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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T细胞疗法是近年来血液恶性肿瘤治疗领域最具革命性的技术之一。自2017年全球首个体外（Ex vivo）CAR-T产品获批上市以来，美国已有7款、中国已有9款产品获批，2025年全球销售额合计超过60亿美元。但体外CAR-T制备流程繁琐、治疗成本高昂、周期漫长，单次治疗费用动辄百万元人民币，可及性成为行业最大的瓶颈。

In vivo CAR-T（在体生成CAR-T）通过将基因递送载体直接注入患者体内，在体内原位将T细胞重编程为CAR-T细胞，有望以“现货型”产品的方式突破上述瓶颈。与此同时，TCE（T细胞连接器）作为同处T细胞介导治疗赛道的竞争技术，也已获批超10款产品、2025年累计销售额超50亿美元。接下来将从体外CAR-T行业现状出发，系统梳理In vivo CAR-T的技术路径、全球竞争格局与临床进展，并与TCE疗法进行比较，探讨两类技术的价值定位。

通过基因工程改造，带有特异性抗原识别结构域和T细胞激活信号等的遗传物质（CAR）被转入T细胞，使得改造后的T细胞（CAR-T细胞）能够靶向识别和结合相应抗原（靶细胞上，比如肿瘤等），活化后释放穿孔素、颗粒酶素B等，直接杀伤靶细胞。

传统自体CAR-T治疗需经历采血—分离—纯化—激活—转导—培养—收获—冻存—放行—回输等步骤，生产流程繁琐，工艺复杂，患者治疗周期长，成本高昂。

CAR结构经历五代发展，目前获批的CAR-T疗法均基于二代CAR结构：

自2017年全球首个Ex vivo CAR-T细胞产品Kymriah获得美国FDA批准上市，截至目前（2026年6月），美国已有7款Ex vivo CAR-T细胞治疗产品获批上市，覆盖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滤泡性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套细胞淋巴瘤、B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等血液恶性肿瘤。产品定价方面，美国市场单次治疗价格在37.3万～52.5万美元之间，其中传奇生物/强生的西达基奥仑赛（Carvykti）交易总金额达17亿美元。

2021年6月中国首个Ex vivo CAR-T细胞治疗产品获批上市，截至目前已有9款Ex vivo CAR-T细胞治疗产品在中国上市，包含全球首款实体肿瘤Ex vivo CAR-T细胞治疗产品（科济药业舒瑞基奥仑赛注射液，CLDN18.2靶点，2026年6月获批）。

价格方面，国内已上市产品单次治疗费用（定价）多在99万～129万元人民币：阿基仑赛120万元、瑞基奥仑赛129万元、伊基奥仑赛116.6万元、泽沃基奥仑赛115万元、纳基奥仑赛99.9万元、舒瑞基奥仑赛99万元，加上清淋、住院等全程治疗费用接近200万元，绝大多数患者难以负担，可及性差。

目前已上市的体外CAR-T产品ORR（客观缓解率）平均在70%～98%之间，最佳CR/sCR（完全缓解/严格完全缓解）平均在33%～83%；安全性差异较大，但整体都处于可接受的范围，3级以上的CRS（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发生率最高22%。

实体瘤方面，目前全球唯一一款获批实体瘤的CAR-T为科济药业的舒瑞基奥仑赛注射液（Claudin 18.2靶点），II期ORR为22.1%（对照组3.8%）。

尽管疗效显著，体外CAR-T仍存在四大核心痛点：

In vivo CAR-T（在体生成CAR-T）：将CAR表达元件，通过病毒载体或脂质体、聚合物纳米粒等人工合成的纳米载体输入患者体内，以将患者的T细胞在其体内直接转化为CAR-T，从而发挥治疗作用。这一技术横跨细胞治疗与基因治疗两大领域，被认为是细胞治疗的下一个前沿方向。

In vivo CAR-T已成为跨国药企（MNC）重金布局的方向。2024年4月，AbbVie与Umoja Biopharma达成总金额14.4亿美元的合作，共同开发多种原位癌CAR-T细胞疗法候选药物；此后交易持续升温，标的平台集中于慢病毒与LNP两大技术路线。

