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省会战略已在全国绝大多数省份落地实施。其路径可归为空间整合、产业集聚、科创赋能、都市圈联动四类；但七座代表城市的经济首位度分布在 13.8% 至 36.6% 之间，相差 2.6 倍。这一离散度表明，强省会并不存在统一模板，其实际形态由各省城镇体系结构与要素禀赋共同决定。

强省会战略是我国城镇化进入都市圈、城市群发展阶段后的核心区域战略，也是各省破解发展动能分散、中心能级不足、区域协同偏弱等问题的政策抓手。四川、湖北、山东、河南、湖南、贵州、甘肃等省份均已将其纳入省级发展规划。

从实施结果看，各省成效分化明显。部分省会依托制造业夯实经济底盘，部分依托交通枢纽实现要素集聚，也有省会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快速扩容，但建成区扩张速度超过产业与人口导入速度，形成低效扩张。

本文从实施路径分类、城市样本比较、多维成效评估与结构性问题识别四个层面展开分析，并给出优化方向。

01战略缘起与内涵界定

中西部不少省份长期处于中心城市能级不足、多点分散的状态，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省会在全省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不足以支撑资源整合与产业引领功能；缺少千亿级产业集群，在全国产业分工中处于中低端；高端人才持续向东部沿海城市迁移，本地创新要素难以沉淀。

上述因素叠加，使全省缺少具备全国竞争力的核心增长极，在产业竞争与要素竞争中处于弱势。

强省会战略的政策指向，是通过资源集约配置、政策精准赋能、空间一体整合，提升省会的综合承载能力、产业竞争力、科技创新力与辐射影响力，培育省内唯一的国家级或区域级中心城市。

需要界定的是，该战略的政策目标并非资源的单极集中，而是以省会能级提升打破区域发展的碎片化格局，再通过中心极核带动全域协同升级。二者在目标函数上存在实质区别：前者只优化单点效率，后者要求单点效率与全域效率同时改善。

02战略内核：要素投入与能力目标

强省会战略集中投入的要素有五类：优质产业、科技创新资源、人才资源、交通枢纽功能与政策工具。对应地，需要在省会形成四项能力：

• 综合承载能力，决定城市可容纳的人口与产业规模；
• 产业竞争能力，决定其在全球与全国产业分工中的位置；
• 科技创新能力，决定长期发展质量的上限；
• 辐射影响能力，决定其对省域腹地的带动范围。

战略落点是培育省内唯一的国家级或区域级中心城市，并以此为核心带动周边城市与县域经济，进而融入国家重大区域战略。

传导链条可分为三级：省会单点突破、全省动能激活、区域协同共进。第一级的技术难度最低，因为资源投向与考核指标清晰；第三级难度最高，其约束条件不在于省会的经济实力，而在于省会是否具备让渡资源、共享收益的制度激励。

03四类实施路径

全国各省在不同阶段选择了不同侧重的路径。四类模式分别从空间扩容、产业提质、科创赋能、都市圈联动四个维度发力，相互融合、互为支撑。

（一）空间整合型：区划调整与融城发展

空间整合是中西部与中部省会应用最广的路径，针对性解决三类问题：土地资源不足、空间碎片化、功能布局分散。

实施方式有两条主线。一是通过撤县设区、功能区整合扩大建成区面积，同步优化产业园区、交通枢纽与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二是推进省会与周边新区、同城区域的深度一体化，实现规划统一、交通互通、产业互补与资源共享。

典型案例如贵阳贵安一体化与南昌都市圈。贵州统一了贵阳与贵安新区的产业规划、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省会发展空间快速拓展，省级资源随之集中；江西南昌推进昌九、昌抚一体化，打通市域行政壁垒，构建一枢纽四中心的城市功能格局。

该路径适用于城区面积偏小、发展空间受限、人口集聚不足的省会。优势是见效周期短；约束在于行政区划调整存在制度成本，且空间扩容与城市能级提升之间并不构成充分条件——产业与人口的导入质量，才是决定扩容成败的变量。

（二）产业集聚型：链式培育与项目牵引

产业集聚型以工业强市为主线，通过产业链图谱培育机制锁定重点产业，精准引进龙头企业与配套企业，培育千亿级产业集群；同时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与未来产业布局三条线并行。

济南是该路径的代表。其聚焦十大标志性产业链，既推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也引进本地基础薄弱的新兴赛道项目，重点对接世界 500 强与中央企业，落地一批百亿级产业项目，支撑省会 GDP 连续跨越千亿级台阶。贵阳则聚焦电子信息制造、装备制造、磷铝精深加工与健康医药，同时承接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产业机会，产业集聚带动了人口与要素的同步集聚。

