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诚颖
中外头部券商发展差距的结构性探析——基于中信证券与高盛的对标研究
从中信证券与高盛最新经营数据的横向对标来看,两家头部机构的发展差距,并非经营努力程度、团队专业能力的差异,而是根植于制度规则、业务边界、市场权限、全球布局的四大结构性特权差异。二者表层是规模、盈利、估值的差距,深层是资本市场制度框架下的发展禀赋与经营空间差距。
零、先算行业总账:150家券商打包,家底才勉强抵上一家高盛
单看中信与高盛,差距已是量级断层;若把视角拉到全行业,将国内150家证券公司的资产、营收、利润逐项加总后再与高盛对标,结论更具参照意义。以下统一采用2025年度年报口径(国内为中国证券业协会未经审计统计,高盛为其2025年年报;汇率按7.15作量级折算,仅用于横向对比)。
资产规模:全行业总资产约为高盛的1.15倍。截至2025年末,150家证券公司总资产合计14.83万亿元人民币;高盛集团总资产约1.81万亿美元,折合约12.94万亿元人民币。换言之,国内全行业上百家机构经年积累的资产家底,相加仅比单一高盛略厚一成有余,规模聚合优势远未转化为对等的资产体量。
营业收入:全行业营收约为高盛的1.30倍。2025年证券行业实现营业收入5411.71亿元人民币;高盛全年净营收582.83亿美元,折合约4167亿元人民币。国内券商整体收入规模高出约三成,但这一总量由百余家机构分摊,头部集中与单体体量仍与国际一流投行存在明显落差。
净利润:全行业净利约为高盛的1.79倍。2025年行业实现净利润2194.39亿元人民币;高盛全年净利润171.76亿美元,折合约1228亿元人民币。表面看利润倍数高于营收倍数,但需审慎看待:2025年A股行情回暖、自营投资收益居行业第一大收入来源,行业利润对市场行情与阶段性浮盈依赖较强,盈利的周期属性突出,这一利润倍数的可持续性不宜线性外推。
真正的差距在资本回报:行业ROE不足高盛的一半。2025年证券行业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E)为6.79%,而高盛全年ROE达15.0%。在总资产、营收、利润三项总量上,全行业已能与高盛分庭抗礼甚至略占上风,但单位净资产的盈利效率仅为对方的约四成五——这意味着国内券商是以更大的资产盘子、更多的机构数量、更分散的业务条线,堆出了总量领先,却尚未形成对等的资本回报能力。
这组行业总账,正是后文四层结构性差距的宏观映射:杠杆权限、收入结构、全球定价权与人效产能的约束,并非某一家头部券商的个体瓶颈,而是作用于整个行业的共性边界。理解中信与高盛的差距,不能仅在单体层面比较努力程度与专业能力,更应回到制度框架与发展禀赋的结构性层面加以审视。
一、规模表象趋同,实际体量与效率存在量级断层
本文统一采用2026年三季报/三季度官方口径数据,对两家机构核心经营指标进行对标量化分析,直观呈现发展差距。
中信证券最新核心指标:2026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665.9亿元、归母净利润310.2亿元,同比增长32.66%,加权ROE达10.21%;总资产规模2.08万亿元,资产负债率84.1%。当前A股市值约3914亿元,市净率PB 1.23倍,H股市净率仅0.84倍。
高盛最新核心指标:2026年前三季度实现净营收562.4亿美元、净利润175.5亿美元,同比增长40%,年内年化ROE 20.7%,三季度单季ROE 18.7%;总资产2.18万亿美元,当期PB稳定在2.29—2.36倍区间。
按当期汇率量级折算,高盛营业收入约为中信证券6倍、净利润约4倍、总资产规模约23倍。相较于直观的规模差距,经营效率与市场估值的结构性鸿沟更为关键:高盛年化ROE近乎中信的2倍,二级市场估值更是形成显著差距,A股中信PB仅为高盛的一半,H股估值不足高盛的三分之一。
