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本研究以《汉书·地理志》关于"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的航线记载为文献基线，以合浦汉墓群及港口相关遗址的考古发现为核心实物证据，考察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三处始发港的功能分层。研究发现，三港在文献排列、行政建制、文物构成与自然禀赋上呈现系统性差异：合浦依托南流江—灵渠水系直通中原腹地，墓葬中同时保存中原礼制器物与经检测确认产自印度、地中海、西亚的舶来品，集聚行政、仓储、贸易与礼制功能，构成中原通往海外的中枢港；徐闻因控扼琼州海峡以军港起步，配置左右候官与仓储，承担番禺与东南亚间货物与人员转运，属面向海外的中转港；日南地处汉朝最南端，早先是陆路商道咽喉，陆路阻塞后转为海路节点，166年罗马使团经此入境，其功能同样以通道中转为主。研究同时指出，合浦港口遗址位置至今未获确证，大浪古城渡口规模有限，"中枢港"判断在考古证据链上仍有待补强。 关键词：** 合浦港；徐闻古港；日南郡；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合浦汉墓群；舶来品；港口功能分工 三港关系的起点，是汉武帝平定南越之后在岭南所建立的行政框架。汉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设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其中合浦郡治所位于合浦县[2]。这一建制不仅是一次疆域划分，更直接决定了此后两汉岭南面向南海的港口空间秩序：郡县体系提供了治所、仓储、官吏与赋税支撑，港口贸易得以依附于行政中心展开。 合浦郡的体量足以承载区域枢纽职能。其辖境最大时约10万平方公里，西汉户口约1.5万户，东汉增至2.3万户[2]。户口数字的翻倍增长，反映的是两汉之交岭南西部的持续开发与人口集聚。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日南郡同样于元鼎六年设置，治西卷县（今越南广治省东河市），辖朱吾、比景、卢容、西卷、象林五县，西汉末有15460户、69485人[5]。两郡户数虽相近，但日南地处汉朝最南端，远离中原腹地与内河水系，其功能由此倾向于前沿接触而非内陆集散。 徐闻的定位则更为特殊。汉元鼎六年设合浦郡时，徐闻为首县并为郡治，汉代在此设左右候官管理军政外贸并建仓储，形成人流物流的集散中心[3]。将郡治设于雷州半岛南端的徐闻，意味着汉廷在政治上把徐闻纳入郡级中枢；但如后文所述，其港口的实际功能更偏向海外航线的中继。这种"行政地位高、贸易功能偏中转"的组合，恰是理解三港分工的关键切入点。 就文献层级而言，行政建制属于正史体系的间接证据：它不能直接证明某一港口的吞吐规模，却为港口功能定位提供了制度背景与逻辑前提。三港在郡县体系中的位置差异——合浦为郡治本县且腹地深广、徐闻为郡治兼海防前哨、日南为极南边郡——已初步勾勒出中枢港与中转港的制度雏形。 需要指出的是，文献所载建制为后世理解港口分工设定了框架，但并未直接给出港口的商业地位排序。《汉书·地理志》记有航线与译长制度，对港口性质的判定仍须依赖考古实物与地理条件的交叉印证，这也是本报告后续各章的证据取向。 《汉书·地理志》是正史对海上丝绸之路最早也最详尽的记载，其云："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所记往返全程一万多海里，途经17国，历时近两年[1]。这段文字构成了三港存在与运作的文献基石，也提供了三个可独立讨论的要素：航线的起点排列、航程的时间尺度以及沿线国家的数量。 首先是起点排列。原文将"日南障塞、徐闻、合浦"并列，是班固对始发港的整体叙述，而非对某港地位高低的判定。将三港并置，恰恰说明汉代南海航线并非从单一港口出海，而是由若干港口按地理接续、按季节与季风条件分别承担。就文献逻辑而言，合浦被置于三港序列之中，其单独凸显尚需考古与地理证据支撑。 其次是译长与黄门制度。汉代在海外贸易中设有译长、黄门等职，由官府主导翻译、通使与货物交接，这类官职的存在表明南海贸易具有官方经营性质，而非单纯的民间私商行为。航程以"可五月""可八月""可二月"记载，使用的是经验性时间刻度，反映当时对季风与洋流周期已有系统认识——出海必须等待季风，返航同样受制于季风窗口，这决定了港口必须具备长期停泊与货物屯积的能力。 再次是左右候官制度。汉代在徐闻设左右候官管理军政外贸并建仓储[3]；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追记"汉置左右侯官在徐闻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以交易有利"，并称这是我国关于设置管理外贸专职官员的最早记录，遂有"欲拔贫，诣徐闻"之谚[4]。候官制度的核心在于屯积与转运，这为徐闻的中转港属性提供了制度层面的直接支持。 综上，航线记载所提供的证据属于正史原始文献层级，权威性最高，但其信息以"并列"而非"排序"的方式呈现。文献既证明了同一航线可自三港分别出海，也留下了港口地位孰轻孰重的问题，需要下一节从排列次序与制度配置的角度进一步辨析。 厘清了三港在文献中的并置关系之后，尚需回到排列次序本身，讨论其对功能分工的指示意义。 从文法看，"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一语中，三地名按由南向北的地理顺序依次列出：日南在汉朝最南端，徐闻居中，合浦偏北靠西。这种排列可能只是行文的地理次序，也可能隐含航线起讫的实际习惯。若结合航程记载中返程"到日南、象林界云"的表述[1]，则可见航线的往返均以日南为最南端的著录节点，说明日南在航线中承担的是海上航段的南界标识，其自身的贸易集散功能须另寻证据。 