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蒙往事(132):《清初治蒙》深度研究报告4——(中篇3, 顺治时代)入主中原后的再定位特此感谢@惠涛@日海@小李飞刀@心要让你听见@来了来了@孙献山@竹叶青@yuan@飞行的猫山王@高伟航@任智友@左小切@王不帅@杜鸣泉@觉@鑫宜全案@章晨鉴瓷等粉丝朋友上周的打赏和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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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治蒙深度研究报告》（中篇3）
第七章 顺治时代（1644—1661）：入主中原后的再定位
崇德八年（1643）八月，皇太极猝逝，六岁的福临继位，睿亲王多尔衮摄政；次年四月，清军入关，五月定鼎北京。治蒙的舞台一夜之间换了天地：皇帝从盛京的汗变成了紫禁城的君，蒙古从"西邻的盟友与藩属"变成了"帝国版图之内的一个板块"。舞台变了，戏怎么唱？况且这台戏的开场并不从容——顺治朝前七年由多尔衮摄政，中原战事连年不休，清廷的国力大半耗在扫平南明与农民军上；顺治七年多尔衮死后，年轻的皇帝亲政，才轮到他自己面对蒙古这盘棋。十八年之间，要回答的问题密集而具体：蒙古骑兵要不要继续用？外藩诸部会不会离心？漠北、漠西怎么处？西藏的教主来了怎么迎接？连皇帝自己的婚事都成了国事。本章一一看来。一、从龙的蒙古人
先说入关这一年。顺治元年（1644）四月，清军出师前夕，朝廷给多尔衮的大将军敕书里有一句话值得先记下来："今蒙古、朝鲜俱已归服"（《清世祖实录》顺治元年四月）——在这道诏书的语气里，蒙古已经不是战争的对象，而是战争的资源。事实也正是如此：这次入关的大军，据《清世祖实录》记载，多尔衮统率的是"满洲、蒙古兵三之二"以及汉军诸王部队——八旗蒙古成建制地在编；而外藩蒙古诸部，科尔沁为首，连同郭尔罗斯、杜尔伯特、扎赉特、敖汉、巴林、奈曼、阿噜科尔沁、喀喇沁、土默特、扎鲁特、四子部落等，都以本部兵随征，"入山海关，击流贼李自成"（《外藩传·科尔沁部总传》）。二十多年前还是后金死敌的蒙古诸部，如今整旗整旗地列在这支征服大军的序列里。山海关城下的一战，《清世祖实录》记下了布阵的细节：四月二十二日，李自成以马步兵二十余万"自北山横亘至海"列阵，多尔衮令全军"向海对贼阵尾，鳞次布列"，吴三桂的关宁兵分列右翼之末——大风扬沙、咫尺莫辨之中，清军"对阵奋击，大败贼众，追杀至四十里"。蒙古骑兵正嵌在这道"鳞次"的阵线之中。城破之后是长途追击：李自成弃北京西走，清军前锋一路追杀，据《八旗通志》记载，追及于安肃，又败之于望都、庆都——骑射出身的蒙古兵，在这种数百里不停的追击战里正是最得力的部分。接下来两年的战史，几乎每一页都有蒙古人的位置。顺治元年冬，英亲王阿济格西讨李自成，大军的行军路线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取道土默特、鄂尔多斯入边，凿黄河冰济师"：西征军借道的是外藩蒙古的牧地，踏过的是蒙古人为之向导、为之供顿的草原。顺治二年春军至榆林，李自成军夜袭清军的蒙古营，车尔布与佐领苏拜驰援破敌；进围延安，再败出城迎战的大顺军。李自成南走湖广，车尔布与鳌拜驰攻安陆，缴获战船八十艘，又偕噶达浑穷追至九宫山，击垮大顺军最后的骑兵——李自成即死于此役前后。