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报告 | 收缩与控制:美国霸权再校准的战略逻辑与秩序后果

〇本期责任编辑：魏子杰（东北师范大学）

目前，我们正处于主导性霸权主动进行战略收缩的时代。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存在的世界性霸权，正逐步放弃其一贯的全球扩张战略，反倒转向务实的本国发展战略。从奥巴马政府开启战略收缩，到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的“退群”、关税战、对盟友施压与对委内瑞拉、伊朗的军事冒险，我们迫切想要理解以美国为代表的新一轮霸权战略调整背后的动因，究竟是超级大国审慎地进行保守决策，还是世界帝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这一问题构成比较政治学、国际关系理论中长期亟待解释的缺口。回顾既有文献，这一议题同时触及霸权合法性来源、大国战略收缩的内在悖论、同盟体系功能转型及国际秩序变迁动力等多个交叉维度，这一理论复杂性与当今全球治理真空期的现实紧迫性相互交织，促使研究者们从不同方面对此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索。

围绕美国战略收缩的性质与后果，学界的争鸣大致可概括为“战略收缩论”与“帝国衰落论”。战略收缩论认为，美国战略调整是理性的成本控制与资源再配置，目的在于将有限力量收缩，进而在核心利益区实现更有效地压制。帝国衰落论则对此进行批判，认为这种战略调整实则严重伤及美国的道义领导力与合法性根基，正加速其从全球领导者到利益参与者的衰落。短期的资源充足与长期的承诺退却，实则是战略调整在不同观察尺度下的两面性张力，而这背后的根源已经超出美国案例本身，触及衰落大国研究的元理论维度，霸权存续的可能性究竟取决于物质资源的物质资源的再配置效率，还是取决于规范合法性的是否在场，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构成了本期议题的核心学术争鸣。

本期选辑的5篇文献，构成了从宏观框架到微观机制、从历史纵深到理论批判的多层次分析。最新研究搭建了“收缩—控制”并存框架，打破了既往“收缩即衰落”或“收缩即孤立主义”的二元对立判断，美国的这种混合姿态在地缘焦点再平衡与低成本竞争工具中获得了具体经验呈现（王帆 & 温盈晖, 2026）。然而，框架的提出必然追问其历史成因。通过引入历史制度主义方法，相关研究对冷战结束至今三十余年的长时段进行溯源分析，国外反恐战争消耗与全球化对国内制造业反噬的经验追踪，揭示了战略收缩转向兼具国际与国内双重必然性（樊吉社, 2026）。在战略收缩的原因分析基础之上，可以进一步回答战略收缩的性质问题。通过构建维度分析标准，对奥巴马、特朗普、拜登三届政府的收缩风格进行比较，相关研究提炼出战略收缩的实质是手段而非目的，边缘利益上退守恰是为了核心利益上进取（周方银, 2025）。

在战略收缩的性质判断之外，还有更多前沿问题值得思考。战略收缩背后所依赖的同盟体系，也许并非总是以推力的形式存在。相关研究以“同盟牵连”的中观机制揭示了一个深层悖论，收缩要求大国更多依赖盟友，而维持盟友信任又须追加更可信的安全承诺，承诺越多则越悖离收缩初衷，承诺不足则同盟松动。（曹玮 & 张瀚暘, 2023）。由此，“收缩—控制”框架存在的内在张力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压至极限。除此之外，美国当前战略收缩是否仍将会与冷战时期的战略调整一般，性质相同并将取得最终胜利？相关研究以独特角度进行批判性反思，特朗普的民粹主义收缩在瓦解美国道义号召力的同时并未提出全球治理的替代方案，恐怕面临不可逆的衰落（漆海霞, 2026）。

文献基本信息（APA）：

王帆 & 温盈晖. （2026）. 战略收缩背景下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 国际问题研究, （2）, 49-74+139-140.

