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浦汉墓群是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汉代墓葬群,也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最厚的一批实物材料。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今,这里累计发掘墓葬逾千座,出土文物以万计,其中与海外交通相关的器物一千三百余件(套)。本报告不讨论"始发港在何处"这一命题——那是港口地理与文献考证的任务,另有专文处理;本报告处理的是另一层问题:这批墓葬本身说明了什么。报告分十一章。前两章建立材料的时空坐标,第三章解剖一座标准墓例,并指出一个长期被忽略的事实:合浦汉墓的主体年代是西汉后期至东汉,西汉前期几乎是空白,唯一属于秦至西汉早期的材料是双坟墩越人土墩墓。这一"迟到"不是发掘不足造成的,它指向合浦兴起的时间——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大体同步。第四章至第八章逐一处理器物:陶器与铜器代表本地日常生活与中原礼制的结合,玻璃器呈现三种以上化学体系并存的复杂面貌,珠饰数量可以按墓逐座统计因而构成一条可计量的贸易曲线,金银玉器与葬玉制度显示中原殓玉传统在岭南的完整落地,波斯陶壶则以一件器物的成分数据锁定了一个跨越四千公里的年代区间。第九章讨论墓主:合浦汉墓中既有明确可考的郡县官吏,也有一个连续三代使用同一族姓的豪族墓地,还有一批身份不明却规格极高的墓葬。第十章把合浦放到与徐闻、番禺的比较中。第十一章列出尚未解决的问题。报告对三组数据采取并列处理,不作裁断:墓群面积有五说(68、68.75、近70、约90、99 平方公里),地表封土堆有三说(1056 座、千余座、近 2000 座),墓葬总量有六说(近万、6000 多、8500 多、4700 多等)。这些分歧不是笔误,而是调查方法、统计口径与年代不同的产物,强行统一会掩盖真实的信息层级。关键词:合浦汉墓群;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岭南考古;玻璃器;波斯陶壶;庸氏家族;葬玉制度合浦汉墓不是一座墓。它是一个墓群,是一片在合浦县城周围连续分布、使用时间跨越四百余年的墓地。这个区别决定了对它的研究方法。单座墓葬的发掘,回答的是"这个人是谁、他有什么、他怎么被埋葬"。墓群的系统研究,回答的是另一类问题:这个聚落有多少人、他们如何分层、他们用什么、这些东西从哪里来、他们的葬俗如何随时间改变。前者依赖随葬品清单,后者依赖统计。合浦的特殊性在于,它同时具备两种条件:一方面有若干座规格极高、随葬品极其丰富的单座墓葬,可以作精细的个案分析;另一方面有逾千座已发掘墓葬构成的样本,可以作类型学与统计学的处理。这种"点"与"面"的双重厚度,在华南汉代考古中并不多见。广州汉墓的发掘数量更大、序列更完整,但合浦在海外舶来品的密度上超过广州;徐闻的汉墓数量不足百座,只能提供参照而不能提供样本。第一层是时间。墓葬形制的演替、随葬品组合的变化、钱币的年代,共同构成一条可以校准的时间轴。这条时间轴的意义不只是"某墓属西汉晚期",而是:合浦什么时候开始繁荣,什么时候达到顶点,什么时候转向。第二层是物质。墓葬是汉代人消费行为的化石。墓中出现的每一件器物,都曾在这个城市中被制造、被购买、被使用、被珍藏,最后被选择放入墓中。这个"选择"本身携带信息:什么东西被认为值得随葬,什么东西被排除在外。当墓中反复出现来自东南亚的钾玻璃珠、来自南亚的绿柱石、来自波斯湾的釉陶壶时,说明的不是"合浦有贸易",而是"合浦人把外来物当作身份标记"。第三层是社会。墓葬的规模、结构、随葬品数量与种类,是汉代社会等级最直接的物化形式。合浦汉墓从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型土坑墓到长二十五米以上的木椁大墓,其间的差距不是渐变,而是断裂。这种断裂对应着什么样的社会结构,是报告要处理的核心问题之一。第一,合浦汉墓的发掘史长达七十年,但正式发表的发掘报告只覆盖其中一部分。已发掘逾千座,已发表资料的只有三百余座[1]。这意味着任何基于"已发表材料"的统计,都是对全部发掘材料的抽样,而不是全样本。本报告在使用统计数据时,尽量标明其来源与覆盖范围。第二,墓群遭到严重盗扰。大中型墓葬几乎无一完整,望牛岭一号墓、堂排一号墓、寮尾M13b 都有盗洞直达墓底。盗扰对随葬品数量的影响是系统性的:越是高规格的墓,损失越重。因此用随葬品数量直接衡量墓葬等级,会系统性低估高等级墓葬。第三,合浦汉墓的年代判定,主要依靠器物类型学与钱币,缺乏足够数量的碳十四数据支持。五铢钱、货泉、大泉五十等钱币提供了关键锚点,但钱币的流通寿命长于铸造年代,用钱币断代只能给出上限。这一点在下文的年代讨论中会反复出现。关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争论,涉及《汉书·地理志》的文本解读、南流江与北流河的水文条件、灵渠与湘桂走廊的运输能力、四座港口的功能分层。这些是港口地理与历史文献学的任务,已有专文处理[2],本报告不重复。本报告关心的是:如果合浦确实是一个港口城市,那么这座城市的居民是什么人,他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们的财富从何而来,他们如何面对死亡。墓葬是回答这些问题最直接的档案。合浦汉墓群位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合浦县廉州镇及其周边。墓群与西北面的南流江入海口、南面的北部湾海岸线的直线距离,均为六公里左右。这个位置关系不是巧合:它意味着墓地被安置在城市的边缘、河流与海洋之间,既在城外的"另一个世界",又在交通线上。墓群跨越清江、廉北、排堂、冲口、廉东、中站、平田、杨家山、廉南、禁山十个行政村。文物部门在其中划出八个重点保护区:四方岭、狮子岭、金鸡岭、风门岭、狼狗岭、大沙洲、上高岭、上禁山[3]。四方岭保护区面积五十七万七千三百平方米(八百六十六亩),内有封土堆一百二十九座,最大者底径六十五米、高约七米;金鸡岭保护区五十二万平方米(七百八十亩),内有五十九座,最大者底径九十米、高约十米[4]。封土堆的尺寸差异,本身就是等级的物化。墓群的分布并非均匀。长期从事合浦汉墓勘探、绘图与发掘工作的陆露、张居英观察到:西汉墓与东汉墓总体上是交错分布的,但靠近县城的地带西汉墓较多较密集,距离县城较远的边缘地区则以东汉墓为主[5]。这一规律说明合浦县城在两汉之间是不断向外扩展的。邱立诚的统计支持这一判断:西汉时期的墓葬分布在十余个地点,东汉时期增加到二十余个[6]。文昌塔岭一地清理汉墓二百余座,其中土坑墓多、砖室墓少,年代多在西汉,少部分在东汉[7];这可以看作西汉时期合浦聚落重心所在的一个旁证。墓群的规模数据,是所有讨论的起点,也是最容易被误用的部分。这里必须把分歧摆开。其一,约六十八平方公里。北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二〇二六年四月的表述是"东西长约十二点五公里的丘地,南北宽约五点五公里,总面积约六十八平方公里"[8];北海市人民政府二〇二五年的表述与此一致。其二,六十八点七五平方公里。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二〇二四年六月的表述是"墓葬区南北长十二点五公里,东西宽五点五公里,总面积六十八点七五平方公里"[9]。注意这里的方位词与前者相反——"南北长"对"东西长",而两个方向的数值并未对调。这是同一组测量数据在转述中出现的方位错置,不是两组独立的测量。其三,近七十平方公里。王伟昭二〇〇七年的表述是"东西长约十二点五公里,南北平均宽度约五点五公里,总面积近七十平方公里"[10]。其四,约九十平方公里。此为蒋廷瑜的早期表述,"东西宽五公里,南北长约十八公里,总面积约九十平方公里"[11]。其五,九十九平方公里。《北海》一书的表述是"宽五点五公里,长十八公里,总面积九十九平方公里"[12]。五说之中,前三种其实是同一组测量数据(十二点五公里乘五点五公里,等于六十八点七五平方公里)的不同取整与表述,可以归为一系;后两种来自另一组测量(十八公里乘五点五公里,等于九十九平方公里),是更早的调查结果。两组数据的分歧不在计算,而在测量范围:早期调查把更北的一片丘地也计入,后期则收缩到封土堆密集区。其一,一千零五十六座。这是二〇〇一年以来经文物部门勘查并编号树立标志的有封土堆汉墓的确切数字[13]。它是一个行政工作的统计结果,不是考古调查的总量。其二,千余座。