从制度配置看，三港所依托的官职与仓储分布并不均衡。徐闻有左右候官与仓储，且郡治在此，具备"积货物"的实体条件[3][4]；合浦为郡治所在县，腹地经水系北通中原，具备向内陆集散的纵深条件[2]；日南则位列汉朝最南端，位处海陆通道交汇，其价值在于承接东南亚商旅北上入岭南内河水道、经灵渠入长江水系北行至长安的陆路商道[10]。三港由此呈现出可分辨的功能倾向：合浦向内陆纵深集散，徐闻承担商船往来的中转屯积，日南充当海陆转换的前沿节点。 年代上，合浦与徐闻的活跃期有所交叠。汉平帝时期（前9年—公元6年），徐闻古港作为番禺与东南亚之间商船往来的中转站成为重要商贸大港；船客因琼州海峡风向潮流复杂及"海鰌"威胁靠岸行走，将货物转运至徐闻古港再出发[10]。这一时期徐闻的贸易地位因海峡航行风险而被强化，也说明其角色建立在"转运"而非"集散"之上。与之相对，合浦依托北部湾南流江水系，其腹地条件与徐闻不同，这为后续从地理条件角度区分两港功能埋下伏笔。 必须承认的是，文献证据在港口排序问题上存在固有局限。首先，《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止于航线与制度，并未对三港的吞吐量或商业等级作明确评价；其次，行文排列次序的解释具有多义性，地理顺序说与地位顺序说均难以从原文内部完全排除。部分网络论述主张秦汉最主要港口为番禺，徐闻与合浦属次要始发港，三港分工为番禺集散、徐闻与合浦出海，这与"合浦中枢港"的判断构成叙述张力[18]。此外，合浦港的具体港口遗址位置至今未获确证，1980年代以后考古人员在合浦县石湾镇大浪古城附近南流江支流发现古代渡口码头并出土汉代陶瓷器碎片，但就规模看是否为"舟舶继路，商使交属"的始发港港口遗址尚待进一步考证[17]。 因此，本章的文献定位只能给出一个方向性结论：《汉书·地理志》确立了三港同属南海航线始发港的文献事实，并借行政建制、译长黄门与左右候官制度透露出功能分化的线索，但港口地位的高下不能仅由文献排定。合浦是否具备中枢港地位，仍需以汉墓群规模、舶来品证据链与地理条件的多重印证来回答。 合浦之所以被视为汉代南海贸易的中枢港，除了文献层面的港序记载之外，更有一份由墓葬实物堆积而成的旁证。合浦汉墓群以其惊人的数量、密度与等级，构成岭南地区少见的汉代墓葬景观，而这一景观本身即是中原政治力量与礼制文化南下的物化结果。本章讨论墓葬的规模与空间分布、封土与墓室形制所反映的等级序列，以及随葬器物组合中的中原文化因素，意在说明合浦不只是一个通商口岸，更是汉代中央政权经略岭南的行政与文化据点。 合浦汉墓群的分布规模在岭南首屈一指。据记载，合浦汉墓群分布于广西合浦县城区及北、东、南三面丘地，环绕汉代合浦郡城所在的草鞋村遗址呈扇形分布，范围近69平方千米，已发掘墓葬一千余座，出土文物一万多件套[6]。另有资料以保护区的口径给出更直观的尺度：合浦县行政区域2700多平方公里，而方圆68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内散布着万余座汉墓，其密度与规模被称作"岭南敦煌"[8]。 这种"环绕郡城、扇形铺开"的墓葬格局，是理解合浦港地位的关键线索。墓葬并非随机散布，而是以草鞋村遗址所代表的汉代合浦郡城为圆心向外分布[6]。换言之，墓葬群的空间结构直接指向一个政治与人口的聚落核心。这一判断有行政建制方面的依据支撑：汉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设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合浦郡治所即位于合浦县，辖境最大时约10万平方公里[2]。郡治在合浦，是墓葬高度集中于合浦城区周边的前提；只有作为区域行政中心，才可能在数百年间持续积累起如此庞大的墓葬数量。 从年代跨度看，墓葬自西汉早期延续至六朝[6]，说明合浦的聚落地位并非昙花一现，而是贯穿两汉并延续至后代。这种时间上的连续性，与合浦作为常设郡治的行政地位相互印证，也提示合浦墓群所承载的并非单一时期的偶然繁荣。人口规模同样反映出这一中心的量级：合浦郡西汉末户口约1.5万户，东汉增至2.3万户[2]，在两汉之际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墓葬的密集程度正是这一人口与财富积累在地下世界的折射。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数字来自考古调查与文献推算，不同来源对范围的表述存在口径差异——或曰近69平方千米，或曰68平方公里保护区[6][8]，二者指向同一片区域，但统计边界未必完全重合。这类差异提示我们在引用具体数值时宜保留弹性，而不应把某单一数字当作精确的行政测量结果。 合浦汉墓群的规模不只体现在数量上，更体现在个体墓葬的形制与工程等级上。据记载，墓葬类型以土坑木椁墓和砖室墓为主，部分大型墓穴深达10余米、墓道长达20米[8]。这一描述透露出两个层面的信息。 其一，墓葬形制经历了从土坑木椁墓到砖室墓的演变。土坑木椁墓是先秦以来中原地区流行的葬制，砖室墓则在西汉中后期逐渐兴起并普及，是中原礼制传统与建筑技术南传的产物。合浦墓地同时存在这两类形制，意味着当地葬俗与中原保持了同步的演进节奏，而非孤立自成的区域传统。墓葬类型的更替本身，即是一条可以追踪的文化传播线索。 其二，深达10余米、墓道长达20米的巨型墓穴，代表了极高的工程量与丧葬投入。在汉代，墓葬的规模与随葬品的丰俭，直接对应墓主生前的社会地位与政治身份。能够营建如此规模墓穴者，当非普通平民，而应属于地方官吏、豪族或富商一类掌握权力与财富的群体。这类高等级墓葬的存在，说明合浦社会中存在一个具备相当经济实力、并与中原礼制规范保持一致的统治阶层。 合浦郡户口在两汉之间的增长（西汉约1.5万户、东汉约2.3万户）[2]，为这种高投入的丧葬活动提供了社会基础；人口与财富的积累，既是港口贸易的经济果实，也是等级化埋葬得以维系的条件。 