该路径的关键约束在于产业选择的前瞻性。同一产业在多个省会同时成为主导产业时，招商引资将退化为补贴竞争，产业链高端环节难以沉淀。

（三）科创赋能型：平台搭建与人才集聚

该路径围绕科技创新与人才引育两条主线展开。平台端建设省级科创平台，布局重点实验室、产业研究院与科创园区，集聚高校、科研院所与高端人才，推动产学研融合；人才端配套住房、教育、医疗与创业补贴政策，降低人才留存成本。

中西部多数省会均采用此路径，直接原因是省级科创资源高度集中于省会，省会具备承接条件。与规模扩张相比，该路径的收益释放更滞后，但决定了城市在十年尺度的竞争位置。

（四）都市圈联动型：交通互联与功能协同

都市圈联动以省会为核心，推进周边地市在交通、产业、政务与公共服务四个方向的一体化，通过破除行政壁垒实现要素自由流动、产业分工协作与基础设施互通。

济南都市圈是典型样本。其联动淄博、泰安、德州、聊城、滨州五市，建立跨区域协同机制，实现 161 项政务服务跨域通办、79 家医疗机构检查结果互认，并推进交通路网互联与产业错位布局。

该路径适用于城市群基础较好、周边产业配套完善的省会。其前提是周边城市具备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否则一体化容易停留在政务与交通层面，难以形成实质性的产业分工。

04七城样本比较

以下七座城市覆盖东中西部，经济基础与战略定位差异明显，按模式可归为四类：高首位度极核型（成都、武汉）、城市群协同型（长沙、郑州）、追赶补位型（济南）、西部特色单极型（贵阳、兰州）。

（一）成都：极核引领型

战略定位 四川以成都为极核，打造成渝双城经济圈主极核与国际门户枢纽，并通过成都都市圈带动川南、川东北、攀西地区。

实施路径 空间上撤县设区扩展城市空间，做强天府新区与东部新区，推进成德眉资同城化；产业上构建 9+9+10 现代化产业体系，主导方向为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与航空航天，载体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与经济技术开发区；开放与科创方面集聚全省高校与国家级实验室，天府国际机场投运，中欧班列（成渝）构成西部国际物流通道。

主要成效 常住人口超过 2100 万，经济首位度约 36.6%，是西部唯一的超大城市，国际门户、消费中心与科创中心功能突出。

现存约束 首位度过高，对省内其他地市形成明显的要素虹吸，省内第二增长极尚未形成；工业底盘相对偏弱，高端制造占比仍有提升空间，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突出。

（二）武汉：科创产业强核型

战略定位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与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实施强核、壮圈、带群三项举措，做强武汉都市圈，引领长江中游城市群，支撑中部地区崛起。

实施路径 科创方面以光谷为核心，打造覆盖光纤、芯片、显示屏、智能终端、网络通信的万亿级产业集群，布局国家实验室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实施人才留汉工程。都市圈方面推进规划同编、交通同网、产业同链、民生同保、市场同体的五同机制，联动鄂州、黄石、黄冈、孝感、咸宁。交通方面依托长江航运与高铁枢纽，借临空经济区、自贸区、综合保税区打造内陆开放高地。

主要成效 为中部省会经济龙头，GDP 突破 2 万亿元，光电子信息产业在全国具备独特性，高校毕业生留汉规模较大，经济首位度约 35.3%。

现存约束 都市圈内部产业协同不足；湖北西部与鄂西北县域经济偏弱，省会辐射向鄂西传导不畅；部分传统重化产业转型压力较大。

（三）济南：补短板追赶型

战略定位 山东强省会战略的核心城市，目标是提升省会能级，打造黄河流域中心城市，建设济南都市圈，与青岛形成省内双核心格局。

实施路径 空间上莱芜并入济南，市域空间大幅拓展，鲁中发展腹地打通，同步建设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产业上出台强省会实施意见，布局 13 条标志性产业链，聚焦先进计算、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与新能源装备，做强齐鲁科创大走廊、中科院济南科创城、超算中心等平台。都市圈方面联动淄博、泰安、聊城、德州、滨州，推进政务通办、交通互联与产业错位分工。

主要成效 合并莱芜后经济体量显著跃升，GDP 突破 1.4 万亿元；省会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居全省首位，科创平台加速落地；经济首位度提升至约 13.8%。