摘要：当前，美国对外政策在总体战略收缩背景下呈现新的逻辑与特征。美国此轮战略收缩并非向孤立主义的简单回归，而是在面临国内政治经济困境与国际影响力相对下降的双重压力下，为压缩成本、聚焦核心利益并更有效压制战略竞争对手所进行的战略再校准。美国的战略调整呈现“收缩”与“控制”并存的矛盾统一：一方面，它通过选择性干预、推动联盟成本分摊及减少在次要区域的直接投入来压缩对外开支；另一方面，它又借助重构联盟体系、滥用非军事竞争工具以及抢占战略新疆域等方式，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展开更具针对性的遏制。实力对比变化、国内经济困境、科技创新放缓与内部政治阻力减弱共同构成了美国战略收缩的主要动因。这一调整不仅将动摇美国长期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也将给大国战略关系与地区力量结构等带来多维度的冲击，加剧国际秩序的不稳定性。

关键词：战略收缩；美国对外政策；大国竞争；国际秩序；战略新疆域

本文的追问是，当霸权国在资源约束下被迫收缩时，它如何在不放弃战略竞争的前提下实现成本最小化，又以何种机制重新界定其全球存在方式？

本文的理论突破在于提出了“收缩”与“控制”并存的矛盾统一框架，挑战了既有大战略辩论中“深度介入”与“离岸平衡”之间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作者与布鲁克斯（Brooks）、伊肯伯里（Ikenberry）和沃尔福斯（Wohlforth）所代表的“前沿部署”学派展开对话，质疑其关于维持全球承诺可有效防范对手崛起的经典主张；同时亦未简单认同莱恩（Layne）、波森（Posen）等“克制派”所主张的大规模前沿撤出方案。文章指出，美国此轮调整既非孤立主义的回归，亦非全面收缩，而是在地缘焦点再平衡、低成本竞争工具升级与战略新疆域争夺三个维度上展开的系统性重塑。这一框架将涵盖联盟成本分摊、小多边机制模块化运用、非对称竞争工具全面升级的“低成本竞争模式”识别为收缩条件下霸权维系方式的核心转型，并引入“战略新疆域”概念将竞争空间从传统陆海延伸至海上咽喉、北极与深海领域。在与麦克唐纳（MacDonald）和帕伦特（Parent）关于大国衰落与收缩理论的对话中，作者将分析重心从“收缩的成败”转向“收缩的张力结构”，从而丰富了收缩研究的理论维度。

本文就学术贡献而言，将自由国际秩序根基动摇、大国关系重组、地区力量结构失衡与外交内政化的收缩体系性后果纳入统一分析视野，有效拓宽了认知边界，它不仅刻画了收缩的内在悖论，更揭示了收缩与遏制之间并非替代关系而是共生关系。

文献基本信息（APA）：

樊吉社. （2026）. 美国外交战略调整：“改造世界”与“美国优先”. 世界经济与政治, （2）, 25-47+161-162.

摘要：在冷战结束至今的30多年中，美国外交战略的发展演变大致可分为“改造世界”和“美国优先”两个阶段。美国外交行为的这种颠覆性转变有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的根源。在国际层面，全球反恐战争的战略失误消耗了巨量资源，让美国付出了沉重的政治和经济代价，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形象尤其是软实力，导致美国错失解决国内问题的机遇；经济全球化对美国国内造成反噬，加剧了制造业空心化和阶层分化，中低收入群体成为“失意者”。在国内层面，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潮对立，社会撕裂体现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极大地削弱了社会共识；政府治理也因极化的党派政治而进入失能与失灵状态，社会运动频发，进一步驱动美国外交“内向化”。美国外交战略的调整是对后冷战时代的漫长告别。当前，美国外交行为呈现出退守和聚焦的新特征，美国正在从“全球领导者”蜕变为“不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其战略收缩会重塑国际秩序与大国关系格局，牵动所有国家在大分化、大重组、大调整中重新找回平衡。

