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〇 本期责任编辑:杨钧茗(香港中文大学)

制度分析长期以来一直是比较政治研究的重要理论传统。然而,随着政治传播、公共政策和制度变迁研究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学者开始意识到,仅依靠正式制度、利益结构或行为理性,已难以充分解释政治行动、政策选择以及制度变迁的复杂过程。观念(Ideas)如何形成?政治话语(Discourse)如何影响制度运行?制度合法性又如何在政治互动中不断建构?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研究,逐渐推动比较政治形成了一条以“观念—话语—制度”为核心的研究路径,并成为近年来新制度主义发展的重要方向。
本期专题围绕这一研究脉络,选取五篇具有代表性的经典文献,从理论建构、经验研究和方法创新三个层面,系统呈现比较政治中观念、话语与制度研究的发展过程。其中,Schmidt的两篇代表性论文提出并进一步完善了话语制度主义(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的理论框架,将观念与话语重新纳入制度分析之中;Blyth则通过经典案例分析,展示了观念如何影响政治行动和制度变迁;Fairclough与Wodak分别从批判话语分析和话语—历史分析法出发,构建了政治文本分析的重要方法体系,为理解政治传播、政策叙事和制度合法性提供了系统的分析工具。
这五篇文献既代表了比较政治中观念与制度研究的重要理论成果,也体现了政治话语分析的发展方向。无论是关注制度改革、政策制定、政治传播,还是希望开展政治文本分析和话语研究,这些文献都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希望本期推荐能够帮助读者进一步理解比较政治中“观念—话语—制度”研究的发展脉络,并为相关领域的学习与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文献基本信息(APA):
Schmidt, V. A. (2008).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ideas and discours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1, 303–326.
摘要:作为最新一代“新制度主义”,话语制度主义有助于理解观念与话语在政治中的作用,相较于传统三大新制度主义,它为解释制度变迁提供了更具动态性的分析路径。观念是话语的实质内容,存在政策、方案、理念三个层次,同时可以划分为认知性观念与规范性观念两类。话语是传递观念的互动过程,分为两种形态:政策行动者之间的协调型话语,以及政治行动者面向公众的沟通型话语。两种话语形态在不同政体结构中强弱不同:单一政体中沟通型话语影响力更强,复合政体则以协调型话语为主。进一步而言,话语制度主义所理解的制度并非外在于行动者、单纯要求人们遵守规则的结构;制度同时是结构,也是行动者内部建构的产物。行动者依托特定“意义语境”下的背景观念能力解释制度如何生成与存续;依靠遵循“沟通逻辑”的前景话语能力解释制度如何发生变革或维持稳定。利益属于主观性观念,尽管真实存在,但并非客观、物质性的存在;规范是动态的主体间建构,而非静态固化的结构。
关键词:制度变迁;制度;利益;新制度主义;规范

Schmidt的这篇文章是话语制度主义(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的奠基性文献,也是理解新制度主义理论发展的重要入口。传统新制度主义主要从制度约束、利益结构和社会规范等角度解释政治行为,但对于制度为何发生变化、政治行动者如何推动改革以及新的政策理念如何获得支持等问题,仍存在一定解释空间。Schmidt通过引入观念与话语维度,进一步拓展了制度分析的理论边界。
文章的重要贡献在于,它并没有将制度视为静态的规则体系,而是强调制度始终处于意义建构和政治互动过程中。政治行动者并非只是受到制度约束的被动执行者,他们也能够通过提出新的观念、开展话语交流以及塑造公共认知影响制度发展方向。通过区分协调性话语和沟通性话语,Schmidt进一步说明了政策理念如何在政治体系内部形成,并如何通过公共传播获得合法性。
话语制度主义提供了一种连接结构与行动、制度与意义的新分析框架,它提醒研究者,在解释制度改革、政策变化和治理转型时,不仅需要关注正式制度安排和利益关系,也需要分析政治行动者如何理解问题、如何解释政策以及如何争取社会支持。阅读本文,有助于研究者突破传统制度分析的局限,从观念和话语互动的角度理解政治制度的运行逻辑及其变化机制。