这是官方现行表述,北海市地方志办、广西文旅厅、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均用此说[14]。其三,近两千座。广西日报二〇二五年二月的报道称墓群"集中分布着汉代墓葬封土堆近二千座,范围南北长十三公里,东西宽六公里"[15]。这一表述同时给出了另一组范围数据(十三公里乘六公里),与前述各说均不同。三说的关系可以这样理解:一千零五十六是已编号数,千余是现行概称,近二千是含未编号者的实地估算。它们不矛盾,只是统计深度不同。其一,近万座。这是合浦县博物馆长期使用的经验推测,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均采此说[16]。其二,六千多座。文物部门的调查结论是"推测有汉墓达六千多座"[17]。韩湖初对"近万座"提出过方法上的质疑:他以一千零五十六座封土堆为基数,按通常一比五的比例推算,认为连地表以下的合计应有六千多座,并指出"近万座"的说法"似乎没有说明是根据什么经验推测的"[18]。其三,八千五百多座。北海市文史资料二〇〇九年的表述是"已勘探查明的八千五百多座汉墓"[19]。其四,四千七百多座。《北海》一书记载的数字[20]。此外还有五千多、六千多等中间值流传。这些数字的差异,根源在于"墓"的认定标准不同:有封土堆的、经勘探确认的、经钻探发现的、根据地形推测的,四类数字被混用。本报告在涉及总量时,采用"逾千座已发掘、数千座存留"这样的定性表述,不给出单一数字。发掘数:一九七一年至二〇〇九年清理近千座[21];现行表述为"逾千座"或"千余座";人民网二〇二二年报道为"一千二百多座"[22]。出土文物数:一九七一年至二〇〇九年约六千多件[23];二〇〇九年北海市文史资料为"一万余件,其中一级文物二十一件、二级文物二百三十件"[24];人民网二〇二二年为"近两万件(套)"[25];北海市地方志办二〇二六年为"约两万余件(套)"[26]。其中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文物一千三百余件(套)[27]。这组数据的递增不是发现的突然加速,而是统计范围的变化:早期统计只计有编号的重要器物,后期统计包含全部陶片、珠饰、残件。以"两万余件(套)"与"六千多件"作比较,是无效比较。Ⅰ型,土坑竖穴墓。 长方形竖穴,无墓道或短墓道,无椁室或仅有简易木椁。数量不多,时代较早。Ⅱ型,土坑竖穴木椁墓。 竖穴土坑内以木板构筑椁室,椁室内置棺。大型者带斜坡墓道、耳室、甬道。属西汉中、晚期。望牛岭一号墓、堂排一号墓、风门岭M23 均属此型。Ⅲ型,砖木合构墓。 墓道与墓室之间以砖砌前室及封门,墓室仍为木椁。属西汉末期至东汉早期。这是木椁墓向砖室墓过渡的中间形态,凸鬼岭M4 是标准例证:墓道长七点一米、宽二米,墓室长六点一米、宽三点八米,中有棺椁[29]。Ⅳ型,砖室墓。 以砖砌筑墓室,券顶或穹隆顶。属东汉中、晚期。数量最大,邱立诚估计占七成至八成[30]。这个四型序列有两个亚序列值得单独提出,因为它们比四型本身更能显示演进的细节。其一,夫妻合葬的形制演变。 合浦在西汉时期已流行夫妻合葬,且形式多样,其演变轨迹清晰可辨:西汉中期为双墓道双穴(堂排M2),西汉晚期前段为双墓道连穴(凸鬼岭M202),西汉晚期后段为单墓道连穴(凸鬼岭M201),东汉则变为一穴分室而葬[31]。凸鬼岭M201 为一墓道双墓穴,女穴无墓道,两穴之间以宽约七十厘米的通道相连,男穴墓室长四点八米、宽二点九米,女穴长四点一米、宽二点三米;M202 为双墓道双墓穴,男穴长五点五米、宽三点六五米,女穴长四点二米、宽二点三五米,两穴之间仅以椁板相隔[32]。从"两个独立墓穴"到"一穴两室",是夫妻关系在墓葬空间中被重新定义的过程。其二,东汉砖室墓的形制序列。 一九九九年凸鬼岭一批汉墓的清理,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形态链:砖木合构墓(M4,东汉早期前段)→ 凸字形砖室墓(M3,东汉早期后段,单券顶,前室略低,长三点一米、宽一点一五米)→ 中字形砖室墓(M16,东汉中期,单券顶,长五点二米,有前室,宽一点四米)→ 单耳室砖室墓(M18,东汉晚期前段,墓室长四点五六米、宽一点二八米,耳室略低亦单券顶)→ 双室砖室墓(M8,东汉晚期后段,前有墓道,长五点六米、宽二米,后室前有封门,后为两棺室,中以券门相通,北室长四点一米、宽零点九米为男穴,南室长三点八六米、宽零点七二米为女穴)[33]。这条链条的价值在于,它把"东汉"这个跨度近两百年的时段,切分成了五个可以辨认的形态阶段。有了这条标尺,一座没有纪年材料的中型砖室墓,也能被安放在一个相对精确的位置上。风门岭墓区提供了一个更直观的例证。二〇〇六年一月,在这片方圆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山岭上,发掘出分别代表西汉中期、西汉晚期、东汉早期、东汉晚期的四座保存完好的墓葬:M27 为西汉中期,出土青铜器、陶器、玉器四十八件,墓主为男性武官,未被盗扰;M23 为西汉晚期夫妻异穴合葬墓,同一封土堆下隔一道矮生土墙,各有独立墓道,右墓室出青铜剑与青铜矛,女墓室出大量琉璃珠,并随葬一整套滑石器;M26 为东汉早期,采用置外藏椁的形式;M24 为东汉晚期,生土隔墙上方开缺口相连[34]。当时的考古专家评价,广西发掘的汉墓"都可在合浦的汉墓发掘中找一个标尺"[35]。这个评价并非过誉:一个墓区之内浓缩四个时期的典型墓例,在岭南是罕见的。这是本报告要提出的第一个实质性判断,也是与通行表述差异最大的一点。合浦汉墓的年代跨度,通行说法是"西汉早期至东汉晚期"。但细查发掘记录,西汉前期的材料几乎不存在。邱立诚的表述最直接:"从目前合浦考古发掘的成果中,没有西汉前期的墓葬,迟到中期墓葬也仅初步确认风门岭M27 一座,大量的合浦汉墓主要是西汉后期以后的墓。"[36] 风门岭M27 之所以重要,正因为它是"合浦县所发掘过的汉墓中第一座能够确认是西汉中期的墓葬"[37]。与之呼应的是另一条材料:已清理的数百座合浦汉墓中,"至今尚未发现西汉早期墓葬"[38]。这不是发掘不足的问题。合浦汉墓的发掘量已逾千座,分布范围覆盖十个行政村、八个保护区,抽样密度足以发现早期墓葬——如果它们存在的话。早期材料的缺席,指向一个历史事实:合浦作为汉式聚落的兴起,晚于岭南其他地区。与广州的比较最能说明问题。广州秦汉墓葬的年代跨度长,从秦代一直延续到东汉,序列完整;合浦则集中在西汉后期以后。邱立诚由此判断:"合浦汉墓滞后因素显而易见,反映合浦在西汉中前期还没有繁荣起来。"[39] 这个判断的分量在于,它与《汉书·地理志》记载的海上丝绸之路开通时间(汉武帝时期)恰好衔接:合浦的考古材料显示,这座城市的繁荣与航线的开通是同步的,而不是先有城市后有航线。需要立即补充的是,西汉前期的"空白"仅指汉式墓葬。合浦境内存在更早的墓葬材料,即双坟墩土墩墓,年代为秦至西汉早期,但其文化属性是越人的,不是汉式的(详见第二章)。合浦的历史因此可以分作两段:越人阶段与汉式郡县阶段,两段之间有一个转换,而不是连续演进。合浦汉墓至今没有一份覆盖全墓群的统一分期方案。现有研究使用的年代框架,是在类型学基础上建立的相对序列,主要有三种表述方式:其一,按形制四型对应四个时段(Ⅰ西汉早期、Ⅱ西汉中晚期、Ⅲ西汉末至东汉早期、Ⅳ东汉中晚期)。这是最常用的框架,但它把形制与年代一一对应,实际上掩盖了形制并存的现实——东汉晚期仍有土坑木椁墓在使用,只是不再是主流。其二,按四个典型墓例锚定四个节点(风门岭M27 西汉中期、M23 西汉晚期、M26 东汉早期、M24 东汉晚期)。这个框架更贴近材料,但覆盖面窄。其三,按钱币与器物组合细分。五铢钱、大泉五十、货泉的出土层位,提供了绝对年代的锚点,但钱币流通寿命长,只能给出上限。三种框架各有局限,但共同指向一个基本序列:西汉中期出现第一批可确认的汉式墓,西汉晚期进入繁荣,东汉早中期达到顶点,东汉晚期之后逐渐衰落。这个序列与器物分析的结果一致,也与历史记载的合浦郡地位变化大体吻合。本报告在以下各章中,采用"西汉中期/西汉晚期/东汉早期/东汉中晚期"的四段表述,必要处注明具体墓例与钱币依据。对于"五期"之类的更细划分,因缺乏统一方案,暂不采用。它位于合浦县城东北约十二公里的石湾镇大浪村红花坎村民小组北侧,南距大浪古城约七百米。南流江在其北一点四公里处分出一支流,经其西面流过,过县城后称西门江,再往南约十公里注入北部湾。这个位置关系值得注意:双坟墩、大浪古城、南流江支流、入海口,四者在十公里范围内构成一个紧凑的地理单元。墓地有两座封土墩,东西向排列,相距四十一米。东侧编号D1,西侧编号D2。D1 于二〇〇四年发掘,年代可能属西汉中期。D2 于二〇一二年由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发掘,一墩之内有三座墓,均为长方形熟土浅坑,随葬陶瓿、陶杯、陶瓠等器[40]。