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民主说起。

普通人如何参与影响自身生活的公共事务？制度所承诺的权利，又如何转化为能够感知和行使的能力？这些问题，将民主研究与基层治理、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讨论连接起来。

本篇介绍的《民主属于谁？——构建西方自由主义之外的政治体系》（Whose Democracy? Building Political Systems beyond the Liberal West），由蔡特金社会研究论坛牵头编写，汇集吕克·尤卢卡·达米巴、德尼·奥利瓦·梅伦西奥、沙海林、宋华忠、塔哈·泽纳利、萨拉·拉里贾尼、卡洛斯·罗恩与马修·里德等作者的文章，围绕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现实经验展开，并将民主德国的历史实践纳入讨论。各篇结合历史梳理、制度分析与理论探讨，从民族解放、主权自主和社会主义实践等经验出发，考察民主如何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形成，又如何进入公共生活的日常运行。

《民主属于谁？——构建西方自由主义之外的政治体系》，由蔡特金社会研究论坛牵头编写

回到制度形成的历史现场

理解一种制度，需要追问它所回应的历史问题。文集将民主实践置于国家建设、社会变迁与发展道路探索的过程中，关注不同社会为何形成各自的制度安排，以及这些安排承载着怎样的公共诉求。

有关萨赫勒地区与伊朗的篇章，尤其重视主权自主与民众参与之间的联系。在作者的分析中，一个社会能否自主决定资源使用和发展方向，会影响公共选择的实际空间；与此同时，自主发展的诉求也需要通过持续的参与、制衡和问责机制获得制度支撑。这一思路把民主讨论延伸到经济关系与国际环境之中，提示读者关注制度运行所依赖的现实条件。

不同篇章的具体判断各有侧重，贯穿其中的共同线索，是将制度放回其形成和变化的过程。由此展开的比较，不是用一项单一标准为各国排列高下，而是辨认它们各自面对的问题、可供调动的资源，以及历史经验留下的可能性与约束。相似的制度名称，未必对应相同的社会关系；形式不同的安排，也可能回应相近的公共需要。

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参与

文集的另一条线索，是考察公众如何持续介入公共事务。作者们将观察范围延伸至社区、工作场所和公共服务领域，追问人们能否提出议题、参与讨论、影响决定，并在执行过程中获得反馈。

中国篇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分析框架，将选举、协商、决策、管理和监督作为相互联系的环节加以阐释。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分散于日常生活的意见，如何经过表达、吸纳和反馈进入治理过程。古巴篇关于公共协商、民选代表问责与罢免机制的讨论，也将注意力放在意见如何影响规则的形成与调整上。

卡洛斯·罗恩对委内瑞拉公社的研究，则把参与落实到社区成员共同识别问题、讨论资源用途和组织公共项目的过程。在这一分析中，基层组织既需要公共资源的支持，也需要保持回应本地需求的自主性。

这些讨论共同提出了一个观察角度：参与的意义，体现在公共意见能否对后续行动产生影响。沿着这一角度，研究者可以继续追踪意见从哪里来、经过哪些组织环节，以及决定如何回到参与者的生活之中，从而理解制度与日常经验之间的联系。

让权利获得现实支撑

如果人们缺少教育机会、基本生活保障或稳定的参与渠道，制度赋予的权利如何得到充分行使？文集将这个问题置于民主研究的重要位置，强调法律上的权利与现实中的参与能力需要结合起来考察。

古巴篇将教育、社会保障与公民参与联系起来；民主德国篇则从劳动、社区生活和公共设施等方面，讨论参与的物质基础。相关历史分析提示，住房、照护和劳动条件等安排，会影响一个人是否有时间、资源与能力介入公共事务。

在这些作者的理解中，社会政策也在塑造公共生活的参与条件。公共服务能否减轻日常生活中的负担，组织渠道能否让不同群体表达自身需要，资源分配能否回应长期存在的不平等，都是理解民主实践的重要问题。这使民主与发展的联系变得具体：人们既关心生活是否改善，也关心自己能否参与决定改善生活的方向与方式。

在持续反思中保持制度活力

文集并未将制度建立等同于民主的完成。相关篇章指出，基层组织可能依赖上级资源，公共协商可能受到行政惯性的影响，原本用于吸纳意见的渠道，也可能在运行中逐渐失去回应能力。

马修·里德在分析民主德国的历史时，特别区分了民主制度与民主文化。制度规定了参与的形式，而倾听意见、接受批评、尊重不同经验的习惯，需要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委内瑞拉篇对基层自主性与官僚化风险的讨论，以及萨赫勒篇对制衡和制度化问责的强调，同样指向这一持续性的任务。