文献基本信息(APA):
Schmidt, V. A. (2010). Taking ideas and discourse seriously: Explaining change through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 as the fourth “new institutionalism.”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1), 1–25.
摘要:理性选择、历史、社会学这三种传统新制度主义,都越来越试图将变迁“内生化”,这往往意味着转向对观念与话语的研究。本文指出,源自这三种制度主义传统、重视观念与话语的学者,其研究路径可以归为第四种“新制度主义”——话语制度主义。该理论既关注观念的实质内容,也关注制度情境下话语的互动过程。本文认为,这一最新的新制度主义,能够通过解释行动者真实的偏好、策略与规范取向,最有潜力揭示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本文梳理了归属于该分析框架的各类研究路径,阐释话语制度主义学者在利益与不确定性、关键节点与渐进变迁、规范与文化等议题上,如何突破传统制度主义的局限。不同于旧新制度主义将制度视为由激励、路径依赖、文化框架构成的静态外在遵规结构,本文对制度作出动态定义:制度是内嵌于行动者内部的意义结构与建构产物。行动者的“背景观念能力”使其能够创设(并维系)制度;行动者的“前台话语能力”使其可以对制度展开批判性沟通,进而改变(或维系)制度。但本文同时也指出话语制度主义尚待完善之处:理论层面需要更多关注权力、物质条件以及非话语因素;方法层面则面临观念与话语可操作化的现实难题。
关键词:
观念;话语;话语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

Schmidt于2008年搭建起话语制度主义的基础分析框架,而2010年的这篇论文,则对话语制度主义的学科定位展开更深层的理论辩护:究竟是什么特质,让这一理论能够在新制度主义谱系中占据一席之地。该文系统梳理话语制度主义的理论根基,正式将其界定为“第四种新制度主义”,是把握当代制度研究观念转向的核心文献。
文章最大的贡献,在于重新思考了制度、行动者与观念之间的关系。传统制度主义通常强调制度对于行动者行为的约束作用,但Schmidt指出,政治行动者并非只是制度环境中的被动接受者,他们同样能够通过观念创新和话语互动推动制度变化。制度之所以能够保持稳定,既依赖正式规则和利益结构,也依赖行动者对于制度意义的持续解释和社会传播。因此,制度变迁不仅是结构条件变化的结果,也是政治主体进行意义建构的过程。
此外,文章还进一步强化了话语在政治分析中的理论地位。话语并非简单的政策表达方式,而是观念形成、竞争和传播的重要机制。政治行动者通过协调性话语形成政策理念,通过沟通性话语争取社会认同,这一过程解释了为什么某些政策理念能够获得支持并推动制度调整。
Schmidt的理论拓展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它使研究者能够在制度分析中同时关注结构因素与行动过程,既分析制度如何影响政治行为,也分析政治行动者如何通过观念和话语改变制度。阅读本文,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新制度主义的发展方向,并为研究制度变迁、政策改革和政治合法性提供更加综合的理论视角。

文献基本信息(APA):
Blyth, M. (2001).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wedish model: Economic ideas, distributional conflict,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World Politics, 54(1), 1–26.
摘要:本文从观念视角考察瑞典经济规制模式的转型。多数解释瑞典模式衰落的研究聚焦结构性因素,本文则旨在阐明促成瑞典模式兴起及其转型的观念因素。文章详细论述:20世纪30‑40年代,经济观念为瑞典国家及其工会盟友提供了构建瑞典模式制度的工具。但到20世纪70年代,瑞典企业继续参与这套制度的收益不断递减;面对劳工方的挑战,企业采取双重策略:退出劳工的支撑性制度,并从意识形态层面对其展开抗争。观念政治在此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20世纪80年代,瑞典企业调动替代性经济观念发起挑战,以此消解既有制度及其所塑造的分配格局的合法性。因此,早在资本流动与国内通胀成为现实问题之前,瑞典企业就已经启动颠覆瑞典模式的进程。通过强调上述因素,本文对瑞典模式转型作出解释,指出观念之争是理解一般意义上制度变迁的核心。
关键词:
经济观念;制度变迁;分配冲突;比较政治经济学;福利国家

立足于话语制度主义搭建的理论基础,Blyth将研究视角转向经验场域,重点考察观念作用于制度变迁的现实运作机制。作为观念研究与历史制度主义的经典作品,该文以瑞典福利国家转型为案例,将观念变量嵌入具体的政治过程,直观展现观念如何影响政策选择与制度改革。
文章的重要贡献在于突破了传统政治经济学中“利益决定制度变化”的单一解释路径。Blyth并不否认利益冲突的重要性,而是进一步指出,利益本身并非完全固定存在,政治行动者如何理解自身利益、如何判断现实问题以及如何选择改革方向,都受到观念框架的影响。当既有制度面临危机时,新的观念能够帮助行动者重新解释问题、组织政治联盟,并为制度调整提供新的正当性基础。
通过瑞典模式转型这一案例,Blyth展示了观念、利益和制度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制度变迁并不是简单的外部压力回应,也不是不同利益集团力量变化的直接结果,而是在政治行动者围绕问题解释、政策方案和改革方向展开竞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这一分析路径使观念研究从抽象理论进入具体经验分析,也增强了比较政治研究解释制度变化的能力。
Blyth的研究具有重要方法论启发:它提醒研究者,在分析制度改革、政策转型和政治经济变化时,不应仅关注制度安排和利益分布,也需要考察政治行动者如何理解现实、如何构建政策叙事以及如何争取改革支持。阅读本文,有助于进一步理解观念在制度演进中的作用,并掌握将观念分析与经验研究结合的方法路径。

