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凉州文化的历史变迁、发展脉络与总体特性

凉州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生成了较为独特的文化意涵与精神向度，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历史地位。凉州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得益于凉州这一历史区域的不断变迁，从五凉时期政权的中心到唐朝中央政府经略西北的重镇，凉州形成了兼容并包的文化特征，既有对中原文脉的传承，又有西域文化的交融，同时还有与域外文明的交往。在这样的多元文化的会通中，逐步形成了具有主体性的凉州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和谐共处，为凉州文化的发展带来了不断传承与创新发展的不竭动力。

凉州文化是一种具有历史连续性的区域文化形态，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今天的视角来看，凉州是一个超越了行政区划的区域概念，凉州以及凉州文化的变迁体现出一体多元的特征，在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文化格局中，又融合了多元文化的优势资源，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前提下，凉州文化出现了以五凉文化、“西凉乐舞”“凉州词”为代表的影响深远、极具价值的文化盛景。在新的历史时势下，我们要以凉州为文化坐标，建构新时代的凉州文化，一方面需要通过细致、务实的研究来揭示出凉州文化的厚重内核，另一方面也要善于开拓创新，利用新的思想与方法来激活凉州文化，开辟凉州文化的新面向，在文明叙事的意义上赓续凉州文脉，为当下的凉州文化以及“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文化支撑与精神动力。

（一）流动与绵延：凉州文化的历史变迁与独特意涵

1.“历史的流传物”：凉州的地理沿革

凉州的概念变迁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变动的状态，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它可以称作是“历史的流传物”，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地域面积，其文化辐射的面貌也因其区域的变化而有了更丰富的形成基础与文化条件。

（1）先秦时的雍州：凉州的原型

“凉州”作为地名由来已久，历史上，凉州的区域范围几经变更。先秦时期，凉州属于雍州的范围内。《尚书·禹贡》将天下分为九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泾属渭汭，漆沮既从，沣水攸同。荆、岐既旅，终南、惇物，至于鸟鼠。原隰底绩，至于猪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厥贡惟球、琳、琅玕。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从黑水到西河为先秦时雍州地界，关于“黑水”的具体范围，学者们看法不一，有学者认为黑水并不存在，这一看法的代表有顾颉刚、王成祖等学者。而认为其存在的学者主要持两种观点：一说是今天的甘肃张掖河、党河，另一说是青海大通河。学者徐南洲在对这几种说法进行分析并逐一排除后认为黑水是甘肃的洮河，“西河”主要指现今甘肃、山西、陕西交界地带的黄河河段。综合来看，古雍州所涵盖的地理范围，大致包括如今的陕西、宁夏、甘肃、内蒙古西部、青海北部以及新疆的一部分。

“原隰底绩，至于猪野。”《尚书正义》曰：“地理志云，猪野泽，在武威县东北有休屠泽，古文以为猪野泽。”《禹贡》在雍州条目下提到的猪野泽实为凉州地区的休屠泽，《汉书·地理志》载武威有“休屠泽在东北，古文以为猪泽”。《水经注》也记载：“武威北有休屠泽，俗谓之西海。其东有猪野泽，世谓之东海。通谓之都野。”雍州是何时失去的现已难以考证，但它所属的山川河流在战国时期就已经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被载入区域地理著作中。战国至秦汉之际，雍州主要是月氏、乌孙和匈奴等游牧民族的居住地，《括地志》记载：“凉、甘、肃、瓜、沙等州地，本月氏国。”而雍州改称凉州则是汉武帝时。可见凉州最初生活的少数民族是月氏和乌孙，后匈奴击败了月氏和乌孙，占领了凉州。

