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头研报丨当保险股PEV隐含负利率:一场被误读的资负革命

观潮按：寿险行业正站在被市场严重误读的十字路口。新准则下利润剧烈波动，PEV估值跌至历史冰点，越来越多声音宣布“EV估值失效”。但一份深度报告提出反共识判断：问题不在估值工具，而在看待利率的时间尺度。欧洲寿险业用二十年衰落证明，缺乏中长期利率风险管理才是真正的死因。当前PEV隐含的10Y国债收益率已低至-0.4%至-0.9%——当市场用短期利率给三十年保单定价时，一场价值重估正在酝酿。

寿险行业正站在一个被市场严重误读的十字路口。

一边是新会计准则切换后利润的剧烈波动——2023年上市险企合计归母净利润同比下滑近20%，2024年又暴涨72%，2025年再度增长30%。这种过山车式的业绩曲线，让不少投资者开始怀疑：寿险公司的经营到底还能不能被理解？

另一边是估值的持续崩塌。当前A股上市险企平均PEV仅0.57倍，处于近年来分位数的13.7%。更有卖方机构直接宣布“PEV估值体系失效”，转而用“净资产+CSM”或P/CE-ROCE来给保险股定价。

但一份来自国泰海通证券的深度报告提出了一个反共识的判断：问题从来不在估值工具，而在我们看待利率的时间尺度。当市场用当期利率给一份期限长达三十年的寿险保单定价时，错误就已经发生了。

欧洲寿险业用整整二十年的衰落给出了答案——缺乏中长期利率风险管理，才是寿险公司真正的死因。而中国寿险业，正在进入一个被命名为“资负蜕变期”的关键阶段。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周期下行，而是一场经营模式的底层重构。理解了这场重构，才能理解为什么当前保险股的低估，可能是过去十年里最确定的一次价值错配。

观潮注：本文核心内容依据国泰海通证券刘欣琦组最新研究报告《深度报告：资负蜕变期，价值重估时——寿险行业资负经营系列报告之一》撰写，需要报告全文扫文末二维码加小编微信沟通。

欧洲墓碑上的教训

要理解中国寿险业当下的处境，最好的教科书不在A股，而在欧洲。

过去十五年，欧洲寿险市场的增速明显低于全球其他主要地区。报告中的一组数据呈现出显著的结构性变化：欧洲寿险保费占四大市场（欧洲、美国、中国、日本）的份额，从2007年的54.4%回落至2025年的41.0%；资产份额的收缩同样明显——从2011年的43.3%降至2025年的22.7%，同期中国占比则从不足10%攀升至28.3%。

更直接的证据来自《财富》世界500强。进入全球500强的欧洲寿险公司数量，从2005年的10家锐减至2025年的3家，占比从50%降至23.1%。安联、AXA和忠利位列榜单——但这三家的幸存，恰恰反衬了行业整体的凋零。

报告还整理了六家欧洲寿险公司的利差损或破产案例，时间跨度从2000年延续到2025年。

英国的Equitable Life因长期承诺高保证年金利率，在市场利率下行后资不抵债，最终停止新业务；德国的Generali Leben在长期低利率环境下，将89.9%股权出售给Viridium，本质上是破产清算；荷兰的Conservatrix N.V.在2019—2020年恶化并破产；意大利的Eurovita和卢森堡的FWU Life则在2023—2025年间相继进入清算或被请求解散。

欧洲寿险业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报告给出的答案与市场常识截然不同。多数分析将欧洲寿险的困境归因于“低利率环境”——利率太低，保险公司赚不到利差。但报告指出，真正的病根是负债结构跟随当期利率环境做了过度调整。

具体来说，欧洲寿险公司犯了两个方向相反的错误：

在高利率时代，它们大量销售高保证、长久期的传统险产品，把当期的高利率固化为未来数十年的负债成本。以德国为例，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两全险占长期寿险维持在80%左右。一旦利率中枢下行，新增资产收益率下降，而存量保单负债成本仍然高企，资产端再投资收益难以覆盖负债保证成本，利差损风险随之上升。

而在低利率时代，它们又矫枉过正，过度转向投连险等市场联动型产品。报告数据显示，低利率环境下欧洲投连险占比大幅提升，从2012年前后的约35%升至2021年的接近40%。这意味着保险公司把利率风险转嫁给了客户——但代价是，当利率最终回升时，它们也失去了享受利差扩大的机会。

