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农村已不再是同质化的“农民”群体，而是依据工资性、经营性、转移性、财产性四类收入的组合与比重，分化为界限清晰的五个阶层，且分层的基本单位是农户家庭而非个体。本报告以收入结构为轴心，逐层拆解各阶层的规模、收入水平、来源构成、社会位置与脆弱性来源。

分层的量化刻度已经明确。2025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42.5%、经营净收入占33.5%、转移净收入约占21.5%、财产净收入仅占2.5%；农村居民高低收入组倍差从2020年的8.23扩大到2024年的9.95，高于城镇的6.32，农村内部基尼系数0.156同样高于城镇的0.126。2025年高收入组家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7148元，低收入组仅5763元。

五个阶层呈现“上层脱土、中层双收、底层依赖转移”的结构特征。精英阶层（3%—5%）与中上阶层（约10%）的土地已全部或大部分转出，收入以非农经营性和工资性收入为绝对主体，并叠加占有经济、政治、文化资本。中农阶层（15%—20%）通过转入土地耕种15—40亩，以农业经营收入实现1.5万—3万元的年收入，是唯一全年在村且有闲暇的青壮年群体，承担乡村治理与文化传承功能，但其存在依赖非正规土地流转，大规模流转可能使其消失。中下阶层（45%—55%）依靠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务工经商占家庭总收入60%—70%、务农占30%—40%，两笔合计才达到2万—4万元的农村中等收入水平，缺一笔生活质量即显著下降。贫弱阶层（10%—12%）年收入不足5000元，高度依赖低保、养老金与救助构成的转移性收入，其困境源于劳动力缺失、人力资本不足与财产性收入近乎为零的三重叠加。

分层的形成机制集中在四个结构性变量：农业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全国全员劳动生产率的约30%；农民财产净收入占比2.5%对城镇9.7%，2022年绝对额509元不足城镇居民十分之一；人力资本与市场能力差异使同一政策环境下收入结果分岔；“涓滴效应”式政策传导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层层衰减。消费端数据独立验证了这一分层：低收入组平均消费倾向高达137.4%，处于入不敷出状态，高收入组为61.23%。

政策路径必须分层施策：对贫弱阶层强化转移性收入保障，对中下阶层稳定工资性收入并保护非正规土地流转权益，对中农阶层保护适度规模经营条件，对精英阶层以利益联结机制引导联农带农；同时推进两项无法靠分层政策解决的全局改革——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以拓宽财产性增收渠道，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并消除公共服务不均等。土地制度改革必须先于或同步于要素下乡，顺序不可颠倒。

1. 研究框架：以收入结构为轴心的农村分层

1.1 从职业分层到收入结构分层的范式转变

讨论"底层农村"，首先要解决的是划分标准问题。改革开放初期，陆学艺、张厚义依照职业、使用生产资料的方式和对所使用生产资料的权力，将农民划分为八个阶层：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农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管理者^[xcu.edu.cn] 。这套框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切合当时农村的实际状况，得到了学界的多数认可^[xcu.edu.cn] 。

这套框架的失效有明确的制度与人口原因。乡镇企业改制使"乡镇企业管理者""乡镇企业职工"两个阶层大幅收缩，农民大规模跨区域流动又使"农民工"从一种边缘身份变成覆盖数亿人的普遍状态，职业标签因此失去了区分能力。王春光等人基于CSS2008—2015数据的重新分层，把农村社会自上而下排列为农村干部、农村企业主、农村个体户、打工者、兼业务农者、纯务农者、无业者七个位置，整体呈金字塔型^[hnadl.cn] 。与八阶层框架相比，这套分层的重心已经从"你从事什么职业"转向"你的收入从哪里来、来自几处"——打工者与兼业务农者的区分依据正是工资性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纯务农者则是经营性收入几乎构成全部来源的那一类^[hnadl.cn] 。

范式转变的实质，是把分层变量从难以观测的身份标签，替换为可以直接从住户调查中读出的收入来源组合。这一替换带来两个后果。其一，阶层边界变得可量化：每一层都可以用"工资性收入占比多少、经营性收入占比多少、转移性收入占比多少"来界定，而不再依赖研究者的主观归类。其二，阶层的位置变得可移动：同一农户在不同年份可能因务工时长变化而在层间移动，2024年CRRS数据显示兼业户已接近60%、纯农户仅占20%^{[zgtsshzy.net]} ，纯务农者比例逐年减少、兼业务农群体扩大成为主流^[hnadl.cn] 。分层因此不再是静态的身份谱系，而是随收入结构变化的动态分布。

需要注意的是，金字塔型分层并不意味着流动通畅。同一研究发现，农村干部群体存在一定程度的阶层固化，向上流动空间趋于局促^[hnadl.cn] 。这意味着收入结构的分层不仅是描述工具，也揭示了资源占有的代际延续性——这一点将在第3.2节的资本分析中展开。

1.2 三种主流分层框架与官方五等份口径的对照

学术界的三套框架各有侧重，官方的五等份分组则提供了唯一可跨年可比的量化标尺，二者需要并置使用。

表1：三大学术分层框架的划分标准与阶层结构对照

三套框架的可通约之处在于都以土地关系为隐性坐标。贺雪峰的分层直接以"农户与土地的关系"命名，脱离土地的农民阶层对应上层，普通农业经营者与农村贫弱阶层对应底层^[xcu.edu.cn] ；杨华的分层把土地耕种规模作为第一变量，耕种15—40亩者构成中农阶层，仅耕种自家承包地者落入中下阶层^{[lishiyushehui.cn]} ；王春光团队虽然以职业与收入综合指标划分，但纯务农者与无业者两个位置的界定同样依赖土地经营收入的存在与否^[hnadl.cn] 。三者的不可通约之处在于刻度精度：贺雪峰的五个阶层没有给出占比与收入区间，杨华给出了完整量化，王春光团队给出了基于全国抽样的金字塔形态。

官方统计口径提供了另一套刻度。国家统计局采用按收入高低五等份分组的方法，将居民分为低收入组、中间偏下收入组、中间收入组、中间偏上收入组和高收入组^{[zhangzhou.gov.cn]} 。

