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写作于10月23日

时间：2026年10月22日

地点：平顺、黎城

方向：革命文物

今天是本次调研的最后一次。由于当日要返回太原，队伍早上七点即从高平出发，一路向北，自神农镇上高速，在潞城区下高速，转往平顺县阳高乡、石城镇一带，傍晚再由黎城经西井上高速返程。与前三日集中考察高平市域内的烈士纪念碑不同，本日的行程沿着浊漳河谷展开：河谷两岸既保存着回龙寺这样的金代木构，也有红旗渠源、赵作霖烈士陵园、豆口村观音堂烈士碑等近代纪念遗存，古建与革命文物在同一空间里层层叠压。因此今天的观察重点，除了继续追踪烈士纪念碑的形制与保存状况，还想看一看在县域交界地带、在文物等级与登记序列之外，这些纪念物是如何被村落社会持续使用和改写的。

一、侯壁村：金代回龙寺与两处烈士纪念

第一站来到阳高乡侯壁村，该村有两座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个是村中高处的夏源神祠，另外即为村北路边的回龙寺。由于时间和方向关系，本次调研仅简单参观了一下回龙寺。回龙寺为金代建筑，仅存正殿一座，面阔三间，进深四椽，结构为三椽栿接前搭牵，通檐用三柱，单檐悬山顶建筑，值得一提的是，在前檐中柱头直接接栌斗而不设普拍枋，是该地乡村庙宇的一种特点，类似的做法还有原起寺的大殿，宋代建筑也不设普拍枋。且该殿不设补间铺作，仅有单下昂四铺作，且有较大的蝉肚式替木。

（图1·回龙寺斗拱）

寺内仅存碑刻三方，其中廊下东壁上光绪二年（1876）记载了该寺的修缮情况，殿内残存有清代的四大天王和西游记壁画。而后者也是该寺的宣传重点，成为浊漳河谷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2·回龙寺正面图）

侯壁村还有一烈士碑，位于村中的关帝庙内，碑中记述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牺牲的桑迎虎、牛有柱等7位烈士的年龄、牺牲年月及战役。现该碑为2002年续补，所以在记载牺牲英烈时，采用了表格的形式，这是在本次调查英烈碑刻的过程中，第一次出现这种碑刻形式。侯壁村西山上的董天知烈士墓是本次考察的重点之一。后者是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三纵队政治委员，在百团大战的潞城前线牺牲，于是此地建起了公墓，而抗战胜利后，虽然其遗葬被迁往冀鲁豫烈士陵园，但是当年所建的纪念塔还保留着，高约七米，为上窄下宽的四棱柱样式，柱头为四棱锥。下方基座四周镌刻了董天知的生平，整个烈士塔造型较为独特。据当地流传，为防止日伪军破坏，真实墓葬设在当时为共产党实际控制的南庄村，同时在屯留、潞城等地建了假墓以迷惑敌人。

（图3·董天知烈士墓）

二、赴石城途中：红旗渠源

在前往石城镇的路上路过红旗渠源，从路边的文保碑中看到此处似乎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旗渠的子项，向下有一石质四柱纪念碑，题有“军民共建红旗渠技改工程纪念碑”、“军民情谊深，红旗渠流长”、“军民情深红旗渠”等题记。

（图4·红旗渠源纪念碑）

三、石城村：观音庙前的烈士碑

石城村内有一烈士碑，位于村中观音庙前，在平顺县文物登记中，该处仅被登记成烈士碑，而后方的观音庙为近几年新修，当然，也是依托烈士碑而兴。该碑坐南朝北，碑阳为“民族英雄”四个大字，碑阴为碑文和烈士信息等，其形制和侯壁村的一样，也许这是当地的一个建立烈士碑的风格。

（图5·石城村烈士纪念碑）

四、石城镇：赵作霖烈士陵园

石城镇东派出所旁有赵作霖烈士陵园，赵作霖为石城镇豆口村人，曾参与领导一二·九运动，后又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影响下发起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抗战时期在保定地区开展抗日运动，在民国三十三年因病逝世，该陵园始建于1984年，现为中共平顺县公安局委员会第六党支部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陵园内有当时各界人士的题词，其中有中央组织部《赵作霖历史结论》的摘录碑刻，碑右上方有赵作霖的陶瓷照片。陵园中心是一座四方形纪念碑，正题为“赵作霖烈士纪念碑”，碑阴为立碑名单，两边为赵作霖的生平，碑后方为其弟、儿子和侄子的生平碑，其四弟赵作为在民国三十六年被评为“特等功臣”。

