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公益慈善研究计划中期报告在香港发布

9月7日，亚洲公益慈善研究计划（Commission on Asian Philanthropy，以下简称“研究计划”）在2026香港国际公益慈善论坛（PBC）发布《亚洲公益慈善研究计划中期报告》。论坛于9月7日至8日在香港西九文化区举行，由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主办、公益慈善研究院（IoP）协办，汇聚全球约2000名公益慈善、商业、政府、学术等领域代表。

这份报告的形成，也是内地与香港公益慈善界开展专业合作的过程。由公益慈善研究院与亚洲慈善大会联合召集的“研究计划”汇集13家亚洲合作机构；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作为内地合作机构，参与相关工作的协调。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还主持撰写了研究计划所引述的《中国慈善研究报告》。报告致谢名单中，王振耀、张强、黄浩明、蓝煜昕、陶泽等内地专家提供了资料与观点。爱德基金会传一慈善文化基金承担了报告的简体中文版翻译工作。

研究计划于2024年启动，为期三年，旨在梳理亚洲本土公益慈善生态系统，预计于2027年发布最终报告及行动路线图。本次中期报告提出了一套理解亚洲公益慈善的共同语言，并首次估算研究覆盖地区的本土资金性捐赠规模。

*本文首发于《慈善纪事简报》-第80期。

一、一个涵盖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公益慈善定义

报告将公益慈善定义为“超越财政或商业义务，为他人福祉而自主分配私人或公共资源”。这一界定把政府、社会和市场都视为参与者，也承认在某些亚洲社会，法律或信仰要求捐赠并不必然排除公益慈善性质；关键在于行为主体仍可自主决定如何为他人配置资源。

其中较值得讨论的是“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政府可以通过配捐、彩票公益金、休眠存款或专门用于公共利益的特定税收等方式投入资源，但前提是用途超出常规财政职责，并有相应的资金分配治理安排。常规教育、医疗和福利预算不在其中，捐赠税收优惠也不另计，以免重复计算。这是一套跨地区研究口径，不能直接等同于各地法律上的慈善定义或现有捐赠统计。

二、2024年本土资金性捐赠估算达1092亿美元

按这套口径，报告估算2024年研究覆盖国家和地区的本土资金性捐赠共1092亿美元，约合7842亿元人民币。其中，大众个人捐赠548亿美元，占50%；企业捐赠273亿美元，占25%；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资源230亿美元，占21%；超高净值人士捐赠40亿美元，占4%。报告统计的是各类主体每年新投入公益慈善的资金，避免同一笔钱经不同机构转手后被重复计算。

研究覆盖的国家和地区合计约占亚洲人口的70%、GDP的80%，1092亿美元并非全亚洲的捐赠总额；实物捐赠、志愿服务和既有慈善资产的投资收益也未计入这一资金总量。

按报告的地区估算，中国内地本土资金性捐赠为343亿至512亿美元，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约22亿美元；但内地2024年正式个人与企业捐赠的官方数据在报告发布时尚未公布，部分数值依赖推算。香港的跨境捐赠同样可能具有重要分量，而表中统计的是本土捐赠。报告特意提醒，各地数据宜用于观察资源构成，现阶段并不完全适合直接比较排名。

图： 2024年本土公益慈善生态系统规模测算

来源：报告第18页

三、五种模式呈现资金之外的能力

在报告的框架中，四类捐赠来源回答“资源从哪里来”，五种公益慈善模式回答“谁来筹集、配置和使用资源”。

社区／社群主导型依托基层网络，能更准确地识别需要；信仰驱动型通过共同信念组织持续捐赠；企业主导型带来技术、人才和供应链等核心能力；政府主导型具备政策协调和公共服务网络；超高净值人士主导型则能投入较灵活、较长期的风险资本。不同模式可以汇聚多个来源的资源，并非五个互不相干的“资金池”。

报告用中国的东西部扶贫协作说明，在政府主导的制度安排下，企业和公益慈善机构如何投入资源与技术，把服务送达基层。在印度比哈尔邦，政府与社区／社群主导型模式共同推动建立超过100万个农村妇女自助小组，覆盖约1200万名妇女，并帮助这些小组获得47亿美元信贷。两例所强调的都是组织能力与协同机制：捐赠能够发挥什么作用，还取决于社区网络、公共体系与市场资源如何连接。

四、十二套增长经验为各地提供可讨论的做法

报告进一步将亚洲不同国家和地区培育本土公益慈善的政策和方法整理成12套“增长经验汇编”（growth playbooks）。

社区／社群主导型包括中国和沙特阿拉伯的数字化捐赠平台、印度的自助小组；信仰驱动型包括印尼的天课协调与制度化；政府主导型包括中国、泰国和阿联酋的政府关联机构，日本的休眠存款及沙特阿拉伯的非营利组织化。

企业主导型的四套经验分别是印度的强制性企业社会责任，中国和印度的企业核心禀赋投入，马来西亚的政府关联企业协作平台，以及日本的企业故乡税。超高净值人士主导型则包括沙特阿拉伯的社区影响伙伴关系，以及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新加坡依托金融中心发展家族办公室。

12套经验中，有6套在至少一个国家或地区已达到年资金捐赠10亿美元及以上的规模，另6套被列为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兴”经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数字化捐赠平台与政府关联机构被列为规模化经验，企业核心禀赋投入仍属新兴经验；香港的家族办公室金融中心也列为新兴经验。

报告认为，培育一套做法通常需要五到十年的持续投入，其适用条件也需要在当地检验。

图：十二套增长经验汇编及其发展阶段

来源：报告第41页

五、从区域估算走向未来十年的行动路线图

报告预计，以2024年的捐赠水平为基准，研究覆盖国家或地区未来十年本土资金性捐赠累计将超过1万亿美元；若考虑经济增长带来的自然增长，累计规模约为1.5万亿美元。

在此基础上，合作机构参照增长经验汇编设想23个潜在增长场景，估算如果全部实现，2027年至2036年可再增加约1890亿美元资金性资源。这是附带条件的上行潜力估算，不是已经承诺的捐赠或必然实现的预测。

图：各模式的潜在增长情景

来源：报告第43页

报告提出的下一步工作包括改进捐赠数据的可见度、持续培育本土模式，以及把公益慈善生态系统纳入发展议题的规划与协作。

对本次赴港交流的内地同行而言，后续讨论可以更具体：怎样持续记录数字平台、企业能力投入和政府关联机构的实践成效；香港在跨境资源连接与家族慈善方面形成了哪些可供研究的做法；两地如何建立更清晰、可通约的数据口径。这些问题也将为研究计划2027年的最终报告提供更扎实的经验材料。

* 欢迎您参与后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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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份由《慈善纪事简报》编辑组发起的读者调查，并非研究计划的官方征询。您的反馈将帮助我们确定后续选题，以及用于与研究计划联合召集机构、研究秘书处探讨报告解读、内地与香港专业交流等进一步合作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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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亚洲公益慈善研究计划中期报告》中文完整版（复制链接可获取：https://file-origin.lingxi360.com/can9v23wqo8z7m6n3vxldkl5eg4py1rx/contact_attachment/20260915/6aa92319ef19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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