（2）雍州改为凉州：凉州刺史部初设

《地理风俗记》记载：“汉武帝元朔三年，改雍州曰凉州，以其金行，土地寒凉故也。《晋书》亦曰：“汉改周之雍州为凉州，盖以地处西方，常寒凉也。”汉武帝初期，凉州的范围还不包括河西一带，因为当时的河西尚在匈奴手中。随着汉朝国力的日益强盛，公元前121年霍去病河西之战取得胜利，匈奴休屠王、浑邪王降汉后，河西走廊从此处于汉王朝的统治之下。同年秋天，汉武帝在河西走廊设置郡县，先设立武威郡和张掖郡，后又从武威、张掖两郡中分出酒泉郡和敦煌郡。其中，武威的命名带有明显的军事意图，即用以宣扬汉王朝的武功德威。汉昭帝时又设置了金城郡，史称河西五郡。《晋书·地理志》提到凉州的地势：“西北邪出，在南山之间，南隔西羌，西通西域，于时号为断匈奴右臂。”从汉朝起，凉州就成为中原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争夺的重要地区。汉武帝将凉州归为汉朝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匈奴势力的发展壮大，巩固了汉朝的统治。同时，凉州自汉代以来也成为我国西北地区重要的城镇之一，它位于丝绸之路上，是中原通往西域、中亚、西亚以至欧洲的必经之路，具有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重要战略地位。

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分天下为十三州，各置刺史，原本在河西走廊作为监察区的凉州刺史部逐渐变成郡之上的最高一级地方行政机构，《后汉书》载：“右凉州刺史部，郡（国）十二，县、道、候官九十八”，凉州刺史部是汉代十三州刺史部之一。《续汉书·郡国志》言，凉州刺史治所在陇县，即今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张家川镇。但《三国志》中有建安十七年“马超围凉州刺史韦康于冀”的记载，证东汉凉州刺史曾治冀县，即今甘谷县城关镇附近。可以说，“两汉凉州刺史曾以陇县和冀县为其治所”。

（3）雍凉之变：凉州范围的历史变化

王莽称帝后，改凉州为雍州。

东汉献帝兴平元年（194年），因河西诸郡距凉州治所太远，而分凉州河西诸郡为雍州。

献帝建安十八年（213年），将凉州部与司隶部合并称雍州，以至“自三辅拒西域，皆属雍州。”

三国时，曹操欲以大禹之九州为原型重设雍州等地。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年），刚刚即魏王位的曹丕，以汉献帝名义将雍州之陇右地区析为秦州，河西地区析为凉州，自此以后，始以姑臧（今武威市凉州区）为凉州治所。

前凉建兴二年（301年），张轨建立前凉，建元永安，设置凉州、河州、沙州、定州、商州和秦州共6州。武威郡属凉州，领姑臧、媪围、祖厉、宣威、次、仓松、显美、骊轩、剪阴、番禾10县。后凉太元十一年（386年）十月，吕光改元太安，定都姑臧，史称后凉。后凉辖武威等26郡，武威郡领姑臧、祖厉、宣威、次、显美、骊靳和阴7县。

唐以来，凉州管辖范围基本相当于今天武威市管辖范围大小的地区。故唐时所讲之凉州才由原来汉时较大范围的广义的凉州降为狭义的凉州。

汉唐之际，凉州城是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城市，规模仅次于洛阳。十六国时期的前凉、后凉、南凉、北凉，隋末的大凉、唐末的浑末都曾在此建都，故称为六朝古都。以后历为郡、州、府治。它还是古代中原与西域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丝绸之路”东段的要隘，中外商人云集的都会，并一度成为我国北方的佛教中心。著名的凉州词（曲）、西凉乐、西凉伎都曾在这里形成和发展，对保存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传播西域文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2.凉州文化的独特意涵与重要价值

凉州文化的意涵是多元且丰富独特的，不同于一般性地域文化的单一维度，凉州文化具有融合性的特征。自丝绸之路开通以来，凉州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镇，凉州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又融合了佛教文化与道教文化，还有伊斯兰文化。凉州文化之所以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主要就是因为它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文化形态，它并不排斥具有异质性的文化，反而能为自己所用。凉州文化更为接近中原文化，凉州文化不同于敦煌文化，敦煌文化的核心是佛教，而凉州文化的核心是儒家。在凉州人的日常生活中，儒家、佛家以及道家都发挥着重要影响，儒家承担了来自官方指令的礼乐教化功能，佛家与道家则更多地体现在普通老百姓的精神信仰之中。明清以后，凉州文化又经历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融合过程，融合后的凉州文化就体现在凉州人的日常伦理与文化审美生活之中。