表2：2025年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与农村高低收入组水平

两套口径的对应关系清晰可见：农村居民高收入组的57148元落在全国中间偏上收入组（55586元）附近^{[ncpssd.cn] ,[haiwainet.cn]} ，而农村居民低收入组的5763元仅相当于全国低收入组10150元的56.8%^{[ncpssd.cn] ,[haiwainet.cn]} 。这说明全国口径的五等份分组掩盖了城乡之间的层级错位——农村的中间层在全国尺度上处于偏下位置，农村的底层在全国尺度上远低于底线。学术框架解释分层的形成机制，官方口径提供可比的刻度，二者并置才能同时回答"为什么分层"和"分层到什么程度"。

2025年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与农村高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3 分层的基本单位是农户家庭而非个体

分层单位的选择直接决定分析结论。当前研究的共识是：中国农村阶层分化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以个人而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是农户而非农民个体的状况决定了农村的社会分层结构^[xcu.edu.cn] 。

这一判断的经验基础是家庭内部的代际分工。中西部农村普遍呈现"年轻人外出务工，年老父母在家务农"的家庭经济模式^[xcu.edu.cn] ，这意味着同一个家庭内部同时存在工资性收入与经营性收入两个来源，且由不同代际成员分别创造。若以个体为单位分层，外出务工的儿子会被划入打工者，在家务农的父亲会被划入纯务农者，两人分属不同层级——但这个家庭实际的经济状况只有一个，它由两笔收入加总决定。约80%的中西部农民家庭正是通过这种"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维持中等收入水平，务工经商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60%—70%，务农收入占30%—40%^{[今日头条]} 。

以户为单位还有第二个理由：农村的社会保障、土地权益与转移支付均以户为核算对象。贫弱阶层的界定依赖家庭是否具备劳动能力、是否有成员可外出务工，而非某个个体的收入高低^{[lishiyushehui.cn]}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后文各章在描述每一层时，都同时给出"家庭年收入区间"和"收入来源组合"两个维度——前者是官方口径的刻度，后者是分层的机制。

需要说明的是，以户为单位并不否定个体差异的存在，只是把个体差异纳入家庭内部核算。举家外出务工型家庭的农业收入几乎为零，而Ⅱ类兼业户男性务工仅2.5个月、农业收入占比更高^{[lishiyushehui.cn]} ，同为"中下阶层"，其内部因家庭劳动力配置方式不同而分化出三种亚型，这一分化只有以户为单位才能看清。

2. 农村收入结构的总量图景与分化程度

2.1 四项收入构成的宏观转变：工资性收入反超经营性收入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结构经历了从单一农业经营收入向多元收入结构的根本性转变，转变的标志性节点出现在2015年：这一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绝对额首次超过家庭经营收入，二者分别占40.3%和39.4%^{[证券之星]} 。到2025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比进一步升至42.5%，经营净收入占33.5%，转移净收入约占21.5%，财产净收入仅占2.5%^[ncpssd.cn]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456元，名义增长5.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0%；收入中位数为20711元，仅相当于平均数的84.7%。

表3：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十年演变（占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

结构演变的方向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工资性收入取代经营性收入成为第一大来源，且占比继续上行，这意味着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越来越取决于劳动力能否进入非农部门，而非取决于土地产出^{[证券之星] ,[ncpssd.cn]} 。第二，经营净收入占比从39.4%降至33.5%，十年间下降5.9个百分点，是四项收入中唯一持续收缩的一项^{[证券之星] ,[ncpssd.cn]} ，这与第6.1节将讨论的农业劳动生产率问题直接相关。第三，财产净收入占比仅2.5%，远低于城镇居民的9.7%^[ncpssd.cn] ，构成所有农村阶层共有的增收缺口。转移净收入约占21.5%^[ncpssd.cn] ，其在底层阶层中的实际比重远高于这一平均值，第5章将专门分析。

城乡结构的对照进一步凸显短板所在。2025年城镇居民财产净收入占比达到9.7%，是农村居民2.5%的近四倍^[ncpssd.cn] ；城镇居民的转移净收入由养老金、离退休金构成，农村居民则更多依赖低保、救助与惠农补贴。两项差距叠加，使农村家庭在退出劳动年龄之后的收入断崖比城镇更为陡峭。

2025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四项收入构成（%）

2.2 收入差距的量化刻画：倍差、基尼系数与绝对差距

农村内部的分化程度已经超过城镇，这是判断"农民"是否仍为同质群体的决定性证据。2024年农村居民高低收入组倍差高达9.95，远高于城镇居民的6.32^[cq.gov.cn] ；农村内部基尼系数为0.156，同样高于城镇的0.126^{[sass.org.cn]} 。

表4：2024年农村与城镇内部收入分化程度对照

两个指标方向一致，说明农村内部分化不是某一种度量方法的偶然结果。9.95倍的组间差距意味着高收入组农户的人均收入接近低收入组的十倍^[cq.gov.cn] ，落到2025年的具体数值上就是57148元与5763元的对照^[ncpssd.cn] 。

更值得注意的是差距的演变方向。农村居民高低收入组倍差从2020年的8.23扩大到2024年的9.95^[cq.gov.cn] ，四年间上升1.72；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则从2000年的约2.67万元扩大到2024年的3.11万元^[cq.gov.cn] 。这构成一个容易被误读的组合：城乡之间的相对差距在缩小（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2025年为2.31，比上年缩小0.03，较2012年的2.88明显下降），但城乡之间的绝对差距与农村内部的相对差距同时在扩大^[cq.gov.cn] 。用平均数的改善来描述农村收入状况，会同时掩盖这两重分化。

高低收入组倍差：农村与城镇对照

2.3 兼业化：农户类型的结构性重构

兼业化是理解当前农村分层人口基数的核心变量。中国农业科学院2026年报告显示，2013年至2023年十年间，纯务农农户占比从87.6%降至约40%；以农为主的兼业户从14.1%升至25.8%；以非农为主的兼业户从12.6%升至21.1%，两类兼业户合计接近半数^{[workercn.cn]} 。

