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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田野调查与报告写作存在可信度问题。以现有研究为例，部分调研文章的田野调查及报告写作，其数据收集和分析过程，都从侧面暴露出田野调查过程中需要注意的诸多问题，包括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的注意事项、问卷调查的提问方式、如何运用理论，以及如何避免二元对立的固化思维等。以相关讨论为基础，从问题出发，可深入思考田野调查及报告写作的可信度及其规范问题，并对此提出相关解决方案，借以推动地方民俗文化研究。

关键词：田野调查；报告写作；可信度；地方文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日本藏中国稀见宝卷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4CZW116）

自19世纪中叶社会人类学在欧美出现，到1874年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牵头编写新的调查指南作为田野调查的专业工具书，已过去 150余年。迄今为止，田野调查日渐成为各个学科青睐的研究方法之一，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研究存在并置不当、二元对立、理论先行等缺漏。这些问题更多地反映出民俗学与人类学研究中田野调查报告写作及其相关研究的可信度问题，对此，笔者试图讨论田野调查方法的潜在问题及相关解决方案，借以推动地方民俗文化研究的积极发展。

一、田野调查中“外来者”研究“他文化”的潜在问题

“田野调查体现的正是一个学者的学术态度和学术价值观。”自田野调查成为重要研究方法以来，相关反思与讨论亦不断，其中，对“地方性知识”的讨论亦成为一个重点。作为“外来者”的文化研究人员，在接受和理解“他文化”过程中可能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

田野调查需要尽可能全面。在调查某一种社会问题或文化现象时，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的方法最为常用，但这两种方法各自有需要注意之处。量化研究需要在数量和人员选择上下功夫。一般来说，用以分析的调查数据必须具备一定容量，与研究对象的整体形成一定比例，在一定程度上，样本的数量越大，占比越大，得出来的结论偏差值就越小。除此之外，样本的选择也十分重要，不同于民俗事象的记录，涉及社会文化的调查，需要考虑调查对象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居住环境、工作性质等各个方面。一些田野调查的数据本身即存在此缺陷，具体表现在：第一，样本容量过小，导致其样本间的比例存在问题，如要体现某种现象对当地居民的影响是否强烈，某项数据中有 20人予以肯定，那么在一两百人中此比例便高达10%—20%，这样的比例是否具有合理性，是需要思考的。第二，样本选择问题。问卷、访谈等具有社会学研究性质的调查方式，以其量化数据体现了其“理性”价值，但问题在于，除了全面覆盖的数据，很少有数据能够实现“以偏概全”的“客观”效果，特别是在民俗学研究中，在面对人力物力有限导致样本数据无法全面覆盖的情况下，如何确定访谈对象、访谈对象在何种程度上具有代表性，便成为不得不反思的问题。现有研究大部分选取群体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如村长、社团领导、当地文化研究者等，这对于了解当地文化、融入被调查群体具有一定的便利性，但似乎仍不具备较高的客观性，毕竟可能存在“被发明的传统”，这一点留待下文讨论。样本容量过小，以及访谈对象的随机选择，不仅可能使分析结果失之偏颇，且其研究结果也不具备参考性，从而出现以偏概全的缺漏。