从出土武威市磨嘴子汉墓的“天下第一简”《仪礼简》来看，儒家的礼仪教化在河西四郡建立后不久就开始了，来这里的官员和军人不仅把中原一整套的政治治理方式、文化教育机构、日常礼仪行为范式，带到了刚刚从匈奴统治体系中脱离出来的凉州及河西走廊，同时也把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带到了这里，使原来单一的游牧文明逐渐向农牧结合、耕读合一的文明形式过渡。

河西之地从建立四郡始，经过五百多年的经营，尤其是五凉时期近150年的快速建设，已然成为中原视野中的文明教化最昌盛的区域之一。故而，陈寅恪先生认为，经过魏晋南北朝的乱世，中华文脉凋零，而河西一地尚有保存，其“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魏、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以此而观，五凉时代的边疆治理，为我们今天的边疆治理提供了一种文化治理范式。

早在夏早期，青铜器经中亚传至凉州，再至中原。从皇娘娘台遗址发现可以发现，早在4000年前凉州一带就有了粮食作物以及烹饪技术，说明小麦等作物就已经在这里得到交流发展。而从祁连山一带的岩画来看，有学者认为，河西地区是中国最早进行六畜驯化的地区。从彩陶的考古来看，凉州及河西走廊一带也在4000年左右就有了很好的交流与发展。从皇娘娘台的考古来看，凉州也是西域与中原地区玉文化交流的重要驿站。玉石被认为是黄帝至夏以来祭祀之礼器，同时也是朝廷运用最多的礼器。这些都说明在上古时代凉州就作为中原领域交流的重要区域。

有一个历史逻辑是基本清晰的，即佛教、伊斯兰教与其他文明从西向东传播的事实。前凉张氏对佛教有亲近，所以凉州姑臧就成了译经传法的重要城市。那时，中国另外几个译经胜地是长安、襄阳、庐山，而凉州是西来僧人们的必经之地。从《高僧传》可以看出，佛图澄、鸠摩罗什、昙无谶、昙曜等很多著名高僧都与凉州结缘。佛图澄在凉州重修了莲花山寺，鸠摩罗什在凉州驻锡十七年传法译经，昙无谶在凉州翻译了很多佛经。昙曜可能是凉州人氏，他不仅在北凉时代开凿了天梯山石窟，还在北魏时期开凿了云冈石窟。所以天梯山石窟称为中国最早开凿的石窟，被称为“凉州模式”。至于敦煌石窟，虽说是在公元366年由乐傅开凿了第一个佛窟，但里面的塑像和壁画等都是从北凉时期开始的，故而天梯山石窟是中国“石窟之鼻祖”。除魏晋南北朝时期之外，隋唐时期是凉州佛寺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大云寺、恒沙寺、莲花山寺、海藏寺、鸠摩罗什寺、松涛寺等一批寺院得以重修和新建。这些寺院在明清时期又得以重修。它们使丝绸之路上的凉州在中原文化稳定传承的同时，又加入浓厚的佛教文化元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佛教文化自龟兹等地传入敦煌，一路向东，在凉州与儒家、道家文化相融合而实现了第一步中国化。

从西方来的不仅仅是佛教和后来的伊斯兰教、袄教等精神文化，还有浩浩荡荡的物产资源，如小麦、洋芋、番瓜、西瓜、西红柿、香料等，这些从西方传来的农作物和蔬菜在今天仍然是我们的主要食物，养育着黄河流域的中国人，甚至大半中国人。当然，中国的历法、彩陶、玉石、丝绸、瓷器和四大发明技术也经由凉州和河西走廊源源不断地传播到中亚、西亚和欧洲，影响着整个世界的发展。

因为祁连山位于青藏高原北麓，这使凉州与河西走廊处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其南边自古是羌人、藏人、吐谷浑人和各种西戎胡人，而北边是羌人、月氏、乌孙、匈奴人和各种被称为西戎的胡人，其西边是西域无数来来往往的少数民族，这就使得凉州与河西走廊一直处于民族冲突与融合的历史之中。