2025年3月，慢病毒平台ENaBL-T（体内BCMA CAR-T，用于多发性骨髓瘤和自免疾病）以4.25亿美元首付款、总金额10亿美元被收购；2025年6月，基于靶向脂质纳米颗粒（tLNP）递送mRNA的体内抗CD19 CAR-T平台交易金额达21亿美元；2025年10月，基于体内原位基因编辑技术的慢病毒平台以1.2亿美元首付款、总金额16.4亿美元达成BD。2026年交易金额进一步攀升：4月，整合iGPS®（体内基因定位系统）平台的慢病毒交易超20亿美元；6月，环状RNA（circRNA）技术+可编程纳米颗粒递送技术的M&A首期支付7.85亿美元、总金额35亿美元。

In vivo CAR-T的主要递送方式是LNP（靶向核酸脂质纳米粒）和慢病毒载体两种递送技术。虽然两种路线的最终结果都是让人体内的T细胞生成CAR、成为CAR-T，但两者存在明显差异：

慢病毒因感染效率高、可稳定表达，成为目前in vivo CAR领域应用最广泛的病毒载体，其核心优势在于可实现CAR基因的基因组整合与长效表达。in vivo CAR-T慢病毒生产采用五质粒系统：

包膜修饰是慢病毒实现体内T细胞靶向的关键，目前主要分三个梯队：

LNP为由单层或多层磷脂双分子层构成的球形囊泡，可包裹mRNA以防止其体内降解并维持稳定性。LNP可通过与细胞膜融合增强递送效率，并通过pH敏感的内体逃逸促进mRNA释放至细胞质。LNP四个组分中，可电离脂质是逃逸的核心，表观pKa被精准设计在6.0～6.5；LNP与内体膜发生局部膜融合，把包裹的CAR-mRNA释放到细胞质。

由于LNP介导的mRNA递送仅导致CAR基因的瞬时而非永久表达，因此无插入突变风险，也降低了CRS等严重副作用的发生概率。该路线的主要挑战在于提高T细胞转染效率并延长mRNA表达时间，行业正从两个方向推进优化：一是对LNP进行表面修饰以实现细胞特异性靶向，如Capstan Therapeutics的靶向LNP（tLNP）平台通过偶联抗CD8抗体，在临床前研究中实现约30%的CD8+ T细胞转染效率；二是开发新型RNA形式，如Orbital Therapeutics和元码智药探索的环状RNA（circRNA）技术，利用其结构稳定性延长CAR蛋白表达时间。

从基因递送形式、CAR表达时长、安全性、生产工艺等维度对两条路线详细对比：

In vivo CAR-T是利用基因递送载体直接在患者体内将内源性T细胞重新编程为CAR-T细胞的“现货型”疗法，无需单采和清淋等步骤，显著降低成本并缩短等待时间、简化治疗流程。

海外方面，In vivo CAR-T目前全球均处于相对早期的阶段，进度最快的在I期阶段。靶点基本上是CD19/CD20/BCMA，适应症主要是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实体瘤也有公司在尝试，比如肝癌（GPC3靶点）、乳腺癌（Trop2靶点）等。

国内布局企业较多，目前已披露数据的产品较少，多数处于IIT（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刚启动阶段。凭借国内创新药红利，中国药企正在紧跟全球步伐。

全球In vivo CAR-T赛道整体仍处于早期临床验证阶段，尚无获批上市产品，进度最快在I期。目前已公布的IIT临床数据（以血液肿瘤为主）显示：EsoBiotec/阿斯利康ESO-T01（慢病毒ENaBL平台，BCMA，MM）5例患者ORR 80%；Kelonia/礼来KLN-1010（工程化慢病毒，BCMA，MM）18例ORR 100%；启函生物QI-019A（CD19/BCMA，MM）4例ORR 100%；济因生物JY231（CD19，B细胞肿瘤）2例CR；传奇生物LB2501（CD19/CD20，B-NHL）DL2组6例全部CR；微滔生物GT801（LNP，CD19，B-NHL）4例ORR 100%；威斯津生物WGb-0301（LNP，CD19，MCL）疗效与安全性初步表现良好。

需要指出的是，现有的In vivo CAR-T人体数据样本量较小，无长期数据公布，而且通常IIT中会对患者做一些筛选，与体外CART的疗效对比暂不能下定论，但其疗效已经得到初步验证。

竞争格局方面：慢病毒载体为当前主流技术路线（占比约70%）；中国企业依托丰富的临床资源、完整的产业链与成本优势，在血液瘤领域的临床研发进度处于全球第一梯队。

TCE（T细胞连接器，T-cell Engager）通过结合TAA（肿瘤相关抗原）和TCR复合物的CD3亚基，形成免疫突触，导致T细胞活化、增殖，并通过释放穿孔素和颗粒酶杀伤肿瘤细胞。作为双特异性抗体，TCE可实现规模化生产、即取即用，与CAR-T形成潜在竞争。

