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报告 | 政党政治与欧洲对外政策:意识形态、民粹主义与秩序重构

〇本期责任编辑：刘一霏（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政党政治与对外政策的互动，长期以来处于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两个学科的交界地带，却鲜有研究真正跨越这一分野。比较政治学者关注选举竞争、意识形态光谱与政党体制变迁，却往往将外交政策视为“高位政治”而搁置一旁；国际关系学者聚焦国家间权力博弈与制度设计，却倾向于将政党视为传递社会偏好的传送带。其结果是，政党意识形态如何塑造对外政策偏好、外部安全环境又如何反过来重构政党竞争的逻辑，这些关键问题在既有文献中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整合与跨层次的经验检验。

近年来，这一局面正在发生显著变化。2025年《剑桥国际事务评论》推出的“新全球（失）序中的政党外交政策争论”特刊开篇即指出，自由国际秩序面临的挑战不仅来自威权国家的外部施压，更源于多党民主体制内部激进与民粹政党的崛起，二者之间的互动机制亟待澄清。该特刊以俄乌战争为棱镜，揭示了一个核心发现：表面上的“全球西方”团结之下，是各国围绕自身身份认同与世界秩序愿景的深层分歧，而这一分歧植根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民主国家内部遭遇的争论。这一判断为理解当前欧洲政党政治与对外政策的互动提供了关键的理论支撑。本期所选的四篇文献，正是从不同维度回应上述议题的典型代表。

将本期所选的四篇文献置于同一分析视野中，可以辨识出若干值得进一步追问的议题。其一，欧洲外交政策空间的层次分化日益清晰：欧洲议会层面的投票行为更多受政党意识形态驱动，成员国层面的外交政策选择则同时受到安全威胁感知与国内制度结构的双重约束，而民粹政党在竞选与执政之间的立场漂移，恰恰是这两个层次张力的集中体现。其二，传统的左右翼维度在对外政策中的解释力正在被重新审视。Otjes等在欧洲议会层面的分析显示，左右翼维度虽仍能解释相当比例的投票模式，但在外交政策投票中的影响小于其他维度。Wood对波罗的海地区的研究则进一步表明，在高强度外部安全威胁下，传统的经济左右分歧会被亲西方与亲俄的安全立场维度所覆盖。这两项发现共同提示，意识形态在外交政策中的表达并非简单的线性左右对立，而是受到议题领域、制度场景与安全环境的多重调节。其三，俄乌战争作为“关键节点”的效应仍在持续释放。从欧洲议会内部亲俄投票集团的形成，到中东欧与南欧民粹政党在援乌议题上的立场分化，“安全立场合法性”正在成为政党竞争的新资源，其持久性及其对欧洲一体化轨迹的影响，将是未来研究的核心关切。

本期推介的四篇文献，分别从跨国外交政策空间的量化检验、区域安全危机的政党重组效应、结构性约束下的民粹外交转化，以及中等强国安全行为的多层次解释四个角度，为“政党政治与对外政策互动”这一议题提供了互补的分析路径。它们共同指向一个判断：在安全威胁常态化与政党体系碎片化的双重压力下，欧洲对外政策的国内政治基础正在经历结构性重组，而这一重组的过程、机制与后果，值得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学者持续投入更广泛视角的关注。

该专题四篇文献均以欧洲为经验场域，其理论发现具有明确的区域限定性。这恰恰提示本土研究一个重要的学术方向：将政党政治与对外政策互动的分析框架迁移至全球南方语境，检验其在非西方政治体制中的适用性与边界。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代表，其政党对外交往实践提供了不同于竞争性政党体制的经验材料。在此基础上，可将我国的对外交往实践置于比较政党外交的框架中加以理论化，考察不同政治体制下政党对外政策能力的差异及其制度根源，以及在全球南方国家群体中检验政党意识形态、国内制度结构与对外政策选择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否呈现与欧洲经验不同的模式。

文献基本信息（APA）：Otjes, S., van der Veer, H., & Wagner, W. (2023). Party ideologies and European foreign policy: Examining the transnational foreign policy space.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30(9), 1456‑1478.