从周时期，月氏人长期居住于凉州与河西走廊，后来匈奴人将其赶往河西走廊西边和新疆北部的伊犁河畔。匈奴人还把居住在凉州与河西走廊上的乌孙人也赶到了伊犁草原上。月氏人后来又被迫迁徙到了中亚的月氏山一带，在那里建立了新的国家。月氏人在凉州与河西走廊居住了很长时间，与周朝差不多同一时期，有六七百年的历史，算得上是真正的土著了。他们在今天的阿富汗一带先建立了小的国家大月氏国，后来又把周边小国合并，建立了与匈奴、汉朝国、波斯帝国、罗马帝国并立的贵霜帝国，并发展了大乘佛教。以往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知多聚焦于内生发展，实则从丝绸之路及上古历史来看，其对外传播的实践早已有之。《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西王母去了两河流域的条支国，自然把华夏文明的一部分传到了那里，而月氏人又把他们的文明也传到了中亚。从各种史料可以看出，古羌人、月氏人、匈奴人都有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思想体系，也有十天干、十二地支的历法和各种礼仪，这些都传到了中亚和西亚。今天，还有学者说，十二属相、十二地支等思想都是从西亚传来的，大概谬矣。相反，可能恰恰是从凉州和河西走廊上西迁的各种民族传播过去的。

此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胡人扰乱中原。除前凉张氏家族和西凉李嵩家族为汉人外，后凉吕光为氐人、北凉沮渠蒙逊为匈奴人、南凉秃发乌孤为鲜卑人，他们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五凉时代。与此同时，从东北过来的鲜卑吐谷浑族又盘踞凉州南山350年之久，在唐时灭国。唐太宗、高宗时期，吐蕃国逐渐强大起来。安史之乱时，吐蕃占领了凉州与河西地区，此后统治长达80年左右。唐朝《张司业集》中的《凉州词》写道：“驱我边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王建的《凉州词》也写道：“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男来为汉语。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各禾黍。”反映了汉蕃人民在生活习性上相互影响的状况。

后来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占领凉州，统治长达近200年。在武威出土的西夏碑是今天研究西夏历史文化的重要依据。然后又是蒙古人在这里统治，凉州区永昌镇的高昌王碑有明确的记载。元时由阔端和西藏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共同商议以和平方式将西藏纳入蒙元版图，史称“凉州会谈”。会议后，班智达向西藏各地人民颁发了《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同时，藏传佛教也得到蒙古人的尊重。在凉州生活了八年的班智达的侄儿八思巴后来被尊为帝师，并为蒙古人创立文字。

自汉至蒙元，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商队络绎不绝前往长安、洛阳、杭州、北京，凉州一直是他们最好的中转站。他们在这里住一段时间，进行各种补给，然后东行。其中一些人甚至留在了凉州，汉时的罗马人、波斯人和唐时的粟特人留下来的最多。故而可以说，整个的凉州与河西走廊是汉族人和中华各族人民甚至世界很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凉州文化的重要价值就在于起到了一种维系各民族和谐共处的重要作用，其文化意涵不断丰富和扩大，具有突出的包容性、连续性与和平性。

（二）融合与赓续：凉州文化的发展脉络与文化盛景

1.凉州文化：一体多元的文化融合与会通

凉州文化的形成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凉州文化的形成之路是一条一体多元的文化融合与会通之路。对于凉州文化的研究而言，必须回到凉州文化的发展脉络当中去，理解这一文化共同体的文化融合背景与形成过程。

凉州文化是自古以来生活在凉州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有别于其他地域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综合，凉州文化包含着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互相交流融合的部分。它的形成是从少数民族的游牧文化逐渐向游牧文化、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融合发展的过程，也是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的交流融合，是复合而非单一的文化。

凉州文化在东汉窦融治理凉州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窦融治理凉州的十多年间，推行宽和政策，发展农牧业和商业。河西之地的民族团结、经济繁荣，形成了“仓库有蓄，民庶殷富”的局面，“河西畜牧为天下饶”。

