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报速递
〇 本期责任编辑：詹健（新疆大学）
美国会在什么样的危机当中保卫盟友，这一直是日本和韩国安全政策长期以来面临的问题。在本期内容里，关于日本的案例主要侧重于探讨其对中国的制衡举措，而韩国的案例则重点关注朝核危机所带来的战争风险（Simón与Klose，2025，Peh等，2026）。特朗普当选之后，对于同盟义务给出了条件化的表述，这就让该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了，然而东亚盟友刚开始的回应并没有普遍表现为脱离与美国的合作。Wolford等（2026）基于此讨论了一个需要解释的反差现象：同样是相近的承诺不确定性冲击，为什么在不同地区引发的政策反应幅度不一样？本报告这里所说的承诺不确定性，指的是盟友更难以判断美国在危机或者战争当中是不是愿意兑现安全承诺。它既不同于美国已经撤销保证的情况，也和盟友确定自己会被抛弃的情形不一样。
讨论的关键在于，更难以预测的安全保证会怎样影响盟友的合作选择。弃置担忧所带来的后果并非仅有减少依赖这一方面：当退出选择受到限制时，盟友有可能会增加自身承诺，以此来争取保护者的回应（Cha，2000）。那么本期所探讨的问题便是：在美国安全承诺的不确定性有所上升的情况下，日本与韩国为何依然在整体上维持着既有的同盟合作、集体威慑安排？此处所说的延续，指的是对美安全合作的主要依托并未发生改变，一些既定的安排依旧在维持或者得到了落实，它能够接纳自主能力、伙伴关系、任务分工的调整，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威慑效果就已然得到了证实。报告将特朗普首届政府初期所遭受的冲击作为切入点，通过借助其他危机、进行较长时段的研究比较来作出解释，并不预先设定各篇的观察窗口是一致的，也不认为日韩的策略是相同的。
第一条路径聚焦于承诺认知、联盟等级结构。Wolford等人在2026年指出，以往的威慑模型大多以少数行为体作为核心，对于集体行动的探讨，没有说明集体威胁的可信度为何会发生变化。这篇论文把合作、不确定性、等级结构归入同一个模型之中，对大国承担战争成本的意愿、盟友掌握信息的不确定程度、各方参战的选择进行区分。它所补充的关键解释内容为，新增不确定性产生的影响，是由原来的判断、其和参战门槛的关系所决定的，并非能够直接从冲击本身推导得出。当盟友此前已经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时，进一步扩大不确定性所产生的边际影响或许会比较小。这为日、韩初期政策的延续提供了一种认知方面的解释，同时也让研究重点从美国所说的内容，拓展到盟友之前是如何进行判断的。
第二条路径聚焦于弱小盟友如何在合作中管理风险、争取自主。Peh等（2026）针对同盟管理研究中常见的分工提出补充：强国并非唯一担心被卷入战争的一方，弱国也不能只被理解为防范抛弃。通过韩国应对三次美朝核危机的案例，作者说明弱小盟友可以同时管理两类风险，以内部磋商、动员国际支持和对朝接触争取约束美国、降低战争风险。Simón与Klose（2025）则指出，既有研究对次级国家如何在外部制衡内部追求自主阐释不足，双边视角也难以把握其多重关系。该文以纵向和横向绑定解释日本与波兰的策略：深化对美相互依赖提高自身价值，拓展其他伙伴关系增加选择与中介作用。两文分别补充了弱国的危机管理能力和制衡内部的自主性机制，说明维持合作可以具有主动调整的动机。
第三条路径聚焦于同盟共识的组织基础。Bochorodycz（2024）将政策共同体视角引入日本外交安全政策，分析政府内外的专家、智库与同盟管理者如何持续互动。这一视角补充了分别关注政府精英或非政府知识专家的研究，将解释推进到二者的联系及共识生产过程。相互联结的安全政策共同体通过报告、交流、人员联系和政策建议，持续重申美日同盟的中心地位。它为理解政策路线的延续提供了组织层面的机制，也提示我们考察哪些行动者能够界定安全问题、传播方案并影响政策讨论，而不只分析国家对外部压力的反应。
这批文献分别补充了集体行动建模、弱小盟友策略与共识形成过程中的解释环节。本期将这些研究联系起来，区分合作延续的不同动机和条件：先前认知可能使冲击的行为后果有限；即使疑虑增加，同盟仍可用于管理风险、扩大自主；支持同盟的组织网络还可能持续维持政策共识。三条路径将集体威慑、同盟管理与安全政策过程研究放在同一问题下比较，使判断改变与政策改变之间的关系成为解释重点。上述联系是据不同文献提出的比较框架，其衔接关系与相对解释力仍有待进一步检验。尚待解决的是上述机制在何种条件下起主导作用，以及哪些合作安排实际发生了变化。
文献基本信息（APA）：
Wolford, S., Landry, J., & Galambos, K. (2026). Collective deterre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80(3), 602–639.