一正一反两次踏空，本质上是同一种思维模式的产物：用当期利率决定长期经营策略。高利率时以为利率会永远高，低利率时以为利率会永远低。寿险公司经营的是期限长达二三十年的负债，却用一年期的视角做决策，这才是欧洲悲剧的根源。

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寿险公司的资产端表现其实相对更优。在2012-2021年低利率阶段，为弥补固定收益资产收益下行压力，欧洲寿险公司一般账户权益占比由约9%提升至14%左右，德国寿险公司从约6%提升至12%。资产端基于中长期利率水平进行风险管理，一定程度上维系了行业的生存——但负债端的失控，最终拖垮了整个行业。

欧洲的教训对中国寿险业的启示是直接的：当前低利率环境下，如果过度依赖分红险等浮动收益型产品，看似降低了刚性负债成本，实则可能在利率回升时丧失盈利弹性。这正是报告最具警示性的判断之一。

中国寿险业的四阶段进化论

理解了欧洲的反面教材，再来看中国寿险业的演进路径，会清晰很多。

报告将中国寿险行业的资负经营划分为四个阶段，这是一个极具解释力的分析框架。

第一阶段：萌芽期（1999年前）

自保险业复业以来，行业逐步摆脱“金融财政化”，在市场化经营过程中建立长期负债经营理念。

标志性事件是1999年原保监会下发《关于下发有关精算规定的通知》（保监发〔1999〕90号文），首次系统重视责任准备金评估，将保险负债的计量基础、评估方法和最低计提标准纳入统一监管。

第二阶段：初始期（2000—2017年）

这一阶段的核心特征是“负债驱动”。市场利率总体处于较高水平，固定收益资产能够较为稳定地满足负债端收益要求，行业经营重心集中在负债扩张。2007-2017年间，上市险企总投资收益率基本匹配EV投资收益率假设，围绕5%-6%的中枢波动。

负债端看，这一阶段寿险行业以规模增长为主要导向。在居民储蓄和保障需求旺盛的背景下，传统寿险和重疾险产品需求旺盛，推动负债规模及新业务价值较快增长。上市险企NBV增速在2011-2017年间从负增长一路攀升至接近60%的峰值。

资产端则以负债现金流为基础进行静态配置，固定收益类资产承担收益匹配和流动性管理的主要功能。银行存款、债券等低风险资产为底仓，逐步将配置范围拓展至其他投资工具。2011-2017年间，债券投资占比维持在30%-40%，银行存款占比从约30%降至15%左右。

监管政策总体遵循“负债端市场化改革、资产端逐步放宽、偿付能力约束不断强化”的演进思路。

从2003年的额度监管，到2008年的动态监管，逐步发展为以风险为导向、覆盖定量资本、定性风险管理和市场约束的“偿二代”体系。

第三阶段：成熟期（2018—2024年）

这一阶段的核心是“资产端开始注重久期匹配与提升权益比例”。长端利率中枢下行，静态资负匹配要求提升。行业10年期国债收益率由2018年的约3.6%降至2024年的约1.7%，EV投资收益率假设也由5.0%下调至4.0%。

负债端看，监管政策、需求变化和渠道调整共同推动行业由高速增长转向产品结构重塑。

2017年监管进一步强调“保险姓保”，加强对中短存续期产品的约束，行业开始压降期限较短、投资属性较强的产品。2020年疫情又对线下展业、客户接触和保障需求释放形成冲击，重疾险渗透率提升，其增长动能开始放缓。2023-2024年，居民储蓄需求上升推动储蓄型产品放量，但产品向长期储蓄型转型也提高了保证负债的期限和成本刚性。

资产端看，寿险公司开始由单纯追求收益匹配转向兼顾收益、久期和资本约束。人身险资金债券投资占比由约34%提升至接近49%，增幅约15个百分点，反映行业在利率下行过程中加快配置长债、锁定长期票息收益。2024年开始提升权益比例，通过适度承担市场风险增厚回报。

监管与资本约束方面，2018-2024年是寿险行业偿付能力监管由制度建立走向精细化、资本管理体系进一步成熟的阶段。

2022年偿二代二期正式实施，通过强化实际资本认定、细化最低资本计量并提高风险穿透要求，进一步增强资本监管对产品结构和配置的约束。行业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由2021年的222.5%下降至2022年的185.8%，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由211.7%下降至111.1%，此后总体趋于稳定。