资本市场的定价逻辑清晰直观:市场对高盛每1元净资产给予2.3元定价,对中信A股仅给予1.23元定价,对中信H股仅给予0.84元定价。这一估值价差,是后续四大结构性制度约束的集中市场化反馈。
二、第一层结构性差距:杠杆权限约束,非能力短板,是制度边界限制
杠杆倍数是券商盈利扩张的核心抓手,而中外头部券商的杠杆差距,核心不在于风险偏好与经营胆量,而在于合规框架、负债来源的制度性差异。
2025年末数据显示,高盛经营杠杆倍数达14.48倍,中信证券仅4.80倍,二者杠杆能力差距显著。拆解杠杆负债结构,制度性壁垒一目了然:
杠杆负债来源 | 高盛 | 中信证券 |
客户存款杠杆 | 4.01x | 0 |
公司信用借款杠杆 | 2.85x | 显著偏低 |
卖出回购融资杠杆 | 1.79x | 显著偏低 |
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品)杠杆 | 2.10x | 0.74x |
证券融券融资业务 | 常态化开展、形成规模 | 集中管控、体量极小、无杠杆贡献 |
表格中中信多项杠杆来源归零,是核心差距根源。国内实行严格的第三方存管制度,市场万亿级客户闲置资金,在法律权属、会计核算、担保品流转层面均无法被券商盘活运用,完全丧失低成本杠杆资源。
反观高盛,2008年后转型银行控股公司,获得公开吸储资质,客户存款占总负债比重达28%,形成稳定、极低风险的低成本资金弹药。从长期融资能力来看,2024年末长期负债/净资产指标,中信仅0.5倍,高盛2.0倍、野村证券3.7倍;客户资金类负债/净资产,中信1.2倍,高盛高达5.4倍。
同时,国内NSFR流动性监管警戒线设置为120%,显著严于海外100%的通用标准,直接压缩券商长期融资空间、锁死杠杆扩张上限。
由此可见,市场普遍认知的"中信不敢加杠杆"存在明显误区。中信的杠杆约束,是第三方存管规则、严苛的NSFR监管红线、衍生品与融券业务牌照边界三重制度约束叠加的结果,并非风控能力、经营能力不足。
从资产盈利能力可佐证这一结论:中信近年ROA稳定在1.5%—1.6%区间,显著高于高盛0.9%—1.1%的水平。在单位资产盈利效率更优的前提下,中信仅能撬动5倍杠杆,而高盛可撬动14倍杠杆,二者近一倍的ROE差距,超九成源于杠杆许可的制度差异,而非专业能力差异。
中信证券国际的境外经营数据,是最有力的实证:2023—2025年境外平台杠杆倍数分别为20.3x、16.1x、16.6x,2025年实现净利润9亿美元、ROE高达22%,远超境内母公司9.8%的平均水平。同一管理团队、同一风控体系,境外可依托市场化规则实现高杠杆、高收益,境内却受制度约束大幅受限,充分印证差距的结构性本质。
三、第二层结构性差距:收入结构异化,周期自营持仓与稳态基础设施收费之分
中外头部券商的收入底层逻辑完全分化:中信证券收入高度依赖方向性自营,属于周期型盈利模式;高盛依托做市、资管、投行顾问的稳态收费业务,具备金融基础设施属性,抗周期能力极强。
从2026年上半年中信证券收入结构来看:证券投资业务占比39.95%、经纪业务26.45%、资管业务16.10%、其他业务17.49%;利润表口径下,投资收益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合计占总营收53.7%。
核心特征十分明确:中信超半数营收依赖自营持仓的市场方向性收益,盈利高度绑定A股市场行情,周期性波动极强。2026年三季度单季营收同比下滑26.59%、净利润同比下滑20.19%,正是自营业务受市场波动冲击的直接体现,盈利稳定性严重不足。
高盛2025年净营收582.83亿美元,收入结构呈现多元化、稳态化特征:一是全球银行与市场业务(GBM)414.53亿美元,占比71%,核心依托FICC做市、股票做市、机构融资、并购投行顾问获取稳定价差与服务费,无强方向性敞口;二是资产与财富管理业务(AWM)166.79亿美元,占比28.6%,其中纯管理费收入115.38亿美元,属于穿越牛熊的刚性收入。2025年AWM业务贡献30%拨备后收入,2026年前三季AWM营收137.26亿美元、同比增长15%,三季度单季环比再增10%,展现极强的经营韧性。