同一年，豫亲王多铎率另一路大军南下灭南明弘光政权，随征的漠南蒙古骑兵多达二十七旗；据《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所载的随征名单，仅领兵的大小头目就有"台吉三十八名、固山额真三名、梅勒章京十一名、甲喇章京十二名、牛录章京一百三十二名，共一百九十六人"——这份名单把"外藩出兵"四个字变成了具体的数字：从台吉到牛录章京，蒙古诸部是把本族的贵族武装成建制地交给了清朝的战场。再看顺治五、六年（1648—1649）的大同之役，这是蒙古兵在顺治朝打的最硬的一仗，起因也饶有意味：这年十一月，喀尔喀部二楚虎尔犯边，清廷派阿济格等率重兵进驻大同防蒙——大同总兵姜瓖疑惧朝廷意在图己，遂于十二月举城反清，山西震动，“附近十一城皆叛”。一场因蒙古边警而起的驻防，点燃了北方最大的降将叛乱。清廷倾国来攻，多尔衮两次亲征，前后八位亲王郡王会集城下，史称”八王围大同”；围城九个月，蒙古正红旗、正黄旗等部兵约一万五千人始终在这座坚城之下。姜瓖军出城突袭镶红旗营，车尔布率巴牙喇护军击退之；姜瓖分兵五千循北山夹击，鳌拜率先破其一营，车尔布与副都统谭布合兵继进，出城叛军被尽数歼灭——城外野战的每一次失败，都把姜瓖向城内的绝境推进一步。顺治六年八月，城中粮尽，守将杨振威斩姜瓖献城。随军攻宁武关的乌库理，率三旗巴牙喇兵转战关下及偏关西河营，七战皆胜；左卫城下姜瓖兵万余列阵以待，也被他击破。战役之外，还值得记住几张面孔。蒙古正蓝旗固山额真伊拜，顺治元年从入山海关击李自成，随后徇山西、克太原；二年随阿济格入陕西，逐李自成直至武昌；五年随济尔哈朗进湖南，克湘潭之后兵向衡州，距城三十里击溃据桥立寨的明军，阵斩明将陶养用，克衡州——从长城脚下一直打到湘南，身后追赠太子太保，谥"勤直"。完颜氏的车尔布，从安肃、庆都的追击战打起，历经榆林、延安、安陆、九宫山、四川、大同、舟山，累功至议政大臣、一等伯，顺治末年出任镶红旗蒙古都统。叶赫出身的爱松古，从征山西、随多铎北征腾机思，姜瓖之乱中守代州、太原有功，累升至本旗蒙古副都统。这些人后来构成了顺治、康熙两朝统率蒙古旗兵的骨干。这件事的意义要往深看一层。蒙古人参与入关，不是雇佣军式的帮忙，而是"股东"式的投资：他们出的是兵，分的是新帝国的红利——爵位的晋封、战功的赏赐、驻防的要地，以及与皇室日深一日的婚姻捆绑。第五章说过，1636年的盛京大典上，蒙古诸部是皇权的共同赋予者；1644年的入关，则是这笔投资的第一次大分红。魏源后来评价："科尔沁从龙佐命，世为肺腑，与国休戚……世祖当草创初，冲龄践祚，中外帖然，翳蒙古外戚扈戴之力。"这话虽有溢美，却道出了实情。反过来看清廷一边：蒙古兵能打，清廷也敢用、愿用——敢把西征军的行军路线铺在土默特、鄂尔多斯的牧地上，敢让蒙古营独当一面承受李自成军的夜袭，敢在逐鹿中原最紧要的关头把侧翼交给三十年前还是敌国的人，这在历代北方政权中是很少见的。这份信任的底气，来自前三十年联姻、编旗、履约记录的全部积累；而蒙古骑兵用从山海关到九宫山的战绩，证明这份信任没有落空。二、谁在掌舵：摄政、亲政与治蒙的班底
在讲顺治朝的一件件大事之前，先要回答一个前提问题：皇帝六岁登基、二十四岁去世，这十八年的蒙古棋局，究竟是谁在执子？前七年，执子者是多尔衮。皇太极猝逝，没有留下传位遗诏，长子豪格与睿亲王多尔衮两强相争，两黄旗大臣索尼、鳌拜等人佩剑入殿，坚持"必立皇子"——僵持之下，各方折中，立皇太极第九子福临，以郑亲王济尔哈朗与多尔衮共同辅政。名义上济尔哈朗排位在前，实权却迅速滑向多尔衮：他的称号从"叔父摄政王"到"皇叔父摄政王"，最后竟称"皇父摄政王"；顺治四年（1647），济尔哈朗被挤出辅政之位；顺治五年（1648），豪格——这位平定四川、手射张献忠的大功臣——被罗织罪名下狱，一个月后暴死狱中。治蒙的大事，因此都打上了摄政王的印记：命多铎远征腾机思的是他，继续维持联姻与朝贡之常轨的也是他。