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地区社会动荡、民生凋敝，经济、文化都遭到了极大破坏。地处我国西北内陆的凉州，因其偏僻的地理位置、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统治者的宽松政策成为中原地区汉族人口避乱迁徙的重要之地，“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正当中原文化遭受战乱摧残的时候，凉州却出现了灿烂的“五凉文化”。此外，凉州对于保存中原地区文化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西晋末年，张轨入主凉州，五凉时期开启。张轨将中原的儒家文化带到凉州，他大兴儒家教化，使凉州更加成为具有文化质感的凉州。张轨曾受当时的大儒皇甫谧的教诲，重视儒家的礼乐传统。而他到凉州后也始终遵守着晋世之臣的礼节而不曾废，即使到死仍叮嘱后人：“文武将佐咸当弘尽忠规，务安百姓，上思报国，下以宁家。”张轨的后世子孙基本上都遵守着这一礼节而不乱，一直效忠于国家。

在张轨的统治下，凉州在文化上取得很大的成就。代表人物有前凉的第三代君主张骏，他有着较高的文化修养和文学创作水平。张骏最著名的两首诗《薤露行》和《东门行》被收录于《乐府诗集》中。前凉文人中值得称道的还有王济和谢艾，刘勰在《文心雕龙·熔裁》中说道：“昔谢艾王济，西河文士，张骏以为艾繁而不可删，济略而不可益，若二子者，可谓炼熔裁而晓繁略矣。”从刘勰的称赞来看，王济和谢艾是有一定的文学成就的。

前凉被前秦所灭后十年，氐族吕光割据河西成立了后凉政权。后凉文学家相比前凉并没有明显的建树，只有一些零散的文学作品，如《晋书·吕光载记》记载段业跟随吕光攻克龟兹时作有《龟兹宫赋》，还有《九叹》《七讽》等诗作。后凉的文学成就虽有限，但此时佛教高僧鸠摩罗什的到来，使得凉州成为佛教中国化和佛教在中原传播的重要见证地。

北凉时期，不仅继承了前凉的文化传统，又拥有西凉的人才，所以文化要高于当时的北魏。《魏书》中记载了北魏早期一大批来自凉州的文人，如胡叟、宋繇、张湛、宗钦、段承根等。北凉沮渠蒙逊充分利用佛教进行统治，以佛教立国，请来传教译经的梵僧昙无谶作国师，从事译经，参与朝政，聚集了一大批从事佛经翻译的僧人，还建立了一批佛教寺院并开凿了石窟，使凉州成为佛教传习和佛经翻译的中心地。

五凉时期的凉州人才辈出，“号为多士”。文学创作比较兴盛，产生了灿烂的凉州文化。北凉灭亡以后，大量文人学者东迁，带去了凉州文化，对北魏的文化发展也产生了影响，促进了北魏文学的发展。陈寅恪先生认为北魏平定凉州的文化意义大于政治意义，其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说道：“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一支派……”如北魏的著名文字学论著《古今文字》的作者江式，就是前凉时祖上投奔张轨，世居凉州四代，北魏时方迁回代亲（今山西大同）的士人。

凉州文化作为河西文化的典型，对盛唐气象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盛唐时的凉州，是整个唐帝国将士去西域建功立业的必经之地，文人的胸腔里怀着满腔报国建功的血性，这便形成了慷慨激昂、雄浑大气、波澜壮阔的边塞诗。唐时的凉州，从过去的地理和政治重镇变成了经济要塞。河西之地从建立四郡始，经过五百多年的经营，尤其是五凉时期近150年的快速建设，已然成为中原视野中的文明教化最昌盛的区域之一。凉州文化与中原文化、西域文化融合，在文学、儒学、佛教、音乐等方面，皆取得一定的成就，呈现出多元的特点。

2.凉州文化盛景与美学构建

在多元文化的汇聚与融合下，凉州文化的场域中诞生出了非常经典的艺术，以“西凉乐舞”和“凉州词”为代表的艺术，更是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璀璨的明珠，凉州文化的盛景也为今天的文化建设与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美学资源与方法启示。在新时代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背景下，我们必须主动吸收凉州文化的历史精华，总结好、利用好凉州文化的历史经验，持续探索凉州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之道。