五、豆口村：观音堂、塔式烈士碑与关帝阁

下一站为豆口村，豆口村是中国传统村落，村中历史上有十八处庙宇，其中村中观音堂内有烈士碑一座。该观音堂为面阔一间，进深一间的近似正方形建筑，现为长治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碑文中看其建于弘治年间，在西侧山墙外有明代碑刻两通，清代碑刻一通，还有一无时间的地界碑。在殿前的月台前，还有一康熙年间的石柱，上方为云纹，中间为“天地君亲师”，四周云纹下各有“阿弥陀佛”其中一字。观音堂下还有一“杀敌英雄”匾，是豆口村群众在民国三十六年为庆贺英勇杀敌、为人民立功的同志所立。

庙内的烈士纪念碑为四个直角三棱柱石体向内拼成一个正方体纪念碑，上方有一宝盖，其形制更像是一个塔而非碑，正面为“民族英雄”，东侧为当时全村先烈的姓名和信息，南侧为八十年代建水电站时，该村牺牲的三位英烈，西侧为“纪念烈士碑序”。这种在原有的烈士碑的基础上，对后来牺牲的烈士进行记载，也许在今天看是一种对文物的破坏，但是在当时人看来，这是对英烈的一种继承，也是当时的一种“活化利用”。

（图6·豆口村观音堂）

（图6·豆口村观音堂）

村东阁上有一关帝庙，存有道光二十三年、民国二十年间的创建、重修碑各一通，从捐资类型上来看，商号占有大部分。关帝庙内残存有壁画十余平米。其中献殿石柱础上，为民国二十年的修缮时期的题记，关帝阁下的卷洞有崇祯二年的“式固烝民”的石匾，背面为“保兹疆土”。从村中博物馆所藏《豆口碑刻》一书得知该村有建国前的碑刻33方，关于该村的研究还不充分，有机会应该再来。

（图8·豆口村关帝庙壁画）

六、董北村：1986年的烈士碑与存疑的东征纪念

在黎城城东董北村内，有1986年的烈士碑一座，1986年是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一路上有很多的烈士碑都是在这一时间点重新设立的，这大概与当年通过的《民政部、财政部关于对全国烈士纪念建筑物加强管理保护的通知》有关：该通知确立了民政部门主管、分级管理的体制，并再次强调严格控制新建扩建的原则。这些规定为后来更完善的保护管理体系（如1995年的《革命烈士纪念建筑物管理保护办法》）铺平了道路。

值得一提的是，该村还有纪念红军东征的新碑一块，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关于东征曾经到过黎城的记载，不知道是出于何种原因而建起这样的纪念碑和旁边的“红军广场”。

七、黎城烈士陵园：六棱亭下的八年抗战碑

在黎城烈士陵园的西南侧，有《黎城县八年抗战光荣牺牲烈士纪念碑》一方，为六边形亭子状，实为六块碑刻拼凑而成，其他面为黎城牺牲的革命英烈的名字，其周围还有2块1945年和1951年的烈士碑，也仅此而已。

（图9·黎城烈士陵园纪念塔）

八、西井：抗战三周年烈士塔

调研的最后一站来到离西井高速口不远的抗战三周年烈士塔，这和常行村的窑洞战一样，是1965年公布的山西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碑文上书“抗战三年来，八路军战绩最巨，处境最苦，而前途却最为光明远大而可与山河并存不朽。”其时正值抗战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它并非后世的追述，而是当时敌后根据地军民对抗战形势的一份即时判断与公开宣示。碑文以“战绩最巨”与“处境最苦”并置的表述，既肯定了八路军的贡献，也坦诚了斗争的艰难，其核心在于向民众传递“前途光明”的信心。这座纪念塔因此成为一份珍贵的“在场”史料，记录了在战局尚不明朗之时，根据地社会是如何被组织起来，并确立其必胜信念的。

