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事故调查报告、政府批复以及后续事故处罚能不能行政复议和诉讼，越来越成为基层的现实问题，企业有诉求，办案有困扰，在经济形势低迷和公民权利意识不断提升的情况下，双方的对抗似乎有加剧的态势。

最近因一起事故处罚听证工作陷入被动，在网上检索相关案例研究应对思路时，恰巧读到习剑平2023年发表于《法治研究》的《论事故调查报告批复的可诉性》一文，读后感触颇深、收获良多。

文中指出，2018年以来，对事故调查报告批复提起的行政诉讼呈明显上升的态势。从最高人民法院和各高级人民法院公开的判例来看，多数判例认为事故调查报告批复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可诉性，并引用相关案例。

截至2023年8月19日，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以“事故调查报告”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查得最高人民法院“行政案由”判例共30个，涉及事故调查报告及其批复的判例有28个。在这28个判例中，有4个认为事故调查报告及其批复不可诉或在一定条件下不可诉，有22个认为可诉或者默认可诉，还有2个判例未对可诉与否表明态度。这28个判例中政府败诉的有4个。

再以“事故调查报告批复”为关键词在裁判文书网检索，获得各高院有关事故调查报告批复的判例36个，真正涉及事故调查报告批复的行政类判例有35个，其中认为不可诉或附条件不可诉的有4例，其余基本上都认为或默认为可诉，其中判决政府败诉的共有9例。

由此可见，最高法、各高院的主流观点认为事故调查报告批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具有可诉性，但却不是定论，原因在于事故调查报告及其批复涉及多环节、多部门，兼具专业、综合与政策属性，事关受害群众权益、社会稳定，属于应急管理体系重要一环，司法权介入须审慎，把握好审查时机与限度。

因此，梳理文章援引的判例以及日常工作实践来看，当前关于事故调查报告及批复能不能复议诉讼，分为三种不同观点：

一是可复议诉讼，理由有三个方面：一是批复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自带公定力与约束力，是后续行政处罚、政务处分的直接依据，实实在在影响相关主体权益；二是批复经行政机关职权外化，通过送达、公开、落地实施等方式，对当事人权利义务形成实质影响；三是批复属于具备独立法律效力的阶段性行政行为，事故成因、性质、责任划分的认定，无法被后续处罚决定完全吸收，仅审查后续处罚，难以实现完整的权利救济。

二是不可复议诉讼，理由有两个：一是批复属于上下级之间的内部行政行为，形式上并不直接创设或者变更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二是批复是事故处置链条中的阶段性过程行为，法律效果能够被后续行政处罚等最终行政行为吸收，当事人可直接起诉后续处理决定寻求救济，不必单独针对批复提起诉讼。

三是附条件不可诉，理由有两个：一是批复没有发生职权外化，未送达当事人、未对外公开，不产生外部法律效力，对当事人权益没有实际影响；二是批复仅为概括性、程序性表述，只同意调查报告、安排结案工作，并未对当事人责任、实体权益作出实质性认定。

结合一线事故调查、事故处罚工作实践，联系未来发展趋势，觉得作为事故调查牵头部门，要严格落实事故调查各项法定要求，扎实搜集固定证据，审慎厘清事故性质、法律边界，精准认定事故责任单位与责任人，无论是程序还是各项工作必须严谨细致。

怕就怕在，日常工作中，很多同事还存在惯性思维，简单认定事故调查报告批复一概排除复议与诉讼渠道。这种认知已经跟不上当前司法实践和未来发展趋势，很容易在后续复议、诉讼环节陷入被动。特别是还有可能推翻事故调查组结论，重新组织调查，造成时间精力双浪费，也影响政府形象。

这也不禁引发我们思考，事故调查全过程是不是应当纳入法制审核范畴，是不是应该把法制部门吸纳进政府事故调查组，全程参与研判、法律把关与程序监督，从源头识别和防范法律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