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健康生活是一笔生意，它值多少钱？

麦肯锡在《2026年健康生活的未来》中给出的答案是16.4万亿美元，相当于2050年全球GDP的将近9%。

报告说，如果消除可改变的行为、代谢和环境风险因素，全球出生时健康预期寿命可以增加12年，同时带来相当于全球GDP近9%的经济增量。

这笔账之所以能算出来，是因为决定一个人健康的因素，大部分不在医院里。

23个因素，19个在医院之外

报告把23个健康驱动因素分成六组：

• 物理输入：饮食、补充剂、物质使用

• 运动：日常活动、锻炼、睡眠

• 存在状态：心态、经济保障、身体构成、人身安全

• 暴露：自然、材料、大气、压力、感官

• 日常生活：生产活动、社交、内容消费、卫生

• 医疗：疫苗、依从性、检测诊断、临床干预

图：健康驱动因素按维度划分

（物理、心理、社会、精神四个维度的交集）

23个因素里，只有4个落在医疗体系内。其余19个，分散在教育、交通、住建、农业、财政等各个部门。

这个分类重新定义了“谁该为健康负责”。如果健康主要是由饮食、运动、睡眠、社交、居住环境决定的，那光靠医院治病，治不好一个社会的健康问题。

问题不在诊室里

全球三分之一的成年人达不到推荐的身体活动水平，几乎全球人口都暴露在超过世卫组织指南限值的空气污染中，美国超过九成的成年人处于次优的心血管代谢健康状态。

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不在诊室里。在街道设计里，在食品配方里，在工作制度里，在社区空间里。

四种情景，四种账本

报告用四种情景来量化健康生活的价值。每种情景对应一类风险因素的消除，分别估算GDP提升和DALY避免量。

• 情景A，全部消除可改变风险因素，2050年全球GDP提升16.4万亿美元，占8.7%；避免15亿DALY，相当于全球疾病负担的47%。

• 情景B，消除行为风险（饮食、吸烟、饮酒、低体力活动等），GDP提升10.1万亿美元，占5.4%；避免8亿DALY，占26%。

• 情景C，消除代谢风险（高BMI、高空腹血糖、高血压等），GDP提升6.4万亿美元，占3.4%；避免7亿DALY，占23%。

• 情景D，消除环境风险（空气污染、不安全饮水等），GDP提升3.2万亿美元，占1.7%；避免5亿DALY，占17%。

图：消除可改变风险因素的健康与经济影响（四种情景）

这些数字是理论上的上限。它假设的是风险因素的“完全消除”，没有指定具体的干预措施。但它给政府提供了一个排序工具：哪个国家的哪类风险最值得优先处理，处理之后能换回多少健康收益和经济收益。

同样的健康收益，不同的经济回报

沙特阿拉伯50%的疾病负担来自可改变风险因素，高BMI是头号风险。印度49%，颗粒物空气污染贡献的DALY全球最高，儿童营养不良在改善但依然普遍，肥胖在上升。美国45%，高BMI、高空腹血糖、烟草和药物使用是主要风险。

图：各国消除可改变风险因素的健康与经济影响

意大利和德国的对比很有意思。意大利40%的疾病负担可改变，德国42%，差距不大。但GDP提升幅度差得多：意大利5%，德国7%，相对差距约40%。

意大利的健康收益不比德国少，但经济收益只有德国的一半多一点。原因很简单：意大利的老人更多。健康改善落在老人身上，很难变成即时的劳动生产率。

健康收益能不能变成经济收益，不只看健康本身，还看人口结构。

跨部门，但没人跨部门负责

健康在一个部委，但决定健康的东西在另外几个部委。企业竞争的是产品，产品的健康后果几十年后落在公共预算上。结果是，几乎每个人都在影响健康生活，但没有人拥有它。

五步框架：从设目标到学调整

报告给出了五步执行框架。

• 设定目标。 最多设3到5个全民目标，确保与相关部门和跨部门领导者对齐。日本“健康日本21”是例子，通过多轮多年计划，在身体活动、营养、吸烟、饮酒、健康老龄化等领域设立全民目标，形成跨部门共同议程。

• 评估机会。 用现有数据绘制负担地图，按健康影响、经济价值、见效时间、可行性排序。芬兰的国家人口登记系统是例子，提供全人群的纵向健康数据，帮政策制定者识别优先人群、制定针对性预防策略。

• 设计组合。 把干预措施按6个月、1到3年、长期来排序，先做“无悔干预”，争取早期成果。阿布扎比把健康生活愿景转化为一个组合，覆盖身体活动、营养、心理健康、睡眠，优先推身体活动和营养。

• 执行和规模化。 建立成功指标、反馈回路、规模化标准，把健康生活当作核心工作流。新加坡“国家步数挑战”是例子，通过激励、行为助推、数字工具、可穿戴设备，吸引超过200万人参与。

• 学习和调整。 从第一天起就追求近实时数据，根据反馈调整干预。阿布扎比的人口健康智能平台是例子，基于35亿条临床记录，建立AI驱动的数字孪生，识别高风险人群，模拟干预场景，监测结果。

图：领导健康生活运动的五个潜在步骤

最难的一步：找到那个“拥有者”

