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二次股权分置改革”研究建议报告
——以“未对价大股东减持的融资回报挂钩解禁”为核心规则
摘要:2005年启动的股权分置改革以“10送3”左右的平均对价换取了非流通股的流通权,在形式上终结了二元股权结构,但并未真正闭合大股东与公众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契约。截至2023年底,A股上市公司累计股权融资18.1万亿元,累计分红13.0万亿元,净分红为-5.1万亿元;五千余家上市公司中,历年分红总额超过融资总额的仅约800余家,占比约15%。与此同时,2025年A股重要股东减持规模达4200—4500亿元,2026年上半年即达4894亿元,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占比超过70%。这一“融资—分红”与“减持—回报”之间的结构性失衡,表明股权分置改革所应解决的根本问题——利益机制的公平——至今未获实质性解决。本报告建议启动“二次股权分置改革”,核心规则为:凡未在股改中支付足额对价的原非流通股股东(及其承继主体),其股份解除限售与减持的前提,是上市公司通过现金分红与注销式回购向公众股东返还的累计金额超过其自上市以来的累计股权融资总额;未满足该条件者,其股份继续处于限制流通状态。
报告论证该规则的法理基础、经济学逻辑、操作方案与实施路径,并对可能的风险作出评估。

一、问题的提出:股改“形式完成”与利益契约“实质未闭合”
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的基本交易结构是: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换取其所持股份的流通权。市场平均对价水平约为“10送3”,即非流通股股东送出约15%的持股,流通股股东获送2.5—3.5股的公司占70%以上。这一安排在短期内化解了“同股不同权”的制度僵局,催生了2006—2007年的大幅上涨行情。
然而,改革的“形式完成”遮蔽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正如黄湘源在股改全面推开后不久所指出的,“不是流通权而是利益机制的公平才是股改所要解决而目前还远没有真正解决的根本问题”。他以数据说明这一判断:按10送3的平均水平,2115.26亿流通股约获得634.5亿股对价,而5401.34亿非流通股扣除对价后获得的流通权高达4766.84亿股;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成本是市场价格,而非流通股股东原始持股成本“只有1元甚至不到1元”,大股东所获得的流通权利益“比小股民所获得的对价利益不仅大,而且大出很多”。其后来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了这一判断:有研究对股改样本的测算显示,“所有样本平均折算对价不足平均均衡对价的三分之二”。
这意味着,股改对价在相当比例的上市公司中并非“公平价格的成交”,而是一种在制度转轨窗口期完成的、带有行政推动色彩的“一次性了结”。其后果在限售期届满后逐步显现:大股东以极低的原始成本,在二级市场以市场价格减持,而对价所对应的流通权溢价远未覆盖其获取流通资格所应支付的真实经济成本。股改的“风险后置”设计,将利益分配的矛盾从改革当期推迟到了减持当期。2008年之后“大小非”减持引发的市场震荡,以及2025—2026年减持规模的新一轮放大,都是这一未闭合契约的持续显现。
二、诊断:减持规模扩张与投资者回报的结构性脱节
(一)减持规模:控股股东主导的资金漏出
2025年A股重要股东实际减持规模约4200—4500亿元,较2024年的约1701亿元增长147%—165%;2026年上半年减持规模达4894亿元,半年即超过2025年全年。从主体结构看,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占比超过70%,是减持的绝对主力。这并非分散的、偶发的股东行为,而是集中发生在控制权持有者层面的系统性资金退出。