现存约束 首位度仍为七城最低。这一数值需放在山东的省情中解读：山东保留青岛作为省内另一增长极，主动避免单极极化。其代价是省会产业龙头数量偏少，与青岛存在省内资源竞争；鲁西南地区距济南较远，辐射半径有限。

（四）郑州：枢纽驱动型

战略定位 依托米字形高铁网络与航空港，建设内陆开放型强省会，带动中原城市群。

实施路径 以枢纽为核心，建设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与米字形高铁网，形成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发展航空经济、跨境电商与陆港多式联运。产业上做强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与新材料，依托航空港承接外向型制造产业。都市圈方面推进郑州都市圈一体化，联动开封、新乡、焦作、许昌，郑开同城化先行。

主要成效 人口集聚能力突出，河南人口持续向省会集中；航空港成为全国空港经济的标杆；经济首位度约 22.9%，在中部处于稳健区间。

现存约束 高端科创资源不足，高校与国家级实验室数量偏少；产业偏中低端制造，产业链高端环节薄弱；河南人口基数大，县域人口外流压力持续存在。

（五）长沙：产业集群型

战略定位 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与长株潭都市圈核心，以城市群一体化为路径，由长株潭三市共同构成核心增长极。

实施路径 制造业立市，形成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航空航天三大世界级产业集群，三一、中联、山河智能等龙头企业集聚。长株潭三市在规划、交通、产业与公共服务上推进同城化，成为全国一体化示范都市圈。科创与人才方面依托中南大学、湖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做强岳麓山大学科技城。

主要成效 制造业实力突出，工业底盘扎实；全省人口持续向长株潭集聚；经济首位度约 29.4%，增长动力来自城市群协同而非单一城市虹吸。

现存约束 产业结构偏重装备制造，服务业与数字经济占比偏低；湘南、湘西距核心区较远，辐射带动难度较大。

（六）贵阳：特色资源与数字经济型

战略定位 贵州全省唯一的核心增长极，依托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以数字经济为抓手，推进贵阳贵安一体化，打造西部内陆开放枢纽。

实施路径 空间上推进贵阳贵安新区一体化，统一规划、产业与基础设施，扩容城市承载空间。产业上发展算力、数据中心与数字服务，配套磷铝精深加工、新能源与中医药。通道上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节点，陆港与口岸联动，补齐内陆开放短板。

主要成效 在全省人口小幅下降的背景下，贵阳保持人口正增长，是西部省份中少见的持续净流入城市；数字经济形成全国辨识度；经济首位度约 24.1%。

现存约束 经济体量偏小，产业链条短；大数据产业偏重算力基础设施，数字终端与软件产业不足；全省经济基础薄弱，省会带动全省的压力较大。

（七）兰州：西部欠发达省份单极型

战略定位 甘肃全省核心增长极与兰西城市群中心城市，依托黄河流域与向西开放通道，做强兰州白银都市圈。

实施路径 空间上推进兰州白银一体化，拓展发展空间，缓解河谷地形对城市布局的约束。产业上依托石化、有色冶金等传统工业，向新材料、新能源与装备制造转型，打造西北陆港与向西开放口岸。资源上集聚全省科教、医疗与省级平台资源，减少本省人口外流。

主要成效 甘肃唯一的大型中心城市，经济首位度约 28.5%，承担全省绝大部分高端公共服务与对外开放功能，有效抑制了本省人口的大规模外迁。

现存约束 河谷地形严重制约城市扩容；传统重化工业占比高，转型压力较大；全省经济基础薄弱，省会自身财力有限，辐射带动能力偏弱。

七城横向比较

注：经济首位度＝省会 GDP／全省 GDP，为公开资料整理值，口径可能存在年度差异。

按首位度可分为三档。35% 以上的第一档为成都、武汉，均为跨省域的国家级中心，同时也是省内极化程度最高的两个样本；22% 至 30% 的第二档为长沙、兰州、贵阳、郑州，四城的共同特征是把都市圈或城市群协同作为主要抓手；15% 以下的第三档仅济南一城，其首位度受省内双核心格局约束。

需要指出的是，首位度并非越高越好。成都的 36.6% 与济南的 13.8% 分处两端，各自对应特定成本：前者是省内发展失衡，后者是省会功能长期不足。合理区间取决于全省城镇体系结构，不存在统一阈值。判断省会是否过强的更有效指标，是省会与非省会城市的人均 GDP 比值，以及省会对省域要素的净吸纳规模。