表5：2013年与2023年农户类型结构变化（占比）

十年间纯务农农户占比下降47.6个百分点，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户类型结构变化幅度最大的一个十年^{[workercn.cn]} 。与之对应的是就业结构的同步转移：第一产业劳动力占比从2012年的68%降至2023年的47%，第三产业从10%升至23%^{[workercn.cn]} 。2024年CRRS数据给出的截面结果与此一致，兼业户接近60%、纯农户仅占20%^{[zgtsshzy.net]} 。

兼业化对分层的意义在于它重构了中间层的规模。以农为主与以非农为主的两类兼业户合计接近半数^{[workercn.cn]} ，恰好对应第4章要讨论的中下阶层（半工半耕阶层）45%—55%的占比区间^{[lishiyushehui.cn]} 。换言之，兼业化不是把农民推向两极，而是把大量原本属于纯务农者的农户拉入了依靠"务工+务农"双笔收入的中间位置。未来这一趋势仍将延续，兼业农户将成为农户的主流类型^{[百度百科]} 。

但兼业化同时也是天花板。双笔收入的组合使家庭达到农村中等收入水平（2—4万元）^{[今日头条]} ，却难以支撑向精英阶层的跃升——因为兼业的前提是家庭劳动力必须分散配置，无法集中于单一高回报活动。兼业化既是缓冲垫也是锁定机制，这一张力构成第4.3节的分析对象。

2013年与2023年农户类型结构变化（占比 %）

2.4 区域分化：东部沿海与粮食主产区的收入落差

区域差异构成收入分层的第二重结构，与阶层分化叠加而非并列。2025年上海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8122元，甘肃仅15001元^[ncpssd.cn] ，前者是后者的3.21倍。

表6：2025年省级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照

区域落差在四大板块之间同样显著。2023年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中部、东北、西部地区的1.31倍、1.33倍和1.50倍^[cq.gov.cn] 。这一格局与"胡焕庸线"所映射的人口与经济活动分布高度重合——线东南侧以平原、丘陵为主，集中了全国约96%的人口，线西北侧以高原、山地为主，人口占比约4%，这种不均衡分布至今未发生根本改变。

粮食主产区构成区域分化中最值得单独讨论的一类。2025年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中，除江苏（34147元）、山东（26613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4456元外，其余11个省份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ncpssd.cn] 。"产粮大县、财政穷县、收入低县"的现象由此形成：这些地区承担稳定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的任务，耕地用途管制严格，非农产业普遍发育不足，农民收入更加依赖农业生产经营，工资性收入和财产净收入占比偏低^[ncpssd.cn] 。而粮食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产品，价格长期维持在相对低位，种粮成本却持续攀升，挤压了种植收益空间^[ncpssd.cn] 。

区域分化叠加阶层分化的后果是：一个位于西部粮食主产省的纯务农农户，同时承受区域劣势与阶层劣势两重压制，其收入位置远低于同等阶层但位于东部沿海的农户。分层分析若不引入区域变量，会系统性高估底层阶层的实际收入弹性。

2025年省级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对照（元）

3. 上层结构：精英阶层与中上阶层的非农收入主导型

3.1 收入水平与来源构成

上层由两个阶层构成：占比3%—5%的精英阶层与占比约10%的中上阶层，二者合计不超过农村人口的15%，却占据了收入分布的顶端^{[lishiyushehui.cn]} 。

表7：精英阶层与中上阶层的规模、收入与来源结构

收入来源的三分法在上层内部仍有区分意义。经济精英依靠经商、开矿、办实业获取收入，其收入形态是资本回报；政治精英依靠工资或补贴，其收入形态是职务报酬；知识精英依靠农技、教育、医疗等服务收入，其收入形态是人力资本回报^{[lishiyushehui.cn]} 。三者的共同点是都与土地经营脱钩——土地已全部或大部分转出，农业经营收入不再构成其收入来源^{[lishiyushehui.cn]} 。

历史数据可以印证这一层的收入优势由来已久。民政部2006年调查显示，2004年企业老板平均年收入达94681.82元，农村个体商业服务人员为20473.53元，农村知识分子为19736.27元，村干部为19322.22元^[szlib.com] 。企业老板的收入是村干部的4.9倍、是农村个体商业服务人员的4.6倍^[szlib.com] ，即使在二十年前，上层内部的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之间也已存在数量级差异。

对照2025年农村居民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57148元^[ncpssd.cn] ，可以判断这一层的收入水平在过去二十年间保持了明显增长，但其占农村人口的比重并未同步扩大——精英阶层仍稳定在3%—5%^{[lishiyushehui.cn]} 。上层是一个规模受限的位置，而非可广泛进入的通道。

3.2 资本类型与村庄权力格局

上层的优势不仅来自收入，更来自经济资本、政治资本与文化资本的叠加占有。这一阶层拥有庞大资产或政治、文化资本，是"富人治村"的核心群体^{[lishiyushehui.cn]} 。

权力资源的分布可以从政治身份的阶层分布中直接读出。民政部2006年调查显示，党员集中在干部阶层，而农业劳动者和农民工中党员比例偏少^[szlib.com] 。政治身份与收入位置高度重合，意味着村庄公共事务的决策权掌握在上层手中，普通农户尤其是农业劳动者与农民工在村庄治理中处于话语权弱势^[szlib.com] 。

这种重合带来两个后果。其一，公共资源配置容易向具备经营能力与关系网络的阶层倾斜，农业支持政策的实际受益者未必是最需要支持的农户，这与第6.4节讨论的政策传导衰减互为因果^{[广东省人民政府]} 。其二，中上阶层已在城市安家立足，其利益与社会关系完全在村外^{[lishiyushehui.cn]} ，村庄公共事务对其而言是可选参与而非生存依赖，参与意愿自然低于全年在村的中农阶层（见第4.1节）。上层掌握权力但缺乏在地利益关联，这一错位是理解当前乡村治理困境的切入点。

3.3 土地关系与利益取向的分歧

土地制度取向是各阶层利益分歧最集中的领域。中上阶层已在城市安家立足，利益与社会关系完全在村外，希望土地私有化以便自由买卖^{[lishiyushehui.cn]} 。其逻辑是清晰的：土地对其已无保障功能，只是尚未变现的资产，私有化意味着可以通过出售实现一次性资本化。