摘要：外交政策偏好的异质性阻碍了更有效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的实施。本文通过分析欧洲议会（1999-2019年）的外交政策投票情况，考察了欧盟外交政策的空间维度。由于该数据全面体现了欧盟的地理和意识形态多样性，因此是检验影响外交政策立场预测因素的重要“实验室”。政党意识形态塑造了外交政策投票行为：各政党在CFSP及军事干预问题上的分歧，对外交政策投票的影响大于其他因素。尽管在外交政策投票中，左右翼维度与欧盟一体化的影响小于其他维度，但二者仍能解释相当大比例的投票模式。

关键词：外交政策分析；欧洲议会；军事干预；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本文同时检验政党层面与国家层面变量，打破了比较政党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之间的分野，将政党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放在同一框架中进行解释。

在研究对象层面，既有研究多关注成员国在欧盟理事会中的外交政策分歧，本文则聚焦于欧洲议会，强调欧洲议会包含欧盟完整的地理与意识形态多样性。作者将欧洲议会视为跨国外交政策空间的“实验室”，并认为约束性与非约束性投票都能揭示政策立场。

在对国家层面理论的检验层面，文章发现，相对国防开支差异显著影响外交政策投票，而绝对国防开支、经济全球化、北约成员身份的影响则不显著，这挑战了国家利益或政府间主义的解释，为欧洲议会研究、外交政策分析以及欧洲外交政策空间维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跨层次证据和方法框架。但与此同时，该结论的得出高度依赖变量操作化与模型设定。国内制度、联合政府结构、选举周期、公众舆论、官僚利益等可能构成遗漏变量。

文献基本信息（APA）：Wood, S. (2024). Change in the Baltic Sea Region: Geopolitics, Identity, and the Russian Negative Integration Facto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 32(3), 787–802.

摘要：俄罗斯的政治行为为波罗的海地区（BSR)其他国家的政策、体制和态度转变提供了地缘政治和规范层面的推动力。显著的表现包括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丹麦终止其对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CSDP）的豁免权，以及德国外交立场的调整。这些发展印证了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现有的对俄怀疑态度。随着该地区身份认同的重塑，其政治重心向东转移，乌克兰也由此成为该地区的一个非正式成员。

关键词：波罗的海地区；地缘政治；身份认同；政党政治

本文系统梳理了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波罗的海地区政党政治的完整演变脉络，补充了该区域最新的政策转向实证资料。同时也打破了传统研究中国内政党左右分野绝对对外政策偏好的经典设定，证明在高强度外部安全威胁下，传统的经济左右分歧会被亲西方或亲俄的政治立场完全覆盖，政党的对外政策选择以安全立场合法性作为核心竞选资源。

本文为民粹政党的对外政策行为提供了新解释维度，修正了过去将右翼民粹政党统一归为“疑欧反北约”的刻板认知，区分了波罗的海地区民粹政党的两条分化路径：一部分转向亲俄立场，另一部分被主流建制派完成亲西方化转型，完善了民粹主义与对外政策互动的区域化研究。

但本文时间窗口较短，2022年俄乌冲突后政党政治的变化可能属于危机驱动的短期重组。安全立场覆盖经济左右分歧的论断，需长时段追踪以判断是结构性转向还是暂时性选举策略。

文献基本信息（APA）：Giurlando, P., Wajner, D., & Chryssogelos, A. (2024). Euro-Mediterranean populism: Navigating populist foreign policy around the Mare Nostrum. 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22(5), 616–637.