实证研究进一步揭示了这一减持的模式特征。大股东减持公告前后累计超额收益呈“先升后降”的倒V形,减持前存在显著的正超额收益,减持后转为负值,表明大股东具备精准的择时能力,并“利用了重要的私有信息”。减持计划的披露对当日股价造成强烈负面冲击,披露日超额跌幅占整个披露窗口累计超额跌幅的三分之二。换言之,大股东的减持收益中,有相当部分并非来自其对企业价值的创造,而是来自对公众投资者信息劣势和交易时机优势的提取。
(二)回报结构:多数公司未完成“融资—返还”的闭合
截至2023年底,A股上市公司累计股权融资18.1万亿元,累计分红13.0万亿元,全市场净分红为-5.1万亿元;即便考虑全口径分红已超过融资额,以二级市场股东视角计算的累计分红仍显著低于融资额。更具结构意义的数据是:五千余家上市公司中,历年分红总金额大于融资总金额的仅约800余家,占比约15%。
现行减持规则已经引入了分红约束,但其门槛与“融资回报闭合”之间存在显著距离。2024年减持新规规定,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低于年均净利润30%且分红金额低于5000万元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减持。这一规则以“年均净利润”为分母、以“三年”为窗口,约束的是短期的分红“意愿”,而非上市以来对公众股东投入资本的累计返还。一家公司可以在IPO和再融资中累计从市场拿走数十亿元,只要最近三年净利润可观、分红达到30%,即可满足减持条件,而其累计分红相对于累计融资的缺口可以始终不被触及。吴晓求对此的批评切中要害:现行制度“只制定了必要条件,没有制定充分条件”,三年禁售期只是起点,“还必须满足一些充分条件,当充分条件满足之后才可以减持”。他所指出的“充分条件”,正是融资与回报之间的实质性闭合。
(三)一个被回避的核心变量:对价是否足额
上述减持规模与回报结构的问题,在股改的制度框架下获得了更清晰的解释。如果股改对价是足额的,那么大股东在支付对价后所持有的每一股,其获取流通权的经济成本已经通过送出股份的方式“结清”,后续减持在道义上便不应再受额外的融资回报约束。但实证数据表明,相当比例公司的对价并未达到均衡水平,流通权溢价在减持环节被再次变现。这就产生了一个关键区分:并非所有限售股解禁都面临同一性质的合法性质疑;质疑集中在那些股改对价未足额支付、却仍以原始低成本获取了流通资格并实施了大规模减持的股份上。“二次改革”的精确靶向,应当是这一部分“未对价或对价不足”的减持,而非对所有大股东减持施加无差别的惩罚性约束。
三、“融资回报挂钩解禁”的法理与经济学基础
(一)法理基础:股改契约的“隐含条款”与不完全契约的救济
反对将减持与后续分红/回购挂钩的一个常见论据是:股改方案本身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非流通股股东已经通过支付对价换取了流通权,事后再附加条件“违背了契约本身达成的平衡”。这一论据在形式上成立,但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股改并非纯粹的市场化契约谈判,而是在“历史遗留问题必须解决”的政策框架下、以行政推动和类别表决机制完成的。其对价水平的形成,受到流通股东分散、博弈能力有限、方案由大股东主导等结构性因素的制约。当对价系统性低于均衡水平时,形式上的“合同”并未实现实质上的公平交换。
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视角看,股改契约存在一个未被写入文本的隐含条款:非流通股股东获取流通权的正当性,以其不再利用制度转轨形成的成本级差对公众投资者进行二次提取为边界。当对价不足时,这一隐含条款被违反,公众投资者有权要求以其他形式获得补充性对价。将“累计分红与注销式回购超过累计融资额”作为未足额对价股份的解禁前提,正是在契约不完全的条件下,对初始交易公平性进行事后修复的制度工具。它并非推翻股改契约,而是执行契约中那个未被充分实现的公平目标。
(二)经济学逻辑:将减持权从“时间权利”转变为“价值创造的回拨”
现行限售制度的核心逻辑是时间:持股满一定期限、或满足短期财务指标后,即可减持。这一逻辑隐含的假设是,时间的经过本身足以证明股东与企业利益的长期一致性。但大股东减持的实证模式表明,时间经过并不自动产生价值创造;减持收益中相当大的部分来自估值套利和时机选择,而非企业利润的同步增长。
