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报告|技术进步能否解决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

〇本期责任编辑：吴凯霖（中央党校）

技术进步能否化解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这一追问成为当代学者急迫需要回答的问题。当生成式人工智能被赋予挽救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包装为开启新一轮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通用技术引擎”时，西方主要经济体却深陷“索洛悖论”——信息技术的大规模投资并未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应跃升，实体经济利润率持续承压。因此，技术进步能否化解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已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它既检验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在数智时代的解释力，也牵动“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战略选择。

关于技术进步与资本主义危机的关系，学界一直存在两条解释路径的争论。一条是技术乐观主义路径。从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到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再到当代右翼“有效加速主义”，主张AI是开启新一轮技术进步的引擎，资本主义能够再次完成自我更新，进入新的增长周期。另一条是结构性批判路径。技术加速主义建立在技术决定论之上，是对危机性质的误判，技术不仅无法修复资本主义，反而通过垄断强化、分配恶化与政治极化加速其内在矛盾（卢周来，2026）。两条路径的分歧实质，在于对危机性质的判断：全球动荡究竟只是资本主义漫长生命史中又一次可以通过技术、制度来修复的周期性震荡，还是意味着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已经触碰绝对的历史极限、演变为不可逆转的总体性危机？

本期四篇文献围绕上述争鸣构成层层递进的论证链条。首先，陈文玲（2026）以全球债务、虚拟经济与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系统数据，确立当代危机的“结构性”特征，它不再是传统周期波动，而是经济、政治、社会、国际关系多重危机交织的复合危机。在此基础上，卢周来（2026）直接检验“技术自救”方案，通过梳理加速主义的思想谱系，并以美国AI垄断、就业极化与算法政治为实证，论证技术加速非但未能缓解矛盾，反而将危机推向临界状态。然而，危机何以在修复失效后仍能延续？刘溪（2026）指出，超级剥削通过压低劳动力再生产条件、推动价值由全球南方向北方转移，成为资本主义在利润率下行时维持体系运转的基本机制——危机的延缓恰恰以剥削的极端化为代价。循此逻辑，修远基金会（2026）将讨论推向终局性追问：当代资本主义究竟处于周期性震荡还是历史极限？中国等“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能否改变资本积累的关键参数、终结这一循环？

就学术增量而言，这组文献在两个层面推进了既有知识边界。一方面，严格区分一般剥削、过度剥削与超级剥削并建立比较框架，把剥削理论推进至跨国价值转移与积累机制的当代形态；另一方面，提供了全球债务、财富集中、AI资本开支等系统性数据。对中国研究而言，技术路线的社会性质取决于制度安排，中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路线内含的普惠与共享取向，构成对资本主义“技术自救”叙事的经验对照，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表达开辟了新论域。

文献基本信息（APA）：

陈文玲(2026).并非周期波动：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新特点.文化纵横,2026,(03),32-47.

摘要：

当代资本主义面临一场深刻的解构性、结构性、持续性危机，它并非单一维度的经济衰退，而是表现为经济、政治、社会、国际关系等多方面的复合危机。可以预判，2026~2030 年将是危机爆发的关键期，不仅全球GDP平均增速将维持在2.5%～2.7% 的低位，而且政治危机、社会危机、信任危机、债务危机、金融危机、能源危机、产业链供应链危机、生态危机等多重危机将相互叠加，全球和平发展面临极大风险。当代资本主义危机与二战后发生的几次资本主义危机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更多不同的趋势性特征，其中重要特征是世界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危机交织叠加，危机的升级速度与烈度大大增加。历史上，资本主义危机大部分表现为经济危机，带有一定的周期性，但危机的周期不断缩短：从1929 年大萧条至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间隔约44年；1973年石油危机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间隔约 24 年；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至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间隔约 11 年；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至 21 世纪 20 年代经济危机，间隔约 12 年。经济危机间隔缩短，意味着资本主义体系内在不稳定性加剧，预警时间减少、应对强度增加。每一次危机都迫使人类经济对治理工具进行升级，但升级速度似乎永远也赶不上危机的演变速度。曾几何时，和平发展一度上升为国际秩序主基调，资本全球化、产业全球化、贸易全球化、产业链供应链全球化蔚然成势，世界经济相互嵌套、相互支撑、相互依存，让人们一度坚信世界是平的。但正所谓物极必反，当今世界经济再次被一系列危机所割裂或打断，推动资本主义危机以前所未有之势爆发。这场危机的深刻性在于，它不是周期性的经济波动，而是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观之，这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在新历史环境下的集中爆发。