质性研究则需要以研究者本人为研究工具，这就要求研究者本人深层次地理解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而事实上是，许多身处这一民俗场域的当地居民都不能很好地理解甚至回答民俗过程中各个环节的源起、做法、意义等内容，甚至大量民俗在年轻一代面临失传危机。在这种被研究者“失语”的状态下，地域文化既需专业研究者予以关注、整理与研究，又需要研究者避免理论先行地“定义”被研究者。同时，在地域文化受全球化浪潮、文化互动等现实因素不断被同质化的情况下，如何去理解这种可能当地人都说不清楚的文化，如何既融入又抽离地观察相关事象，对研究者来说便极具挑战性。此处不妨举个例子，笔者曾在某个讲座聆听某位重要学者的地域文化研究，这位学者在讲座时，为了说明粤港澳的国际化历史，举了一个例子，他说粤语中的“畀钱”（bei2 cin2给钱），是受英文“pay”的影响，所以是“pay钱”。事实上，当笔者把方言写为书面语“畀钱”的时候，这一表达的历史沉淀和来源便十分清晰，“畀”在古代汉语里便是“给”“给予”的意思，粤语因其承继了中古汉语的许多表达，日常口语也带有古代汉语的遗留，这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但是在这位专家口中，却变成英语对粤语的塑造，其中的问题可想而知。许多南方方言，如粤方言、闽方言，都有与口语相对应的书面语，但这种对应只有部分当地文化学者与文化爱好者有所了解，民众大多还是会不自觉地写出“音译”字（如潮汕人喜欢说的“胶几人”「自己人」就是音译，其正字应该是“家己人”；还有“老爷保号/贺”「神明保佑」，正字应该写作“老爷保护”，但是因为口语与书面语发音的脱节，大部分潮汕人仍然使用音译的写法，尽管是不正确的），这就给许多外来者一些猜想的可能。各地的方言尤其是南方各区域的方言，由于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外来人很难听懂，所以大部分人会按照“直觉”或者其已经具备的知识体系去“理解”相关文化，最大的误解无疑就是方言的某些发音，被下意识地与一些发音相近、意思相近的内容相联系，从而形成一种新的解读。这种简单联系是十分危险的。而这位学者由于其学术影响力，在座的听众都十分信服他的这种观察和结论，这对处于“失语”状态的被研究者来说，则十分无奈。

还有一个生动的例子，或可加强对这一观点的理解。这一例子亦源于笔者亲身经历：某位作家，选择到海南定居。他在初到海口的一段时间内，对海南人的评价不好，原因在于他去市场买鱼的时候，问摊主这是什么鱼、那是什么鱼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只有“这是大鱼”“这是小鱼”，这使他十分失望，认为居住在海岛的人，对鱼的了解甚至不如他多。而在居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并非如此，摊主们之所以只会回答大鱼和小鱼，因为他们不知道相关的鱼类在普通话里怎么说，但是用海南话，他们则头头是道。所以他们并非落后与无知，而是因为语言障碍，但是这个问题，作家需要用一定时间的细致观察才能发现，且看他一开始的判断与“定义”，也不难看出外来者开展相关研究所面临的巨大问题。

（二）田野调查的提问方式

在作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时，调查提问是收集样本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向谁提问、如何提问、提问内容等都十分重要。“向谁提问”涉及样本选择和样本容量，上文已有说明。“如何提问”和“提问内容”实际上涉及研究者的预设程度、是否理论先行、是否了解当地文化等问题。我们可以以工夫茶为例作初步讨论，在潮汕语义中，工夫茶的“工夫”是“费工夫”的意思，意味着精致、讲究。近几十年来，潮汕工夫茶俗也有了很大变化，从器具到烹制程式都删繁就简，不再是旧日状貌，即便如此，也与“喝茶”有明显区分。对大部分人来说，日常喝茶很少也没有时间过于“讲究”，所以出现了简化的工夫茶冲泡方式，这种冲泡方式成为当下潮汕人日常冲泡工夫茶的主流。因此，在潮汕地区，部分潮汕人会在潜意识里把“喝茶”和“喝工夫茶”相区别。而如果不熟悉这一文化，在潮汕地区对受访者提问“平日里最常喝什么？”“平常喝茶吗？”就极具引导性或迷惑性，而这种引导性是非潮汕文化的学者难以意识到的。

（三）对研究对象所属文化的理解程度

进入田野调查，最基础的要求是对研究对象及其文化有基本了解，在此基础上方可客观、细致地解读“他文化”，否则就容易落入“以己度人”的窠臼。“田野调查是一种独具匠心的工作。面对生境复杂，文化多样的社会，调查员需要系统的训练，特别是当其孑然一身地造访陌生的群体时，怎么使自己融入社区，体会冗长延宕的生活都是问题。”如果简单地用自身的文化经验解读“他文化”，则解读的客观性、准确性都可能被大幅削弱，从而直接影响其研究成果的可信性。