（图10·抗战三周年纪念塔）

结语

一天的行程，从平顺阳高乡的侯壁村一路向北，经石城、豆口，出县界到黎城的董北、县城与西井，前后看了十余处点位。作为本次系列调查的最后一站，跨县的行走反而把前三天在高平市域内形成的印象串了起来。

其一，是碑刻形制的地方性。侯壁村关帝庙的烈士碑与石城村观音庙前的烈士碑，从碑首、碑身到碑座几乎如出一辙，两村同处浊漳河谷、相距不远，这种一致性大概不是巧合，更像是同一批石匠、同一套地方做法在短期内的流布。豆口村观音堂内的烈士纪念碑更为特殊，四个直角三棱柱石体向内拼合成正方体，上加宝盖，整体更近于塔而非碑；而同日在黎城烈士陵园所见的《黎城县八年抗战光荣牺牲烈士纪念碑》，则是六块碑刻拼成六角亭状。以“拼合”获得体量与纪念性，是这一带值得继续追索的营造传统。

其二，是碑刻的“层累”。豆口村的纪念碑东侧刻全村先烈姓名，南侧记八十年代建水电站时牺牲的三位英烈，西侧为《纪念烈士碑序》，一块碑在不同时代被反复续写；侯壁村的烈士碑在2002年续补时，把七位烈士的年龄、牺牲年月与战役排成表格，这在本次调查所见的英烈碑中尚属首例。若以“不改变文物原状”的标准衡量，这些续刻当然是一种改变；但回到当时当地，续刻本身就是纪念行为，是村落把新近的牺牲纳入既有纪念体系的努力。保护工作中如何对待这类“活着的碑”，恐怕不能一概按原状处置。

其三，是纪念设施与国家制度的节奏。西井的抗战三周年烈士塔为1965年公布的第一批省保，碑文写于抗战最艰苦的相持阶段，“战绩最巨”与“处境最苦”并置，是当时根据地对自身处境的公开判断，属于难得的“在场”史料；董北村的烈士碑立于1986年，恰在《民政部、财政部关于对全国烈士纪念建筑物加强管理保护的通知》确立分级管理体制之后，一路上同类的“1986年碑”不在少数；赵作霖烈士陵园则始建于1984年。不同年代立起的碑，像是把不同时期的文物政策刻在了石头上。

其四，是登记序列与实际保存状况之间的错位。石城村的烈士碑在平顺县的文物登记中仅记作“烈士碑”，其身后的观音庙是近几年新修，庙因碑而兴，碑本身却仍是一处未定级的散落点；豆口村历史上有十八处庙宇，《豆口碑刻》一书著录该村建国前碑刻三十三方，而村中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关帝阁卷洞上崇祯二年“式固烝民”的石匾、关帝庙内残存的十余平方米壁画，都还缺少基本的记录与阐释。相比之下，黎城烈士陵园西南侧那方六棱亭式的八年抗战烈士碑，虽已身在陵园之内，周围也只剩下1945年、1951年两通碑，看完也不过一句“也仅此而已”。

其五，是名与实之间的裂隙。董北村新建的红军东征纪念碑与“红军广场”，我们在村中及周边未见任何东征曾经到过黎城的记载。这类“超前”的纪念设施，在近年红色教育与乡村旅游的热度中并不少见，它提醒我们：革命文物的认定与阐释需要文献与口碑的支撑，纪念性并不等于史实性。

如果说这一路走下来有什么建议，大致是三条：一是以浊漳河谷为单元，把回龙寺、红旗渠源、石城与豆口的碑刻、赵作霖烈士陵园串成一条线性遗产，避免单点保护造成的叙事割裂；二是对“续刻型”碑刻建立专项档案，把每一次续补的时间、内容与工艺都记录下来，把“层累”本身作为遗产价值的一部分加以说明；三是对未定级的散落烈士碑，优先解决日常看护与基础记录，避免在村庄建设中被动地让位于新修的庙宇与广场。

四天的调查到此结束。从高平市域内的碑亭与陵园，到浊漳河谷的塔式碑与拼合碑，反复出现的其实是同一件事：革命文物从来不是一次成型的，它在立碑、续刻、迁建、重立与阐释的每一个环节上都被重新塑造过。调查所能做的，是尽量把这些环节记录清楚，让后来者知道今天看到的这块石头，是怎样一步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注：封面图为侯壁村西山远眺回龙寺和夏源神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