第四阶段：蜕变期（2025年以来）

这是报告的核心判断，也是当前中国寿险业所处的真实位置。

2025年以来，长端利率进入异常低位。基于久期、成本收益和流动性的资负匹配模式逐步失效——传统模式能够成立的核心在于长端利率仍处于相对可控区间，固收资产和优质非标资产能够提供较稳定收益。但近年来10年期国债收益率持续下行并处于历史低位，新增债券配置收益率下降，优质非标资产收益率和剩余期限同步下行，存量高收益资产到期后面临明显的再投资压力。

与此同时，寿险负债期限长、成本调整滞后，存量保单负债成本难以随资产收益率同步下降，导致资产收益覆盖负债成本的难度上升。

报告用一张图清晰展示了这一剪刀差：新单负债成本从2014年的约2.0%先升至2021年的约3.3%后回落至2025年的约2.0%，而存量保单负债成本则从2014年的约2.3%持续攀升至2023年的约2.8%后才开始缓慢下降。新单成本下降了，但存量成本仍然高企——这就是“成本调整滞后”的直观体现。

报告的核心主张是：在蜕变期，寿险公司必须从单纯依靠资产端收益，转向建立基于中长期利率预期的动态资产负债管理体系。这不是简单的“降成本”或“增权益”，而是经营哲学的根本转变——从“用当期利率匹配当期负债”转向“用中长期利率框架管理跨周期风险”。

利润波动的假象与真相

讨论蜕变期，就绕不开一个市场最关心的问题：新会计准则下，寿险公司的利润为什么波动这么大？这到底是经营恶化，还是会计假象？

报告给出的答案非常明确：新准则下净利润的波动，更多是当期外部投资环境变化的结果，而非公司经营能力的变化。

要理解这一点，需要先看清新旧准则切换到底改变了什么。报告用一张逻辑图清晰拆解了三大变化：

负债端

保费收入由缴费期确认转向保险服务收入确认。新准则改变了保险收入和负债计量方式：保费收入由缴费期确认转向保险服务收入，由剔除投资成分、导致报表保费收入大幅下降。

同时，保险合同负债折现率由原先相对平滑的750日移动平均利率，转向即期利率，折现率波动会直接加剧净资产波动。

资产端

金融资产分类由四类转向三类。新准则将金融资产分类由HTM、FVTPL、AFS等旧分类转向AC、FVTPL、FVOCI三类，更多权益、基金和含权资产计入FVTPL，使资本市场波动直接进入利润表。虽然部分资产和负债变动可以通过OCI进行匹配，缓解利润表波动，但净资产仍会受到利率、权益市场和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化的影响。

这两个变化叠加的结果是：在利率异常低位、权益大幅波动的情况下，仅依靠净利润、净资产等会计指标评价寿险公司，容易把外部环境变化误判为公司经营能力变化。

报告用上市险企合计数据做了一个利润波动拆解，非常有说服力。2023年上市险企合计归母净利润同比下降19.6%，其中保险服务业绩贡献度为-9.9%，投资服务业绩贡献度为-1.8%，其他部分贡献度为-7.9%。

2024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72.3%，其中投资服务业绩贡献度高达129.3%——也就是说，2024年的利润暴涨几乎完全来自投资端的市场反弹，而非承保业务的改善。2025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30.2%，保险服务业绩贡献14.5%，投资服务业绩贡献25.9%。

报告进一步拆解了投资收益的来源。2024-2025年，上市险企主要通过权益资产承担市场风险、增厚总投资收益率。

2024年，10Y国债收益率为2.22%，信用风险超额收益为1.47%，而市场风险超额收益高达1.54%，三者合计净投资收益率3.69%、总投资收益率5.23%。2025年，10Y国债收益率进一步降至1.75%，信用风险超额收益1.64%，市场风险超额收益2.09%，总投资收益率达到5.47%。

这组数据揭示了一个被市场忽视的真相：在利率下行期，寿险公司的投资收益越来越依赖权益资产的市场风险溢价。这不是激进，而是被动选择——当固收资产收益率不足以覆盖负债成本时，适度增加权益配置是维持长期收益能力的必要手段。

