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则“网传某证券公司员工在食堂打架”的消息在金融圈小范围流传。有人看完哈哈一笑，有人却突然严肃起来：

“券商食堂都打起来了，是不是大盘见底了？”

别笑，这个问题还真有点“民间股神”的味道。A股底部信号千千万，从“基金发行冰点”到“营业部门可罗雀”，从“分析师转行卖保险”到“券商降薪上热搜”，现在又多了一个新指标——

食堂情绪指标。

今天我们就来严肃地胡说八道一下：券商员工食堂打架，到底能不能当大盘见底信号？

一、先别急着抄底，先搞清楚“打架”打的是什么

网传版本很多，具体原因咱不传谣、不信谣。但金融民工的食堂，向来不是普通食堂。

那是哪里？那是KPI的修罗场、路演后的复盘会、降薪传闻的交换站、项目黄了的疗伤地。

所以食堂打架，表面打的是饭，实际打的可能是：

二、“食堂打架”为什么会被当成底部信号？

股市里有句老话：底部不是在欢呼中诞生，而是在绝望中磨出来。

于是民间发明了一堆“反向指标”：

逻辑链听起来很顺：行情差→收入差→压力大→火气旺→食堂干架→情绪冰点→市场见底。

完美。唯一的问题是：逻辑链越顺，越像事后归因。

三、严肃一点：单一事件成不了底部信号

真正的底部信号，得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广泛性。
不是一家券商食堂有人吵架，而是全行业、全市场情绪持续低迷。个别冲突可能是个人素质问题，也可能是当天红烧肉限量。

第二，可验证。
“食堂打架”无法量化。你总不能每天统计券商食堂冲突次数，做成“干架指数”吧？真要做了，研究员标题我都想好了：《基于食堂冲突频次的A股底部择时模型》。

第三，重复性。
历史上每次大盘见底，都伴随券商食堂打架吗？显然没有。把巧合当规律，是韭菜的第一课，也是最后一课。

所以结论很明确：食堂打架可以作为情绪冰点的段子，不能作为抄底的信号。

四、真正值得看的“底部信号”是什么？

注意，底部是一个区域，不是一个点。你以为见底了，它可能还有“地下室”；你以为地下室到了，下面还有“地下车库”。

食堂打架只能说明：大家情绪不太好。
但情绪不好，不等于马上反转。失恋的人很多，不是每个失恋都会立刻遇到真爱。

五、爆款结论：可以当段子，别当刀子

“某证券公司员工在食堂打架，是不是大盘见底的信号？”

答案是：不是严谨信号，但是一个很好的情绪温度计段子。

它提醒我们：当金融民工连食堂鸡腿都吃不安生的时候，市场情绪确实冷。但投资不能靠食堂监控，更不能靠打架次数择时。

真要抄底，请回到估值、政策、资金和基本面。
真要玩梗，可以转发这篇文章，配文：

“券商食堂都干架了，底还会远吗？”

然后默默打开账户，发现还亏着30%。

——这才是A股最真实的黑色幽默。

此外，李录最新访谈实录认为，中国股市出现难得一见的投资机遇。

李录从中国的产业升级、房地产调整与全球秩序变化，谈到他眼中的投资机会。他认为，中国制造业向中高端迈进、关键技术领域取得进展的同时，也付出了经济转型的成本；房地产下行、家庭财富缩水和需求放缓，正是其中的现实一面。但他强调：对于一个理性的、着眼全局的投资者而言，或许会得出不同的视角，在当下的市场中，你很可能会发现很多在其他时期难得一见的绝佳投资机遇。

以下是访谈实录

关于中国市场

主持人：

你刚才简短提到了中国。我们来谈谈中国吧。我刚从中国回来，在香港给学员授课。期间我也借机研究了几家中国公司的案例，对中国市场做了一些了解。过去几年，中国市场经历了相当大的波动。

考虑到中国经济和社会层面的问题、房地产泡沫，以及银行业危机，你怎么看现在的中国市场？这些问题让人想起其他地方曾经发生过的一些情况。我想听听，你如今怎么看在中国投资？