这篇文章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究竟是周期理论仍能容纳的波动，还是已经溢出既有解释框架的总体性制度危机？作者以危机间隔的实证序列作答——1929年至1973年相隔44年，此后依次缩短为24年、11年、12年——并据此断言传统经济学定义的经济周期理论已经失效，危机是经济、政治、社会、国际关系交织的复合性制度危机，其总根源仍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

理论创新上，文章并未停留在重申马克思主义基本矛盾，而是将科兹的社会积累结构理论、哈维的剥夺性积累与空间修复、詹姆逊的晚期资本主义命题、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整合进同一解释装置，用“积累制度的结构性衰竭”取代“周期—复苏”的教科书叙事，直接挑战康波周期传统与“世界是平的”全球化乐观叙事这两大经典共识，显示出以多元左翼理论资源对冲主流经济学解释的自觉。文章的局限在于，结论处“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的断言立场鲜明，但论证更多依赖对西方左翼理论资源的援引与转述，原创性经验机制的建构相对有限。

就本期报告而言，这篇文献确立了危机的“结构性”定性，文中关于AI投资“预期过剩”的证据群，即五大科技巨头2025年资本开支达1275亿美元而95%的项目未能盈利，已是对“技术进步能否解决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这一总问题最直接、最及时的经验否定。

文献基本信息（APA）：

卢周来(2026).技术加速，加速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吗？.文化纵横,2026,(03),48-58.

摘要：

在当今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经历深刻重组的历史节点上，以人工智能(AI)、大规模数据资本与海量算力基础设施为代表的技术爆炸，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重塑着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权力结构与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在此宏大的时代背景下，“技术加速主义” (Technological Accelerationism)不仅作为一种激进的思潮在学界复苏，更日益演变为晚期资本主义试图摆脱长期经济停滞、重启资本利润增长周期并重组其全球霸权体系的核心现实方案。然而，这种建立在技术决定论基础上的乐观主义，本质上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积累危机性质的严重误判。技术加速主义并没有将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带向自我修复的彼岸;相反，它作为资本主义在危机中诉诸“技术自救”的极端形态，正在全面加速并激化资本主义的内在结构性矛盾，使其国内的社会整合能力、政治合法性、财富分配秩序以及其在“全球南方”的国际领导力正承受着不可逆转的结构性损耗与系统性溃败。

这篇文章试图回答的问题是，被寄予“挽救资本主义”厚望的技术进步，究竟是危机中的“救生圈”，还是内在矛盾的“放大器”？作者的回答是后者，建立在技术决定论基础上的乐观主义，本质上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积累危机性质的严重误判，技术加速并未把资本主义带向自我修复，反而全面激化了其内在结构性矛盾。

理论创新有两点。其一，将“加速主义”处理为“战场概念”，指出其社会性质不取决于“加速”的形式，而取决于由谁加速、为谁加速、以何种制度加速，从而把关于技术的讨论重新拉回阶级属性与资本所有权分析；其二，提出AI时代创新“垄断捕获”的速度远超以往（铁路、电力时代的技术扩散），而AI的基础模型、算力与数据控制权在数年内便高度集中于少数企业。并以“创造性破坏”走向“自我颠覆”的命题，直接挑战熊彼特以来"技术是资本主义新陈代谢动力"的经典共识。

对话关系上，正面批判右翼“有效加速主义”与马克·安德森《技术乐观主义宣言》所代表的“技术资本上行螺旋”叙事；同时反思左翼加速主义（威廉姆斯与斯尔尼塞克2013年《加速主义政治宣言》）主张借资本技术基础设施迈向“后工作”社会的方案，指出其在当下已难以与右翼划清界限。祖博夫的监控资本主义、技术封建主义论与佩雷丝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则构成其主要的理论对话资源。

文章的贡献在于以成体系的经验证据支撑抽象争论：IMF关于技能溢价15%、高暴露岗位五年就业下降3.6%的“就业极化”数据，斯坦福AI指数透明度评分从58分暴跌至40分的记录，以及UNCTAD揭示的“数字新殖民主义”图景，使“技术加速转化为矛盾加速”获得了可检验的落点。局限同样需要正视，经验证据高度集中于美国式资本主义，对欧洲、日本等其他形态覆盖不足；数据多为国际机构与智库报告的二手综合，缺乏一手检验。

在本期报告的论证链中，此文承接陈文玲（2026）对当代危机“结构性”而非“周期性”的定性，以思想谱系梳理与实证检验正面回应“技术自救”是否可行——其否定性结论，正是本期主题最直接的理论回答。

文献基本信息（APA）：

刘溪(2026).当代资本主义超级剥削的新形态及其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6,12(8),36-47.

