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高平第二次调查报告
本文总计4000余字,为革命文物方向随便,请酌情阅读。
时间:2026年10月23日
地点:高平、晋城、泽州
方向:革命文物
本篇是高平革命文物调查的第二篇。本次调研报告不以考察点的布局情况和文物分类为重点,更突出个人感想,本日调研区域为模凹村、陈山村、董峰万寿宫、窑则头村、寺河村、晋城烈士陵园与东上庄村七处点位:既看抗战时期县级政权的驻地与抗日小学,也看国共合作抗战的实物见证,更追问革命文物在“保护”与“利用”、“新”与“旧”之间的现实处境。
一、模凹村:深山中的抗日民主政府旧址
昨天在高平经过一夜休整,分队今天继续开始进行本次的调研任务,第一站前往的是城西利川镇的模凹村,该村是属于圪台村的自然村,地处偏僻,道路崎岖,从高平市内出发,得近一个小时才能到达。村内已于十几年前整体异地搬迁,但因高平抗日民主政府旧址所在地和抗日战争高平纪念馆的原因,还有一位70多岁的文保员在此,据其说,每日都有参观者前来,虽然在我们参观的一个多小时内没有新的参观者前往,不过有一队从长治过来的游客一直在打电话问路。

(图1·模凹高平抗日民主政府旧址)
民国三十年(1941)高平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于第二年夏进驻该村,在民国三十五年后转移到高平城内上庄等地。抗日民主政府旧址在村中原观音庙中,观音庙坐南朝北,有正殿一间,耳殿两间,分别为办公室、民政科和地道室,其中地道一直可以通往沁水的某条山沟内,东侧为看楼,下方为拘押处,西侧为两间厢房在抗日民主政府中担当办公室和县长居住处,以及最北面朝南的新戏台。当然这种标识是现代标识的,并不一定是当初实际作用,在县政府进驻的四年间,该县一共历任三任县长,分别为王宏、张焕和李建标。作为抗战时期高平政府所在地最长的一处地址,该地十几年来一直受到各方面的重视,但是由于地理位置不便,据文保员所说今年来的参观者分外少一些,这和距离城中更近、在路上的杜寨村“八路军总部纪念馆”有关。对于参观者而言,相近的红色文化地是可替代的,无需通过走更难走的路来另一处,单位组织从安全等角度考虑也是如此。所以对于革命文物来说,经过整体性系统性的保护后,还要整体性系统性的利用,要注意区域性的合作与分工。

(图2·模凹高平抗日民主政府旧址拘押处)
正殿下有道光二十年(1840)保护林地的碑刻一方,其中记载了保护林木的原因和盗伐后的惩罚措施等,这让我想起马克思1842年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两套文化系统关于树木的保护和利用虽然不同,但是最终导向性是一样的,还是传统的保护和开发话题。
在民主政府旧址的东侧,有抗日小学的旧址,当时不仅有小学开办,还有成人夜校。在黑板上还有《抗日课本<三字经>》,所以我们看到“两个结合”不是一种新的形式,在抗日时期就有这样的做法。

(图3·模凹高平抗日小学黑板)
二、陈山村:高平县委旧址与文物的“括号”
从模凹村出发,到达陈山村的高平县委旧址,和模凹村一样,该旧址也在村中的老庙中,不过在文物标识时,采取了“陈山村高平县委旧址(陈山汤王庙)”的做法,这是2020年高平市公布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时采取了这样的命名方式,一种层累的塑造,使得原汤王庙成为县委旧址,如果在未来有新的,更为强势的文化注入,该文物也会有新的“括号”,但是文物还是那个文物,只是在不同人眼里有不同的属性,对于我们而言,这样等级的历史文物在高平可能有几百个,但是我们来这里不去别的地方就是因为其曾经作为高平县委的旧址地,而对于村民而言,逢年过节在此烧香祈福还原了其最初的属性,从墙上的“晋城青少年教育基地”来看此地又是其开展活动的场所。虽然寺庙(旧址)其本身可能没有主体意识,无法说出其将自己首先定义为什么,但是有主体意识的我们,会首先将自己定义为什么呢?