摘要：我们分析一个集体威慑模型，其中：（1）一个国家可能挑战由一个大国及任意数量的伙伴共同保卫的现状；（2）防御方的战争成本属于私人信息。我们首先表明，大国在联盟内部的主导地位决定了哪一种合作失败——搭便车，或对其他成员参战意愿的不确定性——可能削弱威慑。其次，提高大国的战争收益会同时增强威慑并增加伙伴的搭便车行为。第三，大国主导程度决定了规模更大或能力更强的联盟会增强还是削弱威慑，并使联盟规模与能力产生方向相反的作用。最后，对大国战争成本的不确定性增加，既可能削弱也可能增强威慑，具体取决于其承诺此前的强度。我们还运用该模型阐明美国在欧洲与东亚的盟友对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年当选所作出的不同反应。
关键词：威慑；集体行动；等级结构；博弈论；均势
多个国家共同防卫现状时，为何增加实力、成员或承诺的不确定性，会产生不同的威慑后果？作者以此解释特朗普当选后欧洲与东亚盟友反应的差异，并为日、韩初期合作延续提供一个基于先前信念的机制。
模型把战争成本均值与围绕均值的分布宽度分开：前者对应承诺强弱，后者对应不确定性。新增不确定性对威慑的影响取决于冲击前的承诺状态。当平均战争成本接近参战阈值时，行为变化可能很小。大国主导地位由实力与信念共同决定，主导程度较低时，对彼此是否愿意参战的疑虑可能成为主要合作障碍。这个框架否定了“不确定性必然削弱威慑”及“搭便车必然使威慑失败”的单向推断。
研究主体是不完全信息博弈，包含一个潜在进攻国、一个大国及任意数量的伙伴；受挑战后，防御方同时决定是否参战。作者将战争成本设为私人信息，以伙伴数量、军事能力及大国战争成本分布为参数，以参战和挑战概率表示均衡结果。求解采用完美贝叶斯均衡，并结合均场近似、解析比较静态和数值模拟。经验部分以欧洲与东亚的特朗普首届政府初期反应作机制追踪，利用政策文件、新闻和既有研究定位先前信念与后续行为；日本外交蓝皮书、韩国国防改革和萨德部署支持作者对初期政策延续的描述。文章未建立跨国统计样本，不能把参数模拟或区域说明写成实际政策效应的因果估计。
文章将奥尔森式集体行动问题、延伸威慑中的私人信息与大国等级结构置于同一模型，推进了摩根关于集体行为体威慑的讨论。对本报告的价值是解释“疑虑增加”何以不必对应明显政策调整。其均场近似在较大群体中更准确；正式同盟的违约成本和制度执行功能尚未纳入，日、韩案例也不能证明所有时期的合作与威慑效果均保持不变。
文献基本信息（APA）：
Peh, K., Park, S., & Paik, S. J. (2026). Navigating the twin risks in alliance dilemma: South Korea’s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US-DPRK nuclear crises.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80(4), 605–625.