摘要：

超级剥削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剥削方式，在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驱动下呈现出新的形态:剥削形式从地域分散向全球网络化扩展，剥削手段从生产主导向金融支配与数据垄断进阶，剥削范围从有限时空向全天候、全域化拓展，剥削层次从经济剥削向全面剥削延伸。然而，这些形式变化并未改变超级剥削的实质，其本质仍是通过压低劳动力价值以维持资本积累，在当代条件下只是强度更大、覆盖更广、隐蔽性更强。超级剥削的持续深化，进一步激化并累积了资本主义的多重矛盾。全球价值链分工与金融资本控制造成剩余价值从南方向北方的大规模转移，压低劳动力购买力，加剧生产与消费的失衡;知识技术垄断将后发国家长期性地锁定在价值链低端，限制其产业升级与自主发展能力;维系超级剥削的制度架构难以适应新兴力量崛起，加剧了现有国际秩序的不稳定性。资本主义为了摆脱危机而强化超级剥削，反而加深了体系的内在矛盾，陷入自我否定的循环。

这篇文章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当技术加速已被证明无法修复资本主义时，体系靠什么在利润率持续下行中继续运转？作者给出的答案是“超级剥削”——它已从资本主义的边缘现象演化为维持体系运转的基本机制，而其持续深化又在累积内在矛盾，使资本主义陷入“自我否定的循环”。

理论框架上，本文最突出的贡献是将剥削概念操作化：在工资水平、劳动强度、价值转移与劳动力再生产四个维度上严格区分一般剥削、过度剥削与超级剥削，指出超级剥削的独特性在于突破劳动力再生产界限，把一部分再生产成本转嫁给工人自身、家庭乃至国家；并进而刻画其四种新形态——全球网络化、金融支配与数据垄断、全天候全域化、全面剥削。其中“数据驱动的精准剥削”，即平台基于海量数据分析精确计算劳动者最低生存成本、为压低工资提供“科学依据”，是对数字时代剥削隐蔽化的精准捕捉。

对话关系上，文章以马克思劳动力价值论为理论底座，向上衔接马里尼《依附的辩证法》的超级剥削概念，横向对话福斯特、约翰·史密斯等垄断资本学派关于全球南方价值转移的当代论述，并以列宁帝国主义论解释金融资本的支配地位，伯恩斯2024年在《Capital & Class》上对超级剥削概念的重申亦被纳入其概念史梳理。局限并存：文章把剥削分析从单个企业层面提升至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层面，以苹果利润率超40%对代工方3%—5%、亚马逊卖家5%—10%对平台20%—30%，以及占全球劳动力投入90%的南方工人仅获21%全球收入等数据，为“技术—垄断—剥削”链条提供了可检验的落点。但框架主要是在马里尼—福斯特传统内的系统化延伸而非突破；经验证据以典型案例与二手数据为主，缺乏系统计量检验。

在本期论证链中，此文补上了最关键的一环：陈文玲（2026）定性危机的“结构性”，卢周来（2026）否定“技术自救”方案，刘溪（2026）则解释危机何以在修复失效后仍能延续——恰恰以剥削的极端化为代价，从劳动过程与全球分配层面再次印证了“技术进步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这一总命题。

文献基本信息（APA）：

修远基金会(2026).资本主义的历史极限？——“当代资本主义危机与世界未来”研讨会综述.文化纵横,2026(3),68-77.

摘要：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正以空前的广度与深度显现，标志着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平发展的主调与20世纪80年代以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大缓和”时代的终结。全球范围内的增长率滑坡、生产过剩与平均利润率下降相互交织，使原有的资本积累模式难以为继。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的集体崛起，更动摇了长期维系西方霸权的中心—边缘结构。当全球化红利不再由西方独占时，中心国家逐渐背离其标榜的自由市场原则，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科技封锁与地缘政治对抗。随之而起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危机，更使这场危机超越一般性的经济周期震荡，而呈现出总体化的特征。在此历史交汇点，《文化纵横》杂志在上海召开了“当代资本主义危机与世界未来”学术研讨会。会议认为，全面审视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现象表征、历史脉络与深层逻辑，并立足于全球南方的发展诉求，探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代表的替代性发展路径，不仅是当代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使命，更是重塑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必由之路。