摘要：南欧的民粹主义政治展现出若干独特模式，这些模式与共同的历史、地理、文化和经济相关，同时又受到相似地缘政治压力的影响。此外，在过去十年中，欧洲—地中海地区接连遭受欧元区危机和难民危机的冲击。这些冲击导致政党政治重组，左右翼民粹政党均获得高水平的民众支持，并已经掌权或接近掌权。本文对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的民粹主义外交政策（PFP）进行结构化比较，试图解释这些国家的民粹主义领导层如何塑造外交政策，以及民粹主义外交政策在何种条件下被转化为行动。在将欧洲—地中海民粹主义的背景下，本文考察民粹主义者在欧洲“我们的海”（Mare Nostrum）周边“驾驭”PFP时面临的四个结构性主题，它们分别构成催化因素或制约因素：国际权力分配、意识形态基础、国内政治体系和政策领域。研究表明，尽管民粹主义表演往往旨在实施断裂并因此获取合法性，但南欧民粹主义外交政策的实施最终受到结构性压力的影响，这些压力迫使民粹主义者放弃其革命性冲动并向主流靠拢。

关键词：民粹主义外交政策；政党政治；结构性约束

作者提出四类结构性因素：国际权力分配、意识形态特征、国内政治系统、政策领域，其中国内政治系统直接连接政党政治与外交政策，包括政府类型、选举制度、政党规范、联合政府、总统否决权、技术官僚任命等。这为解释为何民粹政党竞选时主张断裂，执政后却向主流靠拢提供了机制。但上述四类结构性因素几乎涵盖所有可能变量，解释力强但机制不具体，难以判断哪些细致的条件组合导致民粹政党行为的变化。

该文在经验上系统覆盖希腊、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的主要民粹力量，并串联欧债危机、难民危机、新馆疫情、俄乌冲突等冲击。理论上，把对外政策分析与比较政党政治连接起来。政策上，它有助于理解南欧民粹主义为何未根本改变亲欧、亲西方轨迹，以及未来民粹政党执政对欧洲一体化、北约、对俄政策、移民与能源治理的可能影响。

文献基本信息（APA）：Parente, G. (2025). To lead or to participate? Italy and the European Union’s maritime security operations, 2008–2024. Contemporary Italian Politics, 17(4), 536–554.

摘要：本文探讨了意大利在2008年至2024年期间参与欧盟海上安全行动的情况，分析了其海军力量是如何从被动参与转变为积极领导的。受“阿拉伯之春”事件的影响，意大利重新调整了其战略，开展了一系列单边行动，并领导了欧盟的多项任务。本文运用吉尔平的体系变革理论，展示了意大利如何在北欧国家空缺的情况下填补地中海地区的安全空白，将现实主义利益与多边合法性相结合。在国内层面，官僚精神及民粹主义等限制因素影响力任务的设计，揭示了人道主义言论与安全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一系列海上行动，意大利已成为南欧重要的海上力量，对法国和德国在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中的领导地位构成了挑战。

关键词：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意大利海军行动；欧盟海军行动；官僚企业家精神

本文将民粹主义约束作为塑造任务设计的关键变量。海上安全行动不仅是国际政治议题，更是国内政党竞争的延伸，人道主义承诺与民粹主义选举利益之间的张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意大利是以单边方式还是多边框架来推进海上安全议程。此外，本文引入“官僚企业家精神”作为另一国内驱动力，尤其强调海军在推动意大利从参与国向领导国转变中的主动角色。海军通过推动意大利承办并指挥欧盟行动，实际上在政党政治的短期波动之上建立了一条更具连续性的战略轨迹。

在方法论层面，本文将吉尔平的体系变迁理论应用于意大利这一中等强国的海上安全行为分析，而非惯常的大国权力转移语境。这一理论迁移的创造性在于，它将“安全真空”概念操作化为分析意大利行为动机的中层机制，同时，论文在体系层面分析之外，嵌入了国内政治的双层分析，形成了一种体系压力与国内过滤复合解释框架，避免了单一的分析层次。但吉尔平的体系变迁理论原用于解释大国权力转移与霸权战争，如迁移至中等强国海上安全行动，体系压力到具体任务设计之间的因果链条过长，理论适配性需进一步论证。

