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前言：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司法的权威在于统一。

人民法院案例库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统一建设、权威发布的国家级司法案例平台。

案例库的核心意义，在于统一法律适用、促进同案同判。入库案例均经严格筛选与审查，聚焦审判实践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明确法律适用标准、统一裁判尺度，为全国四级法院办理类案提供权威参照。

本系列文章以人民法院案例库为依托，对民商事典型案例进行系统梳理、专业解析与规则提炼，既呈现裁判逻辑与裁判要点，也阐释类案规则与行为指引，力求为法律实务工作者提供可操作的参考，为社会公众提供可信赖的法治指引。

案例索引

本案一审案号：（2020）沪74民初3479号，上海金融法院于2021年7月29日作出民事判决；二审案号：（2021）沪民终514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25日作出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核心争议在于：上市公司股东因司法抵债取得限售股、且原业绩承诺已完成后，上市公司能否以一份未曾披露的"隐藏承诺函"对抗股东办理解除限售的请求，以及由此给股东造成损失的责任认定。法院最终认定：上市公司举示的隐藏承诺函对受让股东无约束力，应配合办理解除限售，并赔偿股东因延迟解禁所受损失。

2014年，某集团公司（原名广西某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李某持有的某影视公司100%股权，李某以资产认购的股份在业绩承诺期（2014年至2017年）内不得转让。2018年4月28日，某集团公司季报载明李某业绩承诺完成率超100%，且未记载其超期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2018年9月，北京二中院裁定将李某限售股作价抵债过户至某证券公司，某证券公司披露李某业绩承诺已完成。此后某证券公司多次通过微信、公函、律师函要求办理解除限售，某集团公司均未配合。诉讼中，某集团公司始提出李某曾于2018年3月20日出具《解除股份限售之自律承诺函》，并据此通过董事会、股东会决议，要求某证券公司先行缴纳李某应承担的账款清收及税费11110.70万元方可解禁。

上海金融法院一审判决某集团公司为某证券公司所持58410000股限售股办理解除限售，并赔偿延迟解禁损失500万元、支付律师费18万元；二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