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深秋，北京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的水晶吊灯晃得人眼晕。

红丝绒长桌旁，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三家总行的掌舵人与部委大佬们端起高脚杯，清脆的碰杯声在穹顶下回荡。

就在这阵碰杯声里，三张各盖着十亿元注册资本大印的国家级金融许可证正式发了下去。紧接着，三块沉得需要四个壮汉抬着走的纯铜大招牌，分别挂上了北京东四、上海和深圳罗湖的门头。南方那块，钉在太平洋商贸大厦前。

十个亿在1992年是个什么分量？

要是搁在平素，四九城老百姓手里攥着一张百元大钞，心里都得直打颤。当时北京街头一碗肉丝炸酱面只要八毛钱，两分钱能买一根小豆冰棍。一家老小在四合院里过一个月，五十块钱就能把柴米油盐张罗得齐齐整整。

十个亿的真金白银，足以一次性发给五百万名产业工人整整一个月的工资。两年前，上海滩的申银、万国、海通老三家在黄浦江畔创世纪，三家资本金凑一块也才五千五百万元。

谁也没料到，人民大会堂里这三声清脆的碰杯，一落子便是三十个亿的雷霆重注。

更没人能料到，这三块在秋阳下晃得人睁不开眼的十亿纯铜大招牌，日后竟会各自走向被合并、被接管、被气割枪生生切碎的三种悲壮宿命。

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人民日报》头版刊发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改革的春雷激荡大江南北。

1992年3月3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全文转载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南方谈话的浩瀚春雷促成了全国统一证券市场的破土。（人民日报 历史档案）

春雷一响，人心思动。

看着深圳数万人通宵排队抢购股票认购抽签表，看着上海延安东路上万国证券天天在报纸上打中英双语广告出风头，几大国有专业银行的总行掌舵人再也坐不住了。

“全国老百姓几千亿储蓄存款都在我们总行金库里，资本市场开锣唱大戏，难道全让地方诸侯独吞？咱们堂堂国有大行，连个正规席位都没有，像话吗？”

主管机关的态度同样明确：必须打破地方条块割裂，组建跨地区、跨行业、全国性的大型证券公司，作为国家资本市场的“主力军”和“定海神针”。

几大国有专业银行总行迅速联手地方财政行动起来。1992年9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批准，三家全国性证券公司同日获准筹建。

工行牵头的华夏证券坐镇北京，建行发起的国泰证券落子上海，农行主导经营的南方证券雄踞深圳。三家被业界尊称为“老三大”，又叫“证券业的中央军”。

批复的意思写得很硬。工行、建行、农行分别会同有关单位发起设立华夏、国泰、南方，核定注册资本金各为人民币十亿元，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南方也并非农行一家的独门生意。财政部撑着场面，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和人保都参与了发起，但真正主导经营的是农行。

三家公司的当家人也由各大行总行直接点将：工行总行工商信贷部主任邵淳受命筹建华夏证券，出任总经理；建行派出总行出身的周汉荣坐镇国泰证券首任董事长；农行则由原副行长王景师挂帅南方证券首任董事长，沈沛出任第一副总裁。三路大军，各领一方诸侯。