关键词：美国外交；后冷战时代；“美国优先”；特朗普政府；战略收缩

本文试图回答，美国外交行为何以在短短十多年间从全面出击的“改造世界”颠覆性地转向“美国优先”？这一转变的根源究竟更在于国际格局的变迁还是国内治理的困境？

本文的理论突破首先体现于其长时段的分期框架。将冷战结束至今三十余年的美国外交划分为“改造世界”与“美国优先”两个各约十六年的阶段，并据此论证当前调整已进入难以逆转的阶段，是对后冷战时代的“漫长告别”。这一判断挑战了既有研究往往聚焦单一总统任期或侧重政党差异的短期视角，也超越了仅从国际权力结构变化解释战略调整的单因逻辑，明确提出“更根本的是在国内”。文章以“退守”与“聚焦”概括美国外交的新特征，将收缩的讨论从军事资源的重新配置延伸至国际义务的卸载、经济全球化的逆转与西半球地缘重心的回归，从而丰富了战略收缩的内涵。

本文在对话关系上与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和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的“单极时刻论”构成隐性反驳。冷战终结催生的乐观预期恰恰成为“改造世界”阶段的意识形态底色，而其挫败则为转向提供了认知前提。作者亦援引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关于杰克逊主义民粹主义的分析来阐释国内思潮对外交的驱动，与自由国际主义学派关于美国应维持全球领导角色的规范性主张形成了张力。

本文将反恐战争的战略透支、全球化的国内反噬的国际根源与社会撕裂、政治极化、治理失灵的国内根源纳入统一分析视野，为理解战略收缩的动因提供了更具整体性的认知框架。它揭示了战略收缩并非单一行为体的主动选择，而是国际成本累积与国内治理危机共振的必然结果。

文献基本信息（APA）：

周方银. （2025）. 美国战略收缩与国际秩序的演变.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42 （5）, 26-52+166.

摘要：战略收缩是指大国在国际层面减少大战略投入的一种行为。在实力相对衰落的背景下，适度收缩有助于更好地匹配战略目标和可用的资源。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进行了一次历时较久、具有复杂内涵的战略收缩。为更准确地把握美国战略收缩的性质与特点，可以从军事投入与海外军事介入、联盟关系管理、外交战略调整、国内经济政策变革四个维度进行综合判断。奥巴马政府进行了较为果断有力的战略收缩，并推动美国战略重心逐步调整。特朗普政府的收缩对美国安全保护的可信度以及美国国际形象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使美国与盟国的关系出现消极变化。拜登政府对于海外军事介入高度慎重，试图缓和与次要对手的关系，也高度重视美国基础设施建设，但却没有降低对盟国的安全承诺。美国的战略收缩对国际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出现动摇；国际战略关系出现重要重组，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面临重要转型；部分地区力量结构的失衡加剧了国际体系动荡；国际社会中“泛安全化”现象开始蔓延；美国外交内政化的发展趋势也增加了国际秩序的不稳定性。

关键词：战略收缩；国际秩序；联盟体系；军事介入；“泛安全化”；中美关系

本文试图回答一个贯穿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追问：当一个全球霸权国在长时段内持续进行战略收缩时，国际秩序将经历怎样的结构性重塑，且这种重塑是否具有不可逆性？

本文构建了四维判断框架：军事投入与海外军事介入、联盟关系管理、外交战略调整、国内经济政策变革。这一框架超越了既有研究往往将“收缩”等同于“全面撤出”的线性认知，明确提出战略收缩具有“有进有退”的混合性质，即在边缘利益上减少投入的同时集中资源应对核心挑战。

本文与麦克唐纳（MacDonald）和帕伦特（Parent）关于大国衰落与收缩的经典理论展开对话，但其分析重心从收缩能否成功转向收缩的体系性后果，从而构成了对收缩研究议题的重要拓展。同时，作者明确质疑了伊肯伯里（Ikenberry）关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将存续的乐观论断，指出该秩序在美国收缩冲击下已出现不可逆的动摇趋势，并与布鲁克斯（Brooks）等学者关于收缩代价过大的警示形成了对照。

本文对“泛安全化”蔓延、地区力量结构失衡以及外交内政化趋势的分析，实质上将收缩的讨论从大国行为层面延伸至国际体系的观念与规范层面，拓宽了该领域的认知边界。

文献基本信息（APA）：

曹玮 & 张瀚暘. （2023）. 战略收缩、同盟牵连与美国政策困境. 国际政治科学, 8 （2）, 26-60.