值得注意的是一线的执行者：追击腾机思、在鄂特克山夜袭大破其众、又击败土谢图汗援军的前锋将领，是蒙古正白旗人明安达礼——西鲁特氏，科尔沁蒙古人。用蒙古人为朝廷打蒙古方向的仗，第五章那套"以蒙古人治蒙古事"的用人传统，在新朝廷里原样延续。后十年，执子是顺治帝自己。顺治七年（1650）冬，多尔衮在塞北坠马受伤，死于喀喇城，年仅三十九岁。次年正月，十四岁的顺治帝亲政；两个月后，风云突变：多尔衮被追论大罪，削爵、撤庙享、掘墓，为豪格平反昭雪。少年天子用一场彻底的清算，收回了被摄政王攥了七年的皇权。他倚靠的是两拨人：一拨是摄政时期被打压的旧人——济尔哈朗回朝辅政，受封"叔和硕郑亲王"，直到顺治十二年（1655）病逝；索尼、鳌拜、遏必隆等两黄旗旧臣重新擢用，这批人日后正是康熙初年的辅政班底。另一拨是制度化的常任官员——汉官方面范文程、洪承畴继续受到倚重；蒙古事务方面，顺治十三年（1656）起任理藩院尚书的，正是当年追击腾机思的明安达礼——从草原上追歼叛部的战将，转任为管理整个外藩事务的衙门长官，这条履历本身就是”以蒙古人治蒙古事”最好的注脚。。顺治十八年正月明定理藩院与六部同列的那道谕旨，就落在他的任期之内。此外还有一位看不见却无时不在的人物——孝庄太后：多尔衮时代她在幕后维持平衡，亲政之后她是满蒙联姻网络的总枢纽，两位科尔沁皇后的立与废，背后都有她的影子。那么，这两代执棋人干得怎么样？对的地方，首推"守成不折腾"：崇德年间立下的旗制、联姻、朝贡、律例，顺治朝没有一件推倒重来，只有按部就班的充实——这种克制对新生王朝极为难得。其次是红线划得果断：腾机思之变"追必穷、归必容"，一仗把外藩制度的信用立住了。再次是大手笔不含糊：达赖入京的礼仪折中与金册册封，都是远超"守成"水准的政治杰作。失分之处则有两层。一层在内：豪格案与多尔衮案前后两场大狱，宗室与八旗的精英在内斗中折损消耗，朝廷用于边疆的注意力与凝聚力都被打了折扣。另一层在外，也更要命：对喀尔喀满足于"半附"的模糊，对卫拉特几乎毫无经营——噶尔丹在拉萨学经多年，北京的档案里竟无一笔留意。顺治朝治蒙的总账可以这样算：近处的作业全部交清，而未来远处的欠账一笔未还——而远方的账，利息最高。三、腾机思之变：新秩序的第一次离心测试
制度立起来了，还得经过一次反向的检验才算数。顺治三年（1646），检验来了。先说腾机思其人。他原是察哈尔属下的苏尼特部首领，察哈尔败亡后于崇德年间率部投清，受封郡王，成为外藩札萨克——正是第四章说的"留部"一途的典型受益者：部落保住了，牧地保住了，还添了新朝的爵位。按理说，这样的人该是新秩序最稳的一块基石。然而这一年，他与朝廷因事生隙，又受漠北喀尔喀方面的招诱，竟裹胁本部人马牲畜，举部北渡大漠，投奔喀尔喀去了。消息传到北京，清廷的反应之快、出手之重，值得细看。《清世祖实录》记载：命豫亲王多铎为帅，统率大军出塞追击。这不是一次边境弹压，而是一次战略性的远征——清军一路追过戈壁，深入漠北腹地。喀尔喀的土谢图汗、车臣汗出兵接应腾机思，与清军交战，皆被多铎击败。腾机思在漠北无以为生，又慑于兵威，撑到顺治五年（1648），终于率残部悔罪来归。清廷的处置出人意料：不复穷治，下诏宥其死罪，仍许袭其郡王爵位，善加安置；不久腾机思病故，爵位由其弟腾机特承袭。这个事件不大，却值得拆开细看，因为它同时回答了两个问题。其一，外藩会不会跑？会。游牧部落的帐幕是可以拔走的，这是草原政治与内地郡县最大的不同——新秩序建成才十年，离心就出现了。其二，跑了怎么办？清廷的处置是"两手"的标准演示。军事上穷追不舍，一直追过漠北，连前来接应的喀尔喀援军也一并击败——清朝的兵锋第一次深入漠北草原。为什么要打这么远？