年代判定为秦至西汉早期[41]。这是合浦境内目前已知最早的墓葬材料。发掘者指出:这种以熟土堆筑封土墩、墩内埋设多座浅坑墓的葬式,以及随葬陶器的器形与组合,均不见于岭南本地传统,而与今江苏、浙江一带的同时期墓葬高度一致。其历史背景是:越国被楚国所灭之后,越人向南迁徙,一部分进入岭南,把故地的葬俗带到了合浦[42]。这条线索把合浦的历史起点,从"汉武帝设郡"往前推到了"越人南迁"。它说明合浦在成为汉朝郡治之前,已经是一个有越人聚落的地方;南流江下游这片土地被选中作为郡治,不是在一片无人之地上凭空建城,而是在一个既有的越人聚落基础上设置行政中心。这也解释了合浦汉墓中大量存在的"越式"因素。二〇〇三年十一月风门岭一座大型土坑木椁墓出土的铜鼎共六件,其中四件属越式;这类器物出现在汉式礼器组合之中,说明当地的青铜铸造传统并未因汉朝设郡而中断,而是被整合进了新的器物体系。越人南迁带来的葬俗、汉朝设郡带来的礼制、海外贸易带来的异域器物,这三条线在合浦的墓葬中交织,构成了这座港口城市物质文化的底色。目前合浦尚未发现介于两者之间的过渡形态墓葬。这个空白可能有两个解释:一是确实存在但尚未发现;二是越人葬俗与汉式葬俗之间不是渐变,而是替代——汉武帝设郡、徙民实边之后,汉式葬制随移民一同进入,本地越人或者接受了新的葬制,或者迁离。从合浦汉墓中越式器物的持续存在看,第二种解释更可能是一种"混合"而非"替代":葬制采用了汉式,器物保留了越式。这是文化变迁中常见的模式——最容易改变的是仪式形式,最难改变的是器物习惯。一九七〇年七月,合浦县炮竹厂在基建施工中发现墓葬。一九七一年十月,考古队进场发掘,同年年底结束[43]。这座被编号为望牛岭一号墓的墓葬,此后成为合浦汉墓群中规格最高、随葬品最丰富、研究最充分的一座。墓葬为土坑竖穴木椁墓。地面原有坟丘,底径四十米、高五米——这个尺寸在合浦汉墓群的封土堆中属最大一级。墓室由主室、甬道、南北耳室和斜坡墓道构成,全长二十五点八米,最宽处十四米,墓室面积约一百三十平方米[44]。主室陈放漆棺一具,室内随葬大量铜器与漆木器;北耳室放置车马器。这个结构值得细看。主室、甬道、双耳室、斜坡墓道的组合,是中原地区西汉中晚期高等级木椁墓的标准形制;耳室分置南北,其中北耳室专放车马器,说明墓主生前拥有车马,而车马在汉代是身份的直接标志。一百三十平方米的墓室面积,在岭南汉墓中属于顶级。随葬品共计二百四十五件(套),以铜器为大宗[45]。铜器有:凤凰形烛灯(即羽纹铜凤灯)、提梁壶、长颈壶、人面纹三足四蒂纹盘、龙首柄魁、铜仓模型器等。这些器物的共同特征是"器身多錾刻有纤细匀称精美的各种花纹"[46]——錾刻是合浦汉墓铜器最突出的工艺特征,后文另述。其余类别包括铁器、陶器、漆器,以及金饼、金珠、水晶、玛瑙、琉璃、琥珀等饰物。其中琉璃穿珠六百五十三颗,算珠形,半透明,深蓝色[47];琥珀佩饰片五件,分别为内圆钮形二件、扇形一件、篮形一件、蛙形一件,另有龟钮琥珀印章一件[48]。六百五十三颗深蓝色穿珠,是一个需要停留一下的数字。它不是"若干珠饰",而是一个可以计数的批量。这批珠子的形制统一(算珠形)、颜色统一(深蓝色)、透明度统一(半透明),说明它们不是零散收集的,而是成批获得的商品。一座墓中随葬六百五十三颗同规格外来玻璃珠,其含义不只是"墓主富有",而是"这类珠子在合浦是可以批量购得的"。望牛岭一号墓之所以能作精细的社会史分析,靠的是三件带铭文的器物。其一,"庸毋印"龟钮琥珀印。 印面阴刻三字。关于这三个字,不同文献的释读有"庸母印"与"庸毋印"两种写法[49]。从汉代私印的通例看,印文多为墓主姓名,"庸"为姓,"毋"或"母"为名的一部分。二〇二〇至二〇二二年望牛岭墓地的第二次发掘,在同一封土范围内另出两枚墓主私印——十一号墓的"庸定"凫钮玉印、十四号墓的"庸临"铜印[50]——三印同出一地,"庸"为族姓已无疑义。因此一号墓印文当以"庸毋印"为是。其二,"九真府"陶提筒。 两件陶提筒内壁有朱书"九真府"字样,另一件书"九真府口器"[51]。九真郡在今越南清化、河静一带,为汉朝最南的边郡之一。"府"字是关键:李贤注《后汉书·张湛传》云"郡守所居曰府"[52],则"九真府"即九真郡太守的官署。这两件提筒是九真郡府的器物,出现在合浦的墓中,只能有一个解释:墓主与九真郡府有直接关系。其三,金饼。 出土金饼若干,其中有铭"阮"与"大"字者[53]。金饼在汉代是称量货币,铭文多为标记或检验记号。三件器物合起来,构成一条完整的身份链:墓主姓庸,与九真郡太守府有关,拥有金饼这类高价值财富。学界据此推定,墓主可能曾任九真郡太守[54]。这个推定不是孤证,而是三件独立器物互相支撑的结果。此灯通高三十三厘米、长四十二厘米、宽十五厘米,雌雄一对,现藏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藏品编号〇〇六七一九、〇〇六七二〇,二〇〇六年被定为该馆馆标原型[55]。形制与工作原理如下:灯呈凤鸟形,鸟背开一洞,上置灯盘,灯盘可自由取放和转动;鸟头后顾,嘴衔喇叭形灯罩,灯罩口与颈、体腔相通;燃烧产生的烟尘经灯罩进入颈管,再沉降于盛水的体腔,不散入室内。灯的各部分可拆卸、可转动,既便于清洗,又可调节光照角度[56]。这是汉代"釭灯"体系中的一件。所谓釭灯,指带有导烟管、能把烟尘引入器腹的灯具。同一体系中的著名实例,有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长信宫灯(通高四十八厘米)、山西朔县出土的彩绘雁鱼铜灯。合浦的这件凤灯,在体量上小于长信宫灯,但在结构完整性上不逊:导烟、盛水、可拆、可转,四项功能齐备。一件灯具被定为省级博物馆的馆标,通常不只是因为造型美观。它被选中的原因,更可能是它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工艺水平高(铸造、錾刻、组装)、科学含量高(烟尘处理)、地域标识强(凤鸟造型在岭南有本地渊源)。三者合一,使它成为"汉代合浦"这个概念的视觉载体。一九七三年,铜凤灯与铜仓等七件青铜器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先后赴日本、罗马尼亚等国展出[57]。二〇二〇至二〇二二年,考古队对望牛岭墓地进行了第二次发掘,清理封土堆一座、西汉墓二十五座、晋墓一座,以及沟、坑、灶、柱洞等遗迹[58]。最重要的发现是封土堆本身。这座封土为西汉晚期一次性堆筑,底平面呈"凸"字形,面积约三千零二十九平方米,主体方形,边长五十四米,中部残高三点六米。封土范围内共分布十六座西汉墓[59]。一次性堆筑,意味着这十六座墓是在同一个规划之下埋入的,而不是历代陆续增葬。这在汉代墓葬中指向一个明确的社会单位:家族墓地。三枚私印证实了这一点。一号墓"庸毋印"龟钮琥珀印、十一号墓"庸定"凫钮玉印、十四号墓"庸临"铜印[60]。三印同出,三代同名,望牛岭墓地因此可以被确认为西汉合浦豪族"庸"氏的家族墓地。这个确认改变了望牛岭一号墓的解释框架。此前,它是一座孤立的"高规格墓葬",墓主身份靠铭文推测;现在,它是一个家族墓地中年代最早、规格最高的一座,墓主的身份有了家族背景的支撑。一个家族在三代人时间内持续担任郡守级别的官职、持续积累财富、持续维持高规格墓葬,这已经不是个别官员的偶然现象,而是地方豪族的结构性存在。二〇二二年七月,望牛岭建成广西第一个大型汉墓原址保护展示棚,投资一千一百八十二万元;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完成周边七十八座古墓葬的本体保护,投资五百九十九万元[61]。原址保护的选择本身说明,这片墓地的价值不在单座墓葬,而在墓地整体的完整性。第一是日用器。 壶、罐、瓮、盆、甑,这些是生活中实际使用的容器。它们的形制与中原同类器物基本一致,但胎质与烧成温度带有本地特征。第二是礼制替代品。 汉代厚葬之风下,陶器大规模替代青铜礼器。合浦汉墓中的陶鼎、陶壶、陶钫,形制模仿铜器而材质降级,是"礼"的符号化保留。第三是明器模型。 这是合浦陶器中最有信息量的一类:陶屋、陶仓、陶灶、陶井、陶厕、陶圈。它们不是实用器,而是把现实生活中的建筑与设施缩小后放入墓中。明器模型的出现有明确的时间与空间规律。风门岭M10、堂排M4、母猪岭M1、盘子岭M9 均出陶仓模型器[62]。这类器物的流行,对应着东汉时期庄园经济的发展:粮仓、灶井、畜禽圈舍,是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的物质清单。把它们随葬,意味着墓主希望在另一个世界继续拥有这套经济单位。陶屋的形制尤其值得注意。合浦出土的陶屋多为干栏式或曲尺式,与中原的庭院式建筑不同。干栏式建筑是南方适应湿热气候的产物,下层架空以防潮、防兽,上层住人。陶屋模型把这种地方性建筑形式固定下来,成为研究汉代岭南居住形态的直接材料。