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盛11月9日发布的《亚洲经济分析师》报告指出，更严格的税收征管已成为中国财政的重要变量：今年前九月税收增速回升至6.1%，其中约3000亿元增长难以用实际GDP与通胀解释。然而，相对2021年约5000亿元的征管增收，仍不足以弥补土地出让收入下滑与债务、养老支出攀升所形成的政府资金缺口。报告判断：更严征管是结构性趋势而非一次性动作，但中国宏观税负仍低于发达市场，中长期提税方向明确。

一、核心结论：财政收紧可能是今年最大的单一增长拖累

高盛估计，财政收紧可能是今年拖累中国GDP增长的最大单一因素，其边际拖累甚至超过房地产下行。成因有两方面：一是反腐强化与地方领导换届叠加，削弱了地方官员上马大型项目的动力；二是税收征管显著趋严——这几乎在高盛近期每一场投资者会议中都被反复提及。报告的核心任务是回答四个问题：更严征管如何运作、为何今年加剧、相对其他资金挑战带来多少收入增量、以及宏观影响与未来路径。

二、更严税收征管是“计划内”的政策转向

高盛认为，今年更严的税收征管同时反映财政压力上升与数字化监控能力提升两条线索。近年来土地销售收入下滑、政府债务攀升，使政府对新增收入的需求不断提高；与此同时，技术与制度升级让税务机关得以系统性地执行“全额法定合规”，取代过去相机裁量的灵活空间，从源头堵住收入流失。

（一）金税四期：从“以票控税”到跨部门数据比对

中国税制升级的核心是金税四期工程——2021年底试点、2023年正式上线，并在2024-25年扩围。它以数字化、跨部门监控取代传统的发票控制，利用银行、海关、企业注册与电子发票数据，自动比对合同、发票与资金流。2024-25年，国际共同申报准则（CRS）数据被直接接入国家税务总局的集中监控系统，通过对海外股息、资本利得等自动匹配，显著压缩了离岸收入的不透明度。

（二）征管趋严的三条佐证

尽管征管带来的收入影响难以单独剥离，高盛用一组旁证佐证其存在：其一，据税务总局数据，2026年上半年全国税务稽查与检查追回税款1810亿元，同比增长21%；其二，个人所得税增速在2025-26年持续加快，即便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低迷，部分正是征管趋严的结果；其三，媒体报道显示更严征管已导致部分上市公司创始人及高管出售所持股份（如海底捞）。

三、量化征管效应：约3000亿元税收残差

高盛采用间接方法测算：将税收收入增长对实际GDP增速与GDP平减指数回归，观察残差。2020-24年因间歇性减税降费及相应基数效应，收入增长严重失真；而今年无重大扰动，高盛估计约3000亿元的税收增长无法用实际GDP增长和通胀解释，可能部分反映更严征管。若征管解释了全部残差，按高盛测算，它将贡献广义财政赤字（AFD）2025→2026年收窄1.4个百分点GDP中的0.2个百分点。除财政影响外，更严征管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私营部门信心与市场情绪。作为对照，今年前九月全国财政收入强劲回升主要由税收拉动，且税收增速已明显超过预算报告中财政部的预测值：2026年前三季度税收收入同比+6.1%，远高于2025年全年的+0.8%。

四、政府资金压力的两座大山：土地塌方与债务加养老

（一）土地出让收入：较峰值下降约70%

政府资金面临两大挑战。第一，土地出让销售收入已较2021年中的峰值下降约70%；基于开发商现金流，高盛地产团队预计住宅用地成交量将在2025至2035年间再下降超过90%，意味着地方政府融资压力很可能长期延续。第二，政府债务上升与人口老龄化要求更多资金用于偿债和维持养老金收支平衡。

（二）广义政府债务与利息支出

据高盛专有指标广义政府债务（AGD）——涵盖中国政府及其各类融资平台的广义部门全部债务——2025年AGD达199万亿元，相当于GDP的142%，较疫情前2019年的111万亿元增长约80%，较全球金融危机前2007年的12万亿元增长约16倍。高盛估算，AGD利息支出2026年约6.2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2%），并可能在未来数年继续上升——因为政府债务的持续扩张将超过加权平均融资成本的下降。

（三）养老金补贴随老龄化攀升

一般公共预算对社保基金（主要是基本养老保险）的财政补贴在过去二十年大幅上升，从2005年的6000亿元升至2026年的超过3万亿元。背后是快速老龄化：据联合国数据，65岁及以上人口2025年为2.11亿（占15%），预计2045年将超过3.7亿（占28%）；同期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将从9.87亿（70%）降至8.07亿（62%）。随着领取者相对缴费者不断增多，缴费收入难以跟上给付，财政补贴成为一项不断上升的结构性承诺。

五、社保征缴同步收紧：从34.1%合规率说起

社保基金不仅面临人口压力，还面临来自雇主与职工缴费的结构性缺口。法定缴费以职工工资为基数，但部分雇主不为全部合格员工参保，或人为低报工资，拉低整体征缴。2025年《中国企业社会保险白皮书》发现，在6689家受访雇主中，仅有34.1%按实际工资水平全额合规缴费。政策制定者正通过扩大覆盖面、确保申报工资与实际工资一致来收窄这一缺口。2025年9月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禁止雇主与员工约定放弃社保，并支持劳动者因雇主未缴而终止劳动合同时主张法定经济补偿。伴随这些法律进展，社保缴费征缴明显趋严——这会扩大社保基金收入，但也推高了当前少缴企业的财务成本。高盛结合行业与政策渠道判断，申报工资将逐步向实际工资靠拢，相关影响预计大部分在2027年前兑现。