《新唐书·礼乐志》写道：“周、隋管弦杂曲数百，皆西凉乐也。鼓舞曲，皆龟兹乐也。”这使人非常震惊。唐朝的音乐来自北周与隋，而周隋之乐除了一些散佚的旧声外，新声皆来自凉州，所谓管弦乐皆自西来。唐代的《霓裳羽衣舞》也出自凉州，史料显示，是当时的凉州节度使杨敬忠所献。唐玄宗好音乐，喜羯鼓。他常常对人说：“羯鼓，八音之领袖，诸乐不可方也。”羯鼓，本是西域之乐，龟兹、高昌、疏勒、天竺部皆用之。杨玉环是舞蹈家，喜跳胡旋舞，而胡旋舞也出自凉州。但凉州又是怎么得到这些音乐和舞蹈的呢？皆自西方诸国而来。

《霓裳羽衣曲》据说名唤《婆罗门曲》，此曲的散序部分由玄宗创作。乐曲《婆罗门曲》产生于印度，有人考证它就是天竺国的古佛曲《迦陵频迦》，经西域传到凉州。白居易《霓裳羽衣舞歌》中也说：“由来能事各有主，杨氏创声君造谱。”这“创声”二字说明《婆罗门曲》在凉州已经被杨敬述改编重新创作，这也是学者们皆认为《霓裳羽衣曲》出自西凉伎的缘故。

唐朝所做的曲子《凉州》《甘州》《伊州》基本上是过去的大凉州的范畴，《霓裳羽衣曲》更是如此。何况《霓裳羽衣曲》的原曲由河西节度使杨敬述所献。犹记起汉武帝时，一犯过错的官员在敦煌充军，有一天看见一群野马神骏至极，便抓来献给武帝，武帝作《天马歌》，意指西域将定，天下大同。玄宗时，西域既定，天下大同，玄宗当做的事应该是像亚历山大的希腊化运动一样，将西域中国化，而他恰恰是将中原西域化。音乐便是一个鲜明的征兆。

对于凉州来讲，《霓裳羽衣曲》或《婆罗门曲》作为凉州的西域人或信仰佛教的民众的音乐，则是再恰当不过。当然，它也不是大人之乐或小人之乐，它属于方外之乐。经过五凉时代的儒家化，凉州人从农耕方式、日常生活至学校教育乃至官场礼仪，都与中原文化同为一脉。这是凉州与河西走廊从五凉之后长期稳定的内在原因。唐时，这种教化自然是更进了一步。因为，凉州是中原帝国面向西域的文明走廊上的重要节点。

西来的音乐、舞蹈、杂技、物质、商贾在河西走廊源源不断，昼夜不息。“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岑参这两句诗的前一句写的是凉州经过数百年的经营，已经繁华至极，成为当时唐朝的外贸大都市了，所以便有了后一句的潜台词，这里到处都是胡人在经商，甚至在生活。他们带来了音乐和繁华的生活。

胡腾舞第一次出现在诗歌之中是在元稹的诗中，也是在凉州。此诗名为《西凉伎》：

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

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

楼下当垆称卓女，楼头伴客名莫愁。

乡人不识离别苦，更卒多为沉滞游。

哥舒开府设高宴，八珍九酝当前头。

前头百戏竞撩乱，丸剑跳踯霜雪浮。

狮子摇光毛彩竖，胡腾醉舞筋骨柔。

大宛来献赤汗马，赞普亦奉翠茸裘。

一朝燕贼乱中国，河湟没尽空遗丘。

开远门前万里埃，今来蹙到行原州。

去京五百而近何其逼，天子县内半没为荒陬，西凉之道尔阻修。

连城边将但高会，每听此曲能不羞？

诗人所写的是安史之乱后的凉州，各种情绪一言难尽。凉州的繁华仍在，但凉州已不再是汉唐之凉州，而是吐蕃之凉州，整个河西走廊全部沦陷。河西走廊，作为汉唐帝国经略西域的口岸，也从此时突然间进入至暗时刻。