这一诉求与仍在村阶层的利益存在根本冲突。对中农阶层而言，土地是其体面生活的唯一基础，耕种规模扩大到15—40亩依赖的正是非正规土地流转^{[lishiyushehui.cn]} ；一旦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资本下乡将直接推高流转成本，中农阶层可能从"经营20亩左右耕地"退化为"仅耕种自家承包地"的小农户^[cass.cn] 。对中下阶层而言，务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30%—40%^{[今日头条]} ，是抵御务工收入波动的缓冲，土地买卖自由化将使这一缓冲失去稳定性。对贫弱阶层而言，土地与宅基地是最后的生存资料^{[lishiyushehui.cn]} 。

因此，土地制度变革不能按单一阶层的偏好设计。切忌将中上阶层对土地私有化的想象变为土地制度变革的方向——这一判断的政策含义是，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标应当是盘活资源、拓宽财产性增收渠道^{[farmer.com.cn]} ，而非使土地向资本集中。第8.3节将回到这一取舍。

4. 中层结构：中农阶层与半工半耕阶层的经营—工资并重型

中层是农村人口的主体，也是本报告的分析重心。它由两个收入机制完全不同的阶层构成：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的中农阶层，和以工资性收入与经营性收入并重的半工半耕阶层（中下阶层）。

4.1 中农阶层：农业经营收入支撑的乡村中坚

中农阶层占比15%—20%，家庭年收入1.5万—3万元（2010年安徽芜湖调研数据）^{[lishiyushehui.cn]} 。贺雪峰将这一群体称为"中坚农民"，估算其占比约10%^{[今日头条]} 。两个估算的差异源于界定口径：杨华以耕种规模与收入水平界定，贺雪峰更强调其在村庄社会结构中的功能位置。

表8：中农阶层的核心结构特征

中农阶层的形成条件高度依赖非正规土地流转。其15—40亩耕种规模中，超出自家承包地的面积来自邻里之间的口头或非正式契约流转^{[lishiyushehui.cn]} 。这种流转方式成本低、灵活性强，使中等规模经营在没有资本介入的条件下得以维持。也正因如此，中农阶层的存在具有制度脆弱性：大规模土地流转可能导致该阶层消失^[cass.cn] ，当流转被组织化、市场化、面向资本时，中农将失去其规模基础。

中农阶层的功能远超其收入占比。它是唯一全年在村且有闲暇时间的青壮年群体，填补了乡村治理的人才真空^{[lishiyushehui.cn]} ——上层已在城市安家、利益在村外^{[lishiyushehui.cn]} ，中下阶层生计压力大、时间不充裕、无心参与公共事务^{[lishiyushehui.cn]} ，贫弱阶层则缺乏参与能力^{[lishiyushehui.cn]} 。在四个阶层都无法承担在地治理功能的情况下，中农阶层成为村庄公共事务的实际承载者，担任村民小组长、党员代表一类公职^[cass.cn] 。

农业经营收入是其体面生活的基础，务工收入仅为补充^{[lishiyushehui.cn]} 。这一收入结构与中下阶层形成鲜明对照：中农是"以农为主、以工为辅"，中下阶层是"以工为主、以农为辅"或两者并重。2—3千元的就近务工副业收入^{[lishiyushehui.cn]} 在中农家庭总收入中占比不足10%，其意义在于填补农闲时间的现金流缺口，而非构成收入支柱。

4.2 半工半耕阶层：代际分工下的双重收入依赖

中下阶层占比45%—55%，家庭年收入5000元至1.5万元（2010年数据）^{[lishiyushehui.cn]} ，是农村人口的绝对主体，也是"半工半耕"模式的承载主体。

这一阶层的收入机制可以用一组比例精确刻画：约80%的中西部农民家庭通过"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维持中等收入水平，务工经商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60%—70%，务农收入占30%—40%，两笔收入合计达到农村中等收入水平（2—4万元）^{[今日头条]} 。两笔收入的关系不是主副之分，而是缺一不可——缺了任何一笔，家庭生活质量都会显著下降^{[今日头条]} 。

这一判断的政策含义极强。若务工收入因经济波动下降30%，家庭总收入将减少18%—21%；若务农收入因灾绝收，家庭总收入将减少30%—40%^{[今日头条]} 。两条风险路径都无法通过另一条自动对冲，因此中下阶层对就业稳定性与农业风险保障同时具有高度敏感性。

家庭内部存在三种亚型，其差异体现在劳动力配置方式上。

表9：中下阶层三种亚型的劳动力配置与收入结构

三种亚型实际上构成一条从"完全脱离农业"到"以农为主"的连续谱。举家外出务工型已经把农业收入压缩到几乎为零，其收入结构与城镇低收入务工家庭高度相似，唯一区别是仍保留农村宅基地与承包地作为退路^{[lishiyushehui.cn]} 。Ⅱ类兼业户男性务工仅2.5个月^{[lishiyushehui.cn]} ，农业收入占比最高，其收入结构最接近中农阶层，只是耕种规模（8—12亩）小于中农的15—40亩^{[lishiyushehui.cn]} ，因而无法达到中农的收入水平。

代际分工是这一阶层得以维持的组织形式。中西部农村普遍呈现"年轻人外出务工，年老父母在家务农"的家庭经济模式^[xcu.edu.cn] ，这意味着家庭的60%—70%务工收入由子代创造，30%—40%务农收入由父代创造^{[今日头条]} 。这一模式的有效性依赖两个前提：父代具备农业劳动能力，子代能在城市获得稳定就业。两个前提都在被侵蚀——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使父代劳动能力衰减，制造业与建筑业吸纳农民工的行业景气波动使子代就业稳定性下降。

4.3 中间层的结构性张力：稳定性与向上流动受阻

中间层的处境具有双重性：它足够稳定，使约80%的中西部农户避免了跌入贫弱阶层；它也足够封闭，限制了向精英阶层的跃升。

稳定的一面来自双笔收入的组合。务工经商占60%—70%、务农占30%—40%的结构^{[今日头条]} ，使家庭在任一笔收入受冲击时仍有另一笔支撑，这是中下阶层能够维持农村中等收入水平（2—4万元）^{[今日头条]} 、占比达到45%—55%^{[lishiyushehui.cn]} 的机制基础。