因为此战的对象其实不是腾机思，而是所有在观望的札萨克：若叛走可以无代价，则编旗划界所锁定的一切人户疆界，顷刻便成空文。这一仗是用喀尔喀听得懂的方式划红线：边界是活的，但叛逃不行。政治上则宽大为怀，腾机思一回来，爵位照旧——给所有观望者看的另一面是：回来，既往不咎。腾机思之变是外藩制度的第一次离心测试，清廷用"追必穷、归必容"六个字交了卷。从此"叛则必讨、归则必抚"成为治蒙的定式，一直沿用到康熙朝对噶尔丹之前。而喀尔喀在这次事件中挨了打、随即遣使谢罪通好，它与清朝的关系，进入了一种微妙的"半附"状态——下一节就讲这个。四、八札萨克：给喀尔喀的"半附"定位
喀尔喀的问题，从崇德年间就一直悬着。第五章讲过，崇德三年（1638）喀尔喀三部遣使，约定了"九白之贡"——白驼一峰、白马八匹，岁岁来献。此后十余年，喀尔喀与清朝维持着纳贡通好的关系，却始终没有进入编旗设佐的轨道。原因有两头：它太远——大漠横隔，清军虽能远征，却无力常驻；它又太高——三部自称有汗，自认是成吉思汗正统的守帐人，不肯放下身段去做漠南那样的札萨克。一个不肯编旗的喀尔喀，和一个无力强编的清朝，就这样僵着。腾机思之变打破了僵局——仗打过之后，台阶反而出现了。喀尔喀两部出兵接应失败，理亏心虚，急于修复关系；清廷则见好就收，不愿在漠北恋战。顺治十二年（1655），据《清世祖实录》记载，喀尔喀三部各遣子弟来朝，清廷因势利导，赐封喀尔喀八人为札萨克——"喀尔喀八札萨克"由此而设。这个安排妙在分寸。清廷给出的，是清朝体制内的爵位名号——从此喀尔喀的显贵们头上，有了北京授予的官称；清廷没有动的，是他们的牧地、属民与汗号——不编旗、不划界、不设官。喀尔喀这一头，接受了册封与朝贡义务，保住了实质上的自治。双方各取所需，各留余地。这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模糊。对漠南，是编入版图的臣属；对喀尔喀，是纳贡受封的远藩——同一个清朝，对蒙古世界开出了两档待遇。模糊在当时是智慧：把喀尔喀留在秩序的边缘之内，比逼它摊牌的成本小得多。但模糊也是欠账。喀尔喀三部之间、左右两翼之间的矛盾，都积压在这套含混的关系里没有解决——康熙元年（1662），札萨克图汗部内乱，部众大批投奔土谢图汗部，两部从此结怨，这道裂痕日后将成为噶尔丹东进最好的缺口。这笔账，将在三十年后由准噶尔的铁骑催缴，最终在多伦会盟上清算——那是《清蒙往事》正文开篇的故事。四、五世达赖入京：1652年的南苑之会
顺治朝在宗教棋局上，落下了关外岁月之后最重的一子。这一子的来龙去脉，要从两头说起。从清廷一头说：第六章讲过，1642年西藏使团首访盛京，皇太极与达赖、班禅、固始汗建立了通使关系。入关之后，清廷几次遣使入藏，郑重敦请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亲来北京。为什么如此殷勤？因为清朝刚刚成为中原之主，亟须在黄教世界确立自己的位置——而黄教世界遍布蒙古诸部，蒙古诸部是帝国最辽阔的边疆。从西藏一头说：1642年固始汗大军入藏，格鲁派在卫藏掌了权，但这个新政权的东方方向需要安全感——明朝已亡，谁来当黄教世界的最高护法者，达赖喇嘛需要亲眼看一看、亲手定一定。两头各取所需，东来之行于是定议。顺治九年（1652），五世达赖启程，年底抵达北京。怎么接待这位教主，朝中却吵了起来。争议的核心是一个礼仪问题：皇帝应不应该出城亲迎？满蒙王公多主隆重亲迎，汉大臣则以天子之尊不宜迎僧力谏——表面争的是礼节，实际争的是帝国以何种姿态面对这尊"神"：迎，则近乎君臣倒置；不迎，则冷了蒙古诸部的心。最后的安排颇具深意：顺治帝以"畋猎"为名，在南苑与达赖会面——围猎场不是朝堂，既给了至高的礼遇，又回避了君臣名分的难题。