开业并不是同一天揭幕。国泰在1992年10月5日成立，华夏也在那个秋天挂牌，南方拖到12月21日才在深圳剪彩。

三块铜牌前后脚立起来。铜字用红绒布擦得锃亮。背后站着国有大行，在所有人眼里，这买卖天生就是铁饭碗。

盛宴开席，战马策缰。

可命运给所有豪迈写下的注脚，早已在暗流里标好了残酷的价码。

1992年入冬，二十五岁的北京小伙孟长海，穿上了一件崭新的大红鸡心领羊毛衫。

小孟原本是工行前门储蓄所里的一名年轻柜员，月薪一百二十块钱。过去三年里，他每天戴着蓝布套袖在老算盘上给存定期的大爷大妈拨拉毛票，右手食指常年被红印泥染得发紫。

储蓄所里的日子波澜不惊，唯一的盼头就是年底多发两箱冻带鱼和一袋红富士苹果。

但1992年秋天，一张贴在工行分行门厅里的告示，彻底打乱了这个年轻人的轨迹。

告示上写着：新成立的华夏证券公司面向系统内遴选首批电脑报盘员，除保留原行编制外，每月另发八十块钱特岗津贴，统一配发大红羊毛衫与红白两色报盘胸牌，寓意开门红。

八十块钱津贴，顶得上储蓄所老主任大半个月的工资。

小孟脱下绿呢子旧工装、换上大红毛衣，蹬着二八车穿过胡同，街坊邻居羡慕得直咂嘴：“长海这孩子一步登天，去十个亿的国字头大券商搞股票，往后是捧官家金饭碗的人了！”

1992年，由工商银行总行出资组建的华夏证券在北京东四正式挂牌，成为中国证券史上第一家进驻首都的全国性大型证券公司。

凭着在储蓄所练就的一手盲打硬功夫，小孟过关斩将，成了华夏证券北京前门营业部机房里的第一批专职报盘员。

1992年11月的前门西大街，寒风刺骨。

可走过门头那块锃亮的“华夏证券”纯铜大招牌、推开包着黄铜边的厚玻璃门，扑面而来的却是一股让人头晕目眩的滚烫热浪。

大厅吊扇全速飞转，依然吹不散满屋刺鼻的旱烟味和浓重汗酸。提着塑料编织袋的大爷大妈把柜台围得水泄不通，编织袋里塞满了一捆捆大团结和发黄的股东代码卡。

在柜台深处被玻璃隔开的Novell局域网机房里，小孟第一次见识到了什么叫现代金融的魔力。

两排米白色的长城微机一字排开，机箱风扇发出沉闷低吼。绿莹莹的CRT大头显示器上，粗颗粒的DOS绿色字符不知疲倦地跳动着。

柜台外头的手写委托单像雪片一样塞进小窗口。

买进真空电子两百股，卖出延中实业五百股。

小孟两手悬在键盘上方，手心里全是细汗。

手指飞速敲击，塑料键帽发出密集的啪啪脆响，敲得指尖发烫。每敲下一笔回车键，几千块佣金手续费就落进了营业部账上，比他爹在机床厂干整整一年还多。

大厅隔壁特意开辟出三间铺着厚羊毛地毯的大户室。皮沙发上坐着几位戴金项链、腰挎摩托罗拉寻呼机和砖头大哥大的买卖人。

大老板一边抽着红塔山，一边把整捆扎着白纸条的百元现钞往茶几上一扔：“小孟！给爷扫五万股申华！单子敲进去，少不了你们机房的辛苦费！”

1990年代初证券营业部微机交易室实景：老式CRT大头显示器、专职报单键盘与密布电线，构成了全国性券商初代电子化交易的真实切片。

营业部周总拍着小孟肩膀大笑：“长海，放开手脚干！工行总行就是咱亲爹，门口那块十亿纯铜招牌就是尚方宝剑，咱们华夏想亏都亏不了！”

那件大红毛衣穿在身上，热得后背直冒汗。

年轻的小孟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台飞速运转的庞大机器，底下的轴承其实还没有拧上一颗合规的螺丝钉。

当华夏证券在京城跑马圈地的时候，另外两支端着十亿铜牌的国家队军团，早已在黄浦江畔和珠江口掀起了滔天风暴。

在上海滩，建设银行总行牵头的国泰证券把总部落在上海，营业部就钉在万国证券家门口。

首任董事长周汉荣来自建设银行。后来坐进这把椅子的金建栋，1992年还在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司司长的位子上。三大券商的准生证，过的就是他这道手。

当时上海滩的股票承销，大多被管金生的万国证券牢牢把持。管金生自视甚高，平时根本瞧不上体制内按部就班的传统银行家。但周汉荣一亮出建行总行的底牌，万国上下立刻感到了阵阵窒息。