（四）理论先行与二元对立

理论先行是开展田野调查，也是做任何研究需要警惕的问题。长期从事田野调查的学者们已经指出：“真正的田野调查是要尽可能全面地反映调查田野的真实状况，包括调查对象和调查过程中的各种人际关系，它是没有预期目标的。”在以外来研究者的身份作田野调查时，本身就容易陷入“先入为主”的偏见，这一点是作田野调查的民俗学、人类学研究者入门时就需要清醒认知并时刻注意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还要避免理论先行的问题，才能对研究对象和“他文化”有较为客观的阐释。

田野调查还需要克服二元对立的问题。许多事情并非非黑即白的绝对对立，而是存在包容与转化，正如中华文化最核心的“阴”和“阳”，阳极而阴生，阴极而阳生。正如以面食为主要主食的地区也存在大米消耗一样，以食用大米为主的地区也会发展出许多当地特色面食。因此，在研究一些饮食习俗方面，不仅需要注意这种区域文化要素，也要注意到一些日常的生理状态。如饮食具有独特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除了受社会文化规训下的口味影响，也由于饮食过后人体的饱腹感对其他已有食物、饮料的生理性拒斥。也就是说，一旦某种饮品达到了解渴的目的，我们就很少再去寻求另外的饮品，正如具有饱腹感后很难再吃一顿饭。道理都很简单，但或许简单的判断最容易使研究者落入陷阱。

张士闪曾指出：“田野是人类知识的本原，是人类总体行为的发生场所……如果仅依据书面材料分析人性乃至人类，就既高估了人类的理性能力，也低估了日常生活世界的复杂程度。”在做田野调查时，稍不注意就可能陷入先入为主、理论先行、主观推断、分析失当等问题，一旦出现此类错误，因为研究者作为分析和观察者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话语权，对研究对象来说便是一种标签化与失语。由此，也引出笔者对田野调查可信度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张士闪教授

二、如何提升田野调查及报告写作的可信度和准确度

以上分析可见，田野调查对研究者、研究内容、研究对象等，都有不同层面的要求。田野调查的可信度问题，实际上就是研究结论的准确性问题。因此，要提高田野调查的可信度，需要深入思考并解决以下问题：

（一）研究者话语体系的建构

民俗学家、人类学家等研究者，在长期从事田野调查工作的过程中肯定有过如下经历：很多民俗学者或人类学者会强调自己在田野调查时，在调查地住了多久，甚至习得了当地语言，与当地居民共生相伴了多少个寒暑；有的会说自己和当地人多亲近，甚至结成某种亲密关系（如结姻、认干亲等）；还有的会说自己发表出来的成果是写后交于研究对象确认过的，受访者（研究对象）觉得没问题等。这些话语，其实都是为了强调自身研究成果的准确性、客观性和可信性。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可信度本身就是有限的，否则研究者也不会下意识地反复强调这一点。在 2020年“礼俗传统与中国社会建构”论坛暨《田野中国·当代民俗学术文库》学术研讨会上，张士闪就曾提到，文库中的《梅花拳与乡村自治传统：冀南北杨庄考查》一书在写成时，曾交与村民们确认，但村民们对其中的某些研究结论是不太认可的。尽管如此，也不足以阻碍成果的发表。

成果一经发表，便成为一种公开的言论，研究者本身便具有一种特殊的话语权。这又涉及几个问题：一个是研究者本身的自我定位，民俗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学者在田野调查时，会自觉地代入研究者的姿态，事无巨细地关注当地文化。这种情况有利有弊：利在能发掘一些习焉不察的文化意蕴，弊在可能陷入过度阐释的窘境，正如张士闪提到的，“在学者进村访谈时，经常会有一些有见识的村民，揣摩学者意思而对村落内部知识加以改装，很多时候是往学者这边贴靠。这既与现实生活中学者的强势话语地位有关，也表现出村民对外来人（包括学者）的利用心态”。有时一些研究者发现的问题并不成问题，但当地居民可能为了迎合研究者或拔高所属文化的地位，会发挥式地回答一些问题，这种杂糅了受访者过度阐释的答案，其可信度自然存疑，但缺乏相关知识的研究者对此却很难甄别，有时甚至同属同一文化圈的人也很难发现，这是田野调查可信度的一大问题。另一个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定位。研究者将研究对象定位在“被研究”的地位，也会导致他们将研究对象对某些研究成果的否认，归结为研究对象不具备研究能力、缺乏学术训练与相关知识等的结果。研究对象处于“失语”状态，研究者又失去了文化持有者的协助，这就导致部分研究者对弱势文化的研究成果成为“一言堂”。

