业类型上呈现分化。传统供应链金融以核心企业确权为起点，其服务半径天然受限于核心企业愿意配合的范围，导致链条远端、与核心企业交易金额较小的供应商较难被触及；而在行业维度上，重资产行业的应收账款往往可依托实物或凭证形成一定融资能力，轻资产、服务业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可得性则明显偏低，科技型中小企业50.2%的获贷率[8]即是例证。需要说明的是，现行公开证据尚不足以支撑对各行业缺口的精确排序，行业差异的具体幅度仍有不确定性，但覆盖向链条末端与轻资产主体递减的方向是清晰可辨的。

将上述痛点归拢，可以概括为三条主线。其一，抵押依赖：以可处置资产为授信基础的惯性，与中小企业普遍轻资产的事实相冲突。其二，确权依赖：服务半径被核心企业的配合意愿所限，链条末梢被结构性遗漏。其三，账期依赖：货款被长期占用，把本可自平衡的周转变成对外部融资的刚性需求[6][8]。国办发〔2026〕24号文一方面以60日付款上限压缩账期，一方面推动以专精特新评价结果增信[2]，恰好对应后两条主线的治理路径；而针对抵押依赖，则需依赖以订单、发票、资金流等经营数据替代抵押物的授信新范式，这也正是脱核融资在需求端的真实价值来源。缺口的结构决定了解决方案的形态，这一点构成理解后续平台模式与竞争格局的前提。

第5章 平台服务模式：核心企业平台与第三方平台的路径之争

5.1 平台类型图谱与供给主体分化

供应链金融平台的分类，长期以"谁掌握交易场景、谁提供信用锚点"为标准。传统"1+N"模式依托核心企业平台运行：核心企业以确权方式为其上下游背书，但确权会占用核心企业自身授信额度、形成隐性担保，导致核心企业配合意愿偏低、二三级供应商覆盖明显不足[14]。这一结构性缺陷，正是各类平台分化的起点。

按供给主体划分，当前大致形成四类平台。第一类是核心企业自建平台，多数由旗下保理或供应链科技公司运营，优势是场景数据完整、对上下游有约束力，短板是服务半径局限于自身生态，且确权逻辑与"脱核"方向存在张力。第二类是第三方独立平台，依靠自主接入的订单、发票、物流与资金流"四流"数据交叉验证交易真实性，实现"脱核不离核、确真不确权"[14]。第三类是金融机构自建或主导的平台，典型如兴业银行依托中征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与全国中小微企业资金流信用信息平台核验贸易真实性、锁定回款账户，2026年5月成都分行发放四川省首笔"双平台"脱核链贷4000万元[12]。第四类是数据与风控服务型平台，如上海航贸金数平台发布的"以数立信"数据与风控服务，首批即包含面向集成电路领域的脱核供应链金融辅助服务，2026全球数商大会亦启动了"区块链+供应链金融合作伙伴计划"，推动信用评价从主体信用转向数据信用[18]。

这一分化并非纯市场演化结果。银发〔2025〕77号文限制非持牌平台从事融资相关业务，将平台角色界定为"供应链信息服务机构"[1]，实际把原先自营融资的平台推向技术服务定位；对SaaS服务商、资金方、保理公司与产业方的身份边界也趋于严格[1]。因此，第一、二类平台中的大量机构正在丧失资金端资格，转型为数据与系统服务方，平台的"类型之争"在监管口径下逐步转化为"角色之争"。

从供给数量看，平台生态正经历一轮收缩后又向头部集中的过程。截至2026年3月末，全市场应收账款电子凭证开立余额2.75万亿元、融资余额约2.08万亿元，一季度融资发生额0.83万亿元[9]；同期在监管推动下，145家不满足合规要求的平台已退出或承诺退出[10]。退出者中，既有依赖单一核心企业、缺乏多源数据能力的核心企业系平台，也有仅有通道资源而无持牌资质的第三方平台。二者同步出清说明，平台类型的名义划分意义正在弱化，"能否独立完成交易真实性验证"与"是否具备合规角色"成为更实质的分野。