封闭的一面来自时间与资本的双重约束。这一阶层生计压力大、时间不充裕、无心参与公共事务^{[lishiyushehui.cn]} ，其全部劳动力已配置于务工与务农两处，没有余裕投入到需要长期积累的活动——无论是扩大经营规模、学习新技术，还是建立市场渠道。而向上流动恰恰依赖这些投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高素质农民之所以能获得较高收益，靠的是掌握现代农业技术、善于对接市场、通过规模经营与品牌营销实现增值^{[广东省人民政府]} ，这些能力都需要时间与资本的持续投入。

中间层对中农阶层还存在结构性依赖，包括留守家属照看在内的多项功能由中农承担^{[lishiyushehui.cn]} 。这一依赖关系揭示了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中下阶层的"半工"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有"半耕"的一方留在村里，而留在村里的一方能够运转，又依赖中农阶层提供的在地公共服务与互助网络^{[lishiyushehui.cn] ,[cass.cn]} 。若中农阶层因大规模土地流转而消失^[cass.cn] ，中下阶层的代际分工模式将失去支撑，其60%—70%的务工收入也难以维持^{[今日头条]} 。

5. 底层结构：贫弱阶层的转移性收入依赖型

5.1 收入水平与来源构成

贫弱阶层占比10%—12%，家庭年收入不足5000元（2010年数据）^{[lishiyushehui.cn]} 。这一阶层是"底层农村"最直接对应的群体，其收入结构与其他四层的区别不在于数量多少，而在于来源性质的根本不同。

表10：贫弱阶层的结构特征与官方低收入口径对照

数据对照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贫弱阶层的年收入区间（5000元以下）^{[lishiyushehui.cn]} 与2025年农村居民低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5763元^[ncpssd.cn] 处在同一量级，而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627元^{[haiwainet.cn]} 仍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4456元^{[国家统计局]} ，仅相当于后者的76.2%。这意味着即使经过脱贫攻坚与五年过渡期的持续帮扶，脱贫县整体仍处于全国农村收入分布的偏低位置。

从增长轨迹看，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0年的12588元增加到2025年的18627元，年均增速达8.2%，比同期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快0.8个百分点（国务院2026年8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报告数据）。增速优势说明转移性投入与产业、就业帮扶确实发挥了作用，但18627元与24456元的绝对差距^{[haiwainet.cn] ,[国家统计局]} 依然存在，且该报告同时指出中西部脱贫县农村居民同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绝对差距也在拉大。

底层阶层的收入构成可以用云南省脱贫县的数据具体化。2025年云南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4281元，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24.6%；人均工资性收入6475元，占37.2%；人均经营净收入6486元，占37.3%；人均财产净收入150元，占0.9%（云南省统计局2026年2月发布）。转移净收入占比24.6%高于全国农村居民约21.5%的平均水平^[ncpssd.cn] ，而财产净收入占比0.9%仅为全国农村平均2.5%^[ncpssd.cn] 的三分之一左右。这组结构说明：越靠近收入分布底层，转移性收入的托底作用越强，财产性收入越是接近于零。

同一份报告还给出了就业帮扶的作用量化：全国脱贫人口务工就业规模持续稳定在3000万人以上，稳住了脱贫家庭三分之二以上的收入（农业农村部2025年12月通报）。三分之二的收入来自务工，意味着底层家庭中尚具劳动能力的成员，其收入结构已经与中下阶层趋同，都以工资性收入为第一来源；真正只能依靠转移性收入生存的，是那些无法外出也无法兼业的人群^{[今日头条]} 。

2025年云南脱贫县农村居民四项收入占比（%）

5.2 脆弱性来源：劳动力缺失、人力资本与财产性收入三重短板

贫弱阶层的低收入不是暂时性波动，而是三重结构性短板叠加形成的锁定状态。

第一重是劳动力缺失。这一阶层多为老弱病残、鳏寡孤独或缺乏技能者^{[lishiyushehui.cn]} ，其人口构成决定了无法通过外出务工或本地兼业获得工资性收入^{[今日头条]} 。对照中下阶层依靠代际分工实现60%—70%的务工收入^{[今日头条]} ，贫弱阶层缺少的正是可以被派往非农部门的那一代劳动力。

第二重是人力资本与市场能力不足。大量小农户尤其是老年农民，受限于文化素质、专业技能和经济实力，生产经营能力和市场议价能力有限，难以发展高效农业、提升产出效益^{[广东省人民政府]} 。这一短板具有双重效应：既压低了经营性收入的绝对水平，也切断了通过技术升级实现收入跃迁的路径。同一政策环境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通过规模经营、延长链条、品牌营销获得较高收益^{[广东省人民政府]} ，而缺乏人力资本的农户无法接入这些增值环节。

第三重是财产性收入几乎为零。2025年农村居民财产净收入占比仅2.5%，远低于城镇居民的9.7%^[ncpssd.cn] ；2022年农民人均可支配财产净收入为509元，不到城镇居民同期收入的十分之一^{[farmer.com.cn]} 。落到脱贫县层面，这一比例进一步降至0.9%（云南省统计局2025年数据）。财产性收入的缺失使底层家庭在丧失劳动能力之后没有任何资产性收入可以接续，只能完全依赖转移性支付^{[lishiyushehui.cn]} 。

三重短板相互强化：劳动力缺失导致无法积累，无法积累导致没有资产，没有资产导致丧失劳动能力后收入断崖，收入断崖又使下一代缺乏教育投入能力。这一循环解释了为什么农村内部的收入倍差会从2020年的8.23扩大到2024年的9.95^[cq.gov.cn] ——底层的增长速度受限于其可动用的要素数量，而这一数量本身在收缩。

5.3 社会位置与政策兜底的着力点

贫弱阶层的社会位置具有明显的依附性。其生存空间受限，缺少象征性资源，政治上依附于中农阶层^{[lishiyushehui.cn]} 。这一依附关系在实践中表现为：低保评定、救助申请、公共事务表达都需要借助在村且有公职身份的中农阶层传递^{[lishiyushehui.cn] ,[cass.cn]} 。当村庄缺少中农阶层时，贫弱阶层的诉求传导链条会直接断裂。