但报告的观点更进一步：偿付能力充裕的保险公司，基于中长期利率风险管理的需要，应保持适当的久期缺口，立足长期布局有增值潜力的资产。

这个观点看似反直觉——低利率环境下，久期缺口不就意味着利率风险吗？但报告的逻辑是：如果基于久期匹配的需要大幅增配长期国债，将会锁定保险公司的长期低收益，甚至于利差损。对于偿付能力充裕的公司，应当基于中长期利率预期进行利率风险管理，主动承担一定的久期缺口，换取利率回升时的盈利弹性。

报告用上市险企的实际数据佐证了这一趋势。2023H1到2026H1，上市险企平均债券占比从51.1%升至56.2%，股票+基金占比从12.5%升至20.0%，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从129.9%升至137.5%（2025年一度达到156.9%）。偿付能力的提升，为主动承担久期缺口和权益风险提供了资本缓冲。

因此，报告的结论是：以偿付能力为基础构建起来的中长期利率风险管理的资负经营模式，会导致保险公司出现短期利润波动，这应被正确看待。

在强调公允价值的新准则背景下，其利润会因为投资业绩的波动而产生大幅波动——但这恰恰是长期布局有增值潜力资产的代价，而非经营恶化的信号。

估值之争：EV真的失效了吗？

利润波动的争议，最终都会落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上：寿险公司到底该怎么估值？这是当前保险板块最大的方法论分歧。

市场上有一个越来越响亮的声音：传统PEV估值体系已经失效。理由是长端利率中枢持续下行，EV中的投资收益率假设（4%）长期难以实现，导致EV被高估。

取而代之的，是P/CE-ROCE体系——通过“综合权益CE=归母净资产NA+归母净合同服务边际CSM”来反映保险公司在新准则下的真实价值水平，以“综合权益回报率ROCE”衡量盈利能力。

国金证券在2025年6月就明确提出：用P/(净资产+调整后CSM)来对保险股进行估值更为合理。华创证券在2026年6月发布的《寻找寿险估值锚，PEV是否失效？》中，也系统探讨了PEV估值的局限性。

甚至有市场声音认为，在低利率环境下应该将保险公司的中长期股东可分配利润贴现并基于中长期利率水平为投资收益率假设，而以当期利率为基础的“净资产+CSM”作为估值锚。

报告对这一趋势的态度非常鲜明：不认可，其反驳分为两层。

第一层：CSM不是股东利益，而是负债的一部分

从计量逻辑看，保险合同负债由履约现金流和合同服务边际共同构成。履约现金流反映未来保费、赔付、费用等现金流现值以及风险调整，CSM则是在保单初始确认时尚未随保险服务提供而确认的负债，它与履约现金流一样在后续保险服务期间逐步释放。

因此，CSM反映的是保险公司履行未来保险责任所形成的负债计量结果，而不是可直接资本化的股东价值。

报告用数据说明了CSM的负债属性。2022-2025年，前述四家上市险企合计保险合同负债从10.2万亿元增至15.3万亿元，其中CSM从2.1万亿元增至2.3万亿元，履约现金流从8.1万亿元增至13.2万亿元。CSM占保险合同负债的比例约为14%-20%，它始终是负债的组成部分，而非股东权益。

报告指出，若将CSM与净资产简单相加作为估值锚，实质上容易将负债端尚未释放、且存在不确定性的未来服务边际资本化，某种意义上回到了资负经营早期“混淆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问题。

第二层：EV以股东长期价值为核心，更适合评价寿险公司的跨周期经营质效

报告从三个维度论证了EV的不可替代性。

首先，EV反映存量业务归属于股东的经济价值。根据中国精算师协会披露，EV是由自由盈余、要求资本以及扣除要求资本成本后的有效业务价值（VIF）构成。其中，VIF是存量保单未来保费及投资收益扣除赔付、费用和税费后，未来可分配利润的折现值。

因此，EV以股东最终能够获得的经济利益为评价对象，既反映当前已经积累的净资产，也纳入存量保单未来释放的股东利润。

其次，EV基于中长期经济假设进行评估，与寿险长期经营特征更加匹配。寿险保单期限较长，价值创造取决于未来多年投资收益、赔付、退保和费用等现金流，不能仅依据某一时点的短期利率进行判断。EV通过设定中长期投资收益率假设预测未来股东利润，并使用风险贴现率将其折算至评估时点，能够将长期收益能力、资金时间价值和经营风险纳入统一框架。