摘要：不对称同盟中的弱小国家如何同时管理被卷入战争与被抛弃的风险？同盟管理研究主要关注强大国家如何管理被卷入战争的风险，而弱小国家如何应对被抛弃的风险。这类论述反映了不对称盟友之间的军事力量失衡与相对依赖关系。然而，当被卷入战争威胁到弱小盟友的利益与安全时，它们可能同时担心被卷入战争和被抛弃。为理解它们如何应对同盟内部相互竞争的风险，我们认为，弱小盟友会谨慎地充当冲突管理者：在与盟友协调的同时，提出和平替代方案，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并向对手提供诱因以促成谈判。我们通过分析韩国在冷战后涉及美国与朝鲜的三次危机中的行为来论证这一论点。最后，我们讨论更广泛的理论与政策启示。
关键词：美韩同盟；同盟安全困境；被卷入战争；同盟约束；朝核危机
在不对称同盟中，弱小盟友如何同时降低被抛弃与被卷入战争的风险？作者考察冷战后朝核危机中的韩国，解释其为何在战争风险升高时，维持对美协调并约束军事升级，同时推动对朝接触。这种行为表面矛盾，却可能出于维护同盟并避免战争的共同需要；继续合作因此不能直接等同于信任增强。其解释重点是危机中的行为组合，而非同盟是否在形式上存续。
文章修正“强国主要担心被卷入、弱国主要担心被抛弃”的常见分工。当美国的强硬行动可能危及韩国本土，而韩国又高度依赖美国保护时，双重风险须被同时管理。作者提出弱小盟友充当冲突管理者的机制：利用同盟磋商表达支持边界、动员第三方支持降级，以及向对手提供谈判诱因。三种方法可以组合使用，并通过持续表明同盟承诺来缓冲约束美国所引发的抛弃疑虑。因此，约束美国与表达忠诚可以共同构成危机应对，而非相互排斥。
作者对1993—1994年、2000年代初至中期及2017—2018年三次美朝核危机开展探索性案例研究，使用回忆录、访谈材料和韩文文件等一手与二手来源，追踪韩国的危机应对措施。作者以风险叙述为线索，围绕同盟内部磋商、动员国际支持和对朝接触组织案例分析，未建立统一量表；案例跨越保守派与进步派政府，并讨论国内政治这一替代解释。其方法是机制导向的合理性探查，目的在于提出可进一步检验的解释，而非严格识别各项策略的净效应。作者还关注不同危机阶段和强度下，三种约束方法的组合与侧重。
文章说明，弱小盟友既是安全保证的接受者，也能利用同盟关系参与约束强国。对本报告而言，它补充了“疑虑为何没有转化为脱离同盟”的行动机制：合作本身仍可服务于升级控制，而对朝接触未必表示对美结盟意愿减弱。但文章明确不检验约束策略成功的条件，也未直接测量承诺不确定性的独立效应，故不能据此断言韩国避免了战争，或日、韩集体威慑始终保持不变。
文献基本信息（APA）：
Simón, L., & Klose, S. (2025). With or without you: How junior allies balance security and autonom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摘要：从事外部制衡的次级国家愿意牺牲部分自主性，以换取大国保护者提供保护所带来的安全增益。然而，减轻对这一保护者的依赖，仍是所有采取制衡战略的次级国家的重要关切。本文借鉴网络分析，解释次级国家如何在（外部）制衡的情境中平衡安全与自主性。我们超越对保护者与受保护者关系的双边刻画，提出（采取制衡战略的）次级国家会从战略层面思考如何利用自身的多重关系，同时追求安全与自主性。具体而言，我们预期采取制衡战略的次级国家会分别运用纵向绑定与横向绑定：（1）彰显自身对制衡网络枢纽的价值以及双方的相互依赖关系，以提高自身的网络中心性；（2）加强与其他次级国家或节点的联系，以提高自身的中介中心性，并减轻对枢纽的依赖。为探查本理论的合理性，我们考察了面对中国和俄罗斯日益增强的修正主义，日本与波兰如何寻求兼顾安全与自主性。
关键词：国际关系；均势；安全；同盟；自主性；次级国家
依靠大国保护来制衡外部威胁的次级国家，如何在既有结盟方向内争取自主性？作者指出，外部制衡常被理解为以自主换取安全，但这遮蔽了弱势盟友主动塑造合作方式的空间。研究关注自主性追求与对美同盟强化如何并存，为区分战略结盟方向与具体政策调整提供依据，而非直接检验美国承诺不确定性的独立效应。这里的自主性主要体现为决定和推动自身政策的能力，不能简单等同于脱离美国独立防卫。
作者引入网络视角，将同盟放入由大国枢纽和多个伙伴组成的制衡网络。纵向绑定通过承担指挥控制、反击等战略任务，提高盟友对美国的价值，把单向依赖转化为相互依赖，增加政策发言权；横向绑定通过连接其他伙伴、填补网络的结构洞，提高中介中心性，分散对美国的依赖。理论预期是，两类绑定可以相互强化，使自主性增长与外部制衡并行，而不必转向对冲或退出同盟。