与此同时，平台与银行的分工关系也在重排。银行不再满足于仅作为资金通道，而倾向于自建或联合主导数据核验环节，兴业银行的"双平台"模式即把核验权收归银行侧[12]；平台则向数据采集、系统对接与风控建模等技术层退让。这种分工使平台的价值不再来自"掌握核心企业"，而来自"掌握可信数据源"，也解释了为何上海航贸金数平台这类以数据与风控服务为定位的机构，会成为脱核生态中的新角色[18]。

需要指出，类型图谱的价值不在于给平台贴标签，而在于解释融资成本为何不同。核心企业平台的融资成本通常更低，因为确权带来清晰的责任主体，资金方所需的风险溢价较小；第三方平台若缺乏强数据验证能力，往往需要更高定价来覆盖不确定性。脱核模式的真正意义，是把成本优势的来源从"谁提供担保"换成"数据是否可信"，这也决定了不同类型平台的成本曲线将随数据能力而非股东背景重新排序。换言之，平台分类只是过渡性的描述工具，其背后的成本与信任生成机制，才是决定谁能留在牌桌上的长期变量。

5.2 商业模式与盈利结构的重构

平台盈利结构的变化，最直观地体现在电子凭证服务费率上。监管规范推进后，主要电子凭证服务平台的平均服务费率已降至0.16%，145家不满足合规要求的平台退出或承诺退出[10]。费率被压至千分之几量级，意味着单靠"开凭证—收费"的传统通道型盈利模式已难支撑平台运营，尤其在服务规模不足时更明显。

与之对应，平台收入结构正沿三条路径迁移。其一是技术服务费与系统订阅费，平台以接口对接、风控模型输出、系统部署向核心企业与金融机构收费，收入来源从被融资方转向资金方与场景方。其二是数据与风控服务费，即把"四流"数据的采集、清洗与验证能力产品化，向银行输出交易真实性核验结果，兴业银行采用的"双平台"核验路径即是典型[12]。其三是资金端撮合与分润，但这一路径受持牌约束明显收窄。

规模数据也印证了平台生态的收缩与整固。截至2026年3月末，全市场应收账款电子凭证开立余额2.75万亿元、融资余额约2.08万亿元，一季度融资发生额0.83万亿元、平均融资利率2.71%；到2026年7月末，账款凭证余额降至2.4万亿元，较规范前下降约20%，平均期限缩短92天[9]。凭证规模下降与期限压缩，短期直接减少了平台以凭证为基础的收入基数，但中长期看，退出的低合规平台释放出的份额会向头部平台集中，行业从"多而散"走向"少而强"，头部平台的单位服务量与风控数据积累反而同步上升。盈利能力的核心变量，已不是通道规模，而是数据资产的质量与定价能力。

费率下行的另一面是资产端定价同样偏低。2026年一季度应收账款电子凭证平均融资利率为2.71%[9]，与服务费率叠加后，平台与资金方共同分享的利差空间极为有限。当银行的净息差处于收窄通道时，资金方缺乏动力为低收益资产承担较高的获客与核验成本，平台必须把获客与核验成本压到极低，才能维持撮合规模。这解释了为何头部平台普遍转向"数据即产品"的定位：一次性的系统部署与接口订阅带来稳定现金流，而风控模型与核验结果可反复复用、边际成本趋近于零。

但技术付费模式也带来新的依赖。平台收入高度绑定银行与核心企业的业务量，一旦凭证余额继续下降、账期继续缩短[9][10]，以凭证规模计费的部分会同步萎缩。因此更可持续的结构是分层收费：对场景方收取系统与技术服务费，对资金方收取核验与数据服务费，并尽可能把服务嵌入企业日常结算流程以提升黏性。能否把"一次核查"变为"持续监测"，决定平台收入是波动的项目制收入还是稳定的订阅型收入。

从更长周期看，平台的盈利结构还取决于其是否承担资产风险。不持牌、不承担风险的平台只能赚取技术服务与数据服务差价，收益上限受定价约束；而保留资金端角色的持牌机构虽可获取利差，却需承担合规与信用成本。随着身份边界被严格界定[1]，多数平台被推向"轻资产、重技术"一侧，其估值逻辑也从规模驱动转向能力驱动。