“融资回报挂钩”规则改变了这一逻辑:它将减持权的取得条件,从“持有时间”转换为“公众资本是否已经通过分红和回购注销得到返还”。这实质上要求大股东在从二级市场取回资本之前,首先完成对公众股东投入资本的返还。其经济学效果是使减持成为价值创造结果的函数,而非时间流逝的函数。对于一家真正以做大做强为目标、持续以现金回报股东的公司,这一条件并不构成实质性障碍——其累计分红和回购注销金额完全可能在正常经营过程中超过融资额。而对于那些IPO和再融资的主要激励来自“三年后减持套利”的公司,该规则将从根本上削弱其上市动机,这正是吴晓求所诊断的“IPO并不是为了把企业做大做强做优,而是为了三年以后减持”问题的针对性矫正。
刘纪鹏所提出的“分红超过IPO融资规模之后才允许减持”,在方向上与本报告一致,但“累计分红与注销式回购超过累计股权融资”的口径更为完整:它涵盖了再融资(增发、配股等),并将注销式回购纳入返还计算,同时以“累计”而非单次或三年窗口为尺度,避免了短期操纵和窗口规避。
(三)比较制度参照:美国规则为何不能成为反对理由
美国对受限证券和关联方减持的规制,以持有期(Rule 144的1年或6个月)和数量限制(每3个月不超过同类已发行股份的1%或四周平均周交易量)为核心,没有将减持与发行人的累计分红或融资回报挂钩。这一差异常被援引为“国际惯例不支持融资回报挂钩”的理由,但这一援引忽视了两类市场在制度起点上的根本区别。
美国证券市场不存在中国股权分置改革所面对的那种系统性的、由制度造成的“同股不同成本”问题。其限售规则的功能是防止内部人利用信息优势进行短期套利,而非矫正一个历史形成的、结构性的股权成本级差。中国的问题不是在成熟市场规则之上“加码”,而是在一个已经发生系统性对价不足的转轨遗留结构上进行定向修复。要求中国直接采用美国的纯时间—数量规则,等于要求一个仍在处理制度转轨遗产的市场,按照一个从未经历该转轨的市场的规则来治理。可比性的缺乏,使这一反对理由不能成立。
四、方案设计:以“融资回报缺口”界定受限减持的边界
(一)核心规则
建议确立以下规则作为“二次股改”的核心制度安排:
凡在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中作为原非流通股股东(或其承继主体、一致行动人)持有股份,且该等股份的获得未以足额对价覆盖其获取流通权的经济成本者,其股份的上市流通与减持,须以发行人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为前提:
条件A(融资回报闭合条件):自上市以来,发行人通过现金分红与注销式回购向全体股东累计返还的金额,超过其通过IPO、增发、配股、可转债转股等股权融资方式累计从公众投资者筹集的资金总额。
条件B(替代性对价条件):若条件A未满足,相关股东可选择向当前登记在册的公众股东支付一次性的补充对价(以股份让渡或现金补偿方式),经股东大会类别表决通过后,就其已支付补充对价的对应股份解除限制。
未满足条件A或条件B的股份,继续处于“限制流通”状态:可以依法质押、继承、协议转让(受让方承继限制状态),但不得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或协议转让方式实现向公众投资者的最终退出。
(二)关键口径的界定
“累计股权融资”的口径:应包括IPO募集资金净额、历次增发与配股的募集资金净额、可转债转股所对应的融资额。不应包括债务融资,以避免将债权关系与股权回报义务混同。对于整体上市或重大资产重组中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情形,是否计入“融资”需审慎界定;建议初始阶段仅计入以现金认购的股权融资,以股份认购的资产注入暂不计入,待制度运行成熟后再行评估。
“现金分红与注销式回购”的口径:现金分红以实际派发金额为准。回购仅计入注销式回购的实际金额,库存股回购不计入。这一区分至关重要:库存股回购不减少总股本,不增厚剩余股东的每股权益,与分红的投资者回报功能存在实质差异;注销式回购才具有与分红同等的资本返还效果。现行规则已将回购注销金额纳入股利支付率计算,制度基础已经具备。
