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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张全资券商牌照背后:花旗的中国往事

wang 2026-06-25 行业资讯
第七张全资券商牌照背后:花旗的中国往事

当花旗再次敲开中国资本市场的大门

2026年5月,当中国证监会完成对花旗证券(中国)设立申请的最终审批时,市场上并没有出现太多喧嚣。相比于一家独角兽企业上市,或者一宗百亿美元级别的并购交易,这似乎只是一则普通的监管新闻。

然而,对于长期关注中国金融开放进程的人来说,这张牌照却有着远超表面的意义。历时四年多申请流程后,花旗正式成为中国第七家全资外资券商。自此,在中国证券市场全面开放的版图上,又一家华尔街金融巨头完成了最后一块拼图。

许多人对此感到意外。因为就在不久之前,花旗给外界留下的印象似乎恰恰相反:

2019年,花旗退出与东方证券共同设立的东方花旗证券;

2021年,花旗宣布退出包括中国在内多个市场的个人银行业务;

2024年,花旗完成中国个人财富管理业务出售,超过300名员工转入汇丰中国。

在不少市场人士看来,花旗正在一步步收缩中国业务。甚至有人认为,这家拥有百年历史的美国银行正在离开中国。

但事实,并非如此。花旗并没有离开中国,它只是离开了一个时代,而正在走向另一个时代。花旗与中国的故事,并不是从今天开始,也不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甚至不是从浦东开发开放开始,而是要追溯到一百二十多年前。

1902年,花旗前身国际银行公司(International Banking Corporation)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由于营业楼顶长期悬挂美国国旗,中国民间将其称为“花旗银行”。“花旗”这个名字,并非官方译名,而是中国市场赋予它的称呼,后来,这个名字甚至成为中国公众对Citibank最广泛的认知。

二十世纪上半叶,上海是远东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汇丰、渣打、德华银行、横滨正金银行以及花旗等国际金融机构汇聚于外滩。那时的人们或许不会想到,一个世纪以后,中国将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这些国际银行也将以全新的身份重新进入中国市场。

1949年之后,中国金融体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外资银行逐渐退出舞台。花旗在中国的业务也随之中断。直到改革开放之后,这段故事才重新续写。

1983年,花旗在深圳经济特区设立代表处。这是其重返中国的重要起点。

1991年,花旗成为当时唯一一家在上海拥有营业性分行的美国银行。

1993年,花旗更将中国区总部从香港迁至上海,成为最早将中国业务决策中心迁入内地的国际银行之一。

这在当时是一项颇具前瞻性的决定,因为彼时的中国资本市场尚未建立完整框架。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仅三年,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仅两年。外资金融机构普遍仍以香港作为中国业务中心。但花旗已经意识到,中国市场未来的重要性不会局限于贸易和制造业,金融开放终将到来,而上海,很可能成为新的核心舞台。事实证明,花旗押对了方向。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加入WTO,中国金融业开始进入有序开放的新阶段。

2007年,花旗成为首批获得中国银监会批准、本地注册运营的外资法人银行之一。这一年,对所有外资银行而言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因为在此之前,外资银行更多以分行形式经营,而本地法人银行身份意味着更广泛的业务权限、更完整的经营体系以及更深度参与中国金融市场的机会。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花旗在中国进入真正意义上的扩张阶段。

企业银行业务快速发展、现金管理和跨境结算业务持续扩大、托管业务获得突破,越来越多跨国企业选择花旗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金融合作伙伴。多年后,花旗中国披露的数据表明,其服务对象已经覆盖约70%的《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以及超过300家中国领先企业。

如果仅从商业银行角度看,花旗在中国的发展已经相当成功。然而,真正改变中国金融业格局的事情,才刚刚开始。

黄金时代:外资银行的中国梦想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多年以后回望,中国加入WTO带来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贸易领域。制造业、出口产业、互联网经济乃至房地产行业,都在随后二十年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金融业开放,同样从这一刻开始悄然加速。对于花旗而言,这是一次等待已久的机会。