沿着这些反思，理解民主实践需要考察规则、组织与人的互动：参与者能否提出真实的问题，组织是否愿意修正既有做法，制度能否在社会条件变化时保持回应能力。文集由此提供了一种观察民主的路径，将制度承诺与实际运行放在一起，关注公众参与如何获得支持，又如何在矛盾和调整中延续。

文字：张竞聪

第二篇，从人工智能说起。

1955年，亚非国家的代表齐聚万隆，宣告曾被殖民统治的人民要成为自身历史的书写者。政治独立开启了这一进程，围绕经济、技术和知识的自主权斗争则延续至今。当人工智能日益参与资料检索、研究分析和公共表达，万隆提出的问题也进入了新的领域：当人工智能日益深入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环节，全球南方如何让这些技术服务于自身提出的问题，并从自己的历史与现实出发组织知识生产？

本篇介绍《万隆电路：全球南方的人工智能、数字主权与知识生产》（Bandung Circuits: AI, Digital Sovereignty,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the Global South）。这本文集由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所长维杰·普拉沙德作序，汇集了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旗下“全球南方洞见”团队的研究与实践，围绕人工智能、数字主权与知识生产，探讨这一贯穿全书的问题：全球南方如何获得塑造技术的能力，让技术服务于自身的发展道路和人民的需要？

Circuits（电路）本身具有双重含义。它是芯片、数据中心和光缆中的物质连接，也是全球南方国家与人民之间知识和经验的流通：书籍跨越语言，学生往来于不同国家，医生、农学家和社会运动相互学习。今天，要把这些历史积累与新的技术能力连接起来，需要建设能够自主提出问题、组织研究、分享成果的机构和合作关系。这正是本书的出发点。

《万隆电路：全球南方的人工智能、数字主权与知识生产》（Bandung Circuits: AI, Digital Sovereignty,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the Global South），汇集了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旗下“全球南方洞见”团队的研究与实践

数字主权需要怎样的社会力量

全书第一部分“主权、国家与群众”，将数字主权放回技术的所有权、控制权及背后的社会关系。“云”有具体的物理地址，数据、算力、平台与标准背后都有掌握它们的企业和国家。数字主权指数通过四个维度、十六项指标，评估南方国家的数字能力及其对外依赖程度，也为自主建设和南南合作提供判断依据。书中由此强调国家能力与群众能动性的结合：公共投入和制度建设为技术自主提供支撑，基层组织和群众参与则推动技术在生产与生活中的应用，使发展成果惠及人民。

贵州榕江的县域数字化探索体现了这一思路。依托国家建设的数字基础设施，当地通过党委和政府统筹、基层组织和持续培训，让村民与干部把 AI 用于生产和日常工作。榕江的案例表明，数字主权的建设既涉及基础设施和技术能力，也涉及如何让人民掌握工具、参与发展，并保有自己创造的价值。

让研究的问题和判断掌握在自己手中

对研究机构而言，知识生产内部同样存在依赖。资料库记录了谁的历史？模型采用了怎样的分析框架？那些被视为普遍适用的理论，是否忽视了全球南方的经验？第二部分“认识论：语言、证据与声音”，讨论研究者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并提出“知识工程”——即在调用 AI 之前，先明确研究要回应的现实问题、采用的理论框架、所需的知识材料、分析方法与证据标准，将研究者的立场和判断贯穿整个过程，为工具的工作赋予方向。

对于资源有限的全球南方研究机构，AI 可以帮助研究者进入新的学科领域，并将成果转化为论文、政策简报或面向公众的文章。研究强调，研究者需要掌握相关领域的概念与方法，通过追溯原始资料和独立核验防范“幻觉”，并在不同形式的表达中保有自身的立场与声音。全球南方研究者正是在提出问题、选择方法和检验证据的过程中，掌握知识生产的主动权。

把研究方法建设成可以共享的能力

对于团队小、经费有限、资料分散的南方研究机构，独立提出问题之后，还必须具备完成研究的条件。本书以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为例，展示 AI 如何帮助资源有限的研究机构汇聚广泛史料、结合多元方法以开展大规模、跨学科的研究。研究的方向与历史判断来自研究者，AI 支持的研究基础设施则帮助团队组织材料、比对来源、展开跨学科分析，使资源有限的机构能够承担更大规模的工作。