综合来看，本期的文献在方法论上并非提供若干孤立的技术选项，而是共同给推动一种研究范式的转向：将政党政治与对外政策置于同一因果链条中，以跨层次、动态化、机制化和混合方法的方式重新界定问题。四篇文献均不满足于将对外政策化约为国家利益博弈或政党意识形态投射。Otjes等同时纳入政党层面与国家层面变量，将欧洲议会视为跨国外交政策空间的“实验室”；Parente在体系层面的“安全真空”分析之外，嵌入国内政党竞争与官僚行为体的双层分析；Giurlando等则把国际权力分配、意识形态、国内政治系统与政策领域并置为结构性约束。其共同启示是：政党政治与对外政策研究应建立“体系—国家—政党—行为体”的贯通链条，使地缘政治压力、国内制度结构、政党竞争逻辑与具体政策输出在同一框架内得到解释，而非在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之间各取一端。

该专题在方法上展示了量化空间分析、结构化比较、区域案例与长时段过程追踪的互补性。Otjes等利用1999—2019年欧洲议会外交政策投票数据开展跨国量化分析；Giurlando等对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希腊进行结构化比较；Wood聚焦波罗的海区域案例；Parente则对意大利海上安全行动进行长时段深度追踪。其综合启示是：政党政治与对外政策互动的研究，既需要大样本数据揭示投票模式与空间维度，也需要过程追踪识别机制与行为体策略；既需要跨区域比较，也需要区域化深耕。混合方法并非简单叠加，而是让量化发现与质性机制相互检验、相互补充。

综上，该报告中的文献把对外政策理解为政党政治、国内制度、体系压力与行为体策略在特定时空条件下交互作用的产物。这一路径不仅适用于欧洲对外政策研究，也为更广泛的政党政治与对外政策互动议题提供了可迁移的方法论工具。

Milner, H. V. (1997). Interests, institutions, and information: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一句话推荐】海伦·米尔纳首次系统提出了完全成熟的国内政治理论，阐明了国内政治过程如何决定国际合作的可能性与内容，是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内政治回归潮流的标志性著作。
Risse-Kappen, T. (1991). Public opinion, domestic structure, and foreign policy in liberal democracies. World Politics, 43(4), 479–512.【一句话推荐】该文突破了单纯讨论民意是否影响外交政策的思路，提出民意对自由民主国家外交政策的作用强弱，并非由民意本身决定，而是由一国国内政治结构与政党联盟建构过程所塑造。
Allison, G. T. (1971).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Boston: Little, Brown.
【一句话推荐】《决策的本质》打破了国家作为单一理性行为体的假定，为国内政治如何塑造外交与安全政策提供了经典范式。
Wagner, M. (2012). When do parties emphasise extreme positions? How strategic incentives for policy differentiation influence issue importanc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51(1), 64–88.
【一句话推荐】该文从政党策略视角解释政党强调极端政策立场的条件，丰富了多党制下政党竞争与议题归属理论，为理解政治议题极化的供给侧机制提供了实证支撑。

Börzel, T. A., & Risse, T. (2019).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external projection of EU maritime governance.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6(11), 1624–1642.
Chaban, N., & Kelly, S. (2021). Partisan divides and national maritime strategy: The case of Norwa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7(3), 897–918.
Christou, G. (2020). Party ideology and maritime security policy in the Mediterranean: Greece and Cyprus compared. West European Politics, 43(5), 1072–1092.
De Vore, M. R. (2018). Partisan politics and naval force posture: France’s maritime strategy after party turnover.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41(6), 823–849.
Gheyle, N., & Stouthuysen, P. (2022). Domestic party coalitions and EU maritime policy export: Belgium’s offshore diplomacy.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44(4), 511–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