彼时的中国,GDP刚刚突破10万亿元人民币,全国高速公路总里程不足两万公里,A股上市公司数量不到1300家。但几乎所有国际金融机构都相信,中国将成为未来全球最重要的金融市场之一,这种判断并非空穴来风。

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越来越多跨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开始走向海外,而这些企业恰恰是花旗最擅长服务的客户群体。与许多商业银行不同,花旗的核心优势从来不仅仅是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跨境结算、现金管理、贸易融资、外汇交易以及全球资金网络,才是这家国际银行最重要的竞争力。而中国经济的崛起,几乎为这些业务提供了无限想象空间。于是,在加入WTO后的几年时间里,一场属于国际银行的“中国竞赛”悄然展开。

汇丰、渣打、花旗、东亚、德意志银行、摩根大通、美国银行等机构纷纷加大在华布局。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始快速崛起,越来越多外资银行将中国总部迁至上海。外滩、陆家嘴以及浦东新区,逐渐成为国际资本观察中国经济的重要窗口。

2007年,则成为中国金融开放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这一年,中国银监会批准多家外资银行改制为本地法人银行,花旗中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这是花旗进入中国百余年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身份转换。此前,外资银行更多以分行形式开展业务,而本地法人银行意味着独立资本金、独立治理结构以及更完整的业务经营资格。对于花旗来说,这不仅仅是一张牌照,更像是一张长期参与中国金融市场建设的入场券。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花旗中国进入扩张最快的阶段。

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成都、大连等主要城市,花旗不断完善网络布局。与此同时,越来越多跨国企业将亚太区资金管理中心设在中国。花旗则凭借其覆盖全球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网络优势,成为许多跨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合作伙伴。这意味着,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里,花旗实际上深度参与了全球资本与中国经济融合的全过程。

彼时的市场情绪同样乐观,2006年至2007年,中国股市迎来历史性牛市。上证综指突破6000点,中国银行、中国人寿、中国平安等大型金融机构陆续完成上市,资本市场空前繁荣。国际金融机构普遍认为,中国有望成为未来几十年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之一。

如果说商业银行业务是花旗在中国的第一战场,那么资本市场则是其真正期待进入的核心领域。然而现实很快证明,证券行业开放远比银行业复杂得多。银行业务可以通过设立法人银行逐步扩张,但证券行业长期受到股权比例、业务范围以及监管框架等多重限制,对于包括花旗在内的华尔街机构而言,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他们即将面对一个问题:如何进入中国资本市场最核心的舞台。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决定未来十多年外资投行在中国的发展轨迹,也是花旗后来选择合资券商道路的起点。

东方花旗:华尔街与中国券商的漫长磨合

2012年6月,一家名为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的合资券商正式获批成立。

股东双方分别是东方证券和花旗环球金融亚洲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8亿元。其中东方证券持股66.7%,花旗持股33.3%。在今天看来,这样的股权结构似乎并不特殊。但在当时,这已经是外资机构进入中国证券行业的重要突破。因为在那个年代,外资机构想要进入中国证券市场,几乎只有一条道路:合资。

彼时的中国证券行业仍属于高度审慎开放阶段。外资机构可以参与,但无法掌握控制权。无论是高盛高华、瑞银证券、中德证券还是东方花旗,本质上都属于同一种制度安排。中国希望引入国际经验,同时也希望保持市场稳定和本土机构成长空间。因此,“开放”与“保护”之间需要找到平衡,合资券商由此诞生。

对于华尔街来说,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实验。因为在纽约、伦敦或香港,他们习惯于完全自主经营。而在中国,他们必须学习另一套规则,他们需要本地合作伙伴,需要适应中国监管体系,需要理解中国企业文化,更需要接受一个现实:自己并不是主导者。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证券行业的国际化,但也带来了天然的挑战:战略目标不同,经营理念不同,客户资源不同,管理文化不同,很多合资券商从成立第一天开始,就在寻找平衡,东方花旗同样如此。