李录：

你提到了中国市场。如果回头看过去十年，中国股市基本上也经历了一段长达十年的停滞。

有意思的是，大约十年前，中国政府面临一个重要选择：当时中国已经达到一定的中等收入水平。问题是，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很多国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就停留在那里，几十年都无法继续向上突破。对一个大型经济体来说，关键问题是：是什么让一个中等收入国家长期停滞，无法突破发展天花板？

这些国家可能已经实现了工业化，进入中低端制造业阶段，却始终无法进一步升级。中国当时要做出选择：要不要真正突破这个阶段？有没有办法加快进程，确保这件事能够实现？

很多国家都没能做到，停滞了四五十年，甚至更久。中国选择主动推动产业升级，把经济从中低端制造业转向中高端制造业。过去的“五年计划”之外，中国还制定了一个十年目标，也就是“中国制造2025”，列出了一系列重要任务，目标是推动中国制造业从低端走向中端，再迈向中高端。

计划启动几年后，特朗普政府上台，贸易战随之而来。这反而强化了中国的判断：产业升级本来就很难自然实现，其他国家也可能有意把中国压在产业链的某个层级之下。

后来，拜登政府延续了贸易壁垒，还增加了更多技术限制。到了十年计划的中段，也就是2021年前后，中国政府进一步加码了这一方向：除了继续推动制造业升级，还提出了技术自主，尤其是要解决半导体、大型飞机发动机、操作系统和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关键瓶颈。

因此，中国又开启了新一轮加速推进。

但要实现这些艰巨的目标，必然要付出很高的代价。中国过去的发展模式，往往是在不同阶段设定一个宏大的目标，同时也伴随着相应的成本。

你刚才提到房地产。过去五年，房地产问题就是实现这些目标所付出的主要代价之一。房地产下跌直接冲击了中国中产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和家庭财富。

到2021年，中国房价大致达到高点。典型的中国中产家庭，约有70%的净资产集中在自住房上，而这套房子通常又有大约50%的按揭贷款。随后五年里，房价大幅下跌；从全国平均来看，房屋价值大约下跌了40%。这意味着，很多家庭的财富平均缩水了60%到70%左右。

遇到这种情况，家庭通常会做三件事：少消费、多储蓄，并尽可能偿还债务。这正是过去五年中国中产家庭的普遍做法。结果就是，国内需求的增速不断放慢，到今天大致接近零。

与此同时，储蓄率不断上升，居民存款据说已达到GDP的120%左右，规模约为165万亿元人民币，可能是全球最大的存款池之一。人们还经历了两三年的物价几乎不涨、甚至略有下跌的时期，因此对未来也会有一些信心方面的顾虑。这是中国经济的一面。

但如果看另一面——过去十年，尤其是近五年中国政府设定的产业目标——景象就非常不同。中国制造业已经从低端迈入中端，并坚定地走向中高端。“中国制造2025”中的目标，很多都提前完成或进展超出预期。

过去五年，中国解决产业瓶颈也取得了巨大进展。以半导体为例，美国的技术制裁，反而像是给中国半导体行业带来了一份“意外的礼物”。

在市场经济中，需求是最宝贵的东西之一；对企业家来说，订单尤其重要。只要有收入，企业就可能形成正向循环：收入带来利润，利润支持研发，研发带来更好的产品，产品又带来更多收入。

这正是中国半导体行业发生的事情。中国在成熟制程领域，无论设备端还是制造端，都已基本实现高度自主。对于更先进的制程，目前也正在接近自主化，虽然仍缺少一些关键环节。

如果沿着这个方向继续走下去，进一步实现自主是有可能的。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一项关键能力，是可以按需、大规模地产生智能。其中一个重要应用是生成代码，这有助于解决一些基础技术领域的问题，比如过去相对薄弱的操作系统软件层。

从个人电脑、服务器，到半导体行业的软件和代码系统，过去依赖的一些技术环节，现在都可能借助人工智能逐步替代。人工智能在这方面成为一种“均衡器”。

过去十年，中国制造业从低端向中端、再向中高端升级，进展非常显著。新能源、电动汽车、储能、电池、机械设备等领域，中国已经处于全球领先位置。对于仍存在瓶颈的领域，中国也在逐步推进，缩小差距。

