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了一辈子教育政策研究和外事工作，执笔写过几十篇调研报告，有的也顺利刊发了，业内也算有过些认可。但说句心里话，回头望去，真正让我自己满意、经得起时间打磨、对国家决策有过实在贡献的文章，只有一篇，这就是那份WTO教育服务贸易的调研报告。

事情要从2000年初说起。那是冬末春初的时节，空气中还带着几分寒意，但国家即将加入WTO的消息已经明朗。教育作为服务贸易的重要板块，马上要面对一个全新的开放格局：中外合作办学、人才跨境流动、教育产业竞争，甚至教育主权的问题，都会接踵而至。

可那时候，国内学术界对这个领域几乎一无所知。大家不知道WTO框架下教育服务贸易到底怎么运转，不知道游戏规则是什么，更不知道其他国家入世后走过什么路、栽过什么跟头。没有数据，没有案例，没有风险预判。翻遍国内的文章，似乎没有一篇能把规则讲清楚、把案例摆出来的。

2001年11月，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中国加入WTO的相关文件在会议期间获批准

图源：WTO / Wikimedia Commons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一个人坐在驻纽约总领馆的办公室里，窗外是料峭的寒风，屋里一盏孤灯陪着我，我心里很着急。如果就这样匆匆忙忙、稀里糊涂地入了世，教育开放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底线，没有标准，没有预案。走弯路是小事，丢了主权就是大事。

于是我做了一个决定：不等不靠，自己动手。

我给自己定了两个目标：第一，吃透WTO教育服务贸易的全部规则和形态；第二，把世界各国入世后的正反案例、真实数据、成败得失，统统挖出来，我要给国家决策层提供一份真正管用的参考。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才知道有多难。那个年代，国内根本找不到这方面的资料。我只能一层一层往外突破，像剥洋葱一样，一圈一圈地往里走。

第一圈，我把自己埋进了资料堆里。我把国内所有能找到的相关论文、期刊、研究报告翻了个底朝天，办公桌上堆得像小山一样。

结果让人失望：数量不少，但全是泛泛而谈。没有人能告诉我国外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国内研究只是讲道理，讲不了规则，讲不了事实，讲不了经验与教训，讲不了反思。这条路走不通，必须向外面找。

第二圈，我开始给海外华人教授一封一封地写信。我在信里坦诚地说：国家要入世了，但我们对WTO教育规则两眼一抹黑，急需你们的帮助。

信寄出去之后，等待回信的日子格外漫长。好在几位华人教授很理解这件事的分量，愿意帮我牵线搭桥。这一圈打通了海外学术的入口，但拿到手的资料大多是二手转述，缺少WTO原始文本，缺少国别案例，还是写不出硬核内容。

第三圈，事情有了转机，像一道光照进那个还有些寒意的春天。

我的挚友衡孝军（后任外交学院副院长）伸出援手，他帮我引荐了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塞夫曼教授。塞夫曼教授自己不做WTO研究，但他为人热忱，听完我的来意后，二话不说就把我推荐给了哈佛和耶鲁的两位资深教授。

两位教授给我寄来了一些材料，虽然仍是通识性的东西，深度不够，但是他们并没有就此放手，继续帮我推荐了更对口的专家。正是靠着这两位教授的二次引荐，我手里又获得了另外五名分布在全美各地的新学者资源。加上之前已有的渠道，我的调研网络一下子铺开了。

前三圈走完，我手里攒了不少材料，但说实话，离我想要的东西还很远。那些资料讲理论的多，讲实操的少；讲概况的多，讲案例的少；讲理念的多，讲数据的少。要写出一份有分量的政策报告，还差一口气。

第四圈，我开始和那五位新联系的美国专家逐一通电话、写邮件。他们分布在美国的东西南北，研究方向各不相同，但都愿意帮忙。

有人发来了电子文献，最让我感动的是西部两位教授，和我素不相识，却专门整理了一套纸质资料，跨越千山万水寄到我手上。

收到包裹的那一刻，我心里暖烘烘的。可读完这批资料，我还是摇了摇头，依然是理论为主，缺少真实国别案例和精准数据的支撑。

这时候，很多人可能就放弃了，但我没有。我总觉得，就差那么一点点，再往前推一步，就能碰到那个关键人物了。

第五圈，我等来了那封改变一切的邮件。

那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工作日，邮箱里突然跳出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的来信。信上说：找到了！她是一位曾在日内瓦WTO总部专门从事教育研究的专家，就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工作。

看到邮件的那一刻，压在心头大半年的重担一下子卸了下来，我激动得在办公室里来回走了好几圈，嘴里不停地哼着小曲，反反复复念叨着同一句话：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

巧的是，那天出门办事正好碰见教育参赞，我三步并作两步走上前，难掩兴奋地告诉他：“找了这么久，终于摸到关键人物了！”。参赞也替我高兴，拍拍我的肩膀说，抓住这个机会，把研究做实做透。

第六圈，我和那位女教授通了电话，听筒的另一端传来了远在北美大陆西缘、洛杉矶太平洋之畔那位专家的声音，温和而笃定。

她不是普通的学者，她在日内瓦WTO总部工作多年，天天跟《服务贸易总协定》、成员方减让表、跨境办学条款打交道，是这个行当里地地道道的权威。

我向她坦诚说明了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发论文评职称，而是为国家入世前的教育开放提供决策参考。她听完，几乎没有犹豫，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干脆利落地说了三个字：没问题。