从合作双方来看,这是一场各取所需的联姻。对于东方证券而言,花旗拥有覆盖全球的机构客户网络和跨境资本市场经验;对于花旗而言,东方证券则提供了进入中国证券行业的本地平台。双方都希望通过合作打开新的增长空间,至少在最初几年,这种期待是真实存在的。彼时,中国企业国际化浪潮刚刚兴起,越来越多企业赴香港上市,越来越多企业开始考虑海外并购。中国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之间的联系正在快速增强,而跨境业务,恰恰是花旗最擅长的领域。

在许多人看来,东方花旗拥有成为中国领先国际化投行平台的潜力,然而,现实远比想象复杂。因为就在东方花旗成立后不久,中国证券行业开始进入新的竞争周期。中信证券、中金公司、海通证券、华泰证券等本土龙头快速崛起。与此同时,高盛、摩根士丹利、瑞银、摩根大通等国际投行也在不断寻找新的突破路径。竞争越来越激烈,市场环境也在发生变化,尤其是在A股IPO市场,企业资源、地方政府关系、产业覆盖能力以及持续服务能力,往往比国际品牌更重要。这意味着,即使拥有全球领先的投行业务经验,也未必能够快速复制海外成功模式。这是许多国际投行在中国面临的共同挑战,花旗也不例外。

事实上,从市场份额来看,东方花旗始终未能成长为中国证券行业最具影响力的外资平台之一。相比之下,瑞银证券凭借更早进入市场的优势建立了领先地位,高盛高华则在大型项目和跨境业务中保持影响力,摩根士丹利华鑫、中金公司等机构也逐渐形成各自特色。而东方花旗始终处于一个相对尴尬的位置。它既不是最本土的券商,也不是最国际化的投行,这种定位模糊的问题,在后来几年逐渐显现。

2018年4月,中国宣布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证券、基金、期货等领域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开始逐步放宽。对于华尔街机构而言,这无异于一场地震,因为过去二十年,他们一直在适应合资模式,而现在,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独资时代。

所有人都开始重新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未来能够拥有自己的券商平台,那么还需要继续维持合资结构吗?高盛开始行动,摩根大通开始行动,瑞银开始行动,花旗同样开始重新评估自己的中国战略。而这一轮战略调整,最终改变了东方花旗的命运。

2019年,花旗出售其所持东方花旗证券全部股权,这家曾被寄予厚望的合资券商平台,从此成为历史。

消息公布后,市场出现许多猜测。有人认为花旗正在退出中国,有人认为花旗对中国证券市场失去兴趣,还有人认为这是一次失败的投资。但后来事实证明,这些判断几乎全部错了。因为花旗出售的,并不是中国市场,而只是旧时代的入场券。

它真正等待的,是属于自己的时代。

告别东方花旗:金融开放新时代的到来

2020年4月,中国正式取消证券公司外资持股比例限制。

对于国际投行而言,这无疑是等待多年的历史性时刻。第一次,他们有机会在中国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证券公司。这意味着:独立治理,独立品牌,独立业务发展路径以及更深度参与中国资本市场未来增长。

事实上,许多人后来回头看才发现,在退出合资平台之前,花旗已经看到了未来的方向。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退出”,而是“为什么退出”,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时代已经变了。

过去二十年,中国资本市场向世界打开了一扇门。而从2020年开始,这扇门被彻底打开。对于高盛如此,对于摩根大通如此,对于瑞银如此,对于花旗同样如此。只是此时的市场还没有意识到,属于花旗的中国故事,并没有结束,真正重要的一章,才刚刚开始。

被误解的退出:花旗为什么卖掉中国零售银行

2021年4月15日,花旗集团新任CEO简·弗雷泽(Jane Fraser)宣布一项震动全球银行业的战略调整:花旗将退出包括中国、印度、韩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在内13个市场的消费者银行业务。