建设银行数十年来作为国家重大工业基建的专业拨款行，手里掐着华东乃至全国大型国企的资金命脉。钢铁、石化、电力、重工等排队准备改制上市的国企巨头，其技改贷款与基建拨款全与建行深度绑定。

国企厂长们心里跟明镜似的：

“万国只能帮我们卖股票，国泰背后直接连着建行几十亿的技改贷款审批，谁是正规军还用选吗？”

短短数月之间，原本被地方券商视作禁脔的十几个大型国企改制项目，纷纷调转船头投奔国泰。

正规军进场，格局为之一变。

1994年1月，批文上签过字的金建栋自己坐进了国泰董事长兼总经理的椅子。审批的人，变成了掌舵的人。

1994年1月，曾任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司司长的金建栋出任国泰证券董事长兼总经理。国泰由建设银行牵头，1992年10月5日在上海成立，首任董事长是建行出身的周汉荣。

而在千里之外的南国特区深圳，气氛则更加火爆与野蛮。

深圳罗湖的太平洋商贸大厦底下，南方证券把门脸支在了特区最闹的地界。门前矗立着一尊青铜雕塑：一头公牛低着头，角抵着一个被掀翻的人，呈现出牛与人搏的角力姿态。

底座上刻着“南方证券”四个字。行情火热的时候，红了眼的投机客把它当成发财的图腾。

南方首任董事长是农行原副行长王景师，创立时已经年过六十。沈沛四十二岁，职务是第一副总裁，以前在北京西城当过副区长，也在农行总行办公室待过。

但掌舵这艘巨轮的大权，在沈沛手里握得最久。副总裁、总裁，再到董事长兼总裁，他在南方前后待了整整十年。

王景师提出“实业和证券两个轮子一起转”。公司调动农行遍布各省的根系，展开圈地。

营业部选址清一色瞄准省会中心商圈，地面铺进口大理石，大厅装巨幅电子屏。短短两年间，南方证券在全国铺开上百家分支机构，成了网点最多、跨度最广的庞然大物。

地方小券商做股票承销，拿出一两千万额度就要开三天会，生怕股票砸手里。

而老三大一拍桌子就是几个亿：“全额包销！拿过来就是，背后有总行金库撑着，怕什么？”

手笔之大，震动南北。

各大营业部为了争抢机构大户，不仅将贵宾室装修得富丽堂皇，更直接派驻专职红马甲出市代表在沪深交易大厅日夜抢单。

南方证券旧总部、深圳罗湖太平洋商贸大厦前的铜雕：公牛抵住一个被掀翻的人，底座刻着“南方证券”。公司1992年12月21日成立，首任董事长为农行原副行长王景师。

沪深两市的交易席位排行榜上，华夏、国泰、南方牢牢霸占着前三甲交椅。

在所有人的掌声与恭维声中，谁也没有察觉危险。

三大巨头越是在全国攻城略地，摊子铺得越散，总公司对各地营业部的失控就越发触目惊心。一个吞噬一切的无底深渊，正在这三艘巨轮的龙骨深处悄然裂开。

要看清老三大的致命死穴，必须剥开那个时代最荒唐的一层制度外衣：银证混业。

在《商业银行法》与分业经营铁律落地之前，银行与券商之间根本没有防火墙。三大券商既是独立法人，又是工、建、农三大行各级分行的“亲儿子”与“小金库”。

当时商业银行存款受到严格的信贷规模管制，但看着股市和海南、北海的房地产天天暴涨，各级银行分行对高息套利的饥渴，就像久旱的荒地盼暴雨。

于是，一个名为“国债回购”的致命游戏，成了所有人疯狂套利的绞肉机。

所谓国债回购，本是拿真实国债质押短期拆借头寸的工具。但在实际操作中，它很快演变成了胆大包天的“买空卖空”：金库里明明只有一千万国债实物，营业部却敢私刻印鉴、手写开出两亿元的“国债代保管单”。