摘要：在明确认定中国是其首要战略对手,且为应对“中国挑战”将战略资源向“印太”地区集中的情况下,美国对俄政策的理性选择应当是改善与俄罗斯关系、分化中俄乃至联俄制华。但美国的实际选择却与这种理性选择的预期相反,2022年美国积极介入俄乌冲突和支持乌克兰进一步加剧了美俄对抗态势。本文研究了美国对俄政策偏离理性最优选项的原因。美国要想更有力地遏制中国就必须进行战略收缩以集中资源,而进行战略收缩就必须更多依赖盟友的力量,必须对盟友提供更可信的同盟承诺以回应盟国的安全关切。俄罗斯正是美国欧洲盟友的主要安全威胁。美国要想保持对盟国的领导力和战略信誉,就必须站在盟友一边与俄罗斯为敌;而要想缓和与俄罗斯关系以减少资源消耗,则将失去欧洲乃至全球盟友的信任。这种矛盾从根本上限制了美国对俄政策的选择空间。本文的分析表明,美国的同盟体系有可能在客观上起到缓解而非加剧中国外部战略压力的作用。

关键词：美俄关系；牵连风险；同盟困境；战略收缩；中美俄战略三角

本文试图回答，在美国已明确将中国锁定为首要战略对手并决意进行战略收缩的背景下，理性选择路径明明指向联俄制华，美国却为何反其道而行之，持续加深与俄罗斯的对抗？

本文的理论突破在于，将格伦•斯奈德（Glenn Snyder）经典的同盟安全困境中“牵连”与“抛弃”的风险概念，从静态的结构性分析动态化为大国实力相对衰落情境下的角色反转命题。当霸权国实力下降时，原本更担心被牵连的大国反而成为更恐惧被抛弃的一方，从而被迫不断强化同盟承诺，由此构筑了同盟牵连下的大国战略收缩悖论。这一理论直接挑战了同盟体系作为大国“正资产”的传统共识，也与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大国在不对称同盟中享有更高自主性”的概念预设形成了显著张力。文章还借助詹姆斯•费伦（James Fearon）的信号传递理论，阐释了霸权国通过“自缚手脚”与“沉没成本”两种方式提高承诺可信度的微观机制，并在政策层面与巴里•波森（Barry Posen）的“克制”大战略主张及约翰•米尔斯海默（Mearsheimer）关于放弃乌克兰以联俄制华的建言展开隐性对话，揭示这些理性方案在同盟结构约束下的不可行性。

本文以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与2022年俄乌冲突两次案例为经验支撑，论证了美国的同盟体系在客观上可能缓解而非加剧中国的外部战略压力，这一判断为反思同盟在大国竞争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认知视角。收缩并非仅受制于霸权国自身的资源计算，而是深嵌于同盟承诺的刚性约束之中，从而暴露出收缩意图与同盟维护之间的结构性张力。

文献基本信息（APA）：

漆海霞. （2026）. 战略收缩还是帝国黄昏:论美国霸权的衰落. 国际政治科学, 11 （2）, 4-9.