消息公布后,国际媒体普遍使用了同一个关键词:Retreat(撤退)。中国市场的反应也大致如此,很多人第一时间得出结论:花旗要离开中国了。

这种判断并不难理解。因为在大多数普通客户眼中,花旗最具代表性的业务恰恰就是个人银行、信用卡、财富管理、私人银行、高端客户服务。这些业务构成了公众对花旗最直接的印象,当这些业务被出售时,人们自然会认为:花旗正在离开。

但问题在于,公众看到的是花旗最显眼的部分,而没有看到花旗真正赚钱的部分。事实上,在花旗全球业务体系中,个人银行业务的重要性远没有外界想象得那么高。长期以来,花旗最核心的竞争优势并不是零售业务,而是机构客户业务(Institutional Clients Group)。换句话说,真正定义花旗的客户,并不是普通储户,而是:跨国企业、全球金融机构、大型投资者、主权基金、世界500强企业。这些客户需要的不是信用卡,而是跨境融资,全球资金管理,贸易结算,债券发行,并购顾问,资本市场服务。而这些业务,恰恰是花旗最擅长的领域。

2021年战略调整公布时,简·弗雷泽曾明确表示:花旗未来将更加聚焦机构客户业务和全球财富管理业务,这一战略后来被称为“聚焦核心优势”。从全球视角来看,这是一场资源重新配置,而不是简单收缩,中国市场同样如此。事实上,在宣布出售零售业务的同时,花旗并没有削减企业银行业务,也没有削减跨境金融业务,更没有削减证券业务规划。相反,就在同一年,花旗启动了全资证券公司的申请程序,这一时间点极具象征意义。

一边出售个人银行业务,一边申请证券牌照。看似矛盾,实际上却揭示了花旗对中国市场未来最真实的判断。因为花旗看到的是另一个趋势,中国资本市场正在崛起。

截至2021年,中国股票市场总市值已位居全球前列,债券市场规模位居全球第二。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开始全球化,越来越多国际资本开始配置中国资产。对于一家国际投行而言,这里意味着未来几十年的增长机会。而相比零售银行业务,资本市场业务与花旗全球网络的协同效应显然更强。这也是为什么在出售个人业务之后,花旗中国并没有缩小机构业务团队,反而继续强化企业银行、资金管理、证券服务、托管业务、投资银行业务。从某种意义上说,花旗在重新定义自己在中国的角色,这种变化与许多国际金融机构过去几年的战略调整高度一致。

过去二十年,外资银行进入中国,主要依靠零售银行和高净值客户业务建立品牌。而今天,随着中国资本市场逐渐成熟,越来越多国际机构开始把重心转向机构业务和资本市场业务。因为那里拥有更大的增长空间,也更符合他们的全球竞争优势。

2024年,花旗完成中国个人财富管理业务出售,超过300名员工转入汇丰中国,外界关于“花旗离开中国”的讨论再次升温。但几乎与此同时,花旗证券申请仍在稳步推进,企业银行业务持续扩张,跨境资金管理业务继续增长,越来越多跨国企业仍然把花旗视为进入中国的重要金融伙伴。如果把时间拉长来看,花旗在2021年至2024年的一系列动作并不像是撤退,更像是一场主动选择,“退出零售、强化机构”,集中资源投入更具长期价值的领域。

多年以后回头看,人们或许会发现,2021年并不是花旗离开中国的开始,而是花旗重新回到中国资本市场中心的起点。

第七张全资券商牌照

2026年5月,花旗证券(中国)有限公司正式获批牌照。在高盛、摩根大通、瑞银、瑞穗、摩根士丹利、法巴之后,花旗成为第七家进入这一行列的国际金融机构。

如果从单一机构视角看,这是一家银行的战略调整史。但如果放在更宏观的框架中,这是一段中国资本开放史的缩影。第七张全资券商牌照的意义,并不在于“新增一家券商”,它更像是一个信号:中国资本市场正在吸引越来越多全球金融资源参与其中。

多年以后,当人们再次回顾2026年时,也许会发现:第七张全资券商牌照真正记录的,不仅是花旗的中国故事,更是中国资本市场与全球金融体系进一步融合的历史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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