特别是在当前利率处于非常态低位的背景下，以合理的中长期利率中枢为基础，并根据不同利率情景动态调整投资收益率和贴现率假设，可以避免将短期利率机械外推至整个保单期限，从而更加客观地评价寿险公司的长期价值。

第三，EV变动分析能够区分内生经营贡献与外部市场扰动。EV将价值变动拆分为预期回报、新业务价值、投资差异及市值调整、运营偏差和模型调整、经济假设调整以及分红注资等项目，从而判断价值增长究竟来自存量业务的正常释放，还是短期资本市场波动。

2018年以来，上市险企的预期回报和新业务价值持续构成EV的正向贡献，而投资差异、经济假设调整等外部环境带来明显扰动。2025年和2026H1，EV分别增长7.3%和5.8%，说明EV能够较好地穿透短期市场波动，识别寿险公司更加稳定、可持续的价值创造能力。

在捍卫了EV估值的合理性之后，报告给出了最具冲击力的量化结论：当前保险公司估值隐含较为悲观的中长期收益率预期，板块被严重低估。

报告从三个维度论证了低估的程度。

第一，从当前PEV估值看，A股平均PEV为0.57，H股平均PEV为0.39，均处低估水平。

第二，从隐含投资收益率看，当前市值反推的投资收益率假设明显偏低。以2026E投资收益率为基础，结合投资收益率假设对VIF的敏感性，将估值所反推的隐含市场隐含投资收益率。结果显示，A股险企隐含投资收益率平均为1.8%-1.3%，H股险企隐含投资收益率平均为1.0%-1.5%，反映市场对保险公司长期投资收益能力的预期较为保守。

第三，从隐含10Y国债收益率看，当前估值对应的利率预期明显悲观。报告进一步将隐含投资收益率减去过去五年“总投资收益率相对当年10Y国债收益率”的平均超额收益率，从而得到当前PEV估值隐含的10Y国债收益率水平。结果显示，A股上市险企隐含10Y国债收益率平均为-0.4%，H股上市险企隐含10Y国债收益率平均为-0.9%。

这意味着什么？市场已经在估值中计入了极低甚至负向的长期利率预期。即便以当前长端利率异常低位作为基准，保险股估值仍具备一定修复空间。后续可进一步基于合理利率区间，对未来EV和估值弹性进行动态测算。

这个结论的力量在于：它不是简单地说“保险股便宜”，而是通过严谨的反推计算证明——市场对长期利率的预期已经悲观到了不符合现实的程度。当10Y国债收益率还在1.75%的时候，市场给保险股定价时用的是-0.4%甚至更低的隐含利率。这种预期差，就是价值重估的空间。

蜕变期的行动路线

分析了问题、澄清了估值，最后一个问题是：在资负蜕变期，寿险公司到底应该怎么做？

报告从负债端、资产端、资本与监管三个维度给出了行动路线。

首先是负债端，要以中长期利率风险管理为基础，构建相对均衡的分红险和传统险组合。

报告特别强调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风险：新单占比较低导致存量负债成本下降缓慢。低利率环境下，预定利率下调和产品结构调整已经推动新单负债成本回落，但如果只考虑不断降低保证成本而过度提升分红险占比，则有可能与欧洲一样在利率回暖期丧失发展机遇。

因此，以中长期利率风险管理为前提，构建在利率可控的分红险和传统险组合应是中国寿险公司的优选。资负经营蜕变期的负债端管理不能只关注当年新单成本下降，还应考虑利率回升期保险产品的相对竞争优势。

报告还提醒：以欧洲经验为鉴，不应以绝对低利率视角过度发展利变型产品。欧洲寿险业的教训在于，产品结构过度顺应当期利率环境：高利率阶段销售过多高保证传统险，低利率阶段又过度转向投连险等市场联动型产品，最终导致寿险负债成本、客户需求和长期保障功能之间出现失衡。