一张没有任何实物对应的白条，只要盖上十亿大券商的业务公章，就能从各地银行支行、城乡信用社套出真金白银。

券商许给银行的年化拆借利息，高达18%甚至24%。

1992年华夏证券出市代表身穿的第一代大红马甲交易出市服实物原件，见证了全国性券商在沪深交易所跑单撮合的流金岁月。（中国证券博物馆馆藏）

各地营业部老总拿到这笔滚烫的信贷资金后，转身就扑进二级市场坐庄炒股，或者砸进海南、惠州炒地皮。他们深信，只要行情往上一拱，翻倍轻而易举。

为了抢在对手前头调拨头寸、跨省搬运资金，三大券商甚至不惜重金，率先在营业部楼顶架起了直径三米的大型抛物面卫星天线。

白花花的卫星大锅对着天空日夜飞转。从天上掉下来的不仅是沪深两市的实时行情代码，更是一笔笔隐秘穿过监管盲区、在全国上百家营业部之间闪电腾挪的违规拆借指令。

拆东墙，补西墙。

在前门营业部的机房里，报盘员小孟的办公桌抽屉，开始被一叠叠不走电脑系统的手写单据塞满。

那是营业部周总私下签批的“代客理财保底协议”和“异地国债回购借据”。账面上的数字动辄几千万，底单却只是一张薄薄的复写纸。

那一摞薄纸压在小孟抽屉最底层，烫得他每次拉抽屉都心惊肉跳。

更致命的是自营盘与实业投资两头失血。

南方从王景师主政时就把钱砸进土地和房产。海南楼市最高的时候，圈进去的地大得能按县来算。股价和地价一掉头，这些资产就变成砸在手里的石头。

真正把流通盘锁死的那一仗，要到2000年以后才打响。标的不是眼下的海南地皮，而是后来的哈飞股份和哈药集团。

1993年，华夏、国泰、南方三大券商率先租用邮电卫星信道，依托大型地面抛物面天线建立覆盖全国的行情双向接收网，打破地域信息壁垒。

出来混，账总是要还的。

沪指在1993年2月摸高1558点，随后掉头。下半年宏观调控一收银根，跌势就收不住。到1994年7月29日，大盘跌到325点。

股票跌去八成，海南的烂尾楼连野狗都不去，而券商向银行拆借的百亿高息回购款，全都到了刚性兑付的大限。

在前门营业部，小孟身上的大红毛衣再也暖不热发凉的脊背。大盘暴跌后，原本门庭若市的大厅迅速跌入冰点，取而代之的是债权人的连番逼债与董事会上的激烈争吵。

行情好的时候，出资的各大行股东与地方机构抢着塞干部、分红利；如今自营盘巨亏，谁也不肯拿真金白银填补窟窿。

紧接着，各地分支行和地方国企的讨债人员接连堵上了营业部大门，手里攥着盖满红章的国债回购借据，追讨动辄数千万的流动资金与收购款。账面上的资金早已套死在海南地皮与深跌的股票里，总公司账户被外地法院轮番冻结。

小孟隔着机房玻璃看着外头推搡追债的人群，低头看了一眼自己抽屉里那几十张根本无法平账的手写代客理财借据，手脚冰凉。

面对席卷全国的坏账海啸，早在1992年便受命创办华夏证券的邵淳展现出了铁腕手段。

这位工行出身的掌门人作风刚毅。他在危急时刻严厉整肃全国数十家营业部，强行收缴分支机构公章，逐笔清理三角债与违规回购凭证。

他顶住股东分歧与体制包袱，全力推进规范化投行业务，硬是在1997年前后将华夏证券的综合业务指标推上了全国前列。

然而时代的车轮并未放慢节奏。1998年至1999年，乌克兰未完工航母“瓦良格”号在黑海船厂以两千万美元公开拍卖，竞标方后续资金链濒临断裂。在特殊历史关头，邵淳拍板调集资金驰援，华夏方面先后累计出资约3.6亿元人民币，最终协助保住了这艘日后成为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的钢铁巨舰。