这一转向还有一个隐性后果：平台对单一客户的议价能力上升，但对银行资金端的依附度也在上升。当核验能力可被多家银行复用，平台反而获得跨机构的议价空间；但若核验标准被公共平台统一，议价空间又会收窄。平台能否在两种力量之间保持平衡，是其盈利可持续性的关键。

5.3 脱核平台实践：从确权到确真的路径之争

核心企业平台与第三方平台的分歧，本质是信用生成路径之争：前者主张在核心企业生态内进行"轻确权"改造，后者主张脱离单一核心主体、依靠多源数据独立生成信用。

银行主导的脱核产品提供了两类可对照的实践。一类是纯数据驱动的信用授信：招商银行"招链易贷"面向核心企业上游供应商，纯信用、全线上，不占用核心企业授信、无需确权担保，基于历史订单与结算数据授信，湖南某铁合金贸易企业凭历史交易数据不到一天获授信并放款500万元，利率约3.8%[11]。另一类是弱接入式的发票还原：邮储银行针对陕西油服企业上线脱核产业链信用类产品，无需对接核心企业系统，依托增值税发票还原上游交易，截至2026年6月累计服务约80家企业、放款3亿元；浙商银行则在焦煤在线平台以"国内信用证+代理无追议付"实现三重脱核[13]。

两类实践共同的支撑条件是"确真不确权"——以订单、发票、物流、资金流数据交叉验证替代核心企业签字盖章[14]。这也决定了平台能力门槛的实际内容：不在于是否拥有核心企业关系，而在于能否稳定、低成本地获取并验证多源数据。核心企业平台的优势是数据天然可得，但数据来源单一、易被质疑独立性；第三方平台数据来源多元，但接入成本高、覆盖深度受限。

监管口径的收紧进一步改变了路径竞争的均衡。银发〔2025〕77号文将"脱核"融资纳入顶层设计框架、明确付款期限原则上不超过6个月，同时限制非持牌平台涉足融资[1]；国办发〔2026〕24号文则剑指回款治理，要求大型企业对中小企业付款期限上限定在60日内，明确不得以商业汇票、应收账款电子凭证变相延长付款期限。这意味着核心企业平台借助凭证拉长账期、变相融资的空间被显著压缩，"依托核心企业主体信用扩张"的老路愈发狭窄。相对地，能否用数据信用替代主体信用，成为两类平台共同面对的门槛——路径之争的终局，可能不是某一方胜出，而是双方在"数据可得性"与"数据独立性"之间寻找同一套确真标准。以数立信、区块链存证与资金流信用信息平台等基础设施的铺设[18]，正在把这种标准从平台私有能力转化为行业公共能力，这也是脱核平台规模化能否真正落地的关键变量。

值得注意，路径之争的胜负条件并不完全由平台自身技术决定，而受制于数据基础设施的公用化程度。当资金流信用信息平台、动产融资登记、区块链存证等公共设施逐步铺开，银行可以在不依赖任何单一平台的前提下获取跨机构交易与回款数据，"平台私有数据"的稀缺性随之下降，第三方平台的独立优势被削弱，核心企业平台的场景优势也不再不可替代。长期看，平台竞争会收敛为两类能力：一是数据采集的触达广度，二是风控模型的验证精度；谁的核验结果更容易被多家银行采信，谁就更可能成为生态枢纽。

同时也应看到路径之争的未决之处。银发〔2025〕77号文明确付款期限原则上不超过6个月，并要求银行为账款凭证融资时审查账期合理性、保持审慎[1][10]，凭证期限与余额的双向压缩[9]会削弱以凭证为载体的一切平台模式，无论其属于核心企业系还是第三方系。在此背景下，尚未规模化的脱核融资要证明自身成本效益，其"确真"的核验成本必须显著低于传统确权的协调成本，否则平台模式难以获得资金方的持续投入。核心企业平台与第三方平台更可能形成互补而非替代：前者提供场景与数据入口，后者提供跨场景的核验与建模能力，共同构成数据信用的供给网络。争论的落点，最终仍取决于哪一类平台能率先把确真能力标准化、可审计化。

第6章 竞争格局与技术支撑生态

如果说前几章回答了脱核融资"由何驱动""何以可能"，本章则聚焦"由谁来做、如何分工"：银行占据资金供给的核心位置，科技公司、征信与数据服务商提供底层能力，多方在监管重新划定边界的背景下形成新的竞合关系。