（二）研究对象的代表性

上文已提及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注意事项，此处补充说明对象选择问题。除了样本容量的比例要足够外，样本对象的选择亦十分重要。以性别为例，宽泛而言，男性与女性由于传统社会功能的影响会对事物有不同的关注度，对同一事物也会有不同看法；就女性内部而言，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与未受教育的人关注的事物可能不同，对事物的理解也不同；受女性思潮影响的女性与一直受男权文化钳制的女性也表现出不同的生活状态与思维方式。仅性别一栏，就可能有许多容易被忽视的因素，这直接影响了调查结果的呈现。要尽可能减少数据的误差，首要做法是提高样本容量；其次是精选采访对象，在综合考虑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环境、家庭环境、家庭收入等各个方面后，分组、筛选、统计；最后才是归纳分析。需要强调的是，精选采访对象必须以样本容量足够大为基础，不然得出的结论也是偏颇的，这些要素的选择与训练已被纳入社会学的专业技能训练中，但仍容易为其他专业的田野调查者所忽视。此外，研究对象的代表性极为重要，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南方人不喜欢吃大米却喜欢吃面食，便得出南方人的饮食习惯正背离传统且趋北方化的结论。一个人和一群人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能代表一个群体，是每个田野工作者需要深思的问题。

（三）研究者解读田野调查结果的合理程度

“说有易，说无难。”田野作业前所需的资料准备，“一般有地方志资料、直接对象资料、相关研究资料、研究理论资料等”。田野工作者需要具备熟悉当地文化、了解研究对象等素质，才可开始田野调查，或者说只有这样，田野调查的结果才较为客观。反之，则容易割裂当地文化的整体性，以偏概全，用某个现象去反推整体的文化生态。如果缺乏对日常生活的关注，把本来就不足以说明情况的样本容量简单归因，便得出了错误结论。

在山东大学 2021年暑期高端论坛上，曾有学者请教赵世瑜教授，在田野调查时需要准备什么问题，怎样问问题？赵世瑜教授以亲身经历说明，应该从田野中发现问题，而不是带着问题去田野，有时候和受访对象一来一往的问答，会催生出新的问题与思路。带着问题进入田野，或许能提高田野工作的效率，但同时也会导致理论先行与先入为主的问题，研究者自身的研究方向与研究视野会影响其对田野调查内容的判断，这种判断有可能会强行割裂出所谓“被动”与“主动”、“主体”与“客体”，从而出现二元对立的解读。也就是说，研究者本人的理论水平和研究视野，直接影响了研究成果的客观性和可信度。那么，田野调查是否不具有可信度了呢？笔者觉得不然，只要避免上述问题，田野调查的结果仍具有相当的客观性与可行性。

三、余论：如何推动地方民俗文化研究

田野调查的可信度问题，直接影响了地方民俗文化的研究和开发。近年来，民俗旅游与非遗保护等领域发展迅速，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在经济的推动下被发掘、改造、宣传。面对这种社会环境，地方政府亟需一批专业学者发掘与研究当地民俗文化，从而推动地方旅游文化、地方特色文化发展，打造文化品牌，提高文化软实力。然而，这种“推进实际上是政府和一批社会精英主导的”，研究对象往往处于“失语”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的话语权被进一步增强。这种现象同样利弊参半：好处在于扎实准确的研究能推动地方民俗文化发展与保护，提升地方文化竞争力；坏处在于一旦研究者判断失误，对田野调查的内容分析不当，则会成为对现有民俗的毁灭性打击，且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失语”的研究对象与“权威”的研究者间的矛盾。基于这种情况，笔者试图提出几种解决方法，以推动地方民俗文化研究。