摘要：2025年特朗普再次上台就任美国总统,外交动作频频,力推俄乌和谈,试图减少北约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要求欧洲大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承担更多军事责任。对于特朗普的举措,学界的判断是美国进行战略收缩,避免过度扩张,蓄力发展以便应对真正的战略重点。2026年伊始,特朗普再度在外交舞台大肆操作,对委内瑞拉、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宣称要谋求格陵兰岛。显然,美国在特朗普任内进行了大幅战略调整。学术界需要加以判断的问题是:美国的战略调整能否有助美国东山再起,使美国再次伟大,还是难掩颓势,美国衰弱势所难免?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需要我们明确霸权的根基何在。

本文直指霸权研究的基础，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战略收缩究竟能否如冷战时期尼克松政府那般以退为进、助力美国“东山再起”，还是反因侵蚀霸权的道义根基而加速其不可逆的衰落？

本文的理论突破在于，将霸权存续的核心判据从权力转移理论所倚重的军事实力对比，转移至“道义领导力与合法性”这一规范性维度。文章以英国霸权衰亡的历程为历史案例，两次世界大战的军事胜利未能阻止霸权终结，因为威尔逊理想主义对均势外交的道义替代从根基上瓦解了英国的合法性基础。霸权的兴衰遵循“道义更替”而非“实力消长”的逻辑，这一框架与约瑟夫•奈关于软实力的概念、道义现实主义的领导力命题以及制度主义者的合法性论述构成对话。但文章的分析重心并非概念辨析，而是将道义根基损毁确立为霸权衰落的因果机制。特朗普的“退群”、军事行动侵犯主权规范、领土扩张企图侵蚀同盟信任，这些举动在削减短期成本的同时瓦解了美国霸权的合法性基础。文章进一步指出，冷战后美国战略收缩之所以成功，在于其辅之以中美关系破局与国内福利改革等内外协同举措，而当前民粹主义收缩仅是对自由主义极端化的“情绪化反对”，缺乏对全球治理的替代性方案，由此构成了一种“无建设性的收缩”。

本文将收缩的后果讨论从资源再配置层面提升至道义秩序的代际更替层面，判断国际社会将进入“新旧秩序更替的动乱期”。它不仅追问收缩能否成功，更追问成功与否的判据本身是否已被重新定义。

（本部分排名不分先后）

领军学者与高产作者

樊吉社（中共中央党校国家战略研究院）：关注中美战略安全关系、美国军控政策及裁军与防扩散政策，代表作有《美国军控政策中的政党政治》、《从亚太到“印太”：美国地区安全战略的变迁与回归》等。
倪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关注美国对外政策，东亚安全事务，近年主持《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战略与中美关系》等专题研究，提出中美处于矛盾多发的战略相持阶段，强调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体量是对美战略竞争的重要依托。

核心研究团队与实验室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多线并进，近年重点攻关美国对外战略的理论化，涵盖联盟政治、道义领导力与安全战略等子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多学科团队，侧重实证与政策分析，长期追踪美国对华战略调整。

相关学术重镇与平台

学术期刊：《世界经济与政治》《美国研究》《当代亚太》《外交评论》等。
学会与会议：中华美国学会年会、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年会等。
智库机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等。

以上均可通过关注官网及微信公众号获取相关专栏动态。

Yoder, B. K. （2019）. Retrenchment as a screening mechanism: Power shifts, strategic withdrawal, and credible signal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3（1）, 130-145.
【一句话推荐】构建战略收缩的信号传递模型，阐释大国如何通过撤退测试对手意图，拓宽了收缩理论机制。
Brooks, S. G., Ikenberry, G. J., & Wohlforth, W. C. （2012）. Don't come home, America: The case against retrench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7（3）, 7-51.
【一句话推荐】提出反对战略收缩的系统性论证，强调美国维持霸权体系的优势，确立了反收缩论的基础。
MacDonald, P. K., & Parent, J. M. （2011）. Graceful decline? The surprising success of great power retrench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5（4）, 7-44.
【一句话推荐】历史实证揭示大国战略收缩的惊人成功，证明适度收缩能更有效匹配目标与资源。

Bennett, H. （2025）. New writings on grand strategy.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40（3）, 576-582.
Graefrath, M. S. （2025）. The false peril of great power retrenchment: Types of strategic withdrawal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0（3）, 331-349.
Wijaya, T., & Jayasuriya, K. （2024）. A new multipolar order: Combined development, state forms and new business class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100（5）, 2133-2152.

END

校对：焦磊

审核：焦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