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立金泽大学理事、副学长中村慎一先生长期从事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关注并直接参与中国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积极促进中日文化交流，是一位卓有建树的专攻中国考古学的日本考古学家。

中村慎一先生本科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日本史专业，研究生转读中国考古学专业，毕业后曾就职于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1987年9月至1989年9月作为高级进修生师从严文明先生留学北京大学，至今执教于日本国立金泽大学。2005年，因在稻作农耕与中国文明研究领域的杰出贡献，获得日本考古学界最高奖励——滨田青陵（滨田耕作）奖。2016年，因其在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中的成果获得日本北国文化奖。中村慎一先生主要专著有《稻作的考古学》《亚洲的王墓》等十余部。

中村先生是浙江考古的老朋友，1988年他在北京大学进修时，就开始走访浙江，第一次到良渚，就结识了牟永抗、王明达先生。中村先生也是1995-1998年桐乡普安桥遗址发掘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上智大学联合考古队日方考古队长量博满先生的代表，普安桥遗址发掘是中日联合考古队浙江北部史前考古研究课题的中心项目，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批准以及中国国家文物局、日本文部省的经费支持，于1994年开始实施。我没有参加1994年12月至翌年初的考察调查，但全程参加了1995-1998年普安桥遗址田野考古发掘和后续室内整理工作。

图1  1995年严文明、张忠培等先生到桐乡普安桥考古工地（前排从左到右：张敏、宋建、王明达、邹厚本、张忠培、量博满、严文明、刘军、赵辉、芮国耀、中村慎一）

在普安桥工地，闲聊时中村先生与芮国耀和我多次谈及，他实际上是非常想能有机会在良渚从事考古发掘的，尤其是反山。良渚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后，良渚古城内的考古工作迟迟没有新的进展和突破，我觉得就古城内遗址的重要性、完整性、可操作性，以及2003年我们对于反山遗址的初步勘探和试掘，我一直判断反山的东部与江阴高城墩遗址一样，存在高等级建筑，反山是最好的选择。终于，经过努力，反山考古工作得到了赵辉、陈星灿等先生和国家文物局的支持，时隔近四十年再次发掘，项目负责人王宁远的团队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成果，居然有围墙，那可是距今五千年前的陵园啊。从普安桥遗址考古项目开始，我多次受邀赴日访问，收获良多，中村先生每次都热情接待，非常感动。其中，2008年2月，我们还专程跟随赵辉先生赴金泽大学，与中村先生、小柳美树先生、秦岭老师等商议普安桥考古报告的整理和出版。现在，这一标识着良渚文化台墩形遗址考古发掘转折点的重要考古报告出版，指日可待了。

图2  2008年2月2日日本金泽大学讨论普安桥遗址整理报告（左起：方向明、赵辉、芮国耀、中村慎一、秦岭，小柳美树拍摄）

2024年，东京大学综合研究博物馆举办由米田穣教授企画、中村慎一教授监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鸟取大学医学部协力展示“良渚都市”展，我受邀出席了结合这次展览的“都市与文明”研讨会，中村先生演讲《中国文明的形成和良渚文化》，我演讲《稻作农业社会的发生和文明的形成——从万年上山到五千年良渚》，会议结束前，我代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向中村慎一先生、米田穣教授颁发特约研究员证书。我向大家报告：中村先生是中国考古和浙江考古的老朋友，一直以来关心浙江考古所，我们之间结成了深厚的友谊，我们希望加快出版中国大陆版中村先生主编的三大册“日中综合研究报告”；教授对科技考古尤其是稳定同位素科技考古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也希望米田教授能一如既往地关心浙江考古，今后涉及中国考古学研究的论著，我们也希望能在中国出版，共同惠及中国考古学界。

图3  2024年9月东京大学“都市与文明：中国文明起源”学术活动期间，方向明代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向中村慎一先生和米田教授颁发特约研究员聘书

中村先生对于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研究造诣颇深，对于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更是情有独钟。如果说普安桥遗址考古是中村先生熟悉、探索、验证良渚文化聚落考古的实践，那随之的综合研究则充分展现了中村先生世界考古的宏大视野，良渚考古是其中重要的一页。

1996年是良渚发现60周年，中村先生了《城市化和国家形成——良渚文化的政治考古学》，这是第一篇系统论述良渚政治考古学的大纲，中村先生首次提出存在玉器分发，认为当时进行过政治支配关系；良渚的宗教已在系统化；石钺和石枪是近距离武器，表明当时的战争是领土扩张；农业集约化是必须的，海水制盐曾经被实施过，掌握盐的流通与确立政治上的统治权紧紧相关；最初的国家是伴随着宗教中心的城市化而产生的，宗教活动的中心为了集结更多的人和物而装束自己。这些都是非常精辟的见解，良渚文化政治考古学其实就是良渚文明模式研究，就是对于中国文明起源过程的探索。中村先生的文末有英文注释23条，在当今提倡文明互鉴和世界古文明比较的氛围下，我觉得有志于研究良渚文明在世界古文明中的准确定位者，这23条注释是引路的窗口。

