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6年11月12日,美国家庭研究所(Institute for Family Studies, IFS)发布了《人工智能与K–12教育的未来:家长想要什么?》(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Future of K–12 Education: What Do Parents Want?)调查报告。
该报告基于对2000名年龄在25-70岁之间且育有5-18岁子女的美国家长的调查数据,采用加权方法,分析了美国家长对K–12学校使用人工智能的看法。该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概述如下:
一、调查背景
报告指出,过去十年间,随着新研究不断揭示数字技术对儿童健康与发育的有害影响,越来越多家长开始抵制社交媒体和电子屏幕重塑童年的方式。这股浪潮促使美国多州和学区对学生在校使用手机实施更严格的限制,许多地方甚至采取了“全天禁用手机”(bell-to-bell)的政策。
然而,家长们反思的远不止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这种在童年阶段限制数字技术的趋势,也自然引导家长开始审视教育技术,并最终对“基于屏幕的教育模式”展开全面反思。
正是在家长、教师、学校管理者及教育界领袖普遍寻求遏制教育科技、重拾久经考验的“面对面”学习与课堂教学模式之际,人工智能却悄然进入了美国的校园。尽管家长对课堂上的手机和电子屏幕持抵制态度,但部分政策制定者仍在持续施压,力推将人工智能快速且全面地融入课程体系。
家长对孩子的教育诉求至关重要,且他们显然希望减少屏幕时间。然而,当涉及到课堂上的人工智能时,家长究竟想要什么?他们是认为人工智能能带来更好的学习成果,还是会给孩子的学习与心理健康带来更大风险?他们究竟是否希望人工智能进入课堂?如果希望,又希望在何时引入、自己在实施过程中能有多大参与度,以及人工智能应当以何种方式被使用?
迄今为止,尽管政界在迫切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重塑美国儿童教育,但家长群体却从未被征询过意见,这些问题也从未被认真探讨过。本报告正是为了填补这些关键的空白。
二、主要发现
1.学校管理者和教师将人工智能纳入校园的官方行动已相当普遍
近四成(40%)美国中小学学生所在的学校已明确允许甚至要求使用人工智能。相比之下,仅有15%的学生所在学校在课堂上正式禁止使用人工智能;而占比最大(45%)的学生所在学校尚未就人工智能使用采取任何官方行动。
2.大多数K–12学生家长不希望学校引入人工智能,或希望减少人工智能的使用
多数家长(56%)希望学校全面禁止使用人工智能,另有26%的家长希望学校减少当前允许或要求的人工智能使用量。仅有13%的家长希望学校增加人工智能使用,而希望“尽可能多地使用人工智能”的家长更是仅占6%。
从不同社会经济背景来看,这一态度在各阶层间呈现出高度一致性:尽管最高学历(研究生及以上)和最高收入阶层的家长支持“全面禁止人工智能”的比例略低(均为48%),但这两个群体中各有四分之一的家长希望学校“减少当前人工智能的使用量”。这意味着,约四分之三的高学历和高收入家长同样主张学校应当减少甚至禁止学生使用人工智能。
3.许多家长希望彻底改变数字技术(包括AI)在课堂上的使用方式
打造新型“计算机房”(即把人工智能和教育技术限制在专门的独立教室内使用)是最受家长欢迎的课堂形式:38%的家长希望仅在计算机房内使用人工智能,其余教学回归纸质书籍和手写;另有25%的家长主张完全只用纸质书和手写。而当前“以平板电脑搭配人工智能作为教育基础”的发展路径在家长中极不受欢迎,仅有11%的家长认同这种教育模式。
4.家长希望在K–12阶段“宜晚不宜早”地引入人工智能
家长对引入人工智能的学段有着强烈看法。超过三分之二的家长希望在高中及以后再引入人工智能,或者干脆完全不引入。仅有3%的家长认为幼儿园阶段就该使用人工智能,支持小学阶段引入的也只有9%;支持初中和高中引入的比例分别升至21%和25%,但希望等到12年级及以后引入(20%)或完全不引入(22%)的家长比例也几乎相当。总体而言,家长群体对在任何特定学段引入人工智能都缺乏热情,只是高年级段的接受度略高一些。
5.家长认为人工智能对学生的弊大于利
面对一系列预设情境,绝大多数家长认为人工智能给中小学课堂带来的弊端远多于益处。数据显示,77%的家长认为人工智能会削弱学习能力,79%认为人工智能会助长学生的不良或恶意行为,73%认为人工智能会让孩子暴露在严重风险之中。