政策定位因此十分明确：这一群体无法外出或兼业，是乡村振兴政策需要重点兜底保障的对象^{[今日头条]} 。兜底路径需要按劳动能力区分。对于没有劳动能力的对象，必须通过稳定的社会救助使其收入水平能够满足不断增长的基本生活需要，确保其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不掉队^[zju.edu.cn] ；对于有劳动能力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可通过稳定的产业带动和就业帮扶推动收入实现超常规增长，增强其应对疾病、灾害、事故突发风险的能力^[zju.edu.cn] 。

两类路径的差别在于政策工具的属性：前者是转移支付的水平提升，后者是就业机会的供给。混淆二者会导致资源错配——给无劳动能力者提供培训是无效投入，给有劳动能力者只发救助则会削弱其收入增长潜力^{[zju.edu.cn] ,[agri.cn]} 。截至2025年，全国已累计识别帮扶超过700万监测对象并稳定消除返贫致贫风险（农业农村部2025年12月通报），说明监测识别机制已经建立，下一步的着力点在于分层分类的帮扶精度而非覆盖面的继续扩张。

6. 分层机制：决定农户落在哪一层的四个结构性变量

前述各章描述了"分层是什么"，本章回答"分层为什么形成"。四个变量按作用范围从宏观到微观排列。

6.1 农业劳动生产率天花板

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是纯务农阶层收入增长乏力的决定性约束。2025年第一产业增加值仅占GDP的6.7%，第一产业从业者却占全部劳动力就业的22.2%，农业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全国全员劳动生产率的约30%^[ncpssd.cn] 。

表11：2025年农业部门产出份额、就业份额与劳动生产率对照

产出份额6.7%与就业份额22.2%之间的落差，意味着约22.2%的劳动力在分配6.7%的增加值^[ncpssd.cn] 。按此推算，农业从业者人均创造的增加值仅为非农部门的三分之一左右，这与"农业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全国全员劳动生产率的约30%"^[ncpssd.cn] 的官方表述完全一致。

这一约束的政策含义是：单纯提高农业产量无法改变底层农户的收入位置。因为收入取决于"产量×价格-成本"，而在粮食价格长期维持在相对低位、种粮成本持续攀升的条件下^[ncpssd.cn] ，产量提升带来的收益被成本上升抵消。这解释了粮食主产区13省中11省农民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现象^[ncpssd.cn] ——这些地区把更多劳动力锁定在劳动生产率仅为全国30%的部门^[ncpssd.cn] ，其收入结果是结构决定的，不是努力程度决定的。

对照就业结构的变迁可以更清楚看到出路所在：第一产业劳动力占比从2012年的68%降至2023年的47%，第三产业从10%升至23%^{[workercn.cn]} 。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是过去十年农民收入增长的核心动力，也是工资性收入占比从40.3%升至42.5%的原因^{[证券之星] ,[ncpssd.cn]} 。反过来说，无法完成这一转移的农户——即贫弱阶层^{[今日头条]} ——就被留在了天花板最低的部门。

6.2 财产性收入短板与土地制度改革滞后

财产性收入是唯一在所有农村阶层间普遍存在的增收缺口。2025年农村居民财产净收入占比仅2.5%，而城镇居民为9.7%^[ncpssd.cn] ；2022年农民人均可支配财产净收入509元，不到城镇居民同期收入的十分之一^{[farmer.com.cn]} 。

差距的根源在制度而非能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滞后，大量资源和资产未被盘活，农民土地财产权益未充分释放^{[farmer.com.cn]} 。农民拥有的最大资产是承包地与宅基地，但在现行制度下这两类资产难以通过抵押、转让、出租等方式转化为可计量的财产性收入。2025年全国居民人均转让承包土地经营权租金净收入增长4.8%，是财产净收入中少数保持正增长的项目，其绝对规模仍然有限。

这一短板对不同阶层的作用方式不同。对上层的精英与中上阶层而言，土地已全部或大部分转出^{[lishiyushehui.cn]} ，其财产性收入来自城市房产与金融资产，与农村土地制度关联度低，因此9.7%的城镇财产净收入占比^[ncpssd.cn] 与其实际收入结构更接近。对中农阶层而言，转入15—40亩土地^{[lishiyushehui.cn]} 的经营权本身就是一种财产性权益，非正规流转的不稳定性直接构成其财产性收入的风险^[cass.cn] 。对贫弱阶层而言，财产净收入占比仅0.9%（云南省统计局2025年脱贫县数据），几乎等于零^{[farmer.com.cn]} 。

因此，拓宽财产性增收渠道^{[farmer.com.cn]} 不是普惠式的收益分配，而是对不同阶层具有差异化意义的制度改革：它同时关系到中农阶层的经营稳定性与贫弱阶层的资产性托底能力。

6.3 人力资本与市场能力的阶层差异

同一政策环境下收入结果分岔，直接原因是经营者能力的分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高素质农民掌握现代农业技术，善于对接市场，能够通过规模经营、品牌营销获得较高收益；而大量小农户尤其是老年农民，受限于文化素质、专业技能和经济实力，生产经营能力和市场议价能力有限^{[广东省人民政府]} 。

这一变量解释了为什么中农阶层能以15—40亩的耕种规模^{[lishiyushehui.cn]} 实现1.5万—3万元的年收入^{[lishiyushehui.cn]} ，而耕种8—12亩的Ⅱ类兼业户^{[lishiyushehui.cn]} 收入水平更低。规模差异只有3—5亩，但中农是全年在村、以精耕细作为主业^{[lishiyushehui.cn]} ，其农业经营的技术投入与市场对接程度远高于以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的兼业户^{[今日头条]} 。

人力资本差异还会跨代传递。中下阶层生计压力大、时间不充裕^{[lishiyushehui.cn]} ，其对子女教育的投入能力受限；贫弱阶层多为老弱病残、鳏寡孤独或缺乏技能者^{[lishiyushehui.cn]} ，代际传递的约束更强。相比之下，上层阶层拥有经济资本、政治资本与文化资本的叠加占有^{[lishiyushehui.cn]} ，党员资源集中于干部阶层^[szlib.com] ，其子女获取教育资源与社会网络的通道更宽。这是第2.2节所述"农村干部存在一定阶层固化"^[hnadl.cn] 的微观机制。