此前，正如前面所述，西域数十个国家的使团此起彼伏地往来于河西走廊，而更多的商旅则行住于河西走廊，在凉州留了下来。他们在那里开酒肆，置乐舞，为往来的西域使者、商贾、将士提供必需的休息和娱乐，甚至很多人可能就永远地留在了凉州和河西走廊，与本地人结婚生子。凉州的物华使他们流连忘返，不愿归去，正如元稹诗中所写的那样：“乡人不识离别苦，更卒多为沉滞游。”

这些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凉州和河西走廊自五凉时代开创的儒家文化，胡风也随着大唐的气象日盛。岑参在诗中称凉州的天气为“胡天八月”，可见当时胡人之多。所以，凉州的繁华得益于汉唐丝绸之路的开拓，得益于帝国之强大。而凉州与河西走廊的衰败，也因为唐帝国的衰败以及丝绸之路的阻塞。

唐时的边塞诗是整个古典诗歌中最为独特的，有金戈铁马之声。往前追述，汉时武帝作《西极天马歌》时，那种壮阔与英雄气也与边塞诗风相合。如果再往前追述，便是《山海经》中所述夏启在昆仑得《九歌》，这已是天子之歌。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言：“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西北乃立冬时节与其对应的方位，乃乾位，乃君位。《易经》中云，天马对应乾位。这似乎是《九歌》《西极天马歌》与边塞诗产生的内在原因。也大概是这样的原因，自古西北就是牧业甲天下，天马出自这里，皇家军马场山丹军马场也在此建立。

自汉武帝设立凉州和建立河西四郡开始，到五凉时代的文化融合，再到唐时更大范围的民族融合与文化演变，凉州不仅成为长安以西的国际大都市，而且其乐舞、诗歌、佛教等方面的繁盛使得凉州不仅仅成为一个区域的概念，而且成为诗歌、乐舞方面的美学意象。王之涣《凉州词》便是明显的例子。“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仅仅四句，有两句就一直争议不断。“黄河远上白云间”写的自然不是唐时凉州的景象，所以有人说是西宁，还有人说是金城兰州。“一片孤城万仞山”也有三种说法，一曰写的是金城兰州，二曰姑臧武威，三曰青海西宁。“羌笛何须怨杨柳”虽无争议，但第四句“春风不度玉门关”已经到了玉门关外了。如果综合来看，就可以看出这首诗写的是一位诗人从渡过黄河开始写起，大概说的是兰州，然后来到武威，看到了祁连山下的姑臧，再往西走，到张掖这些地方就能听到少数民族的羌笛了，而再往西走，就到了玉门，然后便是轮台等西域之地。这正是当时诸多诗人行走的路线，也恰好是汉时凉州的地域。在古代，因为文字传播的速度较慢，当时人阅读的多是前代留下来的史书和著作，所以汉时称《诗》多指《诗经》。汉时一直到魏晋南北朝，凉州多指以今武威为核心，涵盖今甘肃大部、青海东部、宁夏及内蒙古西部部分地区的广阔区域，所以诗人笔下的凉州绝不是眼前所看到的狭义的行政区域凉州，而是广义的凉州。

综上所述，凉州文化是一个复合体，从地理范围来看，凉州文化又包含着与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互相交流融合的部分。凉州文化的发展有着很长的历史脉络，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历史积淀，有着鲜明的文化特征。凉州文化呈现出厚重的文化底蕴，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性、多元性、开放性、创新性、主体性等特征。在新的时代精神鼓舞下，我们需要激活凉州文化，对凉州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激浊扬清的文化姿态，来展现凉州文化的完整图景，建构出凉州文化自身的主体性，为更好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重要贡献。

（三）建构与超越：凉州文化的总体特性与现实启示

凉州文化的发展有着很长的历史脉络，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历史积淀，有着鲜明的文化特征，从文化底色来看，凉州文化受到中原文化、西域文化以及游牧文化的交融式影响。从西汉时期中央王朝在河西走廊设置河西五郡开始，以儒家精神为核心的中原文化进入凉州，并且与原有的游牧文化相互交融影响。随着中央王朝对丝绸之路的凿通，中西文化开始有了更为密切的交流，亚欧大陆上的文化顺着丝绸之路涌入凉州。到了五凉时期，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变幻中，来自中原的流民以及广袤西域的商人、僧侣都汇聚到了凉州，也因此形成了一幅丰富多样的文化交流图景。随着时代的变迁，经过隋唐时期的历史沉淀，凉州成为长安以西影响力最大的文化中心。