全书第三部分“建设研究系统”，进一步介绍全球南方洞见团队开发的“面向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工智能”（AI for Social Science, AI4SS）框架，以及模式导向的多智能体系统架构（Pattern-Oriented Multi-Agent System Architecture，POMASA）。这些研究系统强调“人在回路”：研究者始终负责确定研究目的、分析核心矛盾，并判断证据的意义。尤其是来自田野和群众实践的经验，需要研究者亲自获取和思考。技术所扩展的，是人开展这些工作的能力。

让知识进入更广泛的集体实践

全书第四部分“从知识到集体实践”，把上述方法带入具体的传播、理论研究和生产活动。信息图生成系统 Pictorial，探索如何把复杂研究转化为更便于公众理解的视觉表达；RedMarx 基于 MetaRAG 系统，将原典检索与概念知识图谱相结合，引导 AI 开展有据可查的辩证分析；由巴西农村劳动者组织（MST）和世界妇女行进组织共同开发的 IARAA，则从土地改革与生态农业的需要出发，汇集并整理农民、基层组织和研究者积累的知识，推动基层培训、地方经验交流和组织能力建设。

这些探索都从具体的社会需要出发，并在研究、传播和组织工作中不断得到检验和改进。Bandung Circuits 平台也为此设置了理论与架构讨论、实践交流、研究报告和操作指南等栏目，推动知识与方法在不同机构之间流通，为更多研究者和社会运动参与技术建设创造条件。

在合作中延续万隆的未竟事业

人工智能可能扩大监控范围、加剧劳动者工作的不稳定与语言趋同，也可能增加能源和水资源消耗，深化对外国云服务和私有模型的依赖。应对这些风险，需要加强监管和公共投入，增强劳动者的组织力量，并推动民主监督与国际合作。技术由谁掌握、为谁服务，始终是需要通过政治实践回答的问题。

七十余年前，万隆会议表达了亚非人民自主决定发展道路、书写自身历史的愿望。今天，这一追求也延伸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知识生产。南方国家不必各自在国内复制整套技术体系。通过可靠的合作，各国可以共同发展技术能力，交流知识与方法，并让当地人民保有自己创造的价值。这也延续了万隆以来通过南南合作争取自主发展的传统

文字：康怡馨，曹心悦

第三篇，聚焦全球南方的“依附”问题。

一个国家实现了经济增长，是否就意味着实现了发展？如果一个国家创造的经济剩余持续流向外部，那么增长能否真正转化为产业能力、国家自主性和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

本篇介绍的《在锁链与可能性之间：全球南方主权发展的两个故事》（Between the Chain and the Possibility : Two Stories of Sovereign Development in the Global South），由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政治经济部与全球南方学术论坛（GSAF）依托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开发的研究平台"依附实验室"（Dependency Lab）撰写。报告围绕结构性依附指数（SDI）、国家中介能力（SMC）和社会再生产成果（SRO）这三件相互衔接的测量工具展开，以“增长不是判据”为出发点，通过整合67个国家1995—2024年的协调面板数据，将劳动价值跨国流动、国家中介能力与社会再生产结合起来，重新考察全球南方国家的依附关系及其可能的突破路径，并发现结构性依附与社会再生产成果显著负相关（r =-0.78）——依附越深，社会的再生产越差。此外，报告选取赞比亚、中国和东盟作为比较案例，从不同发展经验中观察：依附如何形成和再生产，国家如何获得自主发展的空间，以及“脱钩”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锁链与可能性之间：全球南方主权发展的两个故事》由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政治经济部与全球南方学术论坛（GSAF）依托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开发的研究平台 Dependency Lab 撰写

从“增长”转向“剩余流向”

理解发展，首先需要重新思考我们用什么来判断发展。报告认为，单纯的GDP增长无法解释一个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真实位置，也无法充分说明经济活动最终是否改善了社会成员的生活条件。

因此，研究将注意力转向两个经常被增长指标遮蔽的问题：劳动价值如何跨越国境流动，以及经济剩余能否转化为国内社会再生产。从这一视角看，发展不仅意味着生产更多商品和创造更多价值，也意味着一个社会能否将资源用于食物、住房、医疗、教育、交通和照护等社会需要，并形成持续改善生活条件的能力。

这也使“依附”不再只是贫困或发展不足的另一种说法，而成为理解全球南方国家结构性处境的一条重要线索。报告进一步通过结构依附、国家中介能力和社会再生产等维度，将外部经济关系与国内发展条件联系起来，试图回答一个基本问题：经济增长创造的剩余，最终由谁控制，又被用于何处？