文献基本信息(APA):
Fairclough, 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摘要:本书围绕话语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展开讨论,将话语视为一种社会实践,强调语言不仅是表达思想和传递信息的工具,也是社会关系、制度结构和权力关系形成与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Fairclough通过批判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的理论框架,探讨话语如何参与社会现实的建构,并分析语言实践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
书中提出了著名的三维分析框架,即文本(Text)、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和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文本层面关注语言形式、词汇选择和表达方式;话语实践关注文本的生产、传播和接受过程;社会实践则进一步分析话语与制度环境、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
通过这一分析路径,Fairclough试图说明,政治和社会领域中的话语并非对现实的简单反映,而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参与现实生产的重要力量。该框架为研究政策文本、政治传播和社会制度变迁提供了系统的方法基础。
关键词:
批评话语分析;话语;社会变迁;语言与权力;社会实践

在前序文献围绕观念、话语与制度的理论关联展开探讨的基础上,Fairclough把研究重心落到方法论层面,着重回应应当如何开展政治话语分析这一核心问题。作为批判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领域的经典代表作,《话语与社会变迁》搭建起一套完整的政治文本分析体系,推动话语研究跨越语言学边界,广泛渗透至政治学、社会学与传播学等学科。
本书最大的贡献,在于突破了传统语言研究将语言视为中性表达工具的观点。Fairclough认为,话语不仅反映社会现实,也参与社会现实的形成。政治文件、政策报告、领导人讲话和媒体报道等文本,并不是单纯的信息载体,而是在特定制度环境和社会关系中生产意义、塑造认知并影响权力关系的重要实践。通过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个层面的分析,研究者能够进一步理解政治语言背后的制度逻辑和社会影响。
与传统内容分析主要关注“文本表达了什么”不同,批判话语分析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形成这样的表达”“这种表达服务于怎样的社会关系”“话语如何影响公众对于政治现实的理解”。这种研究路径使政治文本分析超越了简单的语言描述,转向对权力、合法性和意义建构过程的深入考察。
Fairclough的理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在制度研究、政策分析和政治传播领域,文本材料往往承载着丰富的政治信息,而制度运行本身也需要通过语言进行解释、传播和合法化。阅读本文,有助于研究者掌握政治文本分析的基本方法,理解语言如何参与政治过程,并为开展政策叙事、政治传播和制度合法性研究提供重要工具。

文献基本信息(APA):
Wodak, R. (2009). The Discourse of Politics in Action: Politics as Usual.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摘要:本书围绕政治话语在现实政治实践中的形成与运作展开研究,探讨政治行动者如何通过语言组织政治活动、建构政治身份并生产政治意义。Wodak指出,政治并不仅存在于正式制度和政治事件之中,也存在于日常政治交流、媒体传播和公共讨论等多种话语实践之中。
本书以话语—历史分析法(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DHA)为核心方法,强调政治话语必须置于具体历史背景、社会环境和制度条件中进行理解。政治文本的意义并非孤立产生,而是在历史经验、社会记忆和现实政治互动中不断形成和变化。通过结合文本分析、历史分析和社会分析,本书展示了政治话语研究如何揭示政治概念、身份建构以及合法性形成的过程。
作者进一步说明,政治话语分析不仅关注政治人物“说了什么”,也关注政治语言如何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发挥作用,以及不同政治行动者如何通过话语竞争影响公众对于政治现实的理解。
关键词:
话语—历史分析法;政治话语;身份建构;政治传播;历史与话语