从证据层级来看，墓葬形制所提供的证明力有其限度。土坑木椁墓与砖室墓的类型划分、大型墓的尺寸数据，均来自调查报告与媒体转述[8]，缺乏逐墓的详细考古报告作为支撑；而"封土为陵"式的等级表述，更多依据墓葬体量与随葬品的综合判断，尚需更系统的类型学研究加以证实。因此，将合浦墓葬等级序列直接等同于中原王朝的等级制度，宜持审慎态度，二者之间是文化影响与地方适应的关系，而非简单复制。 判断合浦是否属于中原文化圈的外延，最直接的证据来自随葬器物组合。合浦汉墓群出土文物一万多件套，舶来品及带海外因素器物数量众多，重要文物有铜凤灯、波斯陶壶、罗马玻璃碗等[6]。这份清单值得从两个方向解读：一是其中哪些属于中原文化因素，二是这些因素与海外舶来品如何在同一下葬情境中共存。 铜凤灯一类器物，其造型、铭刻与组合方式带有鲜明的中原汉文化特征，属于典型的汉式铜器工艺传统。这类器物的存在，表明合浦的上层社会在丧葬礼仪与器物审美上主动接纳并实践了中原规范。与此同时，波斯陶壶、罗马玻璃碗等舶来品的大量出土[6]，则显示合浦同样处于海外物质文化的输入前沿。中原礼器与海外奇珍同墓共存，正是合浦双重身份的物质表达：它既是汉王朝行政礼制体系的前沿节点，又是海外商品与人员流动的登陆港口。 从证据层级的角度看，器物本身提供了"物证"，而器物来源的判定则依赖成分与器形比对等检测手段。就合浦而言，中原式器物与海外舶来品的并存关系已较为明确，但每一件具体器物的产地归属、输入路径与年代先后，仍需依托个案研究逐步厘清。器物清单所揭示的，首先是文化因素在合浦的"混合共存"这一宏观事实，而非每种因素的精确传播链条。 综观墓葬规模、形制等级与器物组合三项证据，可以形成一个相互支持的判断：合浦汉墓群在数量、密度与等级上均显示出超越一般沿海聚落的规格，其空间格局以郡治草鞋村遗址为中心[6]，其葬制演进与中原同步，其随葬器物兼收中原礼器与海外珍品。这一墓葬景观所反映的，是一个由中央政权直接经营、兼具政治与文化核心功能的区域中心。它为后续讨论合浦出土舶来品的贸易证据链提供了必要的社会背景：只有先确立合浦是一个权力与财富高度集中的郡治港城，那些远涉重洋的舶来品才有一个合理的消费与埋藏场所。至于合浦港本身的确切港口位置，目前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需在后续章节中专门讨论。 合浦之所以被判断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中枢港，核心支撑并不止于《汉书·地理志》的文献记载，更在于墓群中成体系出土的海外输入品。这些器物的产地指向地中海、西亚与南亚，构成了从"文献所说有贸易"到"实物证明贸易确实发生"的实证环节。本章按器类分三条线索展开：玻璃制品的检测数据、波斯与罗马金属陶器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以及珠饰与琥珀玛瑙所反映的贸易网络，最后讨论这条证据链的边界与尚存的不确定性。 合浦汉墓出土的玻璃制品，是舶来品证据链中最具技术说服力的一环。就已公开的统计，合浦已发掘汉墓中超过80座发现玻璃制品，器类涵盖杯、碗、盘、璧、珠、环、管等，数量与器型的多样性远超同期岭南其他墓葬群[7]。如此高的分布密度说明，玻璃器并非个别墓葬中的稀见奇珍，而是在当地中上层人群中形成了一定流通规模的外来商品，这本身就提示存在稳定的输入渠道，而非偶然的馈赠或辗转遗存。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87年合浦文昌塔70号汉墓出土的淡青色弦纹玻璃杯。该杯高5.2厘米、口径7.4厘米，材质属中等钙铝钾玻璃，其化学成分与器形均与印度阿里卡梅度遗址出土的钾玻璃相近，据此被判断产自印度[7]。这一判断的意义在于，它把"外来"这一模糊属性落实到了具体的产地坐标：器物不是来自岭南本地窑口，也不属于中原传统的铅钡玻璃体系，而是与南亚某一具体玻璃生产中心的工艺特征相吻合。产地检测由此成为连接墓葬实物与海外贸易航线的关键中介——只有确认了产地，器物才能从"异域风格"升级为"贸易证据"。 从方法论看，玻璃器的价值还在于其可核查性。玻璃化学成分相对稳定，主量与微量元素的比值能够与已知产地作坊的样本进行比对，这使产地判断具有可验证的技术基础，而不依赖纹饰风格的直觉类比。合浦玻璃器群之所以常被援引为海丝贸易的硬证据，正因为它兼具数量的普遍性与单件检测的具体性：前者说明输入是持续的，后者说明输入是指向海外的。合浦汉墓群出土文物总量达一万多件套，其中舶来品及带海外因素器物数量众多[6]，玻璃器构成其中的一个可观子集，为后续比较徐闻、日南的输入品结构提供了基准。 3.2 波斯陶壶与罗马玻璃碗：西亚与地中海方向的文化信息 如果说印度玻璃杯指向南亚方向，那么波斯陶壶与罗马玻璃碗则把合浦的输入网络延伸至西亚与地中海世界。合浦汉墓群的重要文物中即包括铜凤灯、波斯陶壶与罗马玻璃碗，其中罗马玻璃碗的成分与地中海作坊吻合，波斯陶壶则在器形与纹饰上带有明确的西亚特征[6][12]。这些器物的存在，使合浦的贸易指向不局限于《汉书》所记的东南亚航段，而是与更远的西方贸易体系发生了器物层面的接触。 更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器物承载的信息超出了"商品"本身。有材料提到，出土的波斯银壶壶身浮雕希腊神话场景[12]。银器上出现希腊神话图像，意味着这类器物并非临海小作坊的即时仿制，而是处于一条已将希腊化视觉传统内化的西亚金属工艺链条之中，经由长途转输进入合浦。器物因此具有双重证据功能：既是贸易往来的实物证明，也是文化传播的载体，记录了汉代岭南与西方装饰传统之间一次具体的、可被实物固定的接触。 在港口性质的判断上，这类器物的组合结构比单件器物更有分量。合浦同时出现指向印度、西亚与地中海三个方向的输入品，说明它接收的不是某条单一航线的末端剩余，而是多方向贸易的汇合点。这与"中枢港"的定位相呼应：一个仅面向某一海外地区的中转港，其输入品结构通常较为单一；而输入品来源的多向性，则暗示合浦处于贸易网络的节点位置。