一类是礼器与生活器。 鼎、壶、钫、釜、甑、盘、盆、碗、樽、熏炉、灯、镜。这类器物的形制遵循中原规范,是汉文化认同的物质表达。另一类是模型明器。 铜仓、铜灶、铜井,以及铜牛、铜马、铜狗、铜鸡。二〇〇三年十一月风门岭一座大型土坑木椁墓出土的青铜器,成双成对配置,有高颈提梁壶、双耳广腹壶、钫、釜、鼎、甑、三足盘、三足"格盒",另有明器铜灶、井、仓及铜牛马狗鸡;随葬品总数一百五十至二百件,其中琉璃、玛瑙、水晶、琥珀珠饰有一二千颗之多[63]。铜制明器比陶制明器昂贵得多。用铜铸造仓灶井和家畜,说明墓主有能力把大量金属投入非实用领域。这是财富的炫耀性消耗,也是等级的直接标识。所谓錾刻,是用凿子在器物表面锤击出连续纹样。与铸造纹饰不同,錾刻是冷加工,可以在器成之后追加,纹样更细密、更自由。合浦汉墓中的錾刻纹样,多为云气、鸟兽、几何纹,线条纤细匀称,布满器身。风门岭二十六号墓出土錾刻花纹青铜器三十至四十件以上[64]。这个数量说明,錾刻在合浦不是个别器物的特殊装饰,而是一种成规模的工艺生产。有专门的工匠、专门的工具、专门的纹样谱系,才能支撑这样的产量。黄泥岗一号墓出土的悬山顶铜仓,瓦面、门面、墙壁均錾刻精细花纹,底部附四根柱子支撑[65]。这件器物的意义在于,它把錾刻工艺应用到了明器上——连随葬用的模型仓都要满饰花纹,说明这种装饰已经不是奢侈品,而是常规配置。西汉中期至晚期,器物组合以礼器为核心:鼎、壶、钫的配置遵循一定规制,模仿中原的礼制传统。西汉晚期至东汉,礼器的比重下降,明器与奢侈品的比重上升:仓、灶、井、屋、畜禽模型大量出现,珠饰、玻璃器、金银器的数量激增。这个转变不是合浦独有的,东汉全国的墓葬都经历了类似过程。但合浦的转变有一个特殊之处:奢侈品中海外舶来品的比例异常高。这意味着合浦的财富来源与内地不同——内地的财富来自农业与土地,合浦的财富来自贸易。墓葬中器物组合的变化,因此不只是葬俗的变化,也是经济结构的变化。铅钡玻璃(PbO-BaO-SiO₂)。 这是中国古代自制的玻璃体系,自春秋战国开始出现,是中原玻璃的主流。它的特征是含铅、含钡量高。钠钙玻璃(Na₂O-CaO-SiO₂)。 这是地中海世界、西亚、欧洲的玻璃体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玻璃"。罗马帝国的玻璃制品属此系统。钾玻璃(K₂O-SiO₂)。 这是印度、东南亚以及中国华南、西南地区特有的一种玻璃体系。它的特征是含钾量高、含镁量低。一九八八年,广西区博物馆挑选一批广西汉墓出土的琉璃器作化学分析,送检十六件标本,其中大部分出自合浦汉墓。结果是:十二件属 K₂O-SiO₂ 系统,含钾量较高,最高达百分之十五点九九;其余属铅钡玻璃系统[66]。这个结果在当时被解读为"合浦玻璃以本地或区域自产为主"。但研究者同时留下了一个重要的保留: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总结文章写道,"大部分玻璃属于高钾低镁玻璃,少量属于我国自制的铅钡玻璃系统,尚未发现属于西方的钠钙玻璃系统,但最近上海光机研究所李青会电话告知,最近,他们在测试合浦的一些汉代玻璃中发现有钠钙玻璃,但还要进一步地核对"[67]。这段表述的价值在于它的诚实。它记录了一个正在变化的认识过程:早期的抽样没有发现钠钙玻璃,后期的检测发现了。到二〇一五年,认识已经更新。沈文杰在《人民日报》上的表述是:对合浦玻璃制品的抽样化学分析发现,"有七种不同的玻璃化学成分体系,既有来自海外的钠钙玻璃,也有本地自制的铅钡玻璃,尤其是众多的钾硅酸盐玻璃"[68]。从"三种"到"七种",这个数字的变化不是分类标准的改变,而是检测样本的扩大与检测精度的提高。七种体系意味着,合浦的玻璃器不是单一来源的输入品,而是多个产地、多条渠道、多种工艺的汇聚。合浦境内发掘的数百座汉墓中,已发现八十九座有玻璃制品[69]。这个比例(不足十分之一)说明,玻璃器在合浦仍是稀缺品,不是日常用具。器类包括:杯、碗、盘、璧、珠、环、管、耳珰、鼻塞、龟形器[70]。这十类器物,可以按功能分三组:容器(杯、碗、盘)、装饰品(珠、环、管、耳珰、璧)、丧葬用器(鼻塞、龟形器)。第三组最值得注意:鼻塞是葬玉制度中的"九窍塞"之一,用玻璃制作鼻塞,说明玻璃在当地被赋予了与玉同等的功能——这是材料的替代,也是观念的移植。望牛岭一号墓(西汉)出穿珠六百五十三颗,算珠形,半透明,深蓝色。县罐头厂区十二号墓(东汉)出穿珠二十六颗,圆珠形,半透明,粉红色。北插江盐堆一号墓(西汉)出穿珠十四颗,有棱柱形、网坠形、扁圆形,透明紫色,另有腰鼓形、浅蓝色、透明度很高的耳珰二颗。平田一号墓(东汉)出串珠四百五十八颗,算珠形,不透明,绿色。母猪岭一号墓(新莽)出串珠六十三颗,算珠形,紫、蓝、黑、赭四色,不透明。凸鬼岭十七号墓(东汉)出穿珠一千四百二十八颗,湖水蓝,半透明,算珠形。凸鬼岭一号墓(西汉晚期)出环二件,深蓝色,半透明。望牛岭二号墓(西汉晚期)出璧一件,蓝色,正面饰方格纹。文昌塔一号墓(西汉晚期)出龟形器一件,翠绿色,椭圆形,有四爪、头、尾[71]。这一组数据的分布规律是:西汉时期以璧、环、龟形器等"仿玉器"为主,东汉时期以穿珠为主且数量激增。这个变化与葬玉制度的演变有关:西汉重视玉璧、玉衣这类覆盖身体的器物,东汉则更重视成串的珠饰。弦纹玻璃杯。 一九八七年合浦文昌塔七十号西汉墓出土(编号M70:52),现藏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高五点五厘米、口径七点三厘米、底径四厘米,压模成型后精细抛光,呈半透浅蓝,敛口,弧腹,自腰下内收,小平底,腹部饰三道弦纹,保存完整[72]。经化学成分分析,含二氧化硅百分之七十九点六九、氧化钾百分之十六点二二,属 K₂O-SiO₂ 玻璃系统[73]。这件杯子的纹饰值得一说。三道凸弦纹,这种装饰在我国先秦时期的陶器、铜器上常出现,在两广的汉代陶器、铜器中也常见。也就是说,器形与纹饰是本土的,材质与工艺是外来的。沈文杰由此推论:"由于海外交通的便利,很可能汉代合浦人已经学会了烧制玻璃的技术,并利用当地的材料,延续传统器形,烧制出大量不同于西方的国产玻璃。"[74]这是一个谨慎的推论,不是结论。它的逻辑是:如果器物完全进口,纹饰应当跟随产地传统;如果纹饰是本土的,则可能存在本地生产或至少是本地定制。湖蓝色玻璃杯。 一九九〇年黄泥岗一号墓出土,现藏合浦县博物馆,国家一级文物。杯身半透明湖蓝色,圆唇,口微敞,上腹较直,下腹弧成内凹平底。经测试,化学成分为高铝低钙钾玻璃,与我国自制的铅钡玻璃不同。钾玻璃是印度、东南亚以及中国华南、西南特有的古代玻璃体系,在泰国、越南、缅甸、柬埔寨等国遗址中也有不少发现,因此初步判断此杯属于环南海贸易圈的一个钾玻璃亚类,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自东南亚地区舶来[75]。同一座墓中还出土了一件天蓝色圜底杯,经化学成分测试,含二氧化硅百分之七十八点二九、氧化钾百分之十七点二八,氧化镁未测出,属钾硅玻璃系统[76]。支持本地生产的证据有三:一是钾玻璃系统的器物在合浦数量极大,若全部依赖进口,其贸易量将大到不合理;二是部分器物的纹饰是本土传统;三是合浦附近有草鞋村汉代窑址群,具备烧制的高温条件(尽管陶窑与玻璃窑的技术要求不同)。反对的证据有二:一是钾玻璃的配方需要特定的原料(含钾的植物灰),合浦是否有稳定的原料供应,缺乏证据;二是目前尚未发现汉代的玻璃作坊遗址。比较稳妥的表述是:合浦可能是钾玻璃的一个区域生产中心,也可能只是钾玻璃的一个集散中心。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意味着技术转移,后者只意味着商品流通。在作坊遗址被发现之前,这个问题无法判定。对考古研究而言,玻璃的化学成分数据有一个其他材料不具备的优势:它可以指认产地。陶器的化学成分受本地土壤影响,难以据此判断流通;铜器的合金配比受工艺传统影响,同一配方可以在多地出现;唯独玻璃,不同产地的原料来源不同,微量元素组合具有"指纹"性质。一件玻璃器的氧化钾含量、氧化镁含量、氧化铝含量,可以把它归入某个体系,进而归入某个区域。合浦玻璃器的七种体系,因此可以读作七条供应线。其中钾玻璃指向东南亚与华南,钠钙玻璃指向地中海与西亚,铅钡玻璃指向中原。一座墓中出现多个体系的玻璃器,说明这座墓的主人所接触的商品,来自多个方向。这是合浦作为港口城市最硬的证据之一:不是文献说它是港口,而是它消费的商品在化学成分上分属不同的大陆。据考古资料统计,在瓯骆地区已出土的汉墓随葬品中,琉璃、玛瑙、水晶、玻璃珠共一千九百六十五颗;其中合浦博物馆珍藏的汉墓出土水晶、玻璃、玛瑙、琉璃等穿珠有一千零七十五颗,而这三条串珠共八百五十六颗属于一级品[77]。另据不完全统计,合浦博物馆现存此类舶来品出土文物共三十二件,其中一级品五件、二级品九件、三级品十八件[78]。