达赖在京期间，驻锡于京城北面的黄寺，王公贵族、蒙古信众望门而拜，络绎于途。次年达赖启程返藏，行至内蒙古境内的岱海一带，清廷的册封使臣追至，携来金册金印，册封其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同时也册封了固始汗。达赖喇嘛这个称号，本是俺答汗1578年所赠（见第一章），但经清朝皇帝以金册金印加以册封，性质就变了：从今往后，"达赖喇嘛"是清廷承认并担保的封号。西藏方面也得到了它要的东西——东方最强大的君主对格鲁派领袖的正式承认。还有一层对照值得记下。顺治帝个人其实亲近汉地禅宗，晚年与玉林通琇、木陈道忞等汉族高僧往来密切；但对蒙古诸部信奉的黄教，国家层面始终礼遇不衰。皇帝的私人信仰与国家的宗教政策，分属两层，各行其是——这正是第六章"护教而不佞教"原则的最好注脚：教是要护的，但护教是出于政治，不是出于沉溺。1652年的南苑之会，把"蒙—藏—清"三角关系正式浇筑成型：清朝皇帝成为黄教世界的最高护法者，而黄教世界则成为清朝统治蒙古最深的一层地基。五、平行世界：1640年法典与卫拉特的通贡
顺治朝的蒙古地图上，还有一块当时看不到、后来却成了主角的区域——漠西卫拉特。要交代它的来龙去脉，得先把时间往前拨四年。1640年，在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一带），发生了一件当时与北京毫无关系、日后却深刻影响北京的事：喀尔喀三汗与卫拉特四部的首领们举行了一次大会盟。与会者几乎囊括了清朝秩序之外的整个蒙古世界——连年交战的东、西蒙古首领们坐到了一起，连已率部远徙伏尔加河的土尔扈特首领和鄂尔勒克，都千里迢迢赶回赴会。会盟的成果是一部《蒙古—卫拉特法典》：规范各部行为，协调彼此纷争，明确共同防御的义务，并对喇嘛与世俗领主的关系作了系统安排。这件事很值得停下来想。它证明草原并非只能等待外来的秩序——在清朝的编旗设佐之外，蒙古世界自己做过一次认真的整合尝试。但这次会盟也暴露了它的先天局限：法典立得住文字，立不住强权；会盟一散，各部依旧各行其是。这条自我整合的路，后来并没有走通，而是走成了准噶尔的一家独大——那将与清朝的秩序迎头相撞。对清朝而言，顺治年间的卫拉特还只是个遥远的通贡者。崇德年间，卫拉特已随西藏使团与盛京通好；顺治年间，准噶尔首领巴图尔珲台吉遣使通贡，往来不绝。清廷对卫拉特的处置，循的是喀尔喀那一档：纳贡、回赏、不深究。此时没有人能预知，这个遥远的通贡部落，将在半个世纪后成为帝国最凶悍的敌人。但有一粒种子，此时已经埋下。巴图尔珲台吉的儿子噶尔丹，幼年被认定为活佛转世，送到西藏学法，师事的正是五世达赖喇嘛——顺治九年南苑之会上那位万众瞩目的教主。卫拉特未来的霸主与黄教世界的最高领袖之间的这重师生关系，此时无人留意；数十年后，它将把准噶尔、西藏、喀尔喀全部卷入同一场大风暴。顺治朝对漠西的全部认识就是"远"——而"远"在游牧世界从来不是安全，只是延迟。六、家事即国事：两位科尔沁皇后
满蒙联姻在顺治朝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它深到了皇帝自己的后宫，深到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政治风波。顺治帝先后立过两位皇后，都出自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第一位是孝庄太后的娘家侄女，这桩婚事是多尔衮摄政时定下的——换言之，它从一开始就是一项政治安排，而且出自少年天子最忌惮的摄政王之手。顺治亲政之后，对这位皇后的不满日渐公开。顺治十年（1653），皇帝下谕废后，给出的理由是皇后奢侈、善妒、与自己志意不合；群臣交章谏阻，皇帝坚执不听，皇后最终被废为静妃。