放下电话后，我靠在椅背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觉从年初开始的奔波，终于有了着落。没过几天，她把WTO原始文本、教育服务贸易的运行形态资料，还有好几个国家的实践案例，一股脑儿发到了我的邮箱里。

其中有两个案例，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个是新西兰。这个国家在教育开放上没有设防，结果本土教师培训体系和出版行业被英美资本一步步蚕食，本土教育特色越来越淡。

另一个是墨西哥。国家科研院所对外开放后，本土科研体系逐渐被美方势力掌控，到最后连自己的科研方向都定不了了。

这两个案例，一个讲文化流失，一个讲主权旁落，放在一起看，触目惊心。

有了这些素材，我心里终于有了底。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连续几天夜以继日地写，饿了就扒几口饭，困了就趴在桌上眯一会儿。写完最后一个字，我放下笔，从头到尾读了一遍，那是一篇五千余字的专题调研报告。那一刻我便知道，这篇文章，成了。

报告送到上面后，反响出乎意料地好。先是时任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长林蕙青女士（后任教育部副部长）看了，直接把它列为全国高校校长工作会议的参阅材料。

接着，《世界教育信息》杂志刊发了全文，不知道怎么传到了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手里。后来我在他手下当副司长，每次聊起业务，他都会提起这篇文章，说内容详实、分析透彻。

再后来，《中国教育报》用整整一个版面刊登全文，业内不少学者写文章时都会引用它，引用率相当可观。

作者报告部分内容截图

图源：世界教育信息;2000年06期

回望这段从零到一、层层破壁的全过程，我沉淀出三条终身受用的治学与调研感悟。

第一条是关于厚积薄发的道理。

真正的高质量文章，必须依靠海量阅读积累，没有超大阅读积累就没有精品输出。

依我经验而言，高水平调研报告，阅读储备与成文输出的比例，至少应达到2000页比1页；调研报告篇幅不宜过大，以5000—8000字为宜，篇幅太长，上级领导没有充足时间去研读，务必做到短小精悍、干货充足，开门见山、直中要害，突出核心重点。

更关键的是，要善于收集和对比各类数字，让数据说话，并设法找到数据变化背后的深层缘由。

要写出高质量调研报告，还要重视研究者的三项综合素养：拥有海外留学或是长期海外工作经历、政府部门实际工作经历，同时具备较强的科研能力。三者相得益彰，兼备这些条件，更易产出高质量调研报告。

第二条是研究方法论问题。

所有重大教育改革研究，必须坚持“用世界看中国”，坚决杜绝用中国看世界。

但凡涉及教育对外开放、国际规则对接、重大制度变革这类研究，正确的研究逻辑应当是：先看懂全球大势，摸清国际规则，吃透各国得失，再立足本国国情找准定位，谋划对策。

倘若固守本土视角去揣测外部世界，容易眼界受限，判断失准，事倍功半。

不管是当年WTO教育开放的研究，还是如今如火如荼的全球AI教育探索，按我个人的体会，需要掌握五十个以上国家（地区）的真实实践、政策路径、经验得失与风险隐患，才能够从容对接世界，规避风险，行稳致远，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

第三条是美国学术圈的风气。

美国学术氛围开放纯粹、助人成风，经过一轮轮与美国学者的对接调研，我深切感受到，在中美两国关系融洽的前提条件下，在非敏感学术领域，美国学者大多尊重知识、治学纯粹、热心助人，乐于推动学术共享，这是值得肯定的国际学术风气。

可时至今日，我心中仍留有一份遗憾。

当年我已经对接上WTO一线权威专家，手握宝贵研究资源，打通了关键的国际学术渠道，但后因受行政繁忙以及主观认识不到位的局限，没能继续搜集五十个国家（地区）以上完整的正反案例。

倘若当时能够坚持深挖到底，便可以为我国教育服务贸易的长远发展，提供一套更加完备、长久可用的参考材料。

回望这一段艰难求索的调研历程，我越发确信：高质量的政策研究，拼的不是聪明，而是笨功夫。

从零到一的路，没有捷径可走，只有一圈一圈往外拓，一层一层往里钻。当你觉得差不多了，往往还差得很远；当你觉得可以停了，恰恰是最需要再推一把的时候。

调研如此，做事如此，做人也是如此。下笨功，才是真捷径。知风险，方能行致远。看得清对岸，才守得住家园，守得住家园，才对得起后人。

20多年前，为了找到关键资料，作者花了大半年时间，辗转联系多位专家。如今，信息获取轻而易举，AI甚至能在几分钟内生成一份报告。

那我们手里的报告，究竟是质量更高了，还是注水更多了？

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感受。

岑建君

作者介绍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出国留学服务分会理事长、教育部国际司原司长、中国驻美大使馆教育处原公使衔参赞

• 本文配图取自公开资料，仅供教育交流与历史资料展示使用。图片版权归原作者及相关机构所有。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或更正。

• 转载文章请注明「南南国际教育智库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