也正因如此，有研究者将合浦称为汉代唯一有明确文献与考古双重印证的始发港[12]——文献提供了航线的记述，舶来品则提供了航线确实被使用的实物对应。 需要说明的是，器物的具体产地归属在不同论述中表述并不统一，如"波斯银壶"与"波斯陶壶"的区别、罗马玻璃碗的具体作坊归属等，均以现有公开材料为限，尚缺乏逐件的完整检测报告公开，因此上述判断在器物层面仍属基于现有结论的归纳，而非独立复核的结果。 除玻璃器与金属陶器外，珠饰是合浦舶来品证据链中数量最庞大、也最能反映贸易常态的一类。合浦汉墓出土的珠饰包括琥珀珠、玛瑙珠、水晶珠、琉璃珠等，同类材料在徐闻沿海汉墓中亦有出土[9]，说明珠饰类舶来品在北部湾沿岸港口群中具有跨港的普遍性，而非合浦一地的孤例。可见的是，珠饰的原产地分布极为分散，琥珀多与波罗的海及南亚来源相关，玛瑙、水晶则常见于印度与东南亚产地，这与进口的产地指向相吻合。 珠饰的证据价值与前两类器物有所不同。玻璃杯、波斯壶之类多为单件或少量的高等级物品，反映的是自上而下的输入与赏赐渠道；而珠饰往往成串、成批出土，属于可大量流通的装饰性商品，更能反映日常性贸易的规模和频次。当同一墓地群中既出现需专门航线输送的高等级奇珍，又出现可批量交易的珠饰商品时，合浦作为贸易港的运转图景才趋于完整：它既承接远距离的珍稀品输入，也从事规模化的商品流通。 这一判断也需要与港口遗址的证据相互参照。文献与器物只能证明贸易发生，却难以直接说明贸易在何处卸载与集散。合浦港本身的遗址位置至今尚未完全确定：考古人员在合浦县石湾镇大浪古城附近南流江支流发现古代渡口码头，并出土汉代陶瓷器碎片，但就规模看，其是否为"舟舶继路，商使交属"的始发港港口遗址，尚待进一步考证[17]。这意味着，舶来品的证据链虽然完整地回答了"有无海外贸易"这一问题，但在"贸易依托的具体港址"这一环节上仍留有缺口。器物出自墓葬而非港区，墓葬所在地与港口所在地之间仍需通过水系与郡治的位置关系加以论证，这也是第6、第7章讨论地理条件与港口体系的出发点。就本章而言，可以确认的是：合浦出土舶来品在器类、数量、产地指向与等级结构上均显示出系统性的海外输入，构成文献记载之外独立的第二重证据；而这一证据链向港口功能定性转化的最后一环，仍有赖于遗址层面的进一步工作。 《汉书·地理志》将徐闻与日南、合浦并列，记作汉使"船行"的起点之一[1]。这一文献定位要求研究者回答一个具体问题：徐闻在汉代南海贸易体系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本章依据徐闻沿海的遗址与墓葬发现，论证其港口属性的实质是面向海外的中转港，而非依托广阔内陆腹地的中枢出海港，并考察这一属性如何在汉廷设官、筑仓、屯军的制度安排中被固化下来。 徐闻古港位于今广东湛江徐闻县南山镇二桥村一带，前峙三墩岛，遗址总面积约十五万平方米[3]。这一地理格局值得注意：港口并非面朝开阔外海，而是以岛屿为屏障、以半岛内湾为依托，形成相对遮蔽的停泊水域。汉元鼎六年（前111年）设合浦郡时，徐闻为首县并为郡治，汉代在此设左右候官管理军政与外贸并建仓储，逐步发展为人流物流的集散中心[3]。 9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二桥、仕尾村发现大范围汉代生活遗址，出土"万岁"瓦当、卷云灵芝纹瓦当、几何印文砖、龟纽铜质"臣固私印"以及大量绳纹瓦、筒瓦[9]。"万岁"瓦当属高等级建筑构件，其出现表明遗址内存在规格不低的官方营建；"臣固私印"为私名印章，与前者共同提示此地有官吏驻守和行政办公活动。几何印文砖、绳纹瓦、筒瓦的成批出土，则指向成规模的夯土建筑与仓储类设施。将这些线索与文献所记"左右候官"设治施政的记载相参照，可以推断徐闻港址不仅是一处自然锚地，更是一个有制度性建筑配置的管理节点。 与此并行的，是港区周边密集的墓葬分布。自20世纪60年代起，考古工作者以南山镇华丰岭为中心，在港头、二桥、南山等村庄及沿海约五十公里地带共发掘三百多座汉墓，出土陶器、铁器、铜器、银饰，以及琥珀珠、玛瑙珠、水晶珠、琉璃珠等珠饰[9]。沿海五十公里范围内连续分布三百余座汉墓，说明这一地带在汉代长期有人口聚居与稳定消费，具备维持港口日常运转的社会基础；而珠饰类随葬品的集中出现，又透露出居民与海外珍货流通之间存在密切关联。 需要指出的是，徐闻古港的港址认定同样面临不确定性。与合浦港遗址位置尚未完全确定的情况相类似，二桥仕尾一带所见的建筑遗存与瓦当、印章等器物，虽足以支撑"汉代存在高等级聚落与官方设施"的判断，但港池范围、码头结构、泊船岸线等港口本体要素尚未获得系统揭露。因此，本章对徐闻中转港属性的论证，主要建立在遗址等级、墓葬分布与文献制度的相互印证之上，而非建立在港口工程遗存的直接证据之上。 徐闻作为中转港的性质，在制度层面留有明确的文献与实物痕迹。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记"汉置左右侯官在徐闻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以交易有利"，这是我国关于设置管理外贸专职官员的最早记录，民间并由此流传"欲拔贫，诣徐闻"之谚[4]。该记载包含两个关键信息：其一，候官设于县南七里，位置恰与二桥仕尾一带的遗址分布相合；其二，候官的职能被明确表述为"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以交易有利"，即以仓储积聚货物、准备以物易物的交易物资，说明其执掌重点在于货物的中转与交易准备，而非征收或管控某一广阔腹地的出产。 将这条记载与遗址实物对照，可以看得更清楚。"万岁"瓦当提示官方建筑的存在，"臣固私印"提示有具名官吏在驻，"积货物于此"则指向仓库类设施。三者叠加，构成一组指向"设官—建仓—管货"完整链条的证据：候官在徐闻驻扎，于港口附近建仓储货，以储备和转手货物来支撑与海外商旅的交易。这种以货物集散与交易服务为核心的职能，与中枢港汇聚广大腹地物产、组织远洋船队的功能存在取向上的差别。 