框架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找到那个“拥有者”。每个政府都可以从一个问题开始：对我们人口健康的影响力，在哪里交汇？那个办公室里的谁，握着这些线？

阿布扎比已经有人在做了：

• 限制不健康食品和饮料的广告，限制超市里不健康食品的显眼摆放

• 强制学生每周210分钟体育活动，同时提高学校营养标准

• 要求餐厅菜单标注热量，2027年起强制执行

• 推出Nutri-Mark彩色营养标签，帮消费者比较食品的营养质量

• 2025年10月到2026年7月，在阿布扎比、艾因、达夫拉三个地区办了1600多场免费社区体育活动

限制广告归市场监管，体育课时归教育，菜单标注归食品安全，社区活动归市政。五件事，五个部门。

1.不是道德问题，是激励问题

让一个产品便宜、方便、耐用、可规模化，和让它对消费者健康，往往不是一回事。健康的后果，要等到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才出现在别人的资产负债表上。这是一个激励问题，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正因为它是激励问题，它才有解。

2.五个转变：三个工具，两个利益

报告提了五个转变。前三个是“工具”，解决的是“知不知道”。后两个是“利益”，解决的是“愿不愿意”。工具再好，如果利益结构不对，也落不了地。

科学：为什么非医疗干预的研究远远落后

我们很清楚一种药能做什么，因为做了几十年的临床试验。但我们不太清楚一条重新设计的街道、一个改了配方的食品，对人群健康到底有多大影响，在什么时间尺度上起作用，成本多少。

研究落后的原因，不是技术做不到，是没钱、没机构、没激励机制。药厂有动力做临床试验，因为药能卖钱。街道设计没有“卖钱”的机制，所以没人做研究。AI和消费者数据，让大规模、高颗粒度的研究成为可能，但要让这种研究真的发生，需要有人出钱，有人建机构。

透明度：没有尺子，就没法管

健康生活今天没有一个大家都认的定义，也没有一把大家都认的尺子。没有尺子，就量不出来；量不出来，就没法管。国家层面的分析是自上而下的，但还需要一个自下而上的视角：以个人为单位，说清楚健康生活意味着什么。两个视角都需要。

技术：让健康选择触手可及，但证据要跟上

连续血糖监测让非糖尿病人看到哪些食物让血糖飙升，把通用饮食建议变成个人反馈。食品扫描App在购买前几秒给出判断。可穿戴设备、家庭检测试剂盒、AI营养和运动助手，把同样的逻辑延伸到睡眠、运动、饮食。但很多产品是“先卖再说”，证据是后补的。验证跟不上，信任就建不起来。

经济：今天的商业逻辑，在奖励“不健康”

一个人的健康，很大程度上由他买的产品和服务决定：货架上的食品、工作的建筑、出行方式、晚上怎么过。这些组合遵循商业逻辑，而今天的商业逻辑，是在奖励“不健康”。便宜、方便、耐放、可规模化，这些让产品赚钱的属性，和健康往往是冲突的。

健康的代价，要等几十年后才出现在别人的资产负债表上。所以不是“让健康选择更有竞争力”，是“把不健康的隐性成本，变成显性成本”。比如糖税、碳税、对超加工食品的广告限制。

社会：健康生活需要社会支持，不是个人英雄主义

科学、技术、经济都重要，但个体行为往往由身边的人塑造。学校、雇主、社区组织建立支持性环境，让健康生活正常化。这方面已经有很多好工作，缺的是与国家议程相匹配的位置。

图：规模化健康生活所需的五个转变及交付方式

3.两个合作机制：谁先动谁吃亏，所以需要联盟

五个转变是“做什么”，两个合作机制是“谁来做”。

企业层面的联盟，是因为有些事谁先动谁吃亏。一家食品公司先减糖，成本上升，竞争对手不减，就可能丢市场份额。所以需要跨行业标准，让所有人一起动。

联盟需要几件具体的事：

• 为行业建立一个清晰、可操作的健康生活定义；

• 证明健康和商业回报真正对齐的商业模式；

• 在没人能单独行动的地方，建立自愿的跨行业标准；

• 聚合需求，让单家买家拿不到的市场，通过集体承诺拿下来。

政府层面的跨政府学习平台，是因为追求这一议程的领导者想要一个比较笔记的地方，但没有这样的安全场所。新冠疫情证明这是可行的。疫情有紧迫感，健康生活没有。所以这种心态必须主动选择。

这样的平台不需要从零建立新的会议基础设施，可以在现有的全球会议上进行初步交流，比如世界银行、世界经济论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联合国大会，G20，以及阿布扎比未来健康周这样的健康平台。

阿联酋的阿布扎比已经动手了。它把散落在五个部门的动作编成了一套组合拳：限制广告、强制体育课时、菜单标热量、办社区活动。每一件都不难，难的是把它们放在同一个目标下，由同一个办公室来推。

报告把这套做法拆成了五步：设目标、评机会、设组合、执行、学习。它没有说这套模板一定能成，但它至少证明了，跨部门治理不是一句口号，是可以拆成动作的。

“没有人拥有它”是现状。阿布扎比证明的是，“有人握着线”是可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