无论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和政治倾向如何,所有家长都对这些风险感到担忧。家庭年收入在12万美元及以上的家长认为人工智能存在风险的比例(71%)与家庭年收入低于6万美元的家长(72%)大致相同。同样,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家长与教育程度较低的家长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也相近。保守派家长与自由派和温和派家长一样,都预见到人工智能存在风险。
而在益处方面,仅有46%的家长认同人工智能能通过个性化学习帮助孩子,认同人工智能能激发儿童创造力的更是只有39%;校园人工智能最受认可的正面作用是“为孩子进入未来职场做准备”,但也刚过半数(51%)。
6.绝大多数家长支持在学校“暂停使用人工智能”的政策
近期,全美最大的两个学区——纽约市和洛杉矶——已暂停在大多数K–12课堂上使用人工智能。鉴于两地浓厚的“深蓝”(民主党)政治底色,外界或许会认为暂停校园人工智能是一项带有党派倾向的政策。但调查结果并非如此:实际上,75%的共和党家长和72%的民主党家长均支持在学校暂停引入人工智能。
7.教育领域的人工智能让大多数家长对孩子的未来感到担忧
当被问及如何看待K–12课堂引入人工智能后孩子的未来前景时,大多数家长深感忧虑。多数家长认为孩子的未来要么是“前景黯淡”(35%),即“技术包办了绝大多数思考,人们整天盯着屏幕”;要么是“令人恐惧”(25%),即“AI接管了最重要的工作,让未来变得缺乏人情味”。总体上,对于学龄儿童家长而言,六成认为人工智能让他们对孩子的未来产生了负面预期。
三、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调查发现,报告向学校管理者、学区董事会以及州和联邦政策制定者提出了以下五项具体建议:
1.增强公立学校中家长的自主权与话语权
过去几十年来,私立学校对家长诉求的响应度明显高于公立学校,但这种现状不可接受。公立学校家长必须在教育科技(尤其是AI)落地的前端就拥有发言权。
各州应明确要求州和地方教育委员会就AI及教育科技政策预留公众意见征询期,同时恢复并强化“家长直接知情同意”制度,不再允许学校在未经家长直接授权的情况下代为同意。此外,联邦教育部在向各州和地方下放教育权力的过程中,也应确保政策与家长的意愿保持一致。
2.学校应建立新型“计算机房”
鉴于多数家长希望采取“纸质媒介为主,计算机和人工智能受限使用”的平衡模式,学校应推动计算机学习回归“计算机房”模式:小学阶段可采用按天/按时段轮流使用的固定计算机房,初中和高中则可采用教室间共享的移动计算机推车。
将数字设备的使用限制在教师监督下的公共、特定教学时段内,不仅能通过账号登录实现在线行为问责,提升网络安全,还能有效遏制“认知外包”和学生对游戏化内容的被动沉迷。
3.在高中之前限制使用人工智能,并提供“选择退出”权
随着各州和学区逐步制定人工智能使用规范,应当在小学和初中课堂排除或最大限度减少人工智能的使用与接触。例如,洛杉矶和纽约市学区已出台政策,禁止在小学和初中课堂使用面向学生的人工智能,并在高中阶段严格限制其使用;犹他州的《平衡法案》(Balance Act)也限制低年级使用教育科技,禁止在学校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和不安全人工智能工具,并要求在教学使用人工智能时必须通知家长。
4.在引入人工智能的领域,必须证明其有助于提升学习成效
在确实需要引入人工智能的课堂(尤其是高中阶段),学校应坚持“以学习结果为导向”而非“以用户参与度为导向”,确保所用人工智能应用既安全又有效。
政策制定者应规定,州和联邦的教育科技专项资金只能用于经过第三方独立测试、证实安全且能提升学业成效的产品。例如犹他州2026年颁布的《教育软件问责法案》(SAFE Act),要求供应商提供独立学术有效性验证,并禁止产品包含成瘾性设计或分析学生情绪的人工智能功能。
此外,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在审查学校网络连通性补贴(E-Rate)时,也应缩小补贴范围、要求供应商证明积极学习成效并实施政府定价监管。
5. 学校应重新将纸质书籍和手写训练置于优先地位
大量证据表明,纸质文本和手写训练在认知发展和教学效果上远胜于数字替代品。事实上,当时推广教育科技的论点基本上是这样的:新的数字技术能够以儿童易于理解的方式呈现,因此比纸质文本更能有效地帮助儿童学习。
此外,当时还认为,未来的劳动力市场将不再需要手写,而是主要通过屏幕进行交互,因此手写是儿童可以放弃的一项技能。然而,当时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是,纸质文本和手写在认知和教育方面的优势远胜于新的数字替代方案。