第一，凉州文化具有开放包容的文化精神。凉州文化的生成得益于多元一体的文化地理影响，在本土的农业文化、游牧文化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外来的西方文化，最终形成了极具典型性的文化形态。开放包容的文化精神的形成，也与贯通东西的特殊地理位置分不开，以河西走廊为重要交通要道的凉州文化，坚持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文化主体性，同时在丝绸之路开通以后，极为繁盛的商贸与文化交流又使得凉州文化吸收了西域、中亚以及阿拉伯等文化因素。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和谐共处为凉州文化的发展带来了不断传承与创新发展的不竭动力。在政治相对稳定以及经济繁荣的历史条件下，凉州文化顺应了历史趋势，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体现出开放包容的文化精神。

第二，凉州文化具有尊崇文化、重视教育的历史传统。在中央王朝建设河西四郡以后，凉州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而存在。随着大规模的移民的涌入，凉州的人口增长迅速，发达的农业，政治的稳定，经贸的繁盛，使得凉州人民得以安居乐业，这是凉州地区尊崇文化、发展文化的重要基础。到了五凉时期，张轨等人进一步稳定河西社会秩序，并礼贤下士，注重文化传承发展，尊崇儒教，继承儒家的教育理想，使得崇文尚教成为凉州文化重要的历史传统。而到了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的商贸、文化交流更为繁盛，这又为凉州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比如西域乐舞的兴盛，文人墨客的涌入等，都促进了凉州的文化繁荣，而这种繁荣的关键点就在于凉州文化形成了尊崇文化、重视教育的历史传统，并不断地被发展。

第三，凉州文化具有崇尚武功、坚毅勇敢的独特品质。凉州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是中原王朝重要的边塞要地，辽阔的边塞使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驻扎着大量的军队，并且时常发生抵御外来侵扰的战争，由此也形成了凉州人民崇尚武功的特点。在开荒种地、修建城防以及参军报国的历史进程中，又形成了坚毅勇敢的优秀品质，这也构成了凉州文化的重要底色。凉州一直是古代边塞诗书写的重要文化地标，唐诗中有大量的篇幅就是在书写凉州的边塞风云以及军士的英雄风采。在中原王朝抵抗外来侵扰的过程中，凉州也成了建立军功的重要地方，不仅有大量的将军、士兵来到此地守卫边防、勇敢作战，也吸引了大量的文人墨客来此地壮游，一方面寻找机遇，另一方面也展露自己的才华，创作了大量的具有英雄气、征夫泪、儿女情长、江湖风雨等要素的诗歌，体现出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的美学风采，而这也是凉州文化具有崇尚武功、坚毅勇敢独特品质的鲜明且形象的体现。

第四，凉州文化具有崇尚儒家的主体性特征。作为中华民族精神要义的儒家文化是凉州文化的重要基础，比如儒家文化中的“贤孝”精神，就贯通在凉州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之中，“贤”代表着君子的人格追求，“孝”则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要义，影响着凉州人的日常伦理。在凉州，有一种人人皆知的说唱艺术——凉州贤孝，对凉州人影响很大，鲜明地体现了凉州文化的特点。凉州贤孝的唱词基本是以古代戏曲中的经典唱段改编而来，也有一些本土民间艺人原创的内容，从凉州贤孝的呈现内容来看，融入了佛家与道家的一些善恶观念、因果报应观念，但整体上还是在弘扬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等思想要义。凉州贤孝的基本特征也反映了凉州文化中儒家文化的主体性地位，厚重且影响深远。对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使得凉州文化显现出一种正大光明、儒雅包容的风格，尽管历经岁月更迭与王朝更替，儒家文化依旧是凉州大地的鲜明底色，历久弥新。可以说，包括今天武威在内的凉州是儒家文化的忠诚卫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