对中国寿险行业而言，分红险有助于降低刚性保证成本、提升风险共担能力，但如果在低利率阶段过度依赖分红险，也可能形成新的产品结构集中。

因此，负债端管理不应以当前低利率作为唯一锚点，而应基于中长期利率预期，建立普通型、分红型、保障型、年金类等多元产品均衡发展的产品体系，使保证成本、风险共担、客户需求和未来资产收益能力保持动态匹配。

其次是资产端，需要根据偿付能力和负债特征，增配中长期增长潜力巨大的资产。

作为中长期负债经营的寿险公司，在利率异常低位，可适当放松久期约束，增配中长期有巨大增值潜力的资产。报告数据显示，从2021年至2026H1，人身险公司债券配置占比由40.3%提升至51.2%，2024年以来基本稳定在50%以上；股票配置占比由7.7%提升至10.5%。

权益资产对收益补充的重要性上升；银行存款和其他投资占比则分别下降至7.1%、17.8%，反映低利率和非标供给收缩背景下，资产端不再依赖传统高票息资产维持收益，而是逐步转向权益类资产。

权益配置方面，寿险公司需要通过高股息权益夯实长期收益底仓，并通过一二级联动参与新质生产力相关股权投资机会，围绕中长期增长潜力布局多元化权益资产组合。

报告整理了主要上市险企通过二级持仓或一级股权投资参与新质生产力领域的情况：

中国平安重点布局AI算力、GPU、CPO/光模块、数据中心链，代表项目包括燧原科技、璧仞科技、摩尔线程、沐曦股份、中科曙光、中际旭创、新易盛、天孚通信、源杰科技、光库科技；

中国人寿布局国产存储/AI芯片、大模型、机器人、AI医药，代表项目包括长鑫科技、沐曦股份、摩尔线程、燧原科技、MiniMax、阶跃星辰、宇树科技、剂泰医药；

中国太保布局半导体、工业自动化、机器人、智能驾驶、AI医药，代表项目包括澜起科技、汇川技术、宇树科技、云深处科技、Momenta、英矽智能、摩尔线程、沐曦股份。

报告还展示了上市险企持续提升OCI股票配置比例的趋势。2023-2025年，中国平安、新华保险、中国太保、中国人寿、中国人保、中国太平、阳光保险等主要上市险企的OCI股票占比普遍提升，部分公司从40%-50%提升至80%-90%。

报告的核心判断是：尤其作为中长期资金，保险资金应以中长期收益为导向，适度提高具有中长期巨大增值潜力资产的配置比例。由此，资负经营蜕变期的权益配置并非简单提高股票仓位，而是在控制利润波动和资本占用的基础上，围绕一二级市场形成“高股息+新兴成长”的权益配置组合。

在资本与监管环境的演变下，保险公司更需主动强化内生资本积累，全面提升资负经营能力，守住偿付能力安全底线。

报告指出，资负经营蜕变期的动态资产负债管理需要更加重视偿付能力。进入蜕变期的中国寿险行业应更重视偿付能力水平的稳定。尽管现有偿付能力体系对于利率有平滑效应（体现在负债端评估上），但即期利率下行对于寿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确实会有一定影响。因此，寿险公司基于中长期利率风险管理的资负经营模式会使保险公司面临一定的偿付能力波动的压力。

但从经营实质角度来看，这种合理的偿付能力充足率波动应当在低利率环境下被容忍的。因此，我们应当透过偿付能力充足率的波动去理解寿险公司的经营实质。对基于中长期利率水平进行资负经营的寿险公司所产生的偿付能力波动给予适度容忍。而偿付能力充足率高的寿险公司在低利率环境中的竞争优势将会更加突出。

报告特别关注了2026年8月出台的《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办法》。这是资负经营蜕变期寿险公司应对低利率的主动转型，也是监管推动行业建立更加健全的资产负债管理体系的制度变革。低利率环境下，寿险公司面临的已不只是投资收益率下行，而是期限结构、成本收益、流动性和资本占用之间的综合匹配压力。

《办法》针对人身险公司设置利率风险对冲率、综合投资收益率覆盖率、净投资收益率覆盖率、流动性覆盖率等监管指标，并通过有效久期缺口、利差三（新增固定收益类资产到期收益率与新业务负债最低要求回报率差额）和压力情景下利差等监测指标，更加系统地识别期限匹配、成本收益匹配和流动性风险，引导保险公司优化负债产品结构、降低负债成本、提高长期资产与长期负债的适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