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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民警在范某某家中搜出57种、233件物品。她有同罪名前科,此次被刑拘、批捕,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检察院最终作出存疑不起诉,理由是证据只能证明持有,不能证明传播。
一、一次搜查
2019年7月4日21时许,民警对范某某家中进行检查。据移送审查起诉认定的事实,民警在其家中发现"观某法门"非法书籍、碟子、水杯、衣服等物品,共57种233件(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检察院乌天检一部刑不诉〔2019〕3号不起诉决定书)。
清单上的名目并不复杂,有书籍、碟子、水杯、衣服,共57种、233件。这两个数字写进了移送审查起诉的认定事实,是全案最醒目的部分。
第二天,即2019年7月5日,范某某因涉嫌利用非法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被刑事拘留。7月18日,她被批准逮捕。
案件由乌鲁木齐市公安局高新区(新市区)分局侦查终结,2019年9月19日移送审查起诉。从搜查到批捕,相隔两周。从搜查到移送,约两个半月。
二、一个前科
范某某,女,1967年生,汉族,初中文化。这份履历本身并不特别,特别的是她此前的一份判决。
2009年11月18日,范某某因利用非法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2014年2月11日,她刑满释放(同上决定书)。
五年多以后,她因涉嫌同一罪名再次被刑事拘留。前科罪名与本次涉嫌罪名一致,家中又搜出两百多件物品。
把这些事实放在一起,案件的走向似乎很清楚:有前科,有物品,有数量,也已经采取了强制措施。按通常的直觉,下一步就是起诉和审判。
但事情没有这样发展。2019年11月1日,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检察院作出的是不起诉决定。
三、条文的落点
要理解这个结果,需要先回到条文。《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列举的行为,是组织、利用会道门一类的组织或者利用迷信,去"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这一款的动词是"组织"和"利用",落点是"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它惩罚的是一种行为,以及这种行为对法律实施造成的破坏,而不是某种物品的存在。条文中没有"持有"二字。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利用非法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7〕3号)对这一款作了细化。第一条给此类组织下定义,用的同样是动作: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鼓吹"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
数量标准集中在第二条第(十一)项,适用对象是"制作、传播"此类宣传品,达到下列数量之一:传单、喷图、图片、标语、报纸一千份(张)以上;书籍、刊物二百五十册以上;录音带、录像带等音像制品二百五十盒(张)以上;标识、标志物二百五十件以上;光盘、U盘、储存卡、移动硬盘等移动存储介质一百个以上;横幅、条幅五十条(个)以上。
第(十二)项针对通讯信息网络,前提同样是"制作、传播"、"编发"或"宣扬"。例如,制作、传播宣扬非法组织的电子图片、文章二百张(篇)以上,或者非法组织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数达到五千次以上。
可以看到,每一档数字前面都有一个动词。书籍二百五十册,指的是被"制作、传播"的书籍二百五十册,不是家中存放的书籍二百五十册。
所以,233件这个数字套不进任何一档。它分散在57种物品里,书籍和碟子、水杯、衣服合在一起计数,本来就不是按第(十一)项的分类统计的。更关键的是,哪怕某一类物品数量够了,也要先证明它是"制作、传播"的对象,才能计入。缺的从来不是数量,而是动作。
持有型犯罪在刑法中并不少见,但都由分则明文规定。例如《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了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的犯罪,第三百条没有这样的表述。《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如果在第三百条之下直接把持有当作犯罪处理,找不到条文依据。
四、检察院的三句话
天山区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理由很短:"在案证据只能证明范某某非法持有此类物品,不能证明其有传播的行为,是否从事非法组织活动无法查清,不符合起诉条件。"(乌天检一部刑不诉〔2019〕3号)
这句话里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是"只能证明",它承认一部分事实已经查实:物品在范某某家中,被认定为该类物品,持有被表述为"非法"。检察院没有否认这一点。
第二个是"不能证明",指向缺失的那一环,也就是传播行为。在第三百条和法释〔2017〕3号的结构里,恰恰要先有这一环,数量标准才能适用。
第三个是"无法查清",这是证据法上很谨慎的说法。它没有说范某某没有从事非法组织活动,只说现有证据得不出结论。
程序上,案件于2019年9月25日第一次退回补充侦查,10月25日补查重报。2019年11月1日,检察院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四款作出不起诉决定。该款针对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情形,实务中通常称为"存疑不起诉"。
存疑不起诉不是无罪判决。这是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作出的判断,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支撑起诉。它没有对范某某作出实体上的评价,只说明这一次的证据没有达到起诉要求的程度。
五、为什么"数量"容易变成默认逻辑
搜查结束后,最先形成的书面材料往往是一份清单。清单用种类和件数说话,"57种、233件"这样的表述,很容易给人一种"情节严重"的印象。
法释〔2017〕3号第二条第(十一)项恰好也是一张数量表。两张表放在一起,人们很容易拿清单上的数字直接去对门槛。这种直觉可以理解,但它跳过了两个步骤。
第一步是物品性质的对应。第(十一)项列举的是传单、书籍、刊物、音像制品、标识标志物、移动存储介质、横幅条幅。清单上的书籍可以对应"书籍、刊物";碟子、水杯、衣服能否归入其中某一类,需要逐项认定,不能因为写在同一张清单上就一并计入。
第二步是行为的证明。即便物品性质对上了,第(十一)项要求的仍然是"制作、传播"这些物品。物品出现在家中,只能证明它们放在哪里。它们从哪里来、有没有送出去、送给了谁,是另一组需要用证据回答的问题。
本案的不起诉决定正是停在第二步。"只能证明""非法持有","不能证明""有传播的行为",这两处措辞把清单和门槛之间的缺口说得很清楚。
数量只是计量单位,不是行为本身。在第三百条的框架里,先有行为,数量才有意义。
六、这条线留给两类人的问题
对有前科的当事人来说,本案提示的是过往经历与本案证据之间的界限。前科可能影响强制措施的适用,也可能影响量刑,但不能替代本次犯罪的证据。范某某有同罪名前科,被刑拘、被批捕,最终仍因证据不足未被起诉。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决定书把这种持有表述为"非法"。它并没有说这些物品可以放心存放,只是说,单凭持有,不足以支撑第三百条的指控。
对从业者来说,这条线的位置更具体。第三百条和法释〔2017〕3号划定的风险边界在"传播"这个动作上,比如发放、群发、上架、讲课。凡是把内容从一个人手里送到更多人面前的行为,都与第(十一)项、第(十二)项所写的"制作、传播""编发""宣扬"直接相关。
物品留在家中,和物品被送出家门,在这一罪名里是两件不同的事。本案的不起诉决定用"只能证明""不能证明""无法查清"三个短语,把这两件事区分开来。
57种、233件物品,最后在决定书上落成了一个没有被证明的动词:传播。
资料来源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乌天检一部刑不诉〔2019〕3号,2019年11月1日。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条、第一百二十八条。
4.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利用非法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7〕3号)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一)项、第二条第(十二)项。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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