统一口径细化对标两大机构核心业务占比,结构性差异进一步凸显:
业务线 | 中信占比 | 高盛占比 |
经纪佣金 | 25.96% | 8.99% |
交易及本金交易 | 37.69% | 50.68% |
资管业务 | 17.99% | 23.31% |
投行业务 | 6.32% | 17.02% |
第一,经纪业务依赖度悬殊。中信经纪依赖度高出高盛近3倍,收入跟着成交额走;而国内佣金率已从万分之6.8下行至万分之1.78,十年间佣金收益缩水超七成,传统通道业务持续内卷、收益持续收缩。
第二,交易收入性质不同。中信的交易收入以自营方向性持仓为主,属于风险博弈收益;高盛的交易收入核心为标准化做市价差、机构融资收益,属于低波动的通道收益。前者是赌方向,后者是收过路费,这是"周期股"与"金融基础设施"的分水岭。
第三,投行业务体量与壁垒差距明显。高盛2025年投行服务费93.4亿美元中,并购顾问收入47.26亿美元,依托全球市场形成三成左右的M&A市占率,具备高费率、高壁垒特征;而国内IPO节奏受宏观调控影响,并购业务受国资定价、政策周期双重约束,难以形成规模化高价值收益。
此外,衍生品业务是核心短板:中信衍生品业务规模约为高盛的2%。做市、衍生品业务为国际头部券商贡献约30%稳定收益,而国内受牌照管控、跨境对冲工具缺失、净资本扣减规则严苛三重限制,始终无法规模化落地,进一步放大盈利周期性缺陷。
四、第三层结构性差距:全球定价权缺失,中资出海配套与全球化定价之分
中信证券国际化布局近年来取得长足进步,国际化成效值得肯定。其境外收入占比从2019年11.6%稳步提升至2025年20.73%,对应营收155.19亿元、同比增长41.75%,2026年上半年进一步提升至23.72%,境外业务毛利率74.46%,显著高于境内业务。
业务层面,2025年港股IPO保荐规模位居行业第二、中资离岸债承销规模行业第一;2026年一季度中信证券香港及中信里昂合计IPO募资100亿港元,同比增幅242%。同时公司获批160亿元定增额度,全部用于境外业务补充,持续加码国际化布局。
但从国际化本质来看,中信与高盛存在根本性差异。高盛2025年营收结构中,美洲市场占比63%、欧洲中东非洲市场24%、亚洲市场13%,仅13%的亚洲收入,来源于全球多元化客户、跨境并购、国际资本市场服务,是在全球各区域主场赚取国际化定价收益。
反观中信证券,23.72%的境外收入,客户主体以中资出海企业为主,业务集中于港股IPO、中资离岸债承销,本质是依托香港出海口服务内地市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经营。
真正的国际化核心标志,是具备非中资跨境业务的牵头定价能力:能够独立牵头境外主体的跨境并购、国际融资业务,并获得行业公允的高费率定价。当前中信尚未实现这一突破,全球化定价话语权仍处于培育阶段。
五、第四层结构性差距:人效产能差异,源于产品体系与授权机制,非人才能力
从人员规模与人效数据对标,两家机构的人均产出差距显著,核心并非人才素质差异,而是产品货架完整性、业务授权自由度、机构客户承载力的结构性差距。
2026年6月末,中信证券员工总数27087人,上半年人均创收249.75万元、人均创利86.18万元,同比分别增长38.7%、63.32%,人均半年薪酬45.58万元,境内经营效率已实现稳步提升。
高盛全球员工规模4.6—4.8万人,人员体量与中信基本持平,但2025年人均创收约12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850万元)、人均创利约36万美元(折合人民币250万元),人均创利为中信的3倍。
人效鸿沟由两大核心结构性因素决定:
第一,产品体系维度。高盛拥有完整的全球化金融产品货架,涵盖跨境衍生品、结构化融资、私募信贷、对冲基金主经纪(Prime Finance)等高附加值机构业务;中信业务体系高度依赖A股传统经纪、投行、自营,境外高附加值产品体系尚未完善,单一员工可承载的业务价值存在天然上限。其中主经纪业务是国际券商核心盈利赛道,高盛三季度股票融资收入因该业务大增72%,而国内受融券规模、跨境对冲工具限制,始终无法规模化落地。