(图4·陈山村高平县委旧址文保碑)
旧址坐北朝南,为一进上下院,中轴线上从南至北分别建有戏台、正殿,两侧为妆楼、看楼、配殿、耳殿。相对于模凹村的抗日战争高平纪念馆得到新馆的建设,该处的陈展都在旧址内,陈展内容有高平组织简史、高平党组织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活动、解放战争时期的活动。

(图5·陈山村高平县委旧址全景)
正殿墙上有一方乾隆二十三年的《重修汤王庙碑记》,该碑除了记载重修事宜外,也有关于禁止树木砍伐的禁令,高平各类禁令碑刻繁多,就树木保护类的可以列一组进行探讨研究。

(图6·《重修汤王庙碑记》)
三、董峰万寿宫:清代的空间改造
(图7·董峰万寿宫山门)
从陈山村出发,路过了著名的董峰万寿宫,因本次调研方向所限,依然是匆匆略过。万寿宫坐北朝南,中轴线上建有山门、三教殿、戏台、玉宇石亭、圣姑殿等,两侧现存配殿、耳殿。庙内元代的三教殿留有元代工笔壁画,值得一提的是圣姑殿在清代时,在殿前和山墙续建了围廊,和原元代的前廊共同组成了一个空间,原本元代的门锁着,里边作为圣姑的寝宫已不开放,这应该是清代的时候对于寺院空间的认识发生了一种变化,即通过增设空间的做法将原本属于祭祀行礼的场所的地方“还”给圣姑,而三教殿和圣姑殿中的戏台,也为清代时期所建,戏台的栿直接接到三教殿的后柱上,因时间有限,对于这一空间的变化,还待进一步探究。

(图8·万寿宫圣姑殿硕大的阑额和清代前廊)
四、窑则头村:陆军十七师抗日烈士纪念碑
从万寿宫出发,前往了窑则头村的陆军十七师抗日烈士纪念碑,该碑是1938年为了纪念在高平阻击战及晋东南抗战中牺牲的十七师将士而立,碑身正面刻有赵寿山所题的“陆军十七师抗日晋东南各战役阵亡烈士纪念碑”,下层正面为赵寿山撰写并书的《纪念碑文》。左右两侧还刻阵亡烈士英名录,赵寿山部在1938年2月进入晋东南后,归朱德、彭德怀指挥的东路军序列,并与八路军建立了电台联络,共同研究作战方案。这座由国民党部队师长建立、地方多方参与的纪念碑,是研究抗战初期国共军事合作在基层如何具体运作的珍贵实物证据。革命文物在此时也完成了部分的以物证史。

(图9·陆军十七师抗日烈士纪念碑)
五、寺河村:寺河烈士陵园与新旧碑刻
用过午饭,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车程后,前往下午的第一个目的地,位于川底乡寺河村的泽州县烈士陵园,该陵园为新建,无人管理,也无什么陈展,这是和晋城烈士陵园有重合的地方有关系,这种可替代性是历史继承下来的,即“晋城”和“泽州”这两个地名的选取和不同时代的从属关系有关。泽州烈士陵园南部不远处还有一寺河村西烈士陵园,寺河村是泽州县18个重点老区村之一,也是最早建立党组织的村庄,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民国三十五年(1946),村民为纪念在民国二十九年(1940)发生的“寺河惨案”中殉难的烈士而立有烈士碑一方,后有在此基础上逐渐建立了烈士塔和陵园,但是在2013年的晋城市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定名中,此处简单标志为“烈士碑”,这种做法现在应该不会出现了。
(图10·民国三十五烈士纪念碑)
陵园中有不同时期的碑刻7块,其中最为重要的也是最早的一块就是民国三十五年所立的烈士纪念碑,此块碑的要素十分丰富,尤其是图画部分。碑额两侧分别为五角星和八角形,五角星下有一斧头,碑身上半部分为一座四柱三门牌坊式建筑图像,三门内各有一牌位,牌位上是二十五名牺牲革命烈士的姓名,在下方有五个跪倒做乌龟状的汉奸像。下半部分为《群众翻身诉苦歌》,该碑在近年进行了复刻,原碑放置在陵园最北纪念室西侧角落中,不易找到,东侧还有1946年所立的《死难烈士碑记》,更为难寻。这种现象也不是当地独有,我们看到的是基层更在乎的是完整清晰、宏伟美观的新纪念设施,对模糊破损的旧纪念设施却以一种冷处理的方式。其余的几块也都为翻新的碑刻或者重建纪念塔、烈士陵园等记载碑刻。