正因如此，徐闻港的研究价值不完全在于它输出什么，而在于它如何运作。它承担的是把从不同方向来的货物接住、存放、再发出的中间环节工作——这既需要官方提供仓储与安全保障，也需要常设的行政与军事力量维持秩序，而"左右候官"设置恰是这一需求的制度化回应。就此而言，徐闻港的官吏建制与仓储设施本身，就是其"中转"属性的最好佐证：中转环节对组织化程度的要求往往高于单纯的装卸与启航，故汉廷在此不吝设置专职官员并兴建仓库。 徐闻中转港的形成，还与古代航海条件的约束密切相关。汉平帝时期（前9年—公元6年），徐闻古港作为番禺与东南亚之间商船往来的中转站，已成为重要商贸大港[10]。其成因在于：船客因琼州海峡风向、潮流复杂，又受"海鰌"威胁，选择靠岸行走，将货物转运至徐闻古港后再行出发[10]。换言之，徐闻港的兴盛并非因其腹地有多广阔，而是因为它处在一个航行风险集中的地理节点上，商船不得不在此滞留、卸货、改换方式再出发。中转功能由此成为其最本质的港口属性。 这种由航行风险催生的中转需求，同时塑造了徐闻的军事色彩。港口需为滞留的商船、货物与人员提供安全庇护，客观上要求武装力量与防御设施的介入，这与文献所记左右候官兼具军政管理职能相吻合[3]。仓储因"积货物"而设，军备因护卫仓储与航道而设，二者在同一港区交汇，使徐闻古港在起源上带有明显的军港与商港合一特征。这一特征又反向强化了其中转属性：具备护卫与仓储能力的港口，天然更适合承担货物汇聚与再分配的中间职能。 更进一步看，徐闻所处的位置，恰好落在番禺与东南亚之间的航段接点上。汉朝最南端为日南郡，东南亚商旅原可经日南沿陆路北上入岭南内河水道，再经灵渠入长江水系北行至长安；后因林邑崛起致陆路商道咽喉阻塞，朝廷转向北部湾的合浦与徐闻港[10]。这一转折说明，徐闻与合浦在帝国南向贸易布局中的角色，随陆路通道的畅阻而消长，而徐闻正是在海上航段被切分为若干短程、需要中间停靠的情况下，承担起连接番禺与东南亚的中转职能。 综合三节证据，徐闻古港呈现出一幅结构清晰的图景：以三墩岛屏蔽的内湾为港址，以"万岁"瓦当、"臣固私印"等遗存标示的官方建筑与仓储为设施支撑，以左右候官与珠饰随葬墓群为制度与社会背景，以琼州海峡的风潮之险为功能动因。这些要素共同指向一个面向海外的中转港，其价值集中于货物集散、商使停留与安全保障，而非依托广阔内陆腹地的中枢远洋出海。需要保留的谨慎在于：港址本体遗存尚未系统揭露，相关结论仍须依赖遗址等级判断与文献制度的互证，待更多考古工作加以检验。 在《汉书·地理志》所记的三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中，日南与徐闻、合浦的差异最为显著：它地处汉王朝疆域的最南端，远离中原政治中心，却在正史航线记载中位居首位——"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1]。这一排列次序本身就暗示，日南在三港体系中承担着不同于合浦的角色。理解这一角色，需要先厘清日南的行政建制、城邑地理与户口规模，再回溯它从陆路通道枢纽向海路替代港的转变，最后考察林邑崛起所导致的功能衰退。本章即沿此三层递进的线索展开，而不再重复合浦作为中原出海中枢的论证。 日南郡设于汉元鼎六年（前111年），与合浦、交趾、九真等同为汉武帝平定南越后所置的岭南九郡之一[2]。郡名"日南"，取其在日之南、极南之地的意象，而它确实是汉王朝建制疆域的最南端。郡初治西卷县，辖朱吾、比景、卢容、西卷、象林五县，其辖境大致覆盖今越南中部广治一带，西卷县治位于今越南广治省东河市[5]。据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前后的户口统计，日南郡有15460户、69485人，辖五县[5]。以此人口规模与合浦郡西汉末约1.5万户相较，两者大体处于同一量级，说明日南并非纯属名义上的羁縻边郡，而是一个具有实际人口与经济承载力的行政实体。 地理条件上，日南郡境内有16条河流独流入南海，河海交汇处形成若干天然港湾，其中西卷港在汉代曾是一处重要贸易港口[5]。这一"多河口—多港湾"的地貌，使日南天然具备作为停泊与集散节点的条件。值得注意的是，日南最南的象林县（约今越南广南、岘港一带）与西卷县之间存在相当的距离，象林地处汉王朝势力末梢，其政治稳定性远逊于较北的西卷、朱吾诸县，这一点在5.3节讨论林邑问题时会再度浮现。 从建置沿革看，日南郡的设置与合浦郡同步，均是汉武帝经略南疆的制度安排。但两者的战略取向并不相同：合浦郡经南流江、北流江水系北接湘桂走廊，经秦凿灵渠可通长江水系，其腹地直抵中原[11]；而日南郡偏处南海西岸，缺乏通往中原的便捷内河水道，它与中原的联系很大程度上依赖沿海陆路和海路的串联。正因如此，日南在行政上虽是一郡，在贸易网络中却更接近一个前沿节点——它是汉王朝面向南海以西方向的门户，也是外来使团与商旅进入汉地的第一站。中国与西方海路直接往来的最早记录，恰恰出现在日南而非合浦：东汉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丹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5]。这条记载的分量在于，它把"大秦"（罗马）使团入境的口岸明确系于日南徼外，而不是徐闻或合浦。一个远道而来的使团选择在此登陆并由此北上报闻，本身就说明日南在汉代对外交通格局中占据着其他两港难以替代的位置。 若要理解日南的港口功能，必须把它放回汉武帝至东汉之间的南北交通格局中考察。汉朝最南端为日南郡，东南亚商旅进入汉地，可经日南一带沿陆路北上，进入岭南内河水系，再经灵渠转入长江水系，北行抵达长安[10]。这条"陆路通道"是汉初日南地位的重要依托：它使日南不仅是海路端点，更是陆海转换的接驳口。往来于东南亚与中原之间的货物与人流，可以在日南完成从海船到陆路、再从陆路到内河船舶的换装，日南由此获得过境中转的价值。 然而这一陆路通道的可靠性，随着中南半岛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动摇。