6.1 银行主导的脱核竞速与产品矩阵

资金供给方的高度集中，决定了脱核融资的竞争首先在商业银行之间展开。传统"1+N"模式下，核心企业确权占用其授信额度、形成隐性担保，导致核心企业配合意愿低，二级、三级供应商长期覆盖不足[14]；脱核产品把授信依据从主体确权转向交易数据，既绕开了核心企业的配合障碍，也回应了银行净息差收窄压力下寻找小额批量、数据驱动优质资产的需求[15]。正是这一双重动因，推动各家银行在2025—2026年密集推出脱核类产品。

从产品形态看，主要银行已形成差异化路线。招商银行"招链易贷"面向核心企业上游供应商，采取纯信用、全线上模式，不占用核心企业授信、无需确权担保，主要依据历史订单与结算数据授信；湖南某铁合金贸易企业凭历史交易数据在不到一天内获得授信并放款500万元，利率约3.8%[11]。兴业银行"脱核链贷"则借助中征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与全国中小微企业资金流信用信息平台核验贸易真实性、锁定回款账户，2026年5月成都分行发放四川省首笔"双平台"脱核链贷4000万元[12]。前者代表"以平台交易数据替代确权"，后者代表"以公共基础设施交叉验证"，两类路线对数据来源与风控能力的依赖截然不同。

股份行与国有大行也在同步铺开。邮储银行针对陕西油服企业上线脱核产业链信用类产品，无需对接核心企业系统，依托增值税发票还原上游交易，截至2026年6月累计服务约80家企业、放款3亿元；浙商银行在焦煤在线平台以"国内信用证+代理无追议付"组合实现三重脱核[13]。产品矩阵由此从单一账单项下融资，扩展到发票贷、订单贷、信用证等多元形态，覆盖的产业链环节也从上游供应商向更远端延伸。

支撑这些产品的市场与基础设施持续扩容。2025年中国供应链金融市场规模约46万亿元，行业已从高速扩张进入规范提质阶段[5]；供应链票据累计发生额突破2万亿元、覆盖超3000家核心企业[17]，为银行提供了相对标准化的资产与确权替代工具。这意味着银行竞争的焦点正从"抢规模"转向"拼风控与场景覆盖"，谁能在合规前提下稳定获取并验证交易数据，谁就更可能在这一轮竞速中占据主动。

6.2 科技公司、征信机构与数据服务商构成的支撑层

银行之外，科技公司、征信机构与数据服务商构成脱核融资的支撑层，其核心价值在于把分散的"四流"数据转化为可用的信用证据。脱核以订单、发票、物流、资金流数据交叉验证交易真实性，追求"脱核不离核、确真不确权"[14]，而这一转化高度依赖跨机构、跨系统的数据归集与建模能力，单一银行难以独立完成，支撑层因此成为生态中不可替代的一环。

公共信用基础设施处于支撑层的底层。全国中小微企业资金流信用信息平台、中征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为银行提供跨机构资金流与贸易背景核验能力，兴业银行"双平台"产品即建立在其上[12]。地方与行业性数据平台则在补齐具体场景的风控环节，上海航贸金数平台发布"以数立信"数据与风控服务，首批包含脱核供应链（集成电路）金融辅助服务[18]，显示数据服务正从通用征信向垂直行业风控延伸。

市场化服务商这一层正经历监管重塑带来的洗牌。主要电子凭证服务平台平均服务费率已降至0.16%，145家不满足合规要求的平台退出或承诺退出[10]；与此同时，监管口径由"鼓励创新"转向"划清边界"，对SaaS服务商、资金方、保理公司、产业方身份边界严格界定，服务商加速分层为技术型SaaS、场景型平台等层级，合规周期预计延续至2027年中期[16]。费率下行与准入门槛提升叠加，使通道型、贴牌型服务商快速退场，具备真实数据接入、模型风控与合规存证能力的技术型机构则获得相对优势。

但支撑层的规模化复制仍受制于两类问题。一是数据孤岛，核心企业、平台与银行之间数据标准不统一、共享意愿不足，使"四流"验证在跨场景迁移时成本高企；二是核心企业信用扩张风险，若数据信用实质上仍高度依赖单一核心企业的隐性背书，风险并未真正分散[15]。这两点决定了技术支撑层能否从"项目制交付"走向"标准化产品"，仍存在不确定性。