赞比亚、中国：两种不同的发展可能

报告将赞比亚和中国置于比较之中，并不是为了简单评判两个国家的发展成败，而是借此观察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不同结构位置，以及国家能力对发展方向的影响。

赞比亚长期依赖铜等资源出口，资源繁荣虽能够在特定时期带来经济增长，但如果关键生产环节、技术能力和剩余分配仍受到外部结构制约，增长本身并不会自动改变依附关系。报告数据显示，2019年赞比亚结构性依附指数为0.671，在67个计分国家中第二高。用马里尼的术语说，其分配动力建立在“超级剥削”之上，即把工资压到劳动力价值之下，以未伴随生产性改造的抽取维持外向转移。报告因此将其概括为一种依附的再生产：经济活动可以不断扩大，但价值和发展能力未必能够充分留在国内，并进一步转化为稳定的社会再生产条件。

中国的经验则提供了另一种观察路径。报告关注的并非经济规模本身，而是国家能否围绕长期发展目标，对土地、信贷、能源和战略性生产资料等关键节点保持有效调节，并将经济活动纳入自主的发展项目。研究数据显示，中国结构性依附指数从1995年的0.316降至2023年的0.186，降幅约41%，是67国面板中幅度最大的持续下降。由此，所谓“脱钩”并不是简单退出世界经济体系，而是扩大一个国家自主决定发展方向、组织资源和留存经济剩余的能力。

两个案例由此共同提示：发展的关键不只是增长了多少，更在于一个社会能否形成自主的发展项目，并使经济增长服务于长期的生产能力和社会生活。

东盟：没有完全脱钩的区域重组

东盟的发展经验呈现出另一种可能。过去数十年，东盟国家经历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并深度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产业转移、区域合作和生产网络重组，为成员国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各国已经与原有的全球经济关系实现彻底脱钩。数据显示，五个东盟成员国的平均结构性依附指数二十年来稳定在0.52左右，而中国同期降至0.186。东盟的变化更多是依附方向的调整，而非依附深度的削减。报告将这一过程概括为“区域重组式脱钩”。其重要变化在于，部分价值流动和生产关系的方向发生了调整，区域内部形成了新的经济联系和发展机会；但与此同时，成员国自身的工资关系和生产结构并未因此发生根本改变。

这一经验使“脱钩”获得了更具体的含义：它并非只有“离开全球市场”这一种形式，也不意味着一个国家必须与世界经济隔绝。更重要的问题是，国家或区域能否改变自身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位置，扩大对资源和经济剩余的调节空间，并逐步形成以自身发展目标为中心的政策能力。

从赞比亚的依附再生产，到中国所体现的主权国家式脱钩，再到东盟的区域重组，报告试图呈现的并不是一条统一的发展道路，而是不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多种可能性。

从“锁链”走向“可能性”

本研究最终将问题重新带回“发展”的本身：什么才是发展？一个国家真正需要获得的自主性又是什么？

报告认为，全球南方许多国家今天所面对的发展困境，与长期形成的国际分工、殖民主义遗产以及依附性经济结构密切相关。因此，发展并不是一个脱离历史条件的技术问题。能否控制关键生产节点、能否形成长期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能否保留经济剩余并将其用于社会再生产，都会影响一个国家能够拥有多大的发展自主空间。

从这一意义上说，脱钩也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复制的政策选项，而是一种需要通过具体历史进程逐步获得的发展能力。土地、货币、产业、规划以及区域合作等方面的自主性，并不是彼此孤立的措施，而共同构成一个国家形成自主发展项目的条件。

这一研究位全球南方提供了一个重新理解发展问题的入口：不只关注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关注剩余的流向；不只观察国家拥有怎样的制度形式，也关注国家是否拥有组织发展的实际能力；不只讨论一个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置，也追问这种位置是否能够被改变。

文字：宗书雅

第四篇，从主权说起。

1976年8月，第五届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在科伦坡举行，“自主发展”是当时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呼声。五十年后，当军事同盟持续扩张、经济胁迫日益频繁、公共叙事被少数平台塑造，当年悬而未决的问题以更尖锐的形式回到眼前：亚洲人民能否决定自己的发展道路、选择自己的结盟对象、建设自己的未来？