此后因林邑崛起，陆路商道的咽喉地段受阻，原有的陆路北上路径难以通行，朝廷的贸易重心遂转向北部湾一带的合浦与徐闻港[10]。这一转向在功能上把日南置于一个尴尬的位置：陆路既然不畅，日南赖以中转的一半功能便丧失了；而海路方面，虽然正史航线以"日南障塞"开篇[1]，但随着合浦、徐闻成为朝廷着力经营的港口，南海贸易的主通道逐渐北移。日南的角色遂由兼具陆海中转的枢纽，逐步收窄为偏于海路南段的节点。 需要强调的是，日南的海路中转功能并非完全消失。在《汉书·地理志》所记的远洋航线上，行程的起讫点正是以日南为标志——去程"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回程"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1]。回程记载把目的地明确落在"日南、象林界"，说明汉使返航后是由日南一带登陆、再由陆路或沿海路北上的。这一"去以日南、徐闻、合浦并提，归以日南、象林为终点"的记法，透露出日南在航线中被赋予的是一种收束性的归属功能：它是这条往返全程一万多海里、途经17国、历时近两年的远洋贸易线[1]在汉境一侧的南端锚点。与合浦凭借内河水系承担"中原—海外"双向集散不同，日南的中转更多体现为海路内部的接续与南段货物的登陆归集。因此，把日南定性为面向海外的中转港而非通往中原的中枢港，是与文献记载相吻合的判断。 日南港口功能的衰退，与林邑（占婆）的崛起直接相关，而这一过程的关键节点位于日南最南端的象林县。东汉末年，象林县功曹之子、占族人区连聚数千人起兵，杀县令而独立为林邑国，时间在192年（一说137年）[16]。起兵之所以发生在象林而非郡治西卷，正是因为象林地处汉王朝控制力的末梢，中央权威在此最为薄弱。林邑的独立使汉朝南疆的南界由北纬13度一线退缩至北纬16度一线[16]，日南郡的南半部领土实际丧失，海岸线大为缩短。 林邑立国后并未止步于象林一县。三国东吴建衡元年（269年），林邑王范熊攻陷西卷县城，日南郡治被迫迁往朱吾县[16]。郡治的这一次被迫迁移，标志着日南作为港口体系节点的实质性衰落：西卷港作为汉代重要贸易港[5]，一旦政治与军事控制难以保障，其作为商船停泊与货物集散地的功能自然难以为继。郡治北迁朱吾，意味着汉及后续政权在日南的实际控制范围进一步收缩，港口经营所依赖的安全前提不复存在。 从更长的时间尺度看，林邑的崛起改变了南海西岸的政治—贸易格局。此前日南能够充当中转港，前提是它处于汉王朝疆域之内、且陆路通道大体畅通[10]；当这一前提先后被陆路阻塞和林邑割据所打破，日南便同时失去了内陆依托与南段控制，其在三港体系中的位置被合浦、徐闻所取代。反过来看，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合浦中枢港地位的相对稳固——合浦的腹地依托是内河水系与中原联系，不受中南半岛局部政权更迭的直接冲击。因此，日南由盛而衰的轨迹，不应被简单读作某一港口的孤立命运，而应被视为汉代南海贸易港口体系重心北移的一个组成部分：真正的中原出海中枢始终在北部湾一侧，日南所承担的只是面向海外的南向中转，一旦中转所依托的政治与地理条件恶化，这一功能便最先被剥离。至于林邑控制下的西卷、象林一带此后是否以其他形式延续了商业往来，现有材料尚不足以给出明确判断，相关线索留待后续章节结合港口体系的整体变迁加以讨论。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林邑起兵的确切年代，《后汉书》与后世文献存在192年与137年两说[16]，这一歧异提醒我们，日南衰退过程的年代刻度仍有不确定之处。但无论取哪一说，林邑独立与西卷陷落所构成的"南界退缩—郡治北迁"序列是清晰的，日南港口功能的衰退趋势也是可以确认的。这一趋势与合浦汉墓群所反映的持续繁荣形成对照，共同支撑了将三港区分为中枢港与海外中转港的分析框架。 在汉代三处始发港中，合浦最突出的禀赋并非海岸线本身，而是它与中原腹地之间那条由天然河流与人工运河串联起来的水陆通道。合浦港位于北部湾南流江出海口附近，与南流江、北流江水陆相连，北接湘桂走廊，经秦代开凿的灵渠打通岭北交通，将经济腹地一直延伸至湘江流域，是古代岭南与中原之间重要的出海通道[11]。这意味着货物自中原南下，可以经长江水系转湘江、过灵渠入漓江与西江水系，再循南流江抵达入海口，全程以水路为主，无须在岭南崇山峻岭中反复起驳。东汉马援征交趾时开凿桂门关，进一步使中原至岭南的交通趋于畅通[11]，此后合浦作为转输节点的地位更加稳固。 与徐闻、日南相比，这种"内河通腹地、外海达远洋"的双向条件是合浦独有的。徐闻虽为合浦郡首县并一度为郡治，但其背后是雷州半岛纵深有限的陆地，缺乏一条能直通长江流域的连续水道；日南郡地处今越南中部，距中原更为遥远，其西卷港虽曾为重要贸易港口[5]，但要以北上的陆路翻越岭南山地才能接上岭南内河水道。换言之，三港中只有合浦能同时获得稳定的大陆腹地供给与海外输入的双向流量，这正是把它称为中枢港的地理前提。 合浦的富庶程度也与其腹地规模相匹配。合浦郡辖境最大时约10万平方公里，西汉末户口约1.5万户，东汉时增至2.3万户[2]，户口与辖境都远非徐闻一县或日南五县可比。人口基数决定了本地的消费能力与货物集散规模，也决定了墓葬群体的数量与用料等级——合浦汉墓群分布于县城区及北、东、南三面丘地，环绕汉代合浦郡城所在的草鞋村遗址呈扇形分布，范围近69平方千米[6]，其规模本身就是腹地经济实力的物化反映。需要指出的是，合浦港的准确港址至今尚未定论：考古人员在合浦县石湾镇大浪古城附近的南流江支流发现过古代渡口码头，并出土汉代陶瓷器碎片，但就规模而言是否即为"舟舶继路，商使交属"的始发港港口遗址，仍待进一步考证[17]。因此本节所论水系优势，依托的是河道走向与交通格局，而非已被确认的码头遗存。 如果说合浦的优势在于"路"，那么徐闻的功能逻辑更多由"海"决定。