第二,决策授权维度。高盛中层MD层级可在核定额度内,独立完成结构化交易、机构业务审批,决策链条短、市场响应快;中信内部风控层级严格、审批链条冗长,部门负责人决策后仍需多层复核、事后审计,市场灵活度不足。
综上,中外券商的人效差距,一半是金融产品体系的制度性短板,一半是经营授权与市场化机制的约束,与团队专业能力无关。
六、估值定价复盘:价差本质是确定性与可持续性的制度溢价
结合ROE与PB的匹配模型,可精准拆解两家机构的估值合理性,厘清市场定价底层逻辑:
机构 | ROE | PB | PB/ROE |
高盛 | 20.7% | 2.3倍 | 约0.11 |
中信A股 | 10.21% | 1.23倍 | 约0.12 |
中信H股 | 10.21% | 0.84倍 | 约0.08 |
市场定价的核心逻辑十分清晰:高盛20.7%的高ROE中,超三成来自不受市场周期影响的资管管理费、做市服务费,盈利具备长期可持续性,市场给予制度确定性溢价;中信10.21%的ROE中,超半数依赖阶段性自营浮盈、跟投收益,盈利周期性极强、可持续性存疑,2026年三季度净利同比下滑,已充分验证这一盈利短板。按ROE调整后,A股定价其实并不算低估,真正存在明显折价的是H股。
七、行业突破路径:破除结构性约束,实现从周期券商到综合投行的转型
基于上述四层结构性差距,国内头部券商对标国际一流投行的核心突破方向,不在于短期拉升市值、追逐短期收益,而在于破除制度性壁垒、重构盈利模式,核心聚焦三大改革方向:
第一,分级放开杠杆监管约束。对中信这类风控体系完善、资本实力雄厚、跨境经营能力达标的头部券商,适度放宽杠杆上限,从当前5倍杠杆逐步向8—10倍市场化杠杆靠拢。优化第三方存管制度,探索投资专用子账户等创新模式,合规盘活客户闲置资金;弹性调整NSFR监管预警红线,给予头部券商长期融资的市场化空间。
第二,重构收入盈利底层逻辑,从"持仓博弈收益"转向"稳态通道收益"。全面扩容做市交易、跨境衍生品、主经纪业务、结构化融资等低波动、高壁垒业务,逐步降低自营方向性持仓的收入占比,彻底摆脱周期股属性,培育金融基础设施型稳态盈利体系。
第三,深化财富管理模式转型,实现佣金模式向管理费模式迭代。大力发展买方投顾、家族办公室、养老金融业务,将一次性交易佣金收益,转化为长期存续的资产管理服务费收益,打造穿越周期的核心盈利底盘,对标高盛AWM成熟商业模式。
客观而言,在当前层层制度约束的市场环境下,中信证券已实现境内券商的最优经营水平:10.21%的ROE远超行业5.83%的平均水平,是首家境外收入占比突破20%的中资头部券商,境外子公司22%的高ROE,充分验证其市场化经营能力。其发展滞后于国际投行,本质是戴着制度镣铐参与市场化竞争。看待中资头部券商的估值与发展,不能简单对标国际机构的规模与收益,更要看到背后的制度性约束。未来国内资本市场制度改革持续深化、结构性壁垒逐步破除之时,才是中信这类优质头部券商向国际一流投行跨越的核心窗口期。
数据口径说明:行业总账部分,国内数据引自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公司2025年度经营数据》(150家,未经审计),高盛数据引自其2025年全年业绩公告及2025年年报;单体对标部分,中信证券数据为2026年三季报及中期报告,高盛数据为2026年三季度业绩(SEC 8-K)及2025年年报;杠杆拆解口径参考2025—2026年券商行业对标研究报告;人民币兑美元按7.15量级估算,比值仅作横向参照,不构成精确财务比较。本文仅为学术研究与行业观察分析,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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