研究以日本2010—2024年和波兰2007—2024年的政策为案例，进行理论合理性探查。两国通常被视为重视安全、亲美结盟的国家，因此作者将其作为自主性追求的最不可能案例。资料包括国防战略、政府声明等一手文献，并与二手研究交叉核对。方法是定性内容分析与案例比较，并未建立可量化检验中心性变化的网络数据集。案例显示，日本日益重视横向绑定，并在反击能力、指挥控制及行动范围上调整同盟分工；波兰则随执政党变化调整伙伴选择和合作强度。
研究补充了安全—自主权衡理论，也反对将自主性追求一概归入对冲。日本加强战略能力和其他伙伴关系，可以同时提升同盟内影响力与应对美国政策风险的空间。因此，本报告可据此解释合作延续中的主动调整，而不能据此断言防务分工或威慑效果没有变化。作者承认未系统解释不同绑定策略的选择原因，且两个中等强国案例的结论仍待更广泛检验。
文献基本信息（APA）：
Bochorodycz, B. (2024). The security policy community and the consensus on the US–Japan alliance: The role of think tanks, experts and the alliance managers. The Pacific Review, 37(5), 853–883.
摘要：1. 本文运用安全政策共同体（SPC）概念，探讨后冷战时期美日同盟共识的延续问题；这一共同体既包括政府任职者，也包括关注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非政府行为体。本文的主要论点分为三个方面：第一，由美国和日本成员组成的跨国安全政策共同体的形成，是美日同盟安全共识得以延续和强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第二，自冷战结束以来，该共同体已形成由成员、机构和实践构成的密集网络，既支持强化同盟的政策倡议，也促进共同体凝聚力和新成员培养；第三，智库和大学的专家在安全共识的形成与传播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本文指出，这种安排可能同时产生正面和负面后果，为使安全政策领域保持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需要在开放性与排他性、专业知识与新颖性、延续与创新之间取得适当平衡。本文还指出，随着印太安全架构从轴辐体系转向网络化体系，安全政策共同体或可成为美国其他结盟安排的模式。
关键词：同盟管理者；专家；政策共同体；安全共识；智库；美日同盟
为何冷战结束、政权更替及特朗普质疑美国同盟之后，日本支持美日同盟的安全共识仍能延续？文章将解释对象明确为同盟共识及其政策影响，考察支持同盟的主张如何持续生成并进入具体决策过程。这为理解承诺疑虑与合作延续并存提供了组织层面的解释，但并不直接测量美国承诺不确定性的变化。
作者提出跨国安全政策共同体概念，将政府官员、智库和大学专家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纳入同一关系网络。美国的旋转门机制、日本的退休转任与政策咨询机制，连接政府内外人员；反复互动、专业训练、成员吸纳和政策倡议传播，则持续维持支持同盟的共享认知。共同体内部可以争论强化同盟的具体方式，同时维持同盟必要性的基本共识。其理论预期是，组织网络能够在政治冲击中延续政策共识，并通过调整同盟目标和手段适应新环境。
研究采用美日安全政策共同体的质性个案分析，结合2019年华盛顿、2022—2023年日本的成员访谈，以及官方文件、政策建议和学术研究。作者追踪阿米蒂奇—奈报告、富士山对话特别工作组建议等文本，考察政策提案与随后决策的联系、相互引用、咨询机构成员重叠及参与者对影响的判断。2017年富士山对话报告和2018年阿米蒂奇—奈报告，提供了回应特朗普冲击的具体材料。
文章与安全共同体及哈斯的认知共同体框架对话，将政府官员与非政府专家纳入同一关系网络，解释同盟共识的组织基础；共同体不仅保存共识，也倡议政策调整。局限是作者仅考察六项分析要素中的成员、活动、信念和影响追踪，未系统检验被排除的替代结果与其他解释；访谈还可能存在记忆和认知偏差。因此，不能据此断言精英网络具有独立因果效应，更不能将其写成装备锁定或韩国同盟延续已获验证。
本期报告所涉文献以质性案例研究为主要经验路径，并以形式模型推导提供互补解释。Wolford等（2026）通过不完全信息博弈、均衡求解与数值模拟，区分大国承诺强弱和不确定程度，分析二者影响集体威慑的条件；其地区案例用于说明模型机制。Peh等（2026）比较韩国应对三次朝核危机的行为，探查弱小盟友管理双重风险的机制。Simón与Klose（2025）将日本和波兰作为自主性追求的“最不可能案例”，分析合作与自主如何并存。Bochorodycz（2024）则通过美日安全政策共同体的个案研究，考察同盟共识的组织基础。这些研究从不同层次为理解日韩合作延续提供解释，并非都直接检验承诺不确定性的政策效应。