这两组数字需要分开看。一千九百六十五颗是瓯骆地区的总量,合浦占一千零七十五颗,超过一半。这个比例说明合浦在珠饰消费上的集中程度,远高于同区域其他地点。单座墓葬的珠饰数量,提供了更细的信息。以下是已发表材料中可以查到的记录:望牛岭一号墓(西汉),穿珠六百五十三颗,算珠形,半透明,深蓝色。县罐头厂区十二号墓(东汉),穿珠二十六颗,圆珠形,半透明,粉红色。北插江盐堆一号墓(西汉),穿珠十四颗,有棱柱形、网坠形、扁圆形,透明紫色。平田一号墓(东汉),串珠四百五十八颗,算珠形,不透明,绿色。母猪岭一号墓(新莽),串珠六十三颗,算珠形,紫、蓝、黑、赭四色,不透明。凸鬼岭十七号墓(东汉),穿珠一千四百二十八颗,湖水蓝,半透明,算珠形[79]。另有堂排一号墓,虽早年被盗,仍出四百多颗琉璃珠饰[80];二〇〇三年十一月风门岭大型土坑木椁墓,随葬琉璃、玛瑙、水晶、琥珀珠饰"有一二千颗之多"[81]。这组数字的分布极不均匀:从十四颗到一千四百二十八颗,相差一百倍。这种不均是等级分化的直接体现。珠饰在汉代不是必需品,而是纯粹的奢侈品,其数量与墓主财富直接相关。同时可以看到一个时间趋势:西汉时期单座墓的珠饰数量较多(望牛岭一号墓六百五十三颗),东汉时期出现极端值(凸鬼岭十七号墓一千四百二十八颗),但也有极少量的(县罐头厂区十二号墓二十六颗)。这说明东汉时期的消费分化加剧——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琉璃(玻璃)。 前章已述,有钾玻璃、钠钙玻璃、铅钡玻璃三个体系。玛瑙与肉红石髓。 我国许多地方的战国、秦汉墓葬中都发现少许玛瑙,但以广州、合浦等海上交通港口的汉墓中发现最多[82]。一九七五年堂排二号西汉墓出土肉红石髓圆雕狮子,与北插江盐堆一号西汉墓出土的琥珀圆雕狮子造型很相似,研究者认为这说明它们来自大秦国或已程不国[83]。水晶。 水晶在汉代岭南地区未见有出产的记载[84]。这一条很关键:如果本地不产,那么墓中所有的水晶都是输入的。琥珀。 望牛岭一号墓出琥珀佩饰片五件(内圆钮形二件、扇形一件、篮形一件、蛙形一件)及龟钮印章一件[85]。琥珀的产地主要在波罗的海沿岸与缅甸,汉代中国的琥珀多经西南或南海输入。绿柱石。 一九九〇年黄泥岗一号墓出土绿柱石、水晶混合串饰,经鉴定,除九颗水晶、一颗玉髓外,其余均属包括海蓝宝石、金绿柱石和透绿柱石在内的绿柱石。绿柱石的主要产区在南亚,是当地流行的奢侈宝石[86]。金花球。 一九七八年北插江盐堆一号西汉墓出土榄形、花球形金串饰,串饰中有五粒镂空金花球,采用十二面金珠的焊接工艺;金花球的造型与在南亚出土的文物接近[87]。黄泥岗一号墓亦出金花球串饰,"似是用金丝制成球状,表面再焊接上一颗颗小珠",研究者指出这种工艺出自古希腊或古印度,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三十二颗金花泡属同类[88]。把材质与产地对应起来,可以看到一张贸易地图:玻璃来自东南亚与华南(钾玻璃)、地中海与西亚(钠钙玻璃)、中原(铅钡玻璃);玛瑙、肉红石髓、水晶、绿柱石来自南亚与西亚;琥珀来自波罗的海或缅甸;金花球的工艺来自古希腊或古印度。这张地图覆盖了从地中海到南海的整个海上贸易网络。合浦的墓葬,因此不只是本地历史的记录,也是这条网络的一个节点档案。单颗珠子的研究价值有限,成串的珠子则携带组合信息。单一材质单色成串。 如望牛岭一号墓的六百五十三颗深蓝色算珠形穿珠,规格统一,颜色统一。这类串饰的功能是"量"的展示——用统一的大量来显示财富。多色同材质混串。 如母猪岭一号墓的六十三颗穿珠,紫、蓝、黑、赭四色,算珠形,不透明。这类串饰的功能是"色"的展示,通过色彩搭配产生视觉效果。多材质混合串饰。 如黄泥岗一号墓的绿柱石、水晶混合串饰,九颗水晶、一颗玉髓、其余为绿柱石。这类串饰最能说明贸易:不同产地的宝石被组合在同一件饰品上,说明制作者能够获得多个来源的原料。第三种组合方式,是判断一个社会贸易深度的好指标。能够把南亚的绿柱石、本地的水晶、可能的玉髓组合在一串珠子上,需要的不只是财富,还需要一个能够稳定获取多种外来原料的市场。这个市场,就是合浦。金饼。 望牛岭一号墓出土金饼,其中有铭"阮"与"大"字者[89]。金饼是汉代的高价值称量货币,主要在上层流通。合浦出土金饼,说明这座城市的贸易规模足以支撑大额支付。金带钩。 北插江盐堆一号汉墓出土金带钩[90]。带钩是腰带的挂钩,材质从铜到玉到金,是身份的直接标识。金花球串饰。 前述北插江盐堆一号墓的榄形、花球形金串饰,五粒镂空金花球,十二面金珠焊接工艺[91]。金器的工艺水平值得注意。十二面金珠的焊接,需要把金丝做成球体,再在表面焊接数十颗微小的金珠,不使球体变形。这种工艺在古希腊、古印度都有传统,汉代中国本土的金器工艺中并不常见。因此合浦的金花球,很可能不是本地制作,而是输入的成品或技术。合浦汉墓出土的玉器,主要有璧、带钩、佩饰、剑饰、葬玉五类[94]。玉璧。 有谷纹璧、蒲纹璧、出廓璧。黄泥岗一号墓出土圆形蒲谷纹璧、出廓带字玉璧,其中出廓玉璧的顶部出廓部分透雕龙凤对舞装饰图案,连外廓通高二十七厘米,为国内汉墓所罕见[95]。出廓玉璧是汉代玉器中等级最高的一类。所谓"出廓",指璧的轮廓之外另有透雕装饰,突破圆形边界。这类器物在汉代属于皇室与高级贵族的用玉,出现在合浦,说明墓主的身份非同一般。带钩。 有字母形带钩、鸠首形、鹅头形、龙头形[96]。带钩的造型从实用向装饰演化,动物形带钩是汉代的主流。佩饰与剑饰。 蟠螭纹玉佩、玉剑饰(剑首、剑格、剑璏、剑珌)。玉剑饰是汉代贵族佩剑的标准配置,"玉具剑"是身份的象征。滑石器。 滑石在合浦汉墓中大量出现,用于制作璧、炉、印章、模型器等。滑石质地软,易于雕刻,是玉的廉价替代品。风门岭M23 出土一整套滑石器,在广西古汉墓考古中罕见[97]。滑石器的普遍存在,说明合浦社会存在一个"用不起玉但要用玉的替代品"的中间阶层。一九八六年(一说一九八八年)发掘的风门岭十号墓,出土了一套完整的葬玉:猪形玉握、蝉形玉琀、杏形眼盖、六棱柱形鼻塞和肛门塞、圆柱形耳塞[98]。这套器物的组合,与中原汉代的"九窍塞"制度完全一致。所谓九窍塞,指塞于人体九窍(双眼、双耳、双鼻孔、口、肛门、生殖器)的玉器,其观念基础是"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以玉的不朽性质,阻止精气的泄漏,从而保全尸体。完整成套的九窍塞出现于西汉,是汉代殓玉制度的核心组成。其一,眼盖为杏形。中原的玉眼盖多为枣核形,两端各钻一孔,缝缀于冥巾或玉衣上。合浦的杏形眼盖,形制略异,可能是本地制作。其二,鼻塞与肛门塞为六棱柱形,耳塞为圆柱形。这个形制区分符合汉代通例:鼻塞、肛塞多用八棱或六棱柱,耳塞多用圆柱,因为耳道更细。风门岭十号墓为东汉早中期中型砖室墓,由斜坡墓道、前室和两个后室并列组成,前室为穹隆顶,后两室为双隅券顶,保存相当完好,随葬品七十多件。墓主被推定为"合浦地方富吏或豪强"[99]。这个身份判断很重要:一套完整的九窍塞,使用者不是郡守级别的最高官员,而是地方富吏或豪强。这说明殓玉制度在合浦已经下移到中层社会。其他出土葬玉的墓葬:北插江盐堆一号汉墓出玉璧、玉蝉[100];黄泥岗一号墓出玉塞、蝉形琀[101];堂排西汉晚期墓出土葬玉及玛瑙、水晶佩饰品[102]。理由如下:葬玉不是实用器物,它的形式完全由观念决定。一个社会接受九窍塞,意味着它接受了"玉能护尸"这套信仰,以及这套信仰背后的宇宙观(九窍对应天地之气)、等级观(玉的使用有严格等级)、丧葬观(死后世界需要经营)。这类观念的传播,比器物形制的传播慢得多。陶器可以模仿,铜器可以购买,唯独葬俗需要真正的文化认同。合浦汉墓中出现完整的九窍塞,说明至迟在东汉早中期,合浦的中上层社会已经完整接受了中原的丧葬观念。这不是"受到影响",而是"已经内化"。同时也要看到变异。合浦的葬玉中,滑石制品大量替代玉制品,玻璃制品替代玉制鼻塞。这种"以贱代贵"的做法,说明观念的接受程度超过了物质的供应能力——人们知道应该用玉,但买不起玉,于是用滑石、玻璃替代。这个细节,比"完整接受"更能说明合浦社会的真实状态:它是一个处在汉文化圈边缘的城市,观念上已经归化,物质上仍有落差。二〇〇八年十二月,时任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领队的熊昭明,带队对合浦寮尾M13 汉墓进行抢救性发掘[103]。这是一座夫妻合葬的砖木合构墓,盖板早已腐朽,曾经遭遇盗掘,盗洞直达墓底。波斯陶壶正处于被盗坑的左下角——不知是盗贼出于安全考虑还是其他原因,陶壶连同其他一批器物竟然幸存了下来[104]。出土时,陶壶被挤压扁平、碎成几十片,最初并不起眼。修复过程中,因为属于低温釉陶,茬口很难对齐,文物修复师花了约两周时间才完整粘补好[105]。陶壶的形制如下:小侈口,圆唇,短流,细长颈,椭圆腹,矮圈足。颈与上腹之间附一弯曲把手,把手截面扁宽,表面有两道平行的凸棱。