“未足额对价”的界定:不宜以逐家公司重新核定均衡对价为前置条件——这将引发无穷的追溯争议。建议采取可反驳的推定:凡在股改中支付的对价水平低于市场平均对价(以“10送3”为参照基准)的,推定为未足额对价;相关股东可通过举证其公司特定因素(如发行价、净资产、盈利能力等)证明其对价在当时条件下具有合理性,经交易所审核后排除适用。这一举证责任配置将制度成本集中于最可能存在问题的那一部分公司,同时避免了对全市场所有股改公司进行重新审查的行政负担。
(三)实施节奏:以“新老划断”控制冲击
该规则的实施应采取“新老划断、增量先行”的过渡安排。对于规则生效后新申报IPO的企业,其原始股东所持股份在上市之初即承载“融资回报闭合”的解禁条件,在招股说明书中明确披露,使投资者在申购时即形成完整预期。对于存量上市公司,设置三至五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内,未满足条件的原非流通股股东仍可按照现行规则减持,但减持比例上限逐级压缩;过渡期届满后,全面适用新规则。这一安排既避免了规则的即时全面适用对市场流动性造成的剧烈冲击,也向市场释放了明确且不可逆的制度转向信号。
五、预期效果与风险评估
(一)预期效果
第一,从源头上矫正减持的激励结构。当减持的前提是“公众资本已经通过分红和回购注销得到返还”时,大股东从上市之初就必须将公众股东的资本回报纳入其长期决策函数。IPO和再融资的决策将更多地由真实的资金需求和项目回报驱动,而非由“限售期届满后的套利退出”驱动。
第二,将减持规模与价值创造重新耦合。在现行规则下,减持规模可以在企业利润未相应增长的情况下持续放大;在新规则下,减持空间的释放必须以累计返还的推进为条件。减持不再是独立于企业回报行为的“时间事件”,而是企业回报行为的结果。
第三,为市场提供可预期的、结构性的供给约束。当前减持对市场的主要冲击不在于其总量,而在于其不可预测性和时机选择性。融资回报闭合条件提供了一个透明的、可事前计算的“减持容量”框架:市场参与者可以根据上市公司的累计融资与累计返还数据,判断哪些公司的哪些股份仍处于限制状态,从而将减持的潜在供给纳入定价。
(二)风险与回应
风险一:可能导致存量限售股在过渡期内集中“抢跑”减持。这是任何“新老划断”式改革都面临的经典问题。回应措施包括:在过渡期内同步压缩现行规则下的减持比例上限,使“抢跑”的可行规模受到限制;对过渡期内的减持同步强化预披露和事中事后监管;以及明确宣告过渡期结束后不再延长的政策确定性,避免市场形成“规则会被再次推迟”的预期。
风险二:对“融资—分红”缺口较大的公司形成估值压力。这一效应不应被视为改革的“副作用”,而恰恰是改革意图的一部分:那些累计融资巨大、返还极少、主要依靠估值套利预期维持股价的公司,其估值向基本面回归是资源错配得到纠正的表现。真正需要关注的是,这一回归是否以无序的方式波及经营正常但历史融资记录不佳的公司。过渡期和分步压缩的安排,为市场消化这一结构性重定价提供了时间。
风险三:注销式回购可能被策略性使用以“购买”减持资格。如果回购注销的金额可以被短期内集中操纵以跨过门槛,规则的有效性将被削弱。应对措施包括:要求用于计算“返还”的注销式回购必须使用自有可分配利润或经营现金流,排除债务融资支持的回购;对回购注销的实施节奏和信息披露设置持续性的合规要求;将“累计”口径锚定在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数据上,防止窗口期操纵。
六、结语
股权分置改革的历史贡献不应被否定,但其“形式完成而利益契约未实质闭合”的局限,已经在二十年的减持实践中充分暴露。当前以“三年分红比例”为核心的减持约束,是在不触动股改对价结构的前提下进行的边际修补,无法回应“对价是否足额”这一根本问题。本报告建议的“融资回报挂钩解禁”规则,将二次改革的对象精确锚定在未足额对价的股份之上,以“公众资本是否已经得到返还”替代“持有时间是否届满”作为减持权的取得条件。这一转变的实质,是将大股东的退出权从一种基于时间经过的形式资格,重构为一种基于价值返还的实质性权利。在A股减持规模持续放大、投资者回报机制仍待夯实的时间窗口,这一改革的方向值得被严肃纳入政策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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