这篇文章试图回答一个总括性问题：当前的全球动荡，究竟只是资本主义漫长生命史中又一次可以通过制度与霸权更迭修复的周期性震荡，还是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已经触碰绝对的历史极限，演变为不可逆转的体系性和结构性总危机？

理论框架上，文章同时对熊彼特技术创新周期、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与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霸权周期论发起挑战：这些周期范式都依赖一种技术与经济演进的连续性和规律性假设，试图以“纯经济因素”解释资本主义的变动机制，由此引出“创造性破坏是否存在极限”的诘问。文章呼应这一质疑，认为当代智能革命中熊彼特式辩证法正在走向自我颠覆——数字技术创新不再为资本主义提供新的扩张与合法性基石，反而使其核心制度丧失修复能力，我们见证的可能不是资本主义的更新，而是其作为历史形态的最后一次危机。

对话关系上，本文构成一场多声部交锋：既挑战康波与霸权周期论的线性史观，也引入阿瑞基“金融化是霸权走向秋天”的判断；既记录左翼加速主义（斯尔尼塞克与威廉姆斯2013年《加速主义政治宣言》）与坎宁安“技术被资本实质吸纳”的批评之争，也刻画右翼寡头（蒂尔、马斯克）以算力、模型、数据接口全链条垄断构建技术－政治复合体的现实；汪晖对罗尔斯《万民法》的解剖、曹远征对美元“公共产品”武器化的分析，更将争鸣延伸至国际秩序层面。

作为综述，其贡献在于把地缘政治、金融化、技术加速主义与南方国家发展议题整合进同一分析框架，并给出中国变量的量化证据。若剥离中国因素，全球价值流出总量将急剧攀升、世界不平等交换程度显著恶化。

在本期论证链中，此文献起了升华作用。陈文玲确立危机的“结构性”定性，卢周来否定“技术自救”方案，刘溪揭示超级剥削的维系机制，本文把问题推向“历史极限与未来出路”——技术既不能修复危机，剥削又只能加深矛盾，“技术进步能否解决结构性危机”的答案便只能在体系之外寻找。

一、领军学者与活跃作者

本期作者：

陈文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原总经济师，本期署名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
卢周来（国家创新研究院研究员）
刘溪（南开大学马院助理研究员）；
研讨会发言人朱安东（清华马院院长，非署名作者），另著《危机中的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 年第 5 期）。

其他专家学者：

陈曙光（中央党校马院二级教授），资本逻辑与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方向，著《“世界之问” 与中国方案》（人民出版社2022）；
蓝江（南京大学教授），数字资本主义与加速主义方向，著《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2022）；
谢富胜（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平台经济与数字劳动方向，著《平台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

二、核心研究团队

清华马院集群（朱安东、蔡万焕，数字资本批判）；
中央党校马院、科社部集群（牛先锋、陈曙光、唐爱军、王中汝，科学社会主义与资本逻辑，编有《当代资本主义概论》教材）；
人大政经研究中心（谢富胜、齐昊，平台经济与劳动过程）；
南开大学集群（何自力、刘溪，停滞与超级剥削）；
南大、复旦国外马研究中心（蓝江、吴晓明，数字资本主义与加速主义译介，均为教育部重点基地）。

三、学术重镇与平台

修远基金会与《文化纵横》常设该议题研讨会；
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办《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与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
期刊另有《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国外理论动态》《科学社会主义》；
国外关注 Monthly Review、New Left Review。

弗雷德·马格多夫,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李帅,等.(2024). 资本大劫掠：美国工人阶级面临日益严重的剥削和洗劫.国外理论动态,2024,(3),115-125.
【一句话推荐】承接《垄断资本》传统，以生产率增长75%而工人薪酬仅增长15%的硬数据，证明停滞是垄断资本主义常态，为危机研究奠定分配端基石。
Fuchs, C. (2019). Rereading Marx in the age of digital capitalism. Pluto Press.
【一句话推荐】以辩证“扬弃”重读《资本论》范畴，将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与异化分析创造性运用于数字资本主义，系数字劳动批判的奠基之作。
Collins, R. (2010). Technological displacement and capitalist crises: Escapes and dead ends. Political Conceptology,(1),23–26.
【一句话推荐】以“技术性替代”机制重释马克思危机论：机器排挤劳动引发失业与需求不足，论证资本主义五条逃逸路线正被堵死。

Piletić, A.(2024). Continuity or change? Platforms and the hybridization of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 context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31(2), 438–462.
Dean,J. (2024). The neofeudalising tendency of communicative capitalism. tripleC, 22(1), 197–207.

END

校对、审核：焦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