6.4 政策传导的层层衰减

政策意图与政策效果之间存在系统性落差。长期以来农民增收依赖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对低收入群体的帮扶政策存在覆盖面不足、精准度不够的问题，间接渗透的传导机制在城乡二元结构下难以直达最需要赋能的农户^{[广东省人民政府]} 。

衰减发生在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城乡之间的公共服务落差：许多进城农民工仍然难以在常住地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城市资本、人才和技术下乡也面临诸多制约，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良性循环尚未完全形成^[zju.edu.cn] 。这意味着中下阶层60%—70%的务工收入^{[今日头条]} 是在缺乏完整社会保障的条件下获得的，其收入中必须自行留出应对疾病、养老、子女教育的开支，实际可支配水平低于名义数字。

第二个环节是村庄内部的资源分配。党员集中在干部阶层、农业劳动者和农民工中党员比例偏少^[szlib.com] ，使政策信息传递与资源分配的实际主导权掌握在上层手中^{[lishiyushehui.cn]} ；而贫弱阶层缺少象征性资源、政治上依附于中农阶层^{[lishiyushehui.cn]} ，其诉求需要经过多层转译才能进入政策视野。两个环节叠加，就是"涓滴效应"在层层传导中衰减的完整链条^{[广东省人民政府]} 。

破解这一衰减需要两项制度性动作：一是消除户籍歧视和公共服务不均等，使进城务工人口的社会保障与其收入创造地匹配^[zju.edu.cn] ；二是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使资本、技术下乡的同时农民的财产权益也能进城变现^{[farmer.com.cn] ,[zju.edu.cn]} 。

7. 分层的下游验证：消费结构与生活质量的阶层梯度

收入结构的分化必然在消费端留下可观测的痕迹。若各阶层的消费行为呈现与收入分层一致的梯度，则分层框架的真实性得到独立验证。

7.1 平均消费倾向与恩格尔系数的阶层分化

消费倾向的阶层差异极为悬殊。2007年最低20%收入组平均消费倾向高达137.4%，即消费支出超过收入，处于入不敷出状态；同年最高20%收入组平均消费倾向为61.23%^[szlib.com] 。

表12：收入组的消费倾向与2025年恩格尔系数对照

137.4%的消费倾向意味着低收入组每获得100元收入需要支出137.4元^[szlib.com] ，缺口37.4元只能通过借贷、动用积蓄或压缩必需消费来填补。这不是一次性的现金流问题，而是持续性的赤字状态，它会使低收入家庭在任何一次外部冲击（疾病、灾害、失业）面前立即陷入更深的困境。对照最高收入组61.23%的消费倾向^[szlib.com] ，两组之间存在76.17个百分点的差异，收入分层在消费端被放大为消费安全性的分层。

食品消费结构提供了另一重印证。低收入阶层的食品消费仍以谷物为主，蛋白质摄入量偏低；而高收入阶层的肉类消费品种更加多元化、结构更合理，工资性收入户的肉类消费结构相对健康^{[中国知网]} 。这一差异的实质是：收入结构不仅决定消费数量，还决定消费质量，工资性收入占比较高的家庭在蛋白质摄入上具有可观测的优势^{[中国知网]} 。

2025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1.8%，高于全国的29.3%^{[haiwainet.cn]} ，2.5个百分点的差距反映了农村居民整体消费结构中食品支出占比仍偏高。但农村内部的差异远大于城乡之间的差异——这是分层视角相较于城乡二元视角的解释力所在。

7.2 消费结构升级的层级与区域差异

消费结构升级在中等及以上收入阶层中已经出现明确迹象。2026年上半年沈阳农村恩格尔系数为33.9%，同比下降1.6个百分点，文教娱乐、生活用品、居住消费分别同比增长9.7%、9.2%、7.6%^[agri.cn] 。三项发展型消费的增速均显著高于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幅度^[agri.cn] ，说明消费重心正由基础温饱转向文教娱乐与品质居住领域^[agri.cn] 。

区域与收入组的双重梯度同样清晰。

表13：2021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区域与收入组梯度

2021年CRRS数据显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依次降低^{[j-ce.com.cn]} ，东部与东北之间的差距为2417.6元^{[j-ce.com.cn]} 。更显著的差距出现在收入组之间：高收入户人均消费支出19376.1元，是低收入户8814.9元的2.2倍^{[j-ce.com.cn]} 。

2.2倍的消费差距小于9.95倍的收入倍差^[cq.gov.cn] ，这一差异本身包含重要信息：低收入户的消费被压缩到接近生存底线的水平，其137.4%的消费倾向^[szlib.com] 说明它已经无法通过进一步压缩消费来匹配收入，只能进入赤字状态。高收入户的消费扩张则受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约束，其61.23%的消费倾向^[szlib.com] 意味着近四成收入转化为储蓄与资产积累，而资产积累又反过来扩大下一期的财产性收入——这正是农村居民财产净收入占比仅2.5%^[ncpssd.cn] 的背景下，上层与底层差距持续扩大的复利机制。

消费数据由此完成对收入分层的独立验证：区域梯度与收入组梯度在消费端同时存在^{[j-ce.com.cn]} ，与收入端的区域分化（上海48122元对甘肃15001元^[ncpssd.cn] ）和阶层分化（57148元对5763元^[ncpssd.cn] ）方向完全一致。

2021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区域与收入组梯度（元）

8. 演变趋势与分层施策路径

8.1 阶层结构演变的三个方向

第一条轨迹是兼业化深化与纯农户萎缩。纯务农农户占比已从2013年的87.6%降至2023年的约40%^{[workercn.cn]} ，未来将进一步下降，兼业农户将成为农户的主流类型^{[百度百科]} 。以农为主的兼业户（25.8%）与以非农为主的兼业户（21.1%）合计接近半数^{[workercn.cn]} ，2024年CRRS截面数据给出的兼业户比例接近60%、纯农户仅占20%^{[zgtsshzy.net]} ，两组数据共同指向同一方向：以农业经营收入为唯一来源的农户正在成为少数。