（一）发展自己的研究队伍

当地的文化研究学者，在参与性上具有天然的优势，他们能更快、更深入地了解自己潜移默化习得的文化。当地的研究者对本地的情况要更为了解，对地方文化传统具有先天的亲缘性。民俗学、人类学等关于社会文化的研究，其关注点之一在于发现民众习焉不察的文化行为，借以探索民众赖以生存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明。对研究对象来说，没有人比他们更了解自己的文化，只是他们缺乏专业训练与学术眼光，所以对许多日常性事物少有探索。地方研究者在经过专业的学术训练后，基本上能成为解读自身文化的优秀研究者，其判断失误的可能性与程度在总体上都要小于外来研究者。所以，地方政府可与当地高校合作扶持本地文化研究，设立专门机构，定点、定向培养专业人才，保证学术队伍的新旧交替。同时，促进地方研究者与外来研究者的学术互动，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借用外来研究者的目光审视自身，又用自身的文化优势补充外来研究者研究分析的不足之处，相互促进，提高文化研究的持续性与客观性，同时要警惕保守主义与地方主义。

（二）提高自身学术素质

高丙中曾言：“田野作业的时间要求和语言要求既是技术问题、工具问题，也是方法论问题、学术伦理的问题”。田野调查有其直面研究客体的优势，但做出判断的研究者难免带有主观判断的色彩，若是存在学术能力不佳、样本容量不够等因素，还会进一步导致研究成果的偏颇。作为文化研究者，首先要有基本的学术伦理，要意识到自己作为话语“权威”，说出的每句话、做出的每个推断都有分量，都可能给研究对象打上标签，放大地区间的文化差异，从而导致文化偏见等问题，伤害研究对象的感情。守住学术伦理，即是守住研究者的名声、研究对象的尊严与研究成果的可信度。其次，在研究过程中要做足准备，避免轻易结论、主观定论。作为外来研究者，在调查研究地方文化时，需对当地文化与社会现状有充足把握，至少要达到对当地人日常生活状态、文化模式、日常习俗有较为清晰的认识，才可做进一步调查、研究和分析。在田野调查时，不急于作出分析，而是要做到全面搜集、忠实记录、慎重整理，这些要求是民间文学田野调查时的指导方针，同样适用于其他学科的田野调查。地方政府可与当地高校设立相关文化机构，接待并协助外来研究者进入当地田野，并培育当地研究者与之开展学术互动，适当放宽绩效考核，有针对性地评价研究者的学术贡献，如论文发表质量、论文价值等，避免盲目追求数量，不顾质量。用论文质量代替论文数量，使研究者不为了满足考核条件轻易定论、主观判断并急于发表，从而真正实现发掘、研究文化。

（三）对现有研究成果不盲从、多反思

田野调查的可信度如何，其研究成果也是一种体现。许多学术研究都是从梳理学术史开始的，而接触过学术史训练的学者便会发现，学术研究的发展并非一条直线，而是同中有异、相互论证、曲折发展的。学术研究要避免“一言堂”，就要做到对现有研究成果不盲从，提升自身辨别能力，分析前人的研究成果，做到去粗取精，对诸多成果做出研判，以切身经验与文化水平检验现有成果。除避免田野调查的主观性等问题外，推动地方民俗文化研究还有多种举措，这些举措都需要地方政府与高校提供实质性扶持。地方政府与高校在推动当地民俗文化研究方面具有主导性作用，除设立机构、培养人才、完善考核标准外，地方政府还需要优先保护当地的民俗文化，在地方文化得到扎实研究前，避免为了迎合市场而在缺乏准确、扎实研究的基础上过度发展民俗旅游，那样容易导致民俗文化的解构和重构，使话语权威者的解读“生成”民俗文化，导致民俗的表演化、空心化。

在一些研究实例中，可以看到田野调查及报告的写作问题逐渐突出，如对研究对象及其文化缺乏理解、主观推断、理论先行、样本容量不足等。在此基础上，笔者思考田野调查的可信度问题，探索田野调查的话语权、研究对象的代表性、解读田野调查成果的合理性问题，并提出相关解决方案。以此为鉴，在如何推动地方民俗文化研究的问题上，可以根据上述内容作出针对性方案，如培养地方学者、提高学者道德水平与学术素养、完善考核标准、避免草率开发等问题。田野调查的可信度问题，实际上就是地方文化研究的准确性问题，上述方案的逐一实现，相信上文提出的问题能得到有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