截至目前全球超10款TCE双抗获批，大多为IgG样结构，多聚焦于血液瘤，实体瘤有部分探索。2025年累计销售额超50亿美元：安进贝林妥欧单抗（CD3×CD19）16.63亿美元（+36.78%），安进塔拉妥单抗（CD3×DLL3，2L及以上SCLC）6.27亿美元（+445.22%），强生特立妥单抗（CD3×BCMA）6.7亿美元（+22.04%），Genmab/强生塔奎妥单抗4.63亿美元，Genmab/艾伯维艾可瑞妥单抗4.68亿美元（+66.55%），罗氏格菲妥单抗3.48亿美元（+78.63%）。

2026年初以来TCE赛道迎来了第二波布局高峰，中国企业在TCE赛道参与度较高，截至目前16起BD交易中，有10起核心资产均来自中国。

在末线多发性骨髓瘤治疗中，BCMA CAR-T的ORR普遍在90%以上（Carvykti 97%～98%、泽沃基奥仑赛91.7%～92.2%、伊基奥仑赛96.1%），而BCMA×CD3双抗Teclistamab为63%、Elranatamab为61%、Linvoseltamab为48%～71%，GPRC5D×CD3双抗Talquetamab为74%；≥CR方面CAR-T同样占优（如Carvykti sCR 83%）。但TCE安全性更好：CRS发生率CAR-T普遍在84%～96%，而TCE为46%～77%；神经毒性CAR-T为17%～22%，Teclistamab为14.5%、Elranatamab仅3%。

总体而言，在多线经治的末线多发性骨髓瘤人群中，现有临床数据显示 TCE 整体 ORR 低于 BCMA CAR-T 产品，但部分安全性指标具备优势。

在SLE（系统性红斑狼疮）中已看到较好的起效速度与缓解深度，CRS风险整体可控；在非SLE难治自免疾病中，TCE同样展现出优异的初步临床疗效。例如强生Tedlistamab组SLE患者6周内SLEDAI-2K从20分降低至0分（4/6例=66.7%评分下降≥4分）；罗氏莫妥珠单抗实现100%血液学缓解率、83% CR，平均0.9个月达到CR；安进贝林妥欧单抗治疗难治性RA，患者压痛关节数从中位数9个降至0.5个、肿胀关节数从9个降至1个，DAS28-CRP从基线4.72降至3个月后的2.28。

2026年3月，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的团队在《Nature Medicine》上报道了ESO-T01的初期临床效果：这一基于慢病毒载体在体内原位生成抗BCMA CAR-T的疗法，4名患者3个月内全部缓解；10月又在《Nature Medicine》上公布了15个月的随访结果。患者2肿瘤负荷最低、获益最显著；患者3体内CAR-T达到PR后进展，再进行体外CAR-T治疗仍然能达到VGPR；患者4过往接受过BCMA-体外CAR-T治疗，再进行体内CAR-T治疗仍可达到PR效果；近期入组的患者中有经过TCE治疗后、再经体内CAR-T治疗仍然有效的案例，体外CAR-T治疗TCE治疗患者的效果也已被证实。

机理上，TCE仅短暂桥接激活T细胞，不会永久改造T细胞基因组；其治疗后进展多为可逆性T细胞耗竭或肿瘤微环境抑制，并非全部T细胞永久失活。只要肿瘤仍保留靶抗原，体内/体外CAR-T就存在起效基础。

In vivo CAR-T的价值或定位：1）体外CAR-T无法触及的患者；2）TCE治疗不佳或失败的患者；3）2线患者获益或最佳选择。

体外CAR-T已经证明了基因工程改造T细胞治疗血液肿瘤的临床价值，但个体化制备带来的高成本与长周期限制了其可及性。In vivo CAR-T通过“体内直接编程”将细胞治疗推向标准化、规模化，BD/并购交易的火爆与早期临床数据的初步验证，都预示着这一方向的巨大潜力；而以TCE为代表的“现货型”免疫衔接药物，则在疗效强度与安全性、便捷性之间提供了另一重选择。三类技术在适应症、治疗线数与患者人群中并非零和竞争，而是共同构成下一代肿瘤与自身免疫病治疗的多元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