肩部环绕一圈宽带纹。口径六点五厘米,圈足径十点六厘米,通高三十四厘米[106]。釉色青绿,类似绿松石。釉层厚约零点零二厘米,呈玻璃相,但严重开片、剥落。胎体浅黄色,厚约零点五厘米,质地疏松,部分碎片呈层状,胎料细腻,不见粗大颗粒的羼和料。器表、外底及口沿内侧均施釉,未见明确的化妆土痕迹[107]。这组描述中最关键的两个特征是:低温烧成(胎质疏松、吸水率高)、钠釉(助熔剂为氧化钠)。这两点,与中国汉代绿釉陶器的技术传统完全相反——后者是高温烧成、铅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中心对陶壶的釉面与胎进行了化学成分分析。结果如下(重量百分比):釉层:二氧化硅 67.77,三氧化二铝 4.92,氧化钙 3.31,氧化镁 4.46,氧化钾 2.48,氧化钠 14.07,三氧化二铁 0.764,二氧化钛 0.08,五氧化二磷 0.305,氧化锰 0.021,氧化铜 1.02,氧化铅 0.045。作为对比,幼发拉底河畔塞琉西亚遗址出土的同类釉陶:二氧化硅 56.32,三氧化二铝 7.56,氧化钙 12.12,氧化镁 5.53,氧化钾 2.84,氧化钠 9.44,三氧化二铁 0.80,氧化铜 3.97,氧化铅 0。中国东汉铅釉陶:二氧化硅 33.88,三氧化二铝 6.20,三氧化二铁 2.31,氧化铜 1.26,氧化铅 46.89[108]。三组数据放在一起,结论一目了然:寮尾陶壶的氧化铅含量为零点零四五,与东汉铅釉陶的四十六点八九相差三个数量级;氧化钠含量十四点零七,与塞琉西亚釉陶的九点四四同属高钠体系。呈色元素为铜(氧化铜 1.02),而非铁,这也与西亚釉陶一致。胎体的吸水率为百分之三十点四八[109],这个数值对应低温烧成,与胎质疏松的观察吻合。熊昭明把样品送检后,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白云翔求助。白云翔指出,这类陶壶在古波斯帝国,即今伊拉克南部和伊朗西南部,都有不少发现;他又找来幼发拉底河畔塞琉西亚遗址出土的器物进行对比,发现其中一件现存于叙利亚国家博物馆的陶壶,与合浦的这件"几乎如出一辙"[110]。研究结论是:此壶约在公元四十三至二百年间,制造于今伊拉克南部或伊朗西南部,即帕提亚帝国(公元前二四七至公元二二六)的时期与地域——汉文文献中的"安息"[111]。这个年代区间的下限(公元四十三)与上限(公元二百),分别对应帕提亚帝国中期至末期。寮尾M13 属东汉晚期,与陶壶的制造年代相容。这类陶器在大英博物馆、法国卢浮宫都有收藏;在印度、斯里兰卡和泰国同时期的港口遗址都发现过残片;这类陶壶的残片,在合浦和西亚之间的海陆沿线都有出土[112]。第一,合浦与波斯湾之间存在物质流通。这不是推测,而是成分数据与器形比对的双重结果。第二,这条流通路线可能是海路。理由有三:陶壶的同类残片在印度、斯里兰卡、泰国的港口遗址均有发现,构成一条沿海岸线的分布带;合浦是海港;汉代文献记载的"安息"物产经海路进入中国的路径,与这条分布带吻合。第三,汉代中国与帕提亚之间,除了陆上丝路,还有海上通道。这一点在文献中缺乏直接记载,陶壶的发现扩展了认识。第一,它不证明陶壶是贸易商品。发掘者的判断是,波斯陶很可能是非贸易品,而是当时人们随身携带至合浦的日常用品,用途很可能是盛水器[113]。这个判断的依据是:陶壶的工艺水平不高(低温、疏松、易碎),不具备高价值商品的属性;它更像旅人的随身器物。第二,它不证明直接贸易。目前还难以判定,合浦发现的这件陶壶是直接从海上进入合浦港口,还是由其他路线辗转输入[114]。中转贸易与直接贸易,在器物层面无法区分。第三,它不证明年代精确。陶壶的制造年代区间是公元四十三至二百年,跨度一百五十七年。这个精度只能支持"东汉"这一级别的判断,不能支持更细的分期。它示范了一种论证方式:当文献沉默时,器物的物质属性可以独立作证。汉代文献没有记载中国与帕提亚的海上交通,但一件釉陶壶的氧化钠含量与氧化铅含量,把这两个政治体连接了起来。这种论证的可靠性,建立在化学分析的客观性上。氧化铅含量从四十六点八九到零点零四五,不是解释的差异,而是事实的差异。任何解释都必须在这个事实之上展开。合浦汉墓群中,还有若干件器物具备同样的论证潜力:钾玻璃的氧化钾含量、绿柱石的矿物学鉴定、金花球的焊接工艺、肉红石髓的产地特征。每一件都可以成为一条独立的证据链。这正是合浦材料的方法论价值——它不依赖文献的转述,而依赖物质自身的属性。合浦汉墓的规模差异,不是连续的渐变,而是几个断档。最小的墓,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面积不足十平方米,随葬品数件至十余件,多为陶罐、陶壶、五铢钱。这类墓数量最多,构成墓群的主体。中等的墓,是带墓道的土坑木椁墓或小型砖室墓,面积二十至五十平方米,随葬品数十件,有陶器组合、少量铜器、珠饰。风门岭M10(七十多件)、黄泥岗一号墓(九十六件)属这一级。大的墓,是带耳室、甬道的大型木椁墓,面积一百平方米以上,随葬品二百件以上。望牛岭一号墓(一百三十平方米、二百四十五件)、堂排一号墓(长六点四米、宽四点四米,积炭积石,墓底有二层台有棺椁)属这一级。顶级的墓,是带封土、带车马器、出金饼与官署器物的墓。望牛岭一号墓在随葬品数量上属"大的墓",但它的封土(底径四十米、高五米)、车马器、金饼、"九真府"提筒,把它推到了顶级。四级之间的比例,大约是:小型墓占绝大多数,中型墓占少数,大型墓十余座,顶级墓个位数。这个金字塔结构,与汉代郡县城市的社会结构大致对应。但有一个反常之处需要注意:中型墓的随葬品丰富程度,超出了"中型"应有的水平。黄泥岗一号墓面积不大(前室一点九米乘三点七米,后室五点三米乘三米),却出土九十六件随葬品,包括出廓玉璧、铜仓、玻璃碗、金花球串饰、"货泉"钱币。这种"小墓厚葬"的现象,说明合浦的财富分布比中原更平均——不是少数顶级贵族垄断财富,而是一批中等富裕的家庭普遍有能力厚葬。这个现象的解释,可能与贸易有关。贸易产生的财富,不像土地那样集中于少数世家,而是分散在一批商人、船主、中间商手中。这批人的墓葬规格不高(因为他们没有相应的政治地位),但随葬品丰厚(因为他们有钱)。墓葬规格与随葬品数量的错位,是商业城市的典型特征。其一,印章。 这是最直接的标记。合浦汉墓出土的印章,有"庸毋印"(龟钮琥珀)、"庸定"(凫钮玉)、"庸临"(铜)、"陈褒"(龟钮铜)、"徐闻令印"(滑石瓦钮)、"劳邑执刲"(蛇钮琥珀)、"王以明印"(琥珀)、"富贵"(铜)等。其二,铭文器物。 "九真府"陶提筒、带"阮""大"铭文的金饼。铭文指向官署或工匠,间接指向墓主身份。其三,车马器。 望牛岭一号墓北耳室的车马器。车马在汉代是等级最严格的标识之一,有车马器随葬,说明墓主有相应爵位或官职。其四,葬玉。 九窍塞、玉衣片、玉璧。葬玉的等级与墓主身份直接对应。四种标记中,印章最可靠,因为它直接书写姓名与官职;铭文器物次之,因为它可能只是器物的来源标记;车马器与葬玉再次,因为它们标识等级但不标识具体身份。黄泥岗一号墓是合浦汉墓中唯一一座墓主身份可以完整复原的墓葬。此墓一九九〇年六月由合浦县砖厂推土时发现,合浦县博物馆组织发掘。这是一座有斜坡形墓道的砖室木椁墓,墓室呈长方形,分前后二室,前室长一点九米、宽三点七米,后室长五点三米、宽三米;外椁用青砖砌筑,尚未倒塌;内椁是木质,已朽。墓未被盗,随葬品保存完整,共计九十六件[115]。随葬品包括:铜器有剑、壶、釜、碗、蒸酒器、灯、镜、捣药臼和杵,以及明器铜仓、灶、井;陶器有壶、罐和明器陶屋;玉器有圆形蒲谷纹璧、出廓带字玉璧、字母形带钩、玉塞、蝉形琀、玻璃纹玉佩和玉剑饰;还有玻璃杯(碗)、玻璃串珠、玛瑙、琥珀串珠、金带钩、金花球串饰和"货泉"钱币[116]。关键是两枚印章:一枚滑石质、瓦钮、印面阴文反书"徐闻令印"四字,刻工较草率,应为冥印;一枚铜质、龟钮、印文"陈褒"二字,为墓主私印,同样是冥印[117]。这个判断有一条文献支撑。《汉书·百官公卿表》:"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118] 徐闻长官称"令"而非"长",说明徐闻是万户以上的大县。陈褒的籍贯,是这条材料里更容易被跳过的一层。研究者指出:"从一同出土的'陈褒'私印看,墓主陈褒应是合浦人,生前被派出任徐闻县令。死后归葬祖籍。"[119]这个细节的分量,需要放在汉代郡县制的框架里看。合浦郡治在合浦县,徐闻是合浦郡属县。一个合浦人出任本郡属县的县令,说明合浦是本郡的政治中心、人才输出地。墓中随葬的"徐闻令印"是冥印,说明陈褒对这个职务的认同延续到了死后。这条材料,对理解合浦与徐闻的关系有直接意义。徐闻在《汉书·地理志》中与合浦并列为航线起点,但徐闻的行政级别低于合浦,其长官由合浦人担任。