当然，这一过程也给其他行业带来了很高的成本。比如房地产，现在年度新房销售规模可能已经下降了约70%。而每年大约有10万亿元人民币投入制造业升级和技术自主。这两个变化大致从2021年前后开始出现明显分化。

这就是中国的发展模式。回顾过去五十年，中国大约每十年就会设定一组新的发展目标，同时也会付出沉重代价。在工业化早期，环境污染、河流污染曾经成为代价；后来，治理污染、发展环保技术又成为新的目标，污染企业则承担了成本。

城市化过程中，房地产开发商承担了重要角色。中国建设了今天的城市形态，推动了住房普及，也帮助形成了中产阶层财富。过去五到十年，房地产又从发展目标的一部分变成了成本来源，整个经济因此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发展过程，就像在较短时间里压缩完成了其他国家可能需要几百年才能经历的进程。但这个过程需要时间。作为投资者、企业家，我相信在座的中国朋友都会对此深有体会。

你总会想知道，自己究竟是发展目标的一部分，还是为了实现目标而承担成本的一方。成为需要付出代价的一方，当然不好受。我相信很多人都亲身经历过这个过程，也有朋友深度参与其中。但这就是中国的发展方式。

如果要给这些变化打分，可以说，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庞大人口和经济体量的国家，终于开始全面实现现代化。但与此同时，经济出现了两极分化，整体信心有所下降；金融市场十年来基本停滞，几乎没有进展。另一边，有一些非常优秀、具有竞争力的公司，却以很低的价格在交易。

所以你能看到，中国市场呈现出分化的一面。但对理性投资者来说，如果把整体情况放在一起看，可能会得到不同的判断。我会说，在今天的市场上，你很可能能找到比其他时期更好的投资机会。

关于全球秩序与投资

主持人：
你在1997年创办了喜马拉雅资本。我大约在同一时期来到尤尼科，还是一名年轻的系统工程学教授。那时的世界，对我来说和今天很不一样。我不知道你当时怎么看，但那是一个开放、跨国联系紧密的世界。我们可以四处旅行，做很多事情。那个世界似乎有一种如今不那么常见的自由精神。我想问问，你怎么看未来的世界秩序？你会把这些想法纳入投资判断吗？

李录：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过去三十年，世界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

但世界如何治理、如何运转，这类大问题往往变化得很慢。一个新的秩序形成并完成转型，通常需要几十年，有时甚至需要一百年。

当前的国际秩序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当时整个世界几乎走到崩溃边缘，战后逐渐出现了由美国主导的秩序。经历冷战以及冷战结束后，这一秩序变得更加统一。如今，它又在转变，未来会出现什么样的新秩序，还不清楚。

不过，在政治秩序之下，还有一个过去几百年逐渐形成的秩序，那就是经济秩序。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口加入共同贸易，相互开展商业活动，形成共同市场，经济秩序也由此建立。

大约三十年前，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这个共同市场基本形成。几乎所有国家和人口都开始加入同一个市场经济体系。

共同市场一旦形成，一个国家想主动退出就会非常困难。市场带来效率，也带来持续改善的循环：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劳动分工、贸易，以及资源配置优化。任何国家如果长期退出，都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因此，经济秩序一旦建立，就很难真正解体，而且往往能持续很久。回顾过去一百年的贸易战和贸易摩擦，无论人为设置多少壁垒，人们最终都会找到继续贸易的办法，例如通过第三国转口，或者按照比较优势重新安排产业链。

以美国和中国的贸易为例，直接统计的中美贸易额可能下降了，但如果把美国与墨西哥、越南等地的贸易也考虑进去，变化可能大体相互抵消。实际上的中美贸易仍然存在，只是部分商品改由第三方国家转运。其他市场也大致如此。

在政治秩序方面，美国过去八十年来一直领导全球，承担了大量成本，也保障了全球共同市场的运转。现在，美国开始意识到，自己承担的成本和获得的收益可能并不完全成比例，因此希望把一部分责任重新分配出去。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个过程并不算顺利。

政治秩序中另一个最大的变化，是中国过去三四十年的崛起。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规模巨大的经济体，拥有相对完整的制造业和技术体系，也有统一的大型国内市场。这对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我们正在同时看到这些变化。但正如我所说，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随着时间推移是在增加，而不是减少。