报告呼吁教育界及时调整方向,例如效仿田纳西州2026年颁布的HB2393法案,要求小学制定设备使用政策以最大限度减少不必要的屏幕时间,优先采用教师面授和非电子教材,甚至在校园网络中屏蔽社交媒体。
此外,州和联邦政府应提高对纸质教材的财政补贴、削减对教育科技的补贴,并考虑推出“设备回购计划”(device buyback program),允许学校用现有电子设备置换纸质书籍和非电子教学材料。
四、结论
报告最后指出,尽管技术在课堂上的应用迅速扩张,但过去五年间,教育技术的声誉却遭受了重创。
如今,人工智能似乎也正步其后尘。随着人工智能加速融入课堂,家长们的不满情绪也在同步升温。这种态势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不倾听并正视家长的担忧,就不可能找到一条连贯且富有成效的前进道路。作为孩子心灵与思想的首要守护者,家长理应得到学校管理者和立法者的重视与倾听,尤其是当他们表达忧虑、明确指出“事情不对劲”的时候。
目前,课堂上的人工智能已然成为一个极具政治意味的议题。华盛顿的政界领袖与硅谷巨头已将“让孩子尽早、尽可能高频地使用人工智能”上升为一项国家战略要务(national imperative)。在他们的构想中,未来的孩子甚至将直接向人形AI学习。
但家长们并不想要这样的未来。恰恰相反,现实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图景:人工智能进入课堂往往引发家长对孩子未来的不祥预感与深深忧虑。政界领袖执意推动让孩子最大限度地接触和使用人工智能,这势必将与他们口口声声宣称要维护的核心群体——也就是广大父母——走上一条迎面相撞的快车道。
然而,家长对人工智能的反对不应与宽泛的“反技术情绪”混为一谈。大多数家长并不希望彻底废除课堂上的一切技术设备。相反,他们想要的是真正行之有效的媒介(无论是纸质、数字还是其他形式),以及经过验证能够促进真实学习和学业成功的工具。
在那些确实希望学校引入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家长看来,它们应当被作为“学习的对象(一门课程)”,限定在学校日常教学的特定时间和特定场所中使用,而不是成为学习活动本身的基础。
换句话说,家长要的是“适度”(moderation)。在课堂引入人工智能这件事上,真正走极端的是那些信奉“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m)的技术政治领袖。倾听家长的声音,而非盲从华盛顿或硅谷的精英,才是更好、更理性的道路。
人们对教育技术和人工智能日益高涨的抵制,最终似乎正推动社会回归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教育本身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如果教育仅仅是为了进行技能培训和信息收集,好让美国孩子熟练掌握最新的商业与技术系统,那么将人工智能和教育技术作为学校教育的基础或许说得通。但如果教育的真谛在于心智与品格的塑造,旨在培养既有能力又具创新精神的公民,并涵养美德与知识,那么它所需要的就远不止点击屏幕和学习如何向最新的机器智能系统输入提示词(prompt)。
围绕教育科技引发的负面反响,以及校园内对人工智能日益强烈的抵制,似乎正释放出一个信号:美国的国民教育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拐点(inflection point)。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我们究竟是要重蹈过去十年的覆辙,还是另辟一条截然不同的新路?
资料来源:
Jared Hayden, Ken Burchfiel and Michael Toscan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Future of K-12 Education: What Do Parents Want?https://ifstudies.org/report-brief/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the-future-of-k-12-education-what-do-parents-w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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