(图11·民国三十五死难烈士碑记)
六、晋城烈士陵园:
从寺河村出发,来到晋城烈士陵园,作为市级的烈士陵园,本身规模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来此是寻找郭竹轩和李益明两位烈士的纪念碑。根据《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城区卷》的记载,两块碑分别立于1949年和1979年,但是我们在园内找寻几次都未得,根据工作人员的说法,在陵园翻新时,这两块碑都被埋入地下。郭竹轩烈士的骨灰在陵园内安葬,因此园内给郭竹轩烈士立了统一的黑色大理石墓碑,而李益明烈士的骨灰被家人带走,园内就没有给李益明烈士立新的墓碑。陵园内有建于1991年的陈展室,规模较大,记载了晋城的革命历史。我们每个人都强调对革命文物的保护,但是实际工作做起来可能十分复杂,在无法处理、或权责不清的情况下,这样的做法也有其苦衷。

(图12·晋城烈士陵园)
七、东上庄村:静佛寺与周安义烈士纪念碑
从晋城烈士陵园出发,来到晋城城东边的东上庄村,村内静佛寺有周安义烈士纪念碑一方立于寺东,为2008年新翻刻,不知为何,此次翻修时该寺内的三位住持中有两位是藏传佛教的师父。该庙现由陵川县西河底镇积善村一老者管理,寺内东壁上镶嵌碑刻五方,其中最南一方为烈士碑原碑,此外,在山门戏台下方东西壁各有一块壁碑,东过房和第一进西厢房内各有一块壁碑,据山门西壁所嵌《重修玄帝宫碑记》记载,创建于清顺治九年(1652),初名玄帝宫,乾隆十年(1745)重修,是为登珏山朝拜玄武顶沿途设置的玄帝行宫之一。乾隆四十五年(1780),佛教徒占据寺院后重修并更名为静佛寺延续至今。

(图13·周安义烈士纪念碑)

(图14·周安义烈士纪念新碑)
现已无法查到周安义烈士的具体活动,只能从该碑中的五行百余字中知道其为葫芦窑人,在1945年的收复沁阳战斗中加入七团,在翼城郑壁的一次战斗中牺牲,碑刻立在此处。葫芦窑村在泽州县柳口镇,距此地约25公里,因家贫来本村舅家度日、在此长大,而被该村纪念。而为什么会在牺牲一周年之际立碑?从立碑时间来看,碑上所刻为1945年11月16日,如果16日为农历,则公历为12月20日,此时抗日战争已经结束,而第一次翼城战斗是在1945年12月27日至28日,所以周安义到底是什么时候牺牲等问题还有很多细节值得探究。
结语
一天的行程,从深山里的县政府旧址到城郊的烈士陵园,我们反复遇到同一组张力:保护的完整与利用的可及、命名的层累与属性的多元、新设施的宏伟与旧碑刻的湮没。革命文物的价值不仅在“以物证史”,更在于它如何被后人持续地阅读、使用与安放。这既是本次调查的收获,也是我们继续走下去的理由。
注:封面图为晋城市烈士陵园藏“车元路杀敌英雄功臣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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