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文标题:Integrating AAM Vertiport Infrastructure into Australian Airports
中文翻译:澳大利亚AAM垂直起降场整合研究:对中国低空经济的启示
随着先进空中交通(AAM)从概念走向现实,如何将eVTOL等新型飞行器安全、高效地融入现有机场运行体系,成为全球民航业面临的共同课题。澳大利亚斯威本科技大学研究团队在《Transport Policy》发表的一项研究,聚焦于将AAM垂直起降场整合进澳大利亚机场的仿真框架。该研究选题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前瞻性,对中国低空经济的安全与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文章选题与研究内容的重要意义
该研究选择墨尔本机场作为对象,一个重要考量是AAM有潜力将墨尔本等大城市与拉特罗布谷等偏远地区连接起来,后者距墨尔本约3小时车程,AAM可显著改善可达性并缩短旅行时间。这使研究不仅具有技术意义,也具备明确的社会价值。
在方法上,研究团队构建了基于智能体建模与离散事件仿真的混合框架,覆盖ATC利用率、垂直起降场布局、推进类型和旅客流等多个维度,为监管机构制定垂直起降场标准提供了量化依据。对中国而言,当前低空经济正处于基础设施大规模布局和标准体系加速构建的关键阶段,这项研究在空管资源适配、垂直起降场规划、监管标准制定等方面提供了直接可借鉴的经验,有助于避免“重建设轻运行”“重飞行器轻空管”的倾向。
二、报告核心内容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核心问题
现有机场空管基础设施是基于传统飞机数十年的运行模式建设的,并非为AAM飞行器高频、按需的运行模式而设计。研究指出,AAM融入商业机场的核心矛盾并非空域容量不足,而是管制员认知负荷和人员配置的制约。
(二)该研究的重要发现
1. 空管(ATC)人员利用率是AAM规模化运营的核心瓶颈。
在纯AAM运行场景下,ATC平均利用率仅为4.46%,表明在初期低需求阶段,AAM对空管人员的额外需求极小。然而,在AAM与常规航班混合作业的场景下,使用单一ATC席位时利用率飙升至43.15%;增加第二个管制员后利用率降至39.33%,同时AAM完成架次提升了8%。这一发现揭示了AAM融入商业机场的关键制约:管制员认知负荷和人员配置,而非空域容量本身。
2. 垂直起降场布局对运行效率影响显著。
仿真实验表明,线性布局比卫星式布局产生更高的拥堵。线性布局在高峰时段容易形成“排队效应”,而卫星式配置通过分散起降点,能有效降低单点拥堵风险,提升整体吞吐量。
3. 飞行器的推进类型影响周转时间。
推进系统类型(纯电动、混合动力等)直接影响AAM飞行器的地面周转时间和旅客流。不同推进类型需要不同的地面服务流程,这对垂直起降场的设施配置提出了差异化要求。
4. 局方监管框架的适配性不足。
澳大利亚民航安全局当前的垂直起降场指南是从传统直升机基础设施标准改编而来,并未充分反映AAM飞行器的独特运行特征。CASA在2025年发布了更新的咨询通告,但行业反馈显示,仅57%的受访者支持该提案,5%持否定态度,表明标准制定仍需进一步凝聚共识。
(三)研究政策建议
研究为监管机构提供了以下政策启示:
需要建立专门的AAM垂直起降场设计标准,而非简单沿用直升机标准;
ATC人员配置应根据AAM需求进行动态调整;
垂直起降场布局应在规划初期就纳入优化考量,避免线性布局带来的拥堵风险。
三、对中国低空经济安全与发展的启示
【翼航数研】团队结合当前国内低空经济发展现状,以及本文的研究,提出以下管观点,供国内低空经济相关利益方(局方、机场、空管、低空经济企业等)参考。
启示一:安全框架应走在规模化运营之前
澳大利亚的经验表明,局方监管框架的适配性是AAM规模化运营的前置条件。
中国在低空经济安全制度建设上已迈出重要步伐——国家发改委明确提出“以安全为‘前提’”,将保障低空经济安全特别是飞行安全作为优先事项,加强航空器全周期管理,创新完善安全监管机制。2026年,国家发改委联合金融监管总局、中国民航局出台了《关于推动低空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构建覆盖全链条、全场景、全主体的低空保险服务体系,并提出加快建立无人驾驶航空器责任保险强制投保制度。
对中国而言,应加快制定专门针对eVTOL等AAM飞行器的垂直起降场设计标准,充分考虑电动推进系统的特殊需求,如充电设施、电池热管理、噪声控制等,避免标准滞后成为产业发展的瓶颈。