六、资金缺口全景：约5000亿增收补不平约1.8万亿缺口

高盛将“过去—当前—未来”三个时点（2021、2026、2030，单位万亿元）的政府资金增减合并测算。在减少的资金一侧，土地出让净收入（假设净收入约占总收入30%，其余用于征地拆迁与再开发）从2021年的约2.5万亿元降至2026年的约1.2万亿元、2030年的约0.3万亿元；在需要的更多资金一侧，AGD偿债支出从-5.5万亿元增至2026年的-6.2万亿元、2030年的-6.6万亿元，社保补贴从-2.3万亿元增至-3.1万亿元、-4.0万亿元，两项小计从-7.8万亿元扩大至2026年的-9.3万亿元、2030年的-10.6万亿元。

在征管强化增收一侧，境内个人与企业税务审查从0增至2026年的0.2万亿元、2030年的0.3万亿元；针对离岸信托与离岸保险产品收入的新税则带来约0.1万亿元；更严社保征缴从0增至2026年的0.2万亿元、2030年的0.6万亿元，三项小计从2021年的0增至2026年的约0.5万亿元（其中税收约3000亿元、社保约2000亿元）、2030年的约1.0万亿元。综合三个渠道，2026年上述口径的资金缺口约为1.8万亿元，且到2030年将进一步扩大——即便高盛估计2026年征管相对2021年已增收约5000亿元，仍远不足以填补土地收入净口径约1.3万亿元（毛口径下降约2.8万亿元）、偿债与养老攀升共同造成的缺口。若覆盖继续扩大，到2030年前后征管年增收可达约1万亿元，但部分措施的边际效应会随时间递减。

七、宏观税负仍低于发达市场，长期提税是结构性趋势

从税负水平看，IMF数据显示中国宏观税负（政府收入/GDP）近年大体稳定在26%，低于许多发达市场。虽然累进个人所得税对高收入者的法定税率与多数发达市场相当，但仅约5%的人口（占就业人口9%）缴纳个税，而美国这一比例为45%；财产类税收也低于多数发达市场，突出表现为缺乏全国经常性住宅房地产税和遗产税。

从趋势看，中国税收收入/GDP历经2018-19年增值税率下调、2018-23年个税减税及小微与科技行业优惠后，已从2012年的峰值18.4%降至2025年的12.6%，今年前九月才因征管趋严小幅回升至13.1%。占2025年非税收入42%的土地出让收入不太可能显著回升；政府债券净发行已具规模，受最高层对杠杆的顾虑制约，进一步上行空间有限；而老龄化将推高养老与医疗支出。因此高盛判断：税收收入增加在未来数年乃至数十年将持续成为结构性趋势，有助于收敛政府收支缺口。

八、不预期全面加税，但严征管将持续；潜在新税种展望

高盛强调，不预期出现大规模、全面的税率上调，但更严征管将持续而非一次性。值得注意的是，“十五五”规划（2026-30）中政策制定者承诺“保持宏观税负合理水平”，并计划“提高直接税比重”“逐步扩大综合征收范围”“完善经营所得、资本所得和财产所得的税收政策”。结构性更高的税收，叠加土地出让收入与城投等预算外资金来源的持续承压，在高盛看来可能终结中国广义财政赤字（AFD）连续十年高于GDP 10%的局面——除非经济遭遇重大外部冲击时出现阶段性财政宽松。上述政策表述隐含对住房与遗产（含离岸资产）增税的空间：全国房地产税可能在“十五五”末或“十六五”期间审慎推出，但这需要相应法律框架与有效的资产估值和报告体系。此外，将消费税扩展到更多高端商品，是从高收入家庭可自由支配支出中更有针对性地筹款的方式；对出口增长异常强劲的商品进一步削减增值税出口退税，则可降低财政支出、缓解主要贸易伙伴反弹并缓和国内产能过剩。高盛强调，这些改革属于中长期财政可持续性选项，而非弥补收入缺口的即时方案。

支出端亦值得警惕：更严征管虽增加收入，但过度激进的执行与资金使用显著滞后都可能拖累增长。截至9月，财政存款同比高出14%，高盛专有“财政支出进度比率”在二季度至三季度显著下降，两者都表明此前所筹资金的支出在放缓。

九、五句话速览

第一，财政收紧或是今年最大的单一增长拖累，边际冲击强于房地产下行，由反腐加换届抑制投资意愿与税收征管趋严共同驱动。

第二，更严征管是计划内政策转向，依托金税四期与CRS数据接入，把相机裁量换成系统性全额合规。

第三，今年约3000亿元税收残差难以用GDP与通胀解释，稽查追回款同比增21%，个税增速逆势加快。

第四，约5000亿元征管增收补不平约1.8万亿元资金缺口：土地净收入较2021年少约1.3万亿、偿债与养老支出持续攀升，2026年资金缺口约1.8万亿元。

第五，税收增加将成结构性趋势：宏观税负26%仍低于发达市场，十五五拟提高直接税比重，或终结AFD连续十年高于GDP 10%，全国房地产税与遗产税在中长期“在路上”。

写在最后

这份报告真正的价值，在于把“更严税收征管”从一个执法口径问题，还原为一个财政再平衡的结构性趋势：金税四期与CRS把征管能力推上新台阶，土地收入的塌方与老龄化支出共同逼着政府向税收要钱。但高盛的结论是克制的——5000亿元的征管增量，既挡不住约1.8万亿元的资金缺口，也不意味着全面加税，而是把中国推向一条“税负仍有上行空间、征管持续收紧、新税种（房地产税、遗产税、高端消费税）渐进酝酿”的中长期路径。对市场主体而言，需要适应的与其说是税率跳升，不如说是一个“合规成本系统性抬升、申报工资向实际工资靠拢、离岸收入透明度提高”的新常态；而真正决定地方财政能否企稳的，仍是中央是否以及以何种方式填补土地收入留下的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