本篇介绍的《亚洲不容干涉：人民呼吁主权与团结》（Hands Off Asia: A People's Call for Sovereignty and Solidarity），由国际人民大会（亚洲）组织编写、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支持完成，希兰·伊兰佩鲁马与翟庭君担任编辑。文集汇集了2026年7月在斯里兰卡科伦坡举行的“亚洲不容干涉”会议上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46个组织的33篇发言，发言者包括尼泊尔前总理、尼泊尔共产党主席普什帕·卡迈勒·达哈尔（普拉昌达），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执行主任维杰·普拉沙德，以及来自十七个国家的四十六个政党、工会与社会运动组织的代表。文集同时收录了会议闭幕时通过的《科伦坡宣言》，推动跨国人民运动的知识生产将亚洲反帝斗争与全球南方进步力量紧密连接起来。

《亚洲不容干涉：人民呼吁主权与团结》（Hands Off Asia: A People's Call for Sovereignty and Solidarity），由国际人民大会（亚洲）组织编写、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支持完成，希兰·伊兰佩鲁马与翟庭君担任编辑。

主权问题为何仍然重要

主权不能被简单等同于国旗、边界等意象，或者国家的形式权威。尼泊尔前总理普拉昌达在“亚洲不容干涉”会议开幕致辞中指出，统治已经“换了衣裳”：除军事压力之外，债务、不平等贸易以及对技术与数据基础设施的控制，同样能够在没有一颗子弹越过边境的情况下，削弱一国的经济主权。主权的实质，是一个民族决定自身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能力——社会财富如何被使用、哪些技术被发展、与他国建立何种关系、政治制度服务于谁的需要。民主同样不能被简单等同于周期性的选举：只有当人民拥有组织起来的力量，塑造属于自己的社会生活，他们才算真正拥有了主权和民主。研究对“主权”问题的讨论从国家法权进一步拓展至批判政治经济学领域，深入探讨区域团结与不结盟对主权问题的重要意义。

极右翼政治力量下，军事与经济围困的联动

美国的军事存在沿日本、韩国，经菲律宾、关岛、澳大利亚，延伸至迪戈加西亚与海湾地区，构成一条基地与同盟弧线；各项协定与联合演习，把军事设施联结为一整套对抗架构。与会者的共同判断是：军事设施并不能使东道国免于战争，反而可能将周边国家变为战场。经济压力同样在压缩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自主空间。军事与经济上的围困要在各国落地，离不开当地政治力量的配合。无论是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通过防务协定，加深了该国对华盛顿的战略从属，还是菲律宾马科斯家族重返政坛，更加深入地卷入美国的军事战略等待，帝国主义将极右翼政党的上台培育为分裂进步组织、驯服民众诉求的力量

本书由此将帝国主义视为一个军事基地与联盟、债务与关税、技术封锁、政权更迭、极右代理、媒体与AI叙事控制相互支撑的整合系统。这些国别经验指向同一结论——没有围绕阶级权力的较量，制度性改革便是暂时的；民主的形式可以恢复，国家的主权却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被让渡。

谁能讲述亚洲——从共同讨论走向共同阵线

贯穿军事、经济与政治斗争的，是一场关于亚洲历史与前景的观念之争。冷战时期，西方的传播实践被总结为“公共信息”或“公共外交”，社会主义与反殖民的传播则被贴上“宣传”标签——这种不平等的分类制造了政治合法性的等级秩序。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吕新雨主张恢复“宣传”在社会主义传统中的本义：源于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调研、教育、文化工作与政治动员，以此为全球南方以自己的语言发声开辟概念空间。来自中国台湾的学者陈美霞以亲身经历，分析了美国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如何经由学校教育、媒体与留学通道，在台湾构建长期的意识形态工程。当人工智能系统主要使用具有霸权性特征语料训练时，这一等级秩序又会被带入技术的基础架构：谁拥有机器、供给数据、设计模型、定义标准，谁就能塑造哪些历史能被承认、哪些声音被视为可信。

批判之外，会议试图给出当今世界秩序的替代方案。来自马来西亚、印度与巴西的发言者，分别从左翼政党建设、工会斗争与南南技术合作的实践经验出发，讨论有组织的人民力量如何建设另一种社会秩序。全球南方学术论坛秘书长熊节借用中国“赤脚医生”的传统，提出“赤脚软件开发者”路径：不锁定单一供应商，鼓励各国使用开源模型并在本国部署人工智能，让技术能力像赤脚医生一样深入基层群众。闭幕全会通过的《科伦坡宣言》，将讨论凝结为军事、经济、政治与思想文化四个层面相互联系的承诺——“敌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的回答也必须如此”。

文字：何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