在资料来源上，这批文献主要依托政策文件、公开声明、访谈材料及既有研究。Wolford等结合外交与国防文件、领导人表态和相关研究，讨论模型机制与地区反应的对应关系。Peh等使用回忆录、既有口述访谈及韩文文献，重建韩国的危机应对过程。Simón与Klose通过一手战略文件和官方声明的内容分析，与二手研究交叉参照。Bochorodycz则结合作者在美国和日本开展的共同体成员访谈，以及官方文件和政策建议，追踪专家网络与政策讨论的联系。多来源材料有助于核对行动次序，但不能据此认定已经消除选择性呈现和事后解释的偏差。
在概念处理上，形式模型与质性研究采用不同方式连接理论与证据。Wolford等用战争成本分布的均值和展幅分别刻画承诺强弱与不确定程度，其中均值越高意味着承诺越弱；这些是模型参数，并非现实样本的统计估计。Peh等以盟内磋商、动员国际支持和对朝接触识别风险管理行动。Simón与Klose以战略能力建设和伙伴关系调整辨析纵向、横向绑定，未实际计算中心性分值。Bochorodycz从成员、活动、共享信念及政策影响踪迹识别共同体。上述设计提高了机制的可观察性，但Peh等未系统检验策略成功条件，Bochorodycz对替代解释的检验也有限，因而尚不能判定各机制对日韩合作延续的相对解释力。
1. Cha, V. D. (2010). Powerplay: Origins of the U.S. alliance system in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4(3), 158–196.
【一句话推荐】追溯美国借双边同盟约束伙伴、避免卷入战争的制度起源。
2. Hughes, C. W. (2009). “Super-sizing” the DPRK threat: Japan’s evolving military posture and North Korea. Asian Survey, 49(2), 291–311.
【一句话推荐】以朝鲜危机说明抛弃忧虑如何推动日本增加同盟承诺，补充合作延续的历史机制。
3. Cha, V. D. (2000). Abandonment, entrapment, and neoclassical realism in Asia: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Kore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4(2), 261–291.
【一句话推荐】在退出选择有限时，共同弃置担忧可推动日韩对美承诺与彼此合作。
Lee, D. Y. (2026). Why reassuring allies is harder than deterring adversaries in extended deterrence: Evidence from US extended deterrence for South Korea.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8(3), 1265–1291.
Suh, K. (2026). Reassuring allies in times of crisis: Asse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ools for alliance reassurance in crise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2(2), 423–449.
Pacheco Pardo, R., Koga, R., Jing, B.-J., & Jo, E. A. (2025). Beyond hedging? Japanese and South Korean responses to US–China competition. Asian Survey, 65(6), 785–809.
Lee, D. Y. (2024). Deter together or deter separately?: Time horizons and peacetime alliance cohesion of the US-Japan and US-ROK alliances. The Pacific Review, 37(4), 747–776.
END
校对：詹健
审核：黄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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