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性研究需要进入田野，但进入田野并不意味着就能理解田野。

同样面对一段社会生活，有人看到的是一个普通的日常事件，有人却能从中发现权力关系、制度逻辑与历史变迁。为什么同样的经验，会产生不同的研究？

这背后不仅是研究方法的差异，更涉及一种难以被标准化的能力——田野想象力。

从赖特·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到保罗·威利斯的“民族志想象力”，研究者一直在思考如何连接宏观结构与微观经验。而“田野想象力”，则进一步强调研究者如何在田野、经验与理论之间不断调整，在具体生活中发现问题、理解关系、建构意义。

社会现象并非天然摆在那里，等待研究者通过观察和访谈将其还原。研究者看见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理论积累与问题意识。

好的研究者需要能够在熟悉的世界中感到震撼，在平静的生活中看到暗流，在日常秩序中发现悖论。

但这并不意味着带着既定理论进入田野，寻找能够验证概念和假设的材料。真正进入田野后，研究者反而需要暂时放下理论框架，努力从被研究者自身的视角理解他们的生活。

理论帮助我们进入田野，却不能代替我们理解田野。

质性研究的难点，正在于既不能缺少理论，也不能被理论束缚；既要保持理论敏感性，也要对具体经验保持开放。

日常生活往往因为过于熟悉而变得不可见。人们习以为常的行为与秩序，未必会被主动解释。

因此，理解日常，有时需要从异常事件入手。

福柯提出，可以通过异常理解正常，通过边缘理解中心，通过事件理解日常。对于基层社会研究而言，普通人的生活逻辑可能难以通过直接询问获得充分解释，但当他们与权力发生碰撞、特殊事件打破原有秩序时，隐藏其中的社会关系便可能显现出来。

特殊事件不只是日常生活的例外，也可能成为理解日常的入口。

这也提醒研究者，案例的价值不只在于是否具有代表性，更在于是否蕴含足够的复杂性。不同关系、历史经验与结构性矛盾交织在一起，往往才能为理论分析提供丰富的材料。

面对基层治理中的利益冲突，研究者很容易陷入简单的道德判断：谁是受害者，谁是加害者，谁应该受到批判？

但质性研究需要超越这种二元对立。

韦伯强调，研究者应当揭示那些可能让冲突双方都感到不舒服的事实。这要求研究者保持对事实的诚实，而不是让研究成为既有立场的证明。

因此，研究者既要理解基层群众的处境，也要分析基层干部所面对的制度压力；既要看到行动者的无奈，也不能忽略他们在具体行动中的策略与算计。

理解不等于认同，同情也不意味着放弃批判。

真正的复杂性，在于把个体放回具体的社会结构与行动机制中，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行动，以及这些行动如何受到结构影响，又如何反过来塑造结构。

谈到理论创新，人们往往首先想到创造新概念。但理论创新还有另一条路径：从日常语言与社会实践中发现具有解释力的概念。

“面子”“人情”“气”“单位”“项目制”“变通”等概念，都蕴含着理解中国社会的可能性。

例如，“单位”并不只是劳动关系的组织形式，在特定历史时期，它还与政治动员、福利保障等机制密切相关。“人活一口气”中的“气”，也不能简单等同于某种情绪状态，它还可能涉及行为选择、人际关系与价值判断。

这些日常概念并非天然就是理论，但它们可能成为理论发现的起点。研究者需要进一步判断其理论价值、适用范围与历史持续性，并在具体社会文化语境中赋予其恰当的解释。

理论创新不一定是创造一个从未存在过的词，也可能是重新发现一个早已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概念。

这要求研究者不仅善于提出问题，也善于倾听社会自身的语言，从具体经验中提炼理论意义。

田野想象力并不是一套可以直接套用的标准程序，而是在田野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研究能力。

它要求研究者既进入经验，又保持反思；既关注微观生活，又理解宏观结构；既能够讲述具体故事，也能够从故事中发现理论。

质性研究当然需要规范的方法，但方法无法自动保证研究的深度。过度依赖固定的编码程序与分析框架，反而可能遮蔽复杂经验本身。

真正有生命力的研究，来自研究者不断回到经验、发现问题、理解关系，并在这一过程中调整理论与方法。

从日常中发现异常，从故事中理解结构，从熟悉的语言中寻找理论——这正是田野想象力的意义所在。

报告人：应星教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致辞人：于李胜教授（厦门大学管理学院  原科研副院长  ）

主持人：李卫东教授（厦门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  主任）

探索式交流讨论：

李卫东教授、林澜副教授、木志荣教授、郭艳婷助理教授、许雁翔副教授、周婕妤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