在Fairclough奠定批判话语分析的方法基础之上,Wodak围绕政治话语的阐释前提展开更深层次的探讨,聚焦为何解读政治话语不能脱离历史与社会语境。作为话语‑历史分析法(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DHA)的代表著作,《行动中的政治话语》把历史维度纳入政治话语研究,帮助研究者更为完整地把握政治语言背后潜藏的社会条件与政治逻辑。
本书的重要贡献,在于强调政治话语并不是脱离历史背景的文本表达,而是嵌入具体社会过程中的政治实践。政治概念、政治身份和公共叙事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在长期的话语互动中不断形成、调整和强化。政府文件、政治演讲、媒体报道以及公共讨论等,都参与了政治意义的生产过程,并影响社会对于制度、共同体和公共利益的理解。
与一般文本分析相比,话语—历史分析法更加重视时间维度和社会背景。Wodak认为,研究政治话语不能仅停留在文本表层,而需要追溯概念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其与制度变化、社会冲突和政治实践之间的联系。这一方法使政治话语研究能够更好地解释政治身份建构、民族主义发展以及政治合法性形成等复杂问题。
对于比较政治研究而言,Wodak的方法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它提醒研究者,在分析政治文本和公共叙事时,需要同时关注语言表达、历史经验和制度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阅读本文,有助于研究者进一步掌握政治话语分析的方法路径,将文本研究与历史分析结合起来,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政治意义如何形成、传播并影响政治过程。

综合本期推荐的五篇文献可以发现,比较政治中的观念、话语与制度研究已经形成了一条较为清晰的发展脉络,即从传统制度分析的拓展,到观念机制的引入,再到政治话语分析方法的深化。
在理论发展层面,Schmidt的两篇代表性论文构成了话语制度主义(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的核心理论基础。2008年的文章回应了传统新制度主义在解释制度变迁方面的不足,将观念与话语重新纳入制度分析框架,强调政治行动者不仅受到制度约束,也能够通过意义建构和话语互动影响制度发展。2010年的文章进一步将话语制度主义界定为“第四种新制度主义”,系统说明了其相较于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的理论特点,推动了观念和话语研究成为理解制度变化的重要路径。
在经验研究层面,Blyth的研究进一步展示了观念如何在具体政治过程中发挥作用。通过分析瑞典模式转型这一案例,Blyth说明制度变迁并非单纯由利益冲突或外部压力决定,政治行动者对于现实问题的理解、对于改革方案的建构以及政治联盟的形成,都受到观念框架的重要影响。这一研究路径突破了传统政治经济学中过度强调利益和结构因素的解释方式,为分析重大制度转型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方法论层面,Fairclough与Wodak代表了政治话语分析发展的两个重要方向。Fairclough提出的批判话语分析框架,将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为研究政治语言如何生产意义、建构权力关系提供了系统方法。Wodak进一步提出话语—历史分析法,强调政治文本必须置于具体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中理解,通过结合文本分析、历史分析与社会分析,揭示政治概念、身份认同和合法性建构背后的形成机制。
总体而言,本期推荐的五篇文献共同构成了比较政治中“观念—话语—制度”研究的重要知识体系。它们不仅拓展了传统制度分析对于政治变化的解释边界,也推动研究者从单纯关注制度安排转向关注制度如何被理解、解释和传播。对于制度变迁、政策分析、政治传播以及政治文本研究而言,这一研究路径提供了一套兼具理论解释力与方法操作性的分析框架,也体现了当代比较政治研究从结构分析走向结构与意义互动分析的重要发展趋势。


Berger, P. L., & Luckmann, T. (196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Garden City, NY: Anchor Books.
【一句话推荐】社会建构主义的奠基性著作,系统阐释社会现实如何在互动过程中形成,为理解观念、意义与制度建构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Campbell, J. L. (2002). Ideas,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8, 21–38.
【一句话推荐】系统梳理观念影响公共政策与政治结果的主要机制,展示观念研究如何成为解释政策变迁的重要理论路径。
Blyth, M. (1997). Any more bright ideas? The ideational turn of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Comparative Politics, 29(2), 229–250.
【一句话推荐】回顾比较政治经济学中的“观念转向”,强调观念在解释制度变迁和政治经济调整中的重要作用。
Béland, D. (2009). Ideas, institutions, and policy change.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6(5), 701–718.
【一句话推荐】从观念、制度与政策变迁的互动关系出发,分析观念如何影响政策问题建构、改革方案形成与制度调整过程。
Schmidt, V. A. (2002). Does discourse matter in the politics of welfare state adjustment?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5(2), 168–193.
【一句话推荐】通过福利国家改革案例说明政治话语如何影响利益认知与制度调整,是话语制度主义经验研究的重要代表成果。

Van Dijk, T. A. (1997). What is pol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Belg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1(1), 11–52.
Finlayson, A. (2007). From beliefs to arguments: Interpretive methodology and rhetorical political analysi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9(4), 545–563.
Hay, C. (1996). Narrating crisis: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the “Winter of Discontent.” Sociology, 30(2), 253–277.
Campbell, J. L. (1998).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the role of ideas in political economy. Theory and Society, 27(3), 377–409.
Berman, S. (1998). The social democratic moment: Ideas and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interwar Europe. World Politics, 50(1), 87–114.
END
校对:王绎通
审核:罗琮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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