汉平帝时期，徐闻古港成为番禺与东南亚之间商船往来的中转站，发展为重要商贸大港；促使它承担这一角色的直接原因，是船客因琼州海峡风向潮流复杂以及"海鰌"威胁而选择靠岸行走，将货物转运至徐闻古港再行出发[10]。这条记载揭示出一个关键机制：徐闻并非航线的终点，而是被迫产生的中途节点。雷州半岛与海南岛之间的琼州海峡水道狭窄、潮流湍急，汉代船只通过时风险较高，商旅于是分段航行、上岸避险，货物在徐闻集中与重新装载，徐闻由此获得集散功能。 这一机制在考古上有对应的痕迹。徐闻古港遗址位于南山镇二桥村一带，前峙三墩岛，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汉代在此设左右候官管理军政外贸并建仓储[3]；唐代《元和郡县图志》更明确记"汉置左右侯官在徐闻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以交易有利"，这是我国关于设置管理外贸专职官员的最早记录，故有"欲拔贫，诣徐闻"之谚[4]。仓储与专职官员正是货物必须在此停留、集中、再分配的行政证据。此外，20世纪60年代起考古工作者以南山镇华丰岭为中心，在港头、二桥、南山等村庄及沿海约50公里地带发掘300多座汉墓，出土陶器、铁器、铜器、银饰及琥珀珠、玛瑙珠、水晶珠、琉璃珠等珠饰；90年代又在二桥、仕尾村发现大范围汉代生活遗址，出土"万岁"瓦当、卷云灵芝纹瓦当、几何印文砖、龟纽铜质"臣固私印"及大量绳纹瓦、筒瓦[9]。 把这些证据合起来看，徐闻的自然条件与合浦形成了功能上的互补而非竞争：复杂海峡把船舶"逼"上岸，徐闻的浅湾与岛屿依托提供了停靠条件，候官与仓储把临时停靠制度化，最终形成以中转、补给与转口贸易为主业的港城。它的繁荣依赖于线路上船舶的频繁过境，而不是依赖自身腹地的产出，这也解释了为何同一郡内徐闻与合浦能够并存而不相互取代。 要理解三港为何形成分工而非相互替代，还需回到汉代船舶本身的物理限制。受造船和航海技术所限，汉代平底船不能抗击大风浪，只能沿海岸线行驶；而合浦拥有平缓滩涂、天然良港与丰沛水系，海底水深平缓、海面开阔、季风洋流状况理想，因此被选为远洋航线的始发港之一[13]。这一判断的解释力在于：它同时约束了航线形态与港口选址——沿海岸线航行意味着航线被地形"钉"在近岸，任何一个海湾、河口或岛链缺口都可能成为分段节点；而抗风浪能力不足意味着避风锚地与稳定补给比航程长短更为关键。 在这一约束下审视三港，差异便清晰起来。合浦同时具备平缓滩涂与内河出口，既宜于靠泊，又便于把货物从江上直接转入海船，且水深平缓、海面开阔、季风洋流理想[13]，适合作为长距离航线的起点，承担更完整的集散与转输功能。徐闻前峙三墩岛、港区约15万平方米[3]，其地理价值集中在海峡就近停靠与避风，是航路上不可省略的一站，却难以承担面向广阔腹地的组织功能。日南地处汉朝最南端，东汉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丹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成为中西海路直接往来的最早记录[5]；但东南亚商旅多经此前沿陆路北上入岭南内河水道、经灵渠入长江水系北行至长安，直至林邑崛起致陆路商道咽喉阻塞，朝廷才转向北部湾的合浦与徐闻[10]。这说明日南更多是海陆衔接的转换节点，其港口功能随陆路通塞而起伏，稳定性不及合浦。 综合可见，三港的分工是自然条件、造船技术与政治格局共同作用的结果：平底船沿岸航行的技术上限，使航线依赖分段停靠；琼州海峡的风潮使徐闻成为必停的中转点；内河通腹地的条件使合浦成为能同时承接中原供给与海外输入的中枢；而陆路咽喉的变化则让日南的角色随势转移。合浦之所以在中枢位置，不在于它天然优于其他两港的每一项指标，而在于它是三地之中唯一能把内陆水道、避风港湾与远洋航向三者串联起来的港口。 综合前六章文献、墓葬实物、港口遗址与地理条件四层证据，可以勾画出一个并非单点、而是具有层级分工的汉代南海商港体系。这一体系的上端是番禺。番禺是这一时期岭南中心城市和国内著名都会，与北部湾畔的徐闻、合浦、日南等港口共同构成汉朝面向南海的主要商港[14]。番禺依托珠三角腹地与内河水道网络，承担岭南物资的集散与都会消费功能；其"中心都会"属性偏于陆向集散，而非直接面向远洋的出发节点。 体系的中间层是合浦。合浦港位于北部湾南流江出海口附近，与南流江、北流江水陆相连，北接湘桂走廊，经秦凿灵渠打通岭北交通，将腹地延伸至湘江流域，是古代岭南与中原之间的重要出海通道；东汉马援征交趾开凿桂门关后，中原至岭南的交通进一步畅通[11]。这条由中原经灵渠、湘桂走廊、南流江直抵北部湾的水陆走廊，使合浦同时具备了"内陆腹地向海延伸的终点"与"远洋航线的起点"双重身份，构成整个体系中唯一被内陆与海外双向牵引的枢纽节点。 体系的南向延伸则由徐闻与日南承担。徐闻位于雷州半岛南端的琼州海峡北岸，前峙三墩岛，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3]；其功能偏向商船靠泊与货物转运。汉平帝时期，徐闻古港作为番禺与东南亚之间商船往来的中转站成为重要商贸大港，船客因琼州海峡风向潮流复杂及"海鰌"威胁而靠岸行走，将货物转运至徐闻古港再出发[10]。日南郡为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置，治西卷县，辖朱吾、比景、卢容、西卷、象林五县，境内16条河流入南海，西卷港曾为重要贸易港口[5]。日南地处汉朝最南端，是从中南半岛方向进入汉朝海疆的门户，因而更多地表现为"面朝海外的接线口岸"。 由是，四座港埠并非平行并列，而呈"陆向都会—双向中枢—海向中转—南疆门户"的层级结构。番禺集中腹地物资，合浦承接中原政治经济网络并将其转换为远洋运力，徐闻与日南分别从琼州海峡与中南半岛两个方向补充与分流远洋航路。合浦居于这一结构的中间受力点，是唯一同时被正史航线与内陆水系走廊双重定位的港口，这正是其"中枢"属性的结构性来源。 合浦的中枢地位并不止于航线区位，更体现为行政、经济与文化三重功能的叠加。