次年，再立新后——还是科尔沁的姑娘（即后来的孝惠章皇后）。这场废后风波，历来被当作顺治帝的性情故事来讲，但放在本书的脉络里，它别有意味。其一，看联姻渗透的深度：到顺治朝，皇帝的婚姻已经不是个人事务，而是满蒙政治联盟的枢纽工程——废后之争表面是夫妻不和，底下牵动着科尔沁在后宫的地位、孝庄太后背后的蒙古姻亲网络，甚至皇帝与母后、与多尔衮旧局的角力。其二，看联姻的韧度：皇帝可以废掉这一位皇后，却不能从科尔沁之外另立新后——废了一位科尔沁皇后，继立的还是科尔沁皇后。皇帝个人的好恶，终究被联盟的机制消化掉了。联姻到了这个地步，才真正成了"制度"：它连当事人的不情愿都装得下。后宫之外，公主与宗室女下嫁漠南诸部在顺治朝照常进行，双向的网络继续加密。七、日常的形成：衙门、编旗与互市
大事之外，顺治朝还完成了治蒙体系的"日常化"——把崇德年间草创的制度，变成按年运转的常轨。衙门方面。理藩院在顺治年间职掌渐备，但地位有过一次耐人寻味的反复：顺治十六年（1659），朝廷一度把理藩院并入礼部序列，尚书、侍郎都改兼礼部衔——这是拿明朝”四夷之事统于礼部”的旧框架来套新体制；仅仅两年后，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新即位的康熙帝（以幼帝名义）即下谕纠正：理藩院专管外藩，责任重大，作礼部所属”于旧制未合”，嗣后不必兼礼部衔，仍称理藩院尚书、侍郎；同年九月，再明定理藩院官制体统与六部相同，尚书照六部尚书例入议政之列，衔名列于工部之后。管理蒙古事务的机关，至此正式跻身帝国最高行政层级。顺治末年这一降一升的反复，恰好说明了一件事：治蒙机构该摆在什么位置，顺治朝君臣是认真掂量过的，而最终的答案是与六部同列——蒙古事务不是”礼”的问题，是”政”的问题。编旗方面。漠南外藩诸旗在顺治年间续有增设和调整：腾机思之变后苏尼特部的重新安置，顺治六年（1649）鄂尔多斯部的编旗，皆其大者。每设一旗，照例是那一套程序：清户口、编佐领、划疆界、命札萨克——第五章讲过的崇德元年创制，如今已是年年照办的例行公事。内札萨克蒙古的旗分格局，到顺治末年大体成形。经济方面。朝贡与赏赐按例往来，贡使入京，携来马匹驼只，带回绸缎银两；张家口等市口的互市照常运转，蒙古以牲畜皮张易内地的布帛粮茶。战争年代的特殊通道，变成了太平岁月的日常生计——草原与中原之间，第一次有了不随战事起伏而中断的经济血管。这些事都不显赫，却是顺治朝最实的成绩。崇德年间立的是"制"，顺治年间成的是"常"——制度只有变成不须君主操心的日常，才算真正立住了。八、小结：1661年的蒙疆地图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顺治帝去世，八岁的玄烨继位，是为康熙。盘点这一年蒙疆的全图：漠南蒙古，诸旗编定，札萨克世袭，理藩院按章管理，联姻网络密布——已定。漠北喀尔喀，八札萨克受封，九白之贡不绝，但三部依旧自立自雄，左右翼裂痕已现——半附。漠西卫拉特，通贡往来，实质游离，而一个正在拉萨学经的年轻人名叫噶尔丹——在途。青藏方向，五世达赖受册封，固始汗掌藏政，教权与清廷相安，乃至联通。这就是康熙帝继承的棋盘。下一编我们将转入专题分析，把这套体系的内在构造拆开来看；而1661年这张地图上的三处留白——喀尔喀的内讧、卫拉特的崛起、以及二者相撞时溅起的烽烟——将如何演变成康熙朝的三件大事，则要到本报告的结语再作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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