举个例子。现在各行各业都需要芯片，尤其是人工智能领域。你看一看生产半导体芯片的国家和地区，会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点。你们猜是什么？我不是在考大家，所有生产当前技术浪潮所需半导体芯片的国家和地区，生产芯片的人都使用筷子。

想想看，没有例外。当然，印度目前并不生产这类芯片，也不用筷子，对吧？在美国，主要半导体公司的领导者也有很多使用筷子的人——从黄仁勋（Jensen Huang）到陈立武（Lip-Bu Tan）再到苏姿丰（Lisa Su），都是如此。

这说明我们之间有很深的相互依赖。

如果一个国家、一个企业，甚至一群企业都投入到这项新技术中，无论它能带来多大的机会，大家都必须和使用筷子的人好好相处。这种依赖并非偶然。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会觉得有必要在八个月内会面四次。每次会晤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安排下一次会晤。

这涉及“战略稳定”。换句话说，稳定具有战略意义。全球共同市场的存在、主动退出市场的高昂成本，以及彼此之间的依赖，都意味着我们必须尽可能以和平方式维持这种秩序。

与此同时，各方都在竞争，也都相信时间站在自己这边。中国希望逐步实现半导体等领域的自主；美国则希望在人工智能突破上继续保持领先。其他国家也有各自的盘算。

但这些都进一步说明，和平与稳定对所有人都至关重要，具有战略意义。规模最大的国家既有责任，也有意愿维持这种稳定。所有国家都会感受到共同市场的力量，也会意识到退出它所要付出的代价。

所以从总体上看，世界仍会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进。我们从二战结束以来所熟悉的秩序，正在发生变化和转型；最终会形成什么样的秩序、采用什么形式，现在还无法确定。

但另一个更深层、影响更持久的趋势正在形成：全球单一共同市场将继续存在。

这对投资者有什么意义？我们还是回到投资的基本原则。我们后来补充的一条原则是：作为全球投资者，你的财富可以理解为你在全球购买力中所占的份额。

实现这一点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一直在实践的方式，就是以有吸引力的价格，在充满活力的国家和市场中买入优秀企业，长期持有，让企业创造价值，从而保有并逐步扩大自己在全球购买力中的份额。

现场问答

提问者：
我想听听你怎么看中国人工智能和美国人工智能的差异。

李录：
好。再回答两个问题。

提问者：
你刚才提到了中国市场。我想了解，你认为中国股市现在是国家发展目标的一部分，还是承担发展成本的一方？

提问者：
我也想请教，你投资中国这么成功，遇到规则可能突然改变时，是怎么评估政治风险的？

李录：
中国对人工智能的做法、中国股市究竟是目标还是成本，以及如何评估政治风险，这几个问题其实彼此相关。

先说中美人工智能企业的差异。硅谷的人工智能公司最根本的问题是：“这项技术还能做什么？”它们之所以仍然称自己为“实验室”，是因为想探索技术的边界，看看它究竟能做到什么程度。这也是“前沿模型”一词的含义之一。

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当然也会好奇技术还能做什么。但除此之外，甚至更重要的是，它们会问：“这项技术能为我的客户做什么？无论是个人消费者，还是企业客户。”你可以从不同指标中看到两种路径带来的差异。

至于中国股市到底是目标还是成本，要看不同阶段的侧重点。你可以从家庭和国家的资产负债表出发思考：当房地产在财富中所占的比例开始下降时，什么资产能够代表一个国家、一个家庭和个人的财富？

当然，房地产不可能永远上涨。它有实际价值，也会受到经济环境影响。但当你认真思考财富由什么构成时，就会发现，到了某个阶段——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某个时候——股市都必须发挥作用。

股市是少数能够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的资产之一。事实上，股市的增长来自经济，也能够反过来支持经济增长。两者处在同一个循环之中。

至于政治风险，关键是理解某个时期的政策目标，并研究历史，观察这些目标过去是如何变化和落实的。这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而是涉及很多不同的问题。

整个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基本组织形式。这是我们所处的现实。我们讨论过的这些因素，都应该用于评估你所投资的每一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