行政上，汉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设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合浦郡治所位于合浦县，辖境最大时约10万平方公里，西汉户口约1.5万户，东汉增至2.3万户[2]。户口规模的持续增长，说明郡级行政中心在近两百年间累积了稳定的人口与治理资源，为港口提供了组织远洋贸易所必需的制度支撑。 经济上，合浦是汉代唯一有明确文献与考古双重印证的始发港。合浦出土罗马玻璃碗、波斯陶壶、印度琥珀印章等舶来品，波斯银壶壶身浮雕希腊神话场景，罗马玻璃碗成分与地中海作坊吻合[12]。《汉书·地理志》所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的正史航线，把合浦与远洋目的港直接写入同一条路线；往返全程一万多海里、途经17国、历时近两年[1]。文献与实物在同一地点交叠，使合浦成为体系中证据链最完整的一环。 文化上，合浦汉墓群分布于县城及北、东、南三面丘地，环绕汉代合浦郡城所在的草鞋村遗址呈扇形分布，范围近69平方千米，已发掘墓葬一千余座，年代自西汉早期至六朝，出土文物一万多件套，舶来品及带海外因素器物数量众多[6]。县城方圆68平方公里保护区内散布万余座汉墓，密度与规模被称为"岭南敦煌"[8]。墓葬数量与随葬品的海外因素密度，反映的不是个别商人偶发行为，而是持续经营远洋贸易所沉淀的社会阶层与文化面貌——一个以外贸为经济命脉、以舶来品为身份标识的港口城市社会。 三重功能彼此支撑：行政中心提供制度与人口，经济网络提供货流，文化沉积把一次性交易固化为长期社会结构。相较之下，徐闻以仓储与军政协理机制见长，日南以边境门户与遣使通道见长，二者均未在同一空间内叠加出同等完整的行政—经济—文化功能，这构成合浦中枢地位的实质内容。 港口体系的层级格局并非恒定。晋代以后航海技术进步、船舶吨位增加，腹地广阔的番禺港逐渐取代徐闻、合浦成为最大对外贸易口岸[14]。远洋船舶抵御风浪的能力提升后，沿海岸线逐段靠泊、逐港转运的航法被长距离直航替代，位于北部湾内缘、需要经内河走廊转运的合浦，其"内陆终点+远洋起点"的区位优势随之递减；而拥有更广阔腹地与更深水条件的番禺则后来居上。这说明港口层级由航海技术与腹地规模共同决定，技术条件一旦改变，原有分工便会重排。 行政建制方面，合浦郡的存续呈现出显著的延续性。三国时合浦郡曾改称珠官郡，晋至南朝曾统辖海南儋耳、珠崖两郡，齐建元元年（479年）郡治复迁徐闻；隋唐历经越州、廉州等建置更迭，郡作为岭南重要行政区存续近九百年[15]。郡治一度回迁徐闻，说明随着外贸重心南移与内河走廊地位下降，行政中心也会向更贴近海路的方位调整；但"合浦—徐闻"这一北部湾港群作为一个整体，长期保留着区域行政与商业中心的地位。 日南方向的变迁更为剧烈。东汉末年（192年，一说137年）日南郡南部象林县功曹之子、占族人区连聚数千人起兵，杀县令独立为林邑国，中国南疆由北纬13度缩至北纬16度一线；三国东吴建衡元年（269年）林邑王范熊攻陷西卷县城，日南郡治迁往朱吾县[16]。林邑崛起使东南亚商旅经日南沿陆路北上、经灵渠入长江水系前往长安的通道咽喉受阻，朝廷不得不转向北部湾的合浦与徐闻港[10]。日南作为南疆门户的政治—贸易功能由此衰减，海路重心进一步向北部湾港群集中。 需要强调的是，本章提出的层级模型仍带有不确定性。合浦县石湾镇大浪古城附近南流江支流虽发现古代渡口码头并出土汉代陶瓷器碎片，但就规模看是否即为"舟舶继路，商使交属"的始发港港口遗址，尚待进一步考证[17]；同时，也存在主张秦汉最主要港口为番禺、徐闻与合浦属次要始发港、三港分工为番禺集散而徐闻与合浦出海的不同论述[18]。这些争议提示：合浦的"中枢"地位建立在文献、遗物与地理条件三重证据的交叉支持之上，而非单一港口遗址的确认；模型的价值在于给出可检验的层级假设，其细节仍有待后续考古工作修正。 [1] 班固. 汉书·地理志（引自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两千年前的海上丝路始发港——徐闻古港）[EB/OL].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网站, 2026-07-01. http://gdcss.gd.gov.cn/hdjl/wdzsk/ws/content/post_4917408.html [2] 合浦郡[EB/OL]. 百度百科, 2026-09-22. https://baike.baidu.com/item/合浦郡/7955037 [3] 徐闻古港[EB/OL]. 百度百科, 2026-10-12. https://baike.baidu.com/item/徐闻古港/8370331 [4] 两千年前的南下逐梦之地[EB/OL]. 文史广东（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2024-05-28. https://www.gdwsw.gov.cn/wsbl/content/post_36252.html [5] 日南郡[EB/OL]. 百度百科, 2026-09-14. https://baike.baidu.com/item/日南郡/4177296 [6] 合浦汉墓群[EB/OL]. 百度百科, 2025-02-14. https://baike.baidu.com/item/合浦汉墓群/9185410 [7] 淡青色弦纹玻璃杯[EB/OL]. 百度百科, 2026-10-26. https://baike.baidu.com/item/淡青色弦纹玻璃杯/66221236 [8] 沧桑北海探"四古"[EB/OL]. 新华网, 2025-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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