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国家网信办就《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再次公开征求意见，针对互联网信息服务领域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健全完善法规制度，规范服务秩序。此次征求意见稿，在上位法规定基础上，新增“平台信息服务”“智能信息服务”专节，加强对于平台化、智能化等新型服务场景的适用性和针对性，回应当前互联网治理的重点难点问题，明确不同类型信息服务提供者的运行要求，为营造清朗网络生态、优化企业声誉环境提供坚实制度支撑。

7月31日，中央政法委部署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舆情敲诈、网络水军滋事等“网络软暴力”被正式列入重点打击名单。此轮专项斗争，将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全力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软件开发、“养号控评”“吸粉引流”“跑分洗钱”等上下游犯罪不法利益链条，是对企业声誉安全保护的一次重大升级，为声誉管理保驾护航。

本季度，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执法与制度建设同步推进。7月25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成为我国在线旅游行业反垄断第一案。9月20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明确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加强对平台企业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守门人”责任，并推动电子商务法修改、制定《网络交易平台规则负面清单》，对平台流量倾斜、二选一、全网最低价等垄断行为进行长效纠治，让企业摆脱平台垄断规则的“绑架”，使企业经营和声誉管理都从“争流量、拼价格”回归到产品与服务本身。

7月1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正式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八项行动，以务实举措响应联合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弥合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倡议。对于“出海”企业来讲，共建共享生态建设，一方面将使数据、算力、开源模型等AI要素从少数企业的专有优势变为普遍可及的资源，带来声誉管理能力的普惠；另一方面，通过规则的共建与安全治理协作，充分接轨海外，为“出海”企业声誉管理提供更加充分的依据和保障，填补企业在人工智能伦理认知方面的短板，为海外声誉建设赋能。

第三季度以来，“打号”团队蜂起，从面向企业的“新闻敲诈”转向面向博主的“账号敲诈”，并快速进行模式复制，演变为规模化黑灰产业链，对企业声誉治理构成严峻挑战。“打号者”通过捏造事实、伪造材料、恶意批量举报，打击他人账号，致使文章或视频下架甚至账号封禁，以此索要“保护费”，或替品牌方“平事”，严重滋扰舆论监督秩序，对营商环境产生极大破坏。一方面，这是流量经济下无视法治、“利”字当头的畸形产物；另一方面，平台审核规则、用户申诉机制、法律追责条件均存在漏洞或滞后，加之个别企业对负面舆情“动态清零”的执念，为违法牟利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和巨大市场。堵住规则漏洞、扭转错误治理观念、加速跑赢黑产，成为多方协同推进舆论治理、守护企业声誉环境的紧要课题。

低俗AI广告成为企业撬动流量的又一把“钥匙”。不仅一些小商家靠AI擦边短剧吸引点击、成功起量，也有大牌企业授权账号批量投放AI剧情类广告，以色情擦边、性别对立、阶层矛盾等情节为看点，将极具冲突的低俗“爽剧”桥段植入营销素材，以达到高点击、高转化的目的。这背后，是积极价值观在企业审核链、决策链中的长期缺位，是企业急功近利、忽视文化建设、文化与经营严重割裂的结果。从长期经营的角度来讲，这种“黑红”操作消耗品牌基础、透支品牌信任。好声誉和好生意一样，不能靠无底线向下逢迎，而应高标准向上经营，才可持续。

涉企“小作文”专门瞄准知名企业和企业家，造梗、丑化、拉踩，无所不用其极，不仅毒化舆论环境，更加破坏市场秩序，对企业声誉产生负面冲击，大幅增加企业声誉管理成本。这样的“流量剧本”，有情节、有冲突、有细节，在AI技术的加持下，无中生有、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真真假假、虚实难辨，也给企业申诉造成了极大困难。比如民生人寿董事长“因生肖不合裁撤属蛇员工”，东鹏特饮创始人“不喝自家产品”，小米遭遇多起AI造谣小作文案件等，尽管这些事件已真相大白，但仍给企业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声誉伤害。这些涉企“小作文”，要么自带“愤怒诱饵”，激起情绪共鸣或对立，赚取情绪流量；要么利用公众的“窥私欲”，制造“内幕感”，吸引点击。这些账号深谙平台规则，在算法分配机制下，劣币驱逐良币，导致真正有价值的公共话题边缘化。

信披文件是上市公司依法面向市场的法定文件，是投资者了解公司、作出决策的重要依据，一字一句都承载着市场信任。多家上市公司出现信披文件低级错误，加剧市场不信任感，挫伤市场信心。比如紫金矿业集团半年报“人民政府”错写成“人民币政府”，铟靶新材（哈尔滨）披露《重大诉讼公告》，涉案金额多了一个“万”字，星宇股份年报披露董事长和其子年龄仅差7岁。乌龙事件频出，反映出的是审核机制流于形式、把关态度不严不实的问题。尤其是许多信息一错多年、年年照抄，说明写的人不读、审的人不查，信息披露成了“交差”而非“交底”。披露文件的严谨度，是公司治理水平的直观呈现。差错虽小，暴露的是公司治理底色，动摇的是投资者的基本预期，打击的是资本市场信心。

网络“玩梗”已成为企业常态化处境，考验企业声誉管理定力。比如景田的“景甜”谐音梗、瑞幸“像尿”表情包、华为的“竹知了”，以及黄仁勋AI跳舞视频等“AI玩梗”。面对“玩梗”，有的企业过于“认真了”，放大舆情；有的企业“接住了”，赢得主动。梗文化本身是一种亚文化现象，既是社交方式，也反映了舆论心理与社会态度。它考验的是企业对时代变化的捕捉、对网络文化的理解、对公众情绪的感知。对于网络“玩梗”的“应对”，的确存在一些难点。比如“玩梗”性质和程度难界定，易贸然介入、激化矛盾；比如涉事企业常常陷入“被害者”逻辑，或受到“负面清零”的压力，易过度反应、扩大影响。所以，与其硬怼，不如融入。但网络“玩梗”并不等于无底线攻击，同样存在法律边界，需要全社会共同坚守。

网络名人“流量滥用”，以“流量霸权”扰动涉企舆论，企业声誉无故承压。比如，罗永浩吐槽野人先生事件。网络名人以“普通消费者”自居，行使的却是“意见领袖”的权力。把复杂的市场判断，简化为个人的主观评价，严重忽视巨大流量背后的责任成本。究其根本，还是私欲作祟、流量算盘。但应该看到，网络名人账号已超越普通社交工具，成为左右公众认知、影响社会情绪甚至引导消费选择的关键力量，其对舆论的组织和号召力显而易见。流量是公众赋予的信任，从某种角度来讲，它不是“私产”，而是一种“公器”。流量越大，责任越大。无论从社会治理、经济发展还是文明进步的层面，网络名人都应肩负起这份责任，成为配得上这份信任的时代守护者。

（以上为综合性分析，如需行业或企业定制化报告，请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