港口地位的"并列",与行政地位的"隶属",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黄泥岗一号墓的年代,有两说: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玻璃研究文章称其为"新莽时期"的墓葬[120];王伟昭的文章称其为"东汉早期墓"[121]。墓中出土"货泉"钱币,货泉为王莽天凤元年(公元十四年)始铸,流通至东汉,因此"新莽至东汉早期"是一个稳妥的表述。望牛岭墓地的第二次发掘,提供了合浦唯一一个可以复原的家族序列。封土为西汉晚期一次性堆筑,面积三千零二十九平方米,主体方形,边长五十四米,中部残高三点六米,封土范围内分布十六座西汉墓[122]。三座墓出土墓主私印:一号墓"庸毋印"龟钮琥珀印、十一号墓"庸定"凫钮玉印、十四号墓"庸临"铜印[123]。三枚印章,三种材质,三个名字。材质从琥珀到玉到铜,可能反映家族内部不同支系的财力差异,也可能只是个人偏好。名字从"毋"到"定"到"临",用字不同,看不出明确的辈分序列,因此不能简单地排成三代——但同出一座封土之下,共用一个族姓,家族关系是确定的。一号墓墓主与九真郡太守府有关("九真府"提筒),这是家族中已知的最高官职。一个家族有人做到边郡太守,其余成员也有能力营造带封土、带印信的墓葬,说明这个家族在西汉晚期的合浦属于地方豪族。"豪族"这个概念在汉代社会史中有特定含义:它不是贵族(无世袭爵位),也不是普通编户(有大量土地与依附人口),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地方势力。合浦的庸氏,正是这种势力的典型——有财力营造大墓,有成员出任郡守,但没有封侯的记录。这个案例的意义在于,它把"合浦社会"从一个抽象概念,变成了一个具体的家族史。墓葬材料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并不多。关于合浦汉墓的高规格现象,有一种流传较广的解释:汉代合浦是流放地,大批贬徙的皇亲国戚与高级官员死于当地,其厚葬造成了合浦汉墓的高规格。这一说法的材料基础是可靠的。汉代贬徙合浦的高级官员,将军、太守级以上者有二十余名,包括:定陵侯淳于长,大司马、孔乡侯、哀帝傅皇后之父傅晏,关内侯董恭,驸马都尉董宽信,大司马、高安侯董贤,方阳侯孙宠,关内侯右师谭,宜陵侯息夫躬的妻室,大司马、安阳侯丁明,关内侯吕宽,关内侯张由,建平侯杜业,太仆史立,郎中令泠褒,黄门郎段犹,长乐少府郭璜,侍中兼射声校尉郭举父子二人的家属,以及汉平帝的岳父卫宝、平帝皇后卫姬。其中傅氏、董氏、卫氏都是皇亲国戚,且举族迁徙合浦[124]。推测的逻辑是:这些人身死异乡,不可堂堂皇皇扶柩回乡或在当地风光大葬、立碑传世,只能埋名隐姓长眠于珠乡,以与生前身份相称的随葬品补偿失落的权势。因此,合浦汉墓中的夫妇合葬墓可能与傅氏、董氏、卫氏三个皇亲贵族有关[125]。第一,缺乏直接证据。合浦汉墓中没有出土任何一件可以与上述人物对应的铭文器物。印章有"庸""陈""王""劳邑",没有"傅""董""卫"。第二,逻辑上有跳跃。贬徙者不能立碑,这个前提成立;但"不能立碑"不等于"墓葬规格必然极高"。被贬者的实际处境是"生前潦倒",是否有财力营造大墓,值得怀疑。原论述本身也承认这一点:"他们身死异乡,以被贬徙前的身份来安葬,可说是生前潦倒,死后哀荣。"第三,忽略了本地豪族。庸氏家族墓地的确认说明,合浦本地存在有能力营造高规格墓葬的家族。把高规格墓葬全部归因于外来贬臣,会掩盖本地社会的分化。更稳妥的解释是:合浦汉墓的高规格,是多种人群共同作用的结果——本地豪族(庸氏)、任职官员(陈褒、可能的九真郡守)、外来贬臣、贸易致富的商人。四类人群的墓葬在形制上可能难以区分,但在铭文上应当可以分辨。目前铭文材料的数量太少,不足以完成这个分辨。越人底层。 双坟墩土墩墓证明,合浦在汉朝设郡之前已有越人聚落,其葬俗源自吴越故地。汉式墓葬中持续存在的越式器物(如风门岭M27 的四件越式铜鼎),说明越人传统并未消失,而是融入了新的器物体系。汉人移民。 汉武帝设郡后,中原汉人南迁。邱立诚指出,"在秦末汉初,大批中原汉人南迁合浦,带来了中原的先进农业技术和中原先进文化"[126]。汉式墓葬形制、礼器组合、葬玉制度、明器系统,都是这批移民带来的。域外人群。 寮尾东汉墓出土的胡人俑座陶灯,俑座为男性,发髻置于前额,尖下巴,络腮胡须[127];凸鬼岭二十号墓出土马面形托灯陶俑,这种托灯俑座在广东广州、顺德,广西贵港、梧州等地出土的都是男、女形象,从脸部特征看属所谓"昆仑奴"或"胡人",但具马面和兽爪的此前未见[128]。胡人俑的存在,说明合浦城中确实有域外人口居住。陶俑是随葬明器,其形象来源于现实观察——如果城中没有胡人,工匠不会制作胡人形象的俑。三个层面的族群构成,对应三种时间深度:越人是底层,时间最深;汉人移民是主体,随郡县制进入;域外人口是流动层,随贸易而来。合浦的社会,因此是一个三层叠加的结构。徐闻与合浦在《汉书·地理志》中并列为航线起点,但两地的考古材料差距悬殊。徐闻的汉墓,据已发表材料统计:华丰岭五十一座、槟榔埚约十座、海安红坎村二十多座,合计八十多座。出土器物:陶器一百零三件、陶珠七十八个、铁器二十六件、铜器八件、银器三件、五铢钱十枚、珠饰三百零八粒,合计六百多件[129]。这个差距不是十倍,而是一个数量级。即使考虑发掘投入的差异,两地墓葬遗存的规模也不在同一层次。墓葬规模的差异,反映的是人口与经济规模的差异。合浦是郡治,是区域政治中心,人口集中、财富集中,因此墓葬数量多、规格高。徐闻是属县,人口较少,墓葬规模相应较小。这个比较,可以回应一个常见的误解:既然《汉书·地理志》把徐闻与合浦并列,是否说明两地地位相当?墓葬材料给出的答案是:文献的"并列"是航线叙述的并列,不是城市地位的并列。徐闻作为航线的一个出口,合浦作为郡治与枢纽,两者的功能不同,规模也不同。番禺(今广州)是岭南最大的汉代城市,也是合浦最常被比较的对象。比较的结论,学界有明确表述。邱立诚指出:"西汉后期起合浦汉墓的随葬品丰富,大中型墓葬如风门岭M10、M23、M26 等出土的器物都在一百多件(组)以上,其中不乏大量精美珍贵的青铜器、玉器等。大部分墓葬都有琉璃、水晶、玛瑙、琥珀、黄金串饰等出现,特别是琉璃珠,一座墓葬往往就有几百、几千甚至上万颗。可见西汉后期和东汉时期合浦汉墓的随葬品'丰富程度超过广州汉墓',它反映出这段时期合浦的'高度繁荣'。"[130]"超过广州汉墓"这个判断,需要谨慎对待。它指的是随葬品的丰富程度,不是城市规模。番禺的城市规模、人口总量、政治地位都远超合浦;合浦在随葬品密度上的优势,反映的是财富的性质不同——番禺的财富更多体现在城市建设与商业流通,合浦的财富更多体现在墓葬中的奢侈品消费。另一个可比的维度是时间。番禺的汉墓从秦代延续到东汉,序列完整;合浦的汉墓集中在西汉后期以后。这个时间差说明,番禺的开发早于合浦,合浦是后来者。后来者在随葬品密度上超过先行者,这个现象的解释可能是:合浦的繁荣期正好赶上海外贸易的高峰,而番禺的繁荣期跨越更长时段,峰值被时间摊薄了。合浦汉墓在东汉晚期之后急剧减少。这个变化与合浦郡地位的下降同步。其一,航线改变。 随着造船与航海技术的进步,船舶可以不再沿岸航行,而是横渡大洋。合浦作为沿岸航线的中转站,其价值下降。其二,政治中心转移。 东汉末年,交州治所从龙编(今越南北部)转移,合浦的政治地位相对下降。三国吴时期,合浦郡被分割,辖区缩小。其三,内河航道淤积。 南流江的泥沙淤积,使航道条件恶化。这一点缺乏直接的文献与地质证据,属于推测。三条原因中,第一条最有解释力,但也最难证明。要证明航线改变,需要造船技术的证据、航海文献的证据、其他港口兴起的证据。这些材料目前都不充分。墓葬材料能提供的,只是结果:东汉晚期之后,合浦的墓葬数量减少、规格下降、舶来品消失。这个过程是渐进的还是突变的,现有材料无法判断。合浦汉墓中没有西汉早期的汉式墓葬。这个空白如何解释?三种可能:一是确实没有(合浦在西汉前期尚未形成汉式聚落);二是有但未发现(发掘区域未覆盖早期墓地);三是形制不同(早期移民使用了不同于后期的葬制,未被识别为汉墓)。第一种可能最符合现有材料。合浦的汉式聚落,可能是汉武帝设郡之后才形成的,此前只有越人聚落。这个判断如果成立,则合浦的城市史应当从公元前一一一年算起,而不是更早。要验证这个判断,需要更多的前期调查:在墓群外围、在可能的早期聚落附近,进行系统钻探。合浦汉墓群、大浪古城、草鞋村遗址,三者的位置关系已经清楚。但汉代的港口设施在哪里,至今没有找到。可能的位置有三:南流江入海口附近(今党江一带)、西门江沿岸、北部湾海岸线的某个天然港湾。三者都没有发现汉代的码头、栈桥、仓库等港口设施。这个空白是合浦研究最大的缺口。墓葬证明合浦有大量海外商品,文献证明合浦是航线起点,但港口本身在哪里,仍然未知。合浦的钾玻璃是本地生产还是外来输入?这个问题在第五章已经讨论,结论是尚不能判定。