05成效评估：四个维度

从经济能级、要素集聚、区域协同与对外开放四个维度看，强省会战略已产生可观测的结构性变化。

（一）经济能级提升，省域增长极基本成型

省会经济体量快速壮大，经济首位度稳步提升。济南实施强省会战略以来，GDP 五年跨越四个千亿级台阶，稳居全国城市 20 强，人均 GDP 突破 2 万美元，千亿级区县数量持续扩容。贵阳、南昌、合肥、长沙等中西部省会经济增速领跑全省，省域发展动能分散、核心引擎乏力的局面有所改变，省会已成为各省稳定经济大盘、培育新动能的主要载体。

（二）要素集聚能力增强，城市能级升级

政策、产业、科创与人才资源集中投放后，省会成为全省人口、资本、技术与产业的主要落点。人口净流入、高端产业集聚、科创平台落地与基础设施完善同步推进，一批省会由普通地级市升级为区域中心城市，部分跻身国家中心城市与新一线头部城市。内陆省份高端城市载体缺失的短板因此有所缓解。

（三）区域协同格局优化，全域动能激活

都市圈与同城化打破了省内行政壁垒，省会优质资源开始向周边县域与地市下沉。产业分工趋于清晰：省会承担高端制造、科创研发与现代服务功能，周边城市承担配套加工、物流仓储与基础制造功能，形成错位发展格局。交通、教育、医疗与政务同城化之后，全域民生条件同步改善。

（四）对外开放能级提升

省会整合全省对外开放资源，集中建设自贸区、综合保税区、陆港与口岸，搭建开放平台。省会既是全省对接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重大战略的核心枢纽，也是参与跨境贸易与全球产业分工的节点，内陆地区开放滞后、通道不畅、平台薄弱的问题因此有所改观。

06三大结构性问题

成效之外，三类问题在实施过程中反复出现，且均具有体制性成因。

（一）虹吸效应过强，省域内部差距拉大

中西部部分省份将资源过度集中于省会，人才、资本与产业向省会单向集中，中小城市与县域的发展资源被挤压，形成省会单极集中、周边薄弱的失衡格局，城乡与区域差距持续扩大。

这一现象的成因在于行政层级与财政体制：省级资源分配权集中于省会所在层级，考核体系又以经济总量为主要指标，省会因而倾向于做大自身规模。另一类问题出现在扩容方式上，建成区扩张快于产业与人口导入，形成低效扩张。

（二）产业同质化，高端环节缺失

多数省会的产业结构仍以传统产业与中低端制造为主，高端科创产业、总部经济与数字经济占比偏低，产业链高端环节缺位。省内省会与周边城市之间、不同省会之间还存在同质化竞争，差异化程度不足，导致资源内耗与产能过剩，高端产业集群难以形成。

（三）承载能力不匹配，治理压力上升

人口与产业集聚速度快于公共服务供给扩张，交通路网、教育医疗、生态环境与公共服务配套跟进滞后，交通拥堵、学位紧张、医疗资源紧张与房价上涨等问题随之显现。都市圈协同机制尚不健全，行政壁垒仍然存在，产业协同与利益共享缺乏稳定安排，辐射带动效能未能充分释放。

07优化路径

立足当前成效与结构性问题，未来强省会战略需从规模导向转向质量导向，从单点集聚转向协同赋能。

1差异化产业定位 立足本地禀赋选择主导产业，向产业链高端环节延伸，以科创培育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产业选择需具备排他性，避免与省内其他城市或相邻省会形成正面竞争。

2优化省域资源配置 适度均衡资源投放，避免过度虹吸，将产业转移、资源辐射与技术输出落到可考核的安排上。这一路径的前提是建立省域利益分享机制，否则省会缺少让渡资源的内生动力。

3深化都市圈一体化 破除行政壁垒，将产业分工、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的协同机制制度化，形成稳定预期，使一体化从政务与交通层面延伸到产业层面。

4补齐城市承载短板 产业集聚与公共服务配套同步推进，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实现城市规模、功能与品质同步提升。

结论强省会战略适配我国城镇化的阶段性特征，回应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空间整合、产业集聚、科创赋能、都市圈联动四条路径，各自培育出了一批省域增长极。但七城对比表明，强省会没有统一模板：成都、武汉依托极核能级，长沙、郑州依托城市群协同，济南在双中心格局下补短板，贵阳、兰州则以留住本省人口为首要目标。决定战略成败的关键变量，不在于省会做大的幅度，而在于省会是否具备向腹地让渡资源与收益的制度安排。规模可以依靠行政力量在短期内推高，协同则取决于机制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