6.3 生态协作分工与竞争格局演进

脱核融资的落地并非单点能力的胜利，而是银行、平台、数据服务商、征信机构之间的分工协作。粗略来看，银行提供资金与最终风险承担，平台机构提供场景与交易数据入口，数据与征信服务商提供核验与风控模型，核心企业则从"确权担保方"退居为"交易对手与数据源"。这一分工把过去由核心企业统一承担的主体信用，拆解为由多方共同支撑的交易与数据信用，构成了"脱核不离核"的协作内涵[14]。与之呼应，行业组织层面也在推动协作机制，2026全球数商大会启动"区块链+供应链金融合作伙伴计划"，力图把信用评价从主体信用转向数据信用[18]。

协作的边界正被监管重新划定，并直接重塑竞争格局。监管对SaaS服务商、资金方、保理公司、产业方的身份边界严格界定[16]，意味着试图同时扮演资金方、平台方与风控方的"全能型"参与者空间收窄，专业化分工反而更被鼓励。合规周期预计延续至2027年中期[16]，期间不合规的电子凭证平台与通道型服务商会持续出清，头部技术型与场景型机构有望承接释放出的市场空间。

生态协作的深度仍受几项现实约束。其一，脱核融资尚未规模化，且因缺少确权背书，在债务纠纷中的司法追偿难度大于传统确权业务，这要求各参与方在协作中强化电子存证、回款账户锁定等安排[15]。其二，核心企业信用扩张风险与数据孤岛若不能通过生态内的规则与技术标准化解[15]，协作就可能停留在数据接口层面，难以形成真正的信用能力共享。其三，银行净息差收窄与合规成本上升同时挤压收益空间，参与方对风险分担的比例与方式仍在博弈[15]。

综合来看，脱核生态正从"银行单打独斗"走向"基础设施＋技术＋场景"的多方协作，但分工规则与风险分担机制的成熟仍需时间。竞争格局的定型大概率与合规出清周期同步推进，在此过程中，能否在合规框架内建立稳定、可迁移的数据信用能力，将成为各参与方卡位的关键。

第7章 风险、挑战与机会判断

7.1 信用、合规与数据治理风险

脱核融资的核心逻辑是弱化对核心企业主体信用的依赖，转而以订单、发票、物流、资金流等交易数据交叉验证交易真实性，实现"确真不确权"[4]。但信用来源的迁移并不等于风险的消除，它只是把风险从"确权担保"转移到"数据真实性"这一更依赖技术与治理能力的环节，风控难度不降反升。

信用风险的内在张力。 传统"1+N"模式下，核心企业确权为融资提供了显性的还款保障与追索路径；脱核业务取消确权背书后，一旦发生债务纠纷，债权人缺少可供主张的担保凭证，司法追偿难度明显大于传统确权业务[15]。这意味着脱核业务必须更依赖贷前交易真实性核验与贷后回款账户锁定的闭环设计，任何环节失真都会直接转化为信用损失。与此同时，若脱核被异化为规避确权、变相拉长账期的通道，核心企业信用扩张风险反而可能被放大，形成新的隐性风险积累[15]。可见"脱核"对风控能力的门槛是抬升而非降低的。

数据孤岛与数据治理短板。 脱核风控建立在"四流"数据交叉验证之上，但核心企业系统数据、税务发票数据、政务与征信数据、平台交易数据之间长期存在孤岛，跨源核验的成本与可行性受制于数据接口的开放程度[15]。数据本身的真实性、隐私合规、使用授权与存证可追溯性，构成脱核业务最基础的治理命题。一旦上游数据质量不稳定，模型授信就可能出现系统性偏差，且难以在事后还原举证，这对银行与服务商的数据治理能力提出了远高于传统业务的要求。

概念混淆与成本效益困惑。 有研究指出，"脱核不是无核，而是把信用来源向多元转化"，其中包含产业性信用、数字性信用与物联信用三个维度，而行业当前仍受概念混淆、成本效益与风险管控三重困惑困扰[4]。当各方对"脱核"边界理解不一，容易出现业务定性偏差与合规错配。成本端同样承压，电子凭证平台平均服务费率已降至0.16%[10]，价格竞争压缩了服务商在风控与数据治理上的投入空间，低费率与强风控之间存在天然张力，短期盈利模型因此并不轻松。