启示二:ATC人员配置应成为低空基础设施规划的核心变量
ATC利用率从纯AAM的4.46%飙升至混合运行的43.15%,这一发现对中国具有直接参考价值。当前中国多地正在大规模布局低空起降设施:深圳规划到2026年建成1200个以上低空起降点,广州2026年将新建500个低空起降设施,苏州计划建成超200个垂直起降点。然而,这些规划是否充分考虑了空管人员配置的压力,值得深入审视。
建议在低空基础设施规划中引入ATC利用率评估机制,在起降点密集区域提前评估空管人员需求,避免出现“设施建好了,没人管得了”的困境。同时可借鉴该研究的方法论,开展中国典型机场的AAM整合仿真研究,为各地低空基础设施规划提供量化支撑。
启示三:标准体系建设应兼顾“国际接轨”与“中国特色”
中国十部门联合印发的《低空经济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5年版)》明确提出“四维融合”标准供给体系——技术标准与管理规范融合、国内标准与国际规则融合、强制性标准与推荐性标准融合、基础标准与场景标准融合。该指南设定了清晰的时间表:到2027年标准体系基本建立,到2030年标准超过300项。

结合澳大利亚经验,建议中国在标准制定中重点关注:垂直起降场布局标准(线性与卫星式的取舍)、ATC人员配置标准(基于利用率的动态配置)、推进系统地面服务标准(不同推进类型的差异化服务流程)。同时,应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推动中国eVTOL标准与国际接轨,为产品出海创造制度条件。
启示四:场景应用应遵循“安全优先、循序渐进”的路径
澳大利亚选择墨尔本机场作为AAM整合研究对象,一个重要考量是连接大城市与偏远地区,这一场景具有明确的社会价值。中国国家发改委提出的“三先三后”原则——先载货后载人、先隔离后融合、先远郊后城区——为场景拓展提供了清晰的路径。
从澳大利亚的仿真结果来看,初期在低流量机场引入AAM是更为可行的路径。像Avalon机场这样航线安排有限的机场,可能比墨尔本机场这样的高流量枢纽更适合AAM初期运营。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在低空经济起步阶段,优先选择支线机场或通用机场开展AAM试点,积累运行数据和空管经验,再逐步向繁忙枢纽机场推广。
启示五:低空基础设施应融入现有机场体系而非另起炉灶
该研究的核心命题——将AAM垂直起降场整合进澳大利亚机场——本身就提供了一个重要思路:低空基础设施不必另建独立体系,而应充分利用现有机场资源。机场是建设垂直起降场和支持AAM运营的可行位置。
中国目前正在大规模建设低空起降设施,但多数聚焦于城市中心、社区等独立布点。建议借鉴澳大利亚思路,在大型机场规划中预留AAM垂直起降场空间,实现传统航空与低空经济的融合发展。这不仅能降低基础设施重复建设的成本,还能借助现有机场的空管、安保、地服等资源,加速AAM运营能力建设。
启示六:以国际化视野谋划低空经济“出海”
该研究直接服务于澳大利亚民航安全局的政策制定,体现了“学术研究支撑监管决策”的路径。中国eVTOL企业正在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国产eVTOL在东南亚、中东等地的海外型号认可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海外适航认证壁垒、各国标准不统一、空域运行规则差异等核心挑战依然存在。
建议中国低空经济企业在出海过程中,主动参与目标国低空基础设施标准制定,输出中国在eVTOL运行、垂直起降场建设方面的实践经验。同时,中国民航局可借鉴澳大利亚“学术研究+监管咨询+行业反馈”的决策模式,通过仿真研究为国际标准制定提供中国方案。
结语
澳大利亚的这项研究揭示了一个具有全球普遍意义的命题:低空经济的规模化发展,瓶颈不在于飞行器技术本身,而在于空管体系的适配能力和基础设施的标准统一。ATC利用率从4.46%到43.15%的变化,清晰地告诉我们——当AAM从“孤立运行”走向“融合运行”时,空管人员配置将成为决定规模化速度的关键变量。
对中国而言,2026年是低空经济从“制度搭建”转向“落地实操”的关键之年。各地正在大规模布局低空起降设施,标准体系正在加速构建。借鉴澳大利亚的经验,中国应在安全框架、ATC配置、标准制定、场景选择、机场融合和国际合作六个维度系统推进,走出一条既符合国情又与国际接轨的低空经济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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