但因这笔缺乏正式官方预算批复的巨额资金调拨，邵淳随后接受停职审查多年。直到2018年1月，有关部门正式撤销对其行政处分，改为免于纪律处分，按原职务享受退休待遇。

华夏证券首任主要负责人、原董事长邵淳生前工作资料照片。1992年由工行抽调创办华夏，铁腕整肃分支乱象，并在特殊历史关头出资支持瓦良格号航母回国。

邵淳离任后，失去了强力约束的华夏证券再度滑入委托理财与挪用保证金的深渊，与国泰、南方一道，迎来了初代国家队不可逆转的终局。

当年出世的“老三大”，最终无一家能以原名完整走过二十年。

国泰证券在黄浦江畔最早迎来了重组。1998年，老对手君安证券爆发高管危机，在主管部门统筹安排下，国泰证券与君安证券于1999年8月18日正式合并，重组为国泰君安证券。

南方证券则在重仓坐庄的泥潭里彻底倾覆。进入2000年代，南方证券在二级市场重仓控盘哈药集团与2000年12月上市的哈飞股份，至2004年年中，其持有的两家公司流通股比例分别高达约93%和90.09%。在熊市的持续阴跌下，自营盘完全丧失流动性，数十亿元挪用客户保证金的窟窿彻底引爆。

2004年1月2日，中国证监会与深圳市政府宣布对南方证券实施行政接管。为维护金融稳定、保障个人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中国人民银行紧急调集约83亿元再贷款，专项用于个人保证金兑付。2005年9月，中国建银投资出资受让南方证券的证券类资产、74家营业部和投行业务，以此设立中国建银投资证券（即后来的中投证券、今天的中金财富）。2006年8月16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裁定宣告南方证券破产，昔日特区第一大券商就此落幕。

而曾经登顶第一的华夏证券，同样在全国各地上百亿委托理财黑洞和违规保证金挪用中耗尽了元气。

2005年，在全行业综合治理风暴中，华夏证券的证券业务许可被依法撤销。同年8月，中信证券与中国建银投资共同出资设立中信建投证券，整体受让华夏证券原有的证券业务及全部营业部网点。

一代央企长子，就此退场。

从1992年秋天铜牌高悬，到2005年深秋工人们把挂在前门西大街门头整整十三年的“华夏证券”纯铜大招牌卸下，换上崭新的“中信建投证券”牌匾，一个狂飙与阵痛交织的时代正式翻篇。

三十八岁的老孟站在马路牙子上，身上依然套着那件洗得缩水发白的大红羊毛衫，两个手肘处磨出了透光的小洞。

在老孟办公桌最底层的抽屉里，那叠当年让他心惊肉跳的手写借据早已移交清算组封存。

抽屉角落里只剩下一张发黄的1992年华夏证券初代手工委托单底联——那是开业第一周一位老教师买进两百股真空电子的存根，底角的红印依然清晰。

秋风吹过前门大街，街角早点铺的大铝锅咕嘟咕嘟冒着白汽。老孟端起一碗热豆汁儿，咬了一口焦圈，看着门头新换上的招牌，轻轻叹了口气：

“当年大伙儿都以为背后靠着几座大山万无一失。可潮水退去、体制转轨，最后为时代咽下苦水的，永远是柜台前敲键盘的人。”

资本市场上，从来没有什么天生不倒的十亿铜牌。当你把敬畏丢在脑后的时候，再耀眼的金色战马，眨眼也会变成埋葬野心的墓碑。

京城红墙下的中央军神话谢幕，而在南方的热带海风中，另一群穿过军装、更加彪悍决绝的资本野马，早已从深圳国贸大厦五十二层的落地窗后呼啸杀出……

⏳ 下期预告：《【大国券商 03】五十二层的落地窗与绿皮车投行：君安证券的野蛮拓荒与张国庆的带枪骑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