7.2 监管不确定性、合规周期与行业洗牌

脱核融资的走向高度依赖监管口径，而当前监管取向正从"鼓励创新"转向"划清边界"。监管对SaaS服务商、资金方、保理公司、产业方之间的身份边界作出严格界定，过去那种模糊身份、多角色混业经营的模式难以为继，参与者需要重新明确自身在链条中的合规定位[16]。对以技术输出为主的服务商而言，究竟是"技术服务"还是"变相从事金融业务"，成为必须回答的定性问题。

合规周期拉长带来的不确定性。 行业普遍的判断是，本轮合规调整与分层将持续一段时间，合规周期预计延续至2027年中期[16]。在窗口期内，业务边界、跨区经营、产品定性都可能随监管细化而调整，企业面临的不只是单点合规成本，更是方向不确定带来的经营节奏扰动。服务商正在加速分层为技术型SaaS、场景型平台等不同层级，分层既是压力也是筛选机制[16]。

平台出清与定价趋紧。 监管收紧已带来实质性的市场出清：145家不满足合规要求的平台已退出或承诺退出，主要电子凭证服务平台平均服务费率降至0.16%[10]。同时，监管要求银行为账款凭证融资时审查账期合理性并保持审慎，这意味着银行在资产准入端的审慎程度提高，平台与资金方的合作门槛同步抬升[10]。对中小平台而言，合规成本上升叠加费率下行，盈利空间被两头挤压。

盈利与可持续性挑战。 行业痛点还包括银行净息差收窄、脱核融资尚未规模化等现实约束[15]。净息差收窄削弱了银行以价格换规模的动力，而脱核资产尚未形成可复制的规模化投放，单位风控成本偏高，短期内难以摊薄。概念混淆、成本效益与风险管控的三重困惑[4]在监管趋严的背景下被进一步放大。因此，监管不确定性虽是风险，却也在客观上加速了不合规产能出清，为真正具备数据与风控能力的机构腾出空间。

7.3 机会窗口与趋势判断

需求侧的缺口依然巨大。 2025年一季度中小微企业融资缺口率达33.6%，47%的企业认为"没有合适的融资渠道"是最大障碍，科技型中小企业获贷率仅50.2%[8]。这一结构性缺口正是脱核模式的市场基础——当大量二级、三级供应商因缺少核心企业确权而无法进入传统供应链金融覆盖面时，以数据信用替代主体信用的脱核产品恰好可以填补空白。需求端的刚性，决定了脱核不是昙花一现的概念，而是有真实业务承接的长期方向。

政策与资金正在引导下沉。 截至2025年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元、同比增长11%[8]，显示政策导向下信贷资源持续向小微下沉。银行在净息差收窄、传统对公资产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也有动力寻找新的优质小额资产。脱核资产若能通过数据核验控制在可接受的风险区间，恰好契合银行"下沉但可控"的资产配置诉求，这一供需匹配构成了中期机会的底层支撑。

能力红利与卡位窗口。 随着服务商分层为技术型SaaS、场景型平台等层级[16]，具备数据治理、确真技术与生态协作能力的机构更容易在合规期完成卡位。机会集中在三处：一是数据信用基础设施服务，二是场景化脱核产品设计与风控模型输出，三是围绕产业性、数字性与物联信用三个维度的信用能力建设[4]。合规阵痛期同时也是行业格局重塑期，先完成能力沉淀的参与者将在规范化市场中占据先发优势。

趋势判断。 综合来看，脱核融资更可能呈现"短期合规阵痛、中期基础设施红利、长期数据信用定价"的演进节奏。短期看，监管边界细化与平台出清会继续压制增速；中期看，数据信用基础设施完善与服务商能力分层将释放结构性机会；长期看，谁能稳定完成"确真"并把数据信用转化为可定价、可追偿的资产，谁就能在脱核融资的规范化竞争中掌握主动权。方向是明确的，节奏取决于数据治理与合规能力的兑现速度。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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