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发现汉代的玻璃作坊遗址;二是建立更精细的产地判别指标(如微量元素、同位素)。目前合浦尚未发现玻璃作坊。草鞋村窑址群是陶窑,不是玻璃窑。两者的技术要求不同:陶窑温度约一千度,玻璃熔制需要更高温度,且需要不同的窑炉结构。合浦汉墓的总量,六说并存。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依赖更多的推测,而依赖系统的物理勘探。目前的一千零五十六座封土堆是编号数,不是总量。地下的无封土墓葬有多少,只能靠钻探确定。在完成全墓群的系统钻探之前,任何总量数字都是估算。合浦汉墓已发掘逾千座,已发表资料的只有三百余座[131]。这意味着三分之二的发掘材料,学界无法使用。未发表材料的影响是系统性的:任何统计都建立在已发表材料之上,而未发表材料可能具有不同的特征(例如,抢救性发掘的墓葬多为施工中发现的中小型墓,其随葬品可能不如主动性发掘的墓葬丰富)。用已发表材料作统计,可能存在选择偏差。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系统的报告整理与出版。这是一项基础工作,但它的价值超过任何单个课题的研究。[1] 邱立诚:《汉唐时期的合浦与北部湾海上丝绸之路》,厦门大学学位论文库藏本,第 3 页。[2] 参见远行弟:《汉代合浦港研究——四港功能分层论证》,二〇二六年十一月,未刊稿。[3] 王伟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合浦汉墓群及其出土文物略述》,北海市人民政府网,2007年3月19日。[5] 陆露、张居英合浦汉墓勘探绘图工作成果,转引自邱立诚:《汉唐时期的合浦与北部湾海上丝绸之路》,第 5 页。[6] 邱立诚:《汉唐时期的合浦与北部湾海上丝绸之路》,第 5 页。[8] 北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合浦汉墓群》,2026年4月15日。[9]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合浦汉墓群》,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网,2024年6月20日。[10] 王伟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合浦汉墓群及其出土文物略述》。[14] 北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合浦汉墓群》,2026年4月15日;中央电视台:《物现文明·云集》,2024年7月25日。[15] 广西日报:《合浦汉墓群》,2025年2月20日。[16] 新华社:《国宝画重点丨汉代人的"海外购物车"里都有啥?》,2023年9月16日。[17] 文物部门调查结论,转引自邱立诚前揭文,第 3 页。[18] 韩湖初:《关于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研究述评》,转引自王伟昭前揭文。[19] 北海市人民政府:《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史》(十九),2009年11月12日。[21]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合浦汉墓群》,2024年6月20日。[22] 人民网:《广西合浦:千年海丝文化"活"起来》,2022年5月20日。[24] 北海市人民政府:《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史》(十九),2009年11月12日。[28] 王伟昭前揭文;北海市人民政府:《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史》(十九),2009年11月12日。[34] 《合浦惊现古汉墓"博物馆"》,北海市人民政府网,2006年;转引自北海市人民政府:《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史》(二十),2009年11月19日。[40] 熊昭明、富霞、张玉艳:《广西合浦县双坟墩土墩墓发掘简报》,《考古》2016年第4期,第33—44页。[43]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写作小组:《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考古》1972年第5期。[45]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写作小组:《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考古》1972年第5期。[47] 北海市人民政府:《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史》(十九),2009年11月12日。[49] "庸母印"见王伟昭前揭文;"庸毋印"见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望牛岭汉墓第二次发掘成果报道。[50]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广西合浦县望牛岭汉墓2020—2022年发掘》,发掘简报待刊,相关结论见公开报道。[52] 《后汉书》卷二十七《张湛传》李贤注,中华书局,1965年,第 929 页。[53]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写作小组:《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考古》1972年第5期。[55]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藏品资料;并参该馆馆标说明。[62] 北海市人民政府:《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史》(十九),2009年11月12日。[66] 北海市人民政府:《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史》(十九),2009年11月12日。[67]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汉代玻璃与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多媒体系列资源库,2018年。[68] 沈文杰:《海蓝滢澈:弦纹玻璃杯》,《人民日报》2015年2月1日第12版。[71] 北海市人民政府:《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史》(十九),2009年11月12日。[73]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汉代玻璃与海上丝绸之路》。[75] 四川在线:《一帧中国丨湖蓝色玻璃杯背后的古代海上丝路贸易》,2023年6月25日。[76]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汉代玻璃与海上丝绸之路》。[77] 北海市人民政府:《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史》(十九),2009年11月12日。[80]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堂排汉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4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81] 北海市人民政府:《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史》(十九),2009年11月12日。[82] 北海市人民政府:《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史》(二十),2009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