第二条轨迹是中农阶层的不稳定性。大规模土地流转和资本下乡可能挤压中农阶层的生存空间，使其从"经营20亩左右耕地"退化为"仅耕种自家承包地"的小农户^[cass.cn] 。考虑到中农阶层承担着填补乡村治理人才真空的功能^{[lishiyushehui.cn]} ，是村庄传统与文化的守护人和中央政策的最坚定支持者^[cass.cn] ，这一阶层的萎缩将同时削弱乡村治理基础与政策执行的在地支撑。

第三条轨迹是收入差距短期内难以根本扭转。2024年农村居民高低收入组倍差9.95，较2020年的8.23进一步扩大^[cq.gov.cn] ；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从2000年的约2.67万元扩大到2024年的3.11万元^[cq.gov.cn] 。

表14：农村收入差距指标的演变

三条轨迹的组合意味着：农村阶层结构将在"中间层扩大、纯农户萎缩、中农不稳、差距续扩"的形态下演变。兼业化既是防止大规模返贫的缓冲垫^{[今日头条]} ，也是限制向上流动的天花板（见第4.3节），这一双重属性短期内不会改变。

8.2 分层施策：五类阶层的政策组合

政策的精度取决于是否对准每一层收入结构的实际短板。普惠式投放的问题在于它同时给不缺的和不缺的都发一份，而分层施策要求"缺什么补什么"。

表15：五类阶层的收入短板与对应政策工具

核心短板 对应政策工具

贫弱阶层 少量农业种植收入加转移性收入[lishiyushehui.cn] 无劳动能力、无法外出或兼业[今日头条] 强化转移性收入保障，提高养老医疗保障水平，确保无劳动能力人口收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zju.edu.cn]

中下阶层（半工半耕） 务工经商60%—70%、务农30%—40%[今日头条] 就业稳定性不足，务农收入缓冲易被强制流转破坏 稳定工资性收入，完善就业服务和职业培训，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agri.cn] ；保护非正规土地流转权益，避免因强制流转丧失务农收入缓冲[cass.cn]

中农阶层 农业经营收入为主，就近务工2—3千元为辅[lishiyushehui.cn] 耕种规模依赖非正规流转，大规模流转可能使其消失[cass.cn] 保护适度规模经营条件，提供农业生产性服务支持，使其成为乡村治理和现代农业的稳定主体[cass.cn]

精英与中上阶层 非农经营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为绝对主体[lishiyushehui.cn] 利益与社会关系在村外，联农带农动力不足[lishiyushehui.cn] 引导其发挥联农带农作用，通过产业链延伸和价值链提升，让更多农民分享产业增值收益[人民网]

全体农户（共性） 财产净收入占比仅2.5%[ncpssd.cn] 土地财产权益未充分释放[farmer.com.cn] 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盘活闲置资源，拓宽财产性增收渠道[farmer.com.cn]

政策组合之间的衔接点需要专门说明。中下阶层与中农阶层之间存在功能互赖：中下阶层的代际分工模式依赖中农阶层提供的在地照看与互助网络^{[lishiyushehui.cn]} ，因此保护中农的政策^[cass.cn] 同时也是稳定中下阶层的政策。反之，若为扩大规模经营而推动大规模土地流转^[cass.cn] ，将同时削弱中农的经营基础与中下阶层的务农收入缓冲^{[今日头条]} ，两项损失会叠加。

精英阶层的联农带农^[人民网] 是政策组合中最需要机制设计的一环。这一阶层的利益与社会关系完全在村外^{[lishiyushehui.cn]} ，其对土地私有化的诉求与在村阶层的保障需求存在根本冲突（见第3.3节），因此引导其发挥带动作用不能依赖自发意愿，而需要通过产业链延伸与价值链提升的利益联结机制来实现^[人民网] 。

8.3 全局性改革：财产性收入与城乡要素双向流动

分层施策解决的是各层的具体短板，但有一项短板无法通过分层政策解决——财产净收入占比2.5%对城镇9.7%的落差^[ncpssd.cn] ，以及2022年农民人均可支配财产净收入509元、不足城镇居民十分之一的绝对水平^{[farmer.com.cn]} 。这一缺口在所有阶层中同时存在，只能通过全局性改革弥合。

第一条路径是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盘活闲置资源，拓宽农民财产性增收渠道^{[farmer.com.cn]} 。改革的目标不是使土地向资本集中——那将挤压中农阶层并破坏中下阶层的务农缓冲^[cass.cn] ——而是使农民的承包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与集体资产股份权能够以可计量、可交易、可抵押的方式转化为财产性收入^{[farmer.com.cn]} 。

第二条路径是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消除户籍歧视和公共服务不均等^[zju.edu.cn] 。这一路径针对的是第6.4节所述的政策传导衰减：许多进城农民工仍难以在常住地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城市资本、人才和技术下乡也面临制约^[zju.edu.cn] 。双向流动意味着两个方向同时打通——农民进城时社会保障随人走，要素下乡时农民财产权益不被低价攫取^{[farmer.com.cn] ,[zju.edu.cn]} 。

两条路径的配合关系决定了改革的成败顺序。若先推动要素下乡而财产权益制度未建立，资本将以低成本获取土地资源，中农阶层退化为仅耕种自家承包地的小农户^[cass.cn] ，贫弱阶层失去最后的生存资料^{[lishiyushehui.cn]} ；若先建立财产权益制度而要素流动受阻，则农民的资产无法变现，财产净收入占比仍难提升^{[farmer.com.cn]} 。因此土地制度改革必须先于或同步于要素下乡，这一顺序不可颠倒。

从更长周期看，"十五五"时期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窗口期。2025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已降至2.31，较2012年的2.88明显收窄，但农村内部9.95倍的高低收入组倍差^[cq.gov.cn] 与57148元对5763元的组间落差^[ncpssd.cn] 说明，城乡之间的相对改善并未自动转化为农村内部的公平。分层治理与全局改革的配合，是把整体增长转化为各阶层共享增收的必经路径^{[zju.edu.cn] ,[人民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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