2006年是良渚发现70周年，中村先生递交的是《略论良渚文化石器》，这是2000年至2002年3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日本金泽大学中日联合“良渚文化石器研究”课题组的概括性成果。中村先生在文中介绍了最初课题的研究设想，就是通过太湖流域文物单位收藏的采集和发掘的良渚文化石器资料收集，弄清石器生产和流通的机制，“不仅当时社会分工的状况可以得到明确，而且政治经济组织的复原也将成为可能”，其中器种和石材之间的严格对应关系，提示良渚文化石器是在特定的产地、以专业化方式制作出来的产品。这是多么重要的认识啊，2010年至2011年，我负责桐庐方家洲遗址玉石加工场遗址考古发掘，揭示了约当于崧泽文化时期分布于距离良渚遗址群百余公里外钱塘江支流分水江畔的相当规模的玉石加工场，崧泽文化时期尚且如此，进入良渚文明之后可想而知了。最近些年，舟山群岛史前制盐遗址群考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都是先知先觉的预言。

2016年是良渚发现80周年，那年因为良渚申遗，会议以纪念性为主，中村先生在会上介绍了与良渚遗址群相关的中日合作研究，也就是下文提到的“稻作与中国文明——综合稻作文明学的新构筑”，那次会议，严文明先生在会场题写了“伟哉，良渚”，我在远处用佳能小白镜头全程记录下所有过程，那次会议，也是牟永抗先生最后一次出席家门口的学术会议，我为中村先生、牟先生、王明达先生等拍了一张合影，中村先生敬重牟先生、王先生，他们是多年的好朋友，牟先生那时候已经站立不稳了，午休时他要起床，对我说来扶我一把，我拍这张合影时蛮心酸的，最后我也没有请人替换我，再拍一张。

图4  2016年中村慎一先生在良渚发现80周年研讨会上演讲

中村先生当然非常关注良渚玉器，他对于新石器时代玉器研究有很多独到的见解，我相信良渚文化玉器研究本来也应该是他的重要课题之一。我记得有一年他还专门找我谈起，他与邓聪先生拟定了一个玉器研究的大纲，并交给我，希望我来写良渚文化这一块，遗憾这事最终不了了之。

促使中村先生关注更宏大的长江流域稻作文明研究的，除了中村先生的学术追求，我想应该是2004-2014年余姚田螺山遗址发掘重大成果，以及良渚遗址群考古的需要。2016年9月13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金泽大学中村慎一教授为代表的研究团队商定，在既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合作开展“稻作与中国文明——综合稻作文明学的新构筑”新课题的研究，项目以上山、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崧泽、良渚、钱山漾等浙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出土遗存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研究稻作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为主要内容，从文献史学、社会学、地理学、植物学、动物学、放射年代学、地球科学、农学、体质人类学等角度，探讨史前生业方式，特别是稻作农业技术的产生、发展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变革等问题。我没有具体参与这项新课题研究，但那天的中日合作新石器时代考古综合研究成果交流会参加了。中村先生在致辞中表示，日本文部省支持新科技、新领域的研究，在日本国这项科研项目和经费在文科项目中很大，我们要用5亿日元5年时间来挑战这个项目，除了对中日友好的贡献，还要为世界考古作出贡献。

2015—2019 年合作周期内，双方还通过多轮田野联合调查、青年学者培训及多场国际研讨活动，推动了稻作栽培化过程、年代框架及环境—生业重建等方向的实质性突破。自2020年起，合作研究在日方推动下延续至“中国文明起源解明的新考古学倡议”（2020–2024 年，学术变革领域研究（A））。该项目聚焦于材料科学、同位素地球化学及古DNA等多学科技术的综合应用，进一步探讨威信品的生产与流通、人群迁徙及区域互动网络等议题。虽然该阶段的主要合作并未完全依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正式签约框架，但仍延续了此前合作形成的深厚基础。

2022-2024年，由中村慎一编的“日中共同研究成果报告书”三册由日本金泽大学《中国文明起源》事务局发行，分别为《中国江南的考古学》《中国新石器时代文明的探求》《从动物·植物·矿物出发探索古代中国》。

其中，《中国江南的考古学》涉及陶器、木器、编织物、动植物的研究，以及碳化米Sr同位素的研究等，除了江苏蒋庄遗址出土人骨资料，均是基于浙江地区的考古材料。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明的探求》，分为遗迹遗物的考古学研究、动植物遗存的研究、遗迹遗物的科学考古研究三部分，大部分也是以浙江考古材料为出发，在卷末中文介绍中，指出“从civilization的字义来看，文明与都市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新石器时代的中国确已存在文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位于现今浙江省的以良渚遗址群为中心的良渚文明。在这里，新宗教的出现使人和物向同一系统集中。描绘有当时神明形象——‘神人兽面纹’的玉器被良渚王赠与各地的首长，后者则为良渚王献上稻米及其他贡品。这一系统最终在中国各地被模仿，新石器时代末期各地方文明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今年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牵头江苏、上海、安徽等考古机构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2020-2025）》结项之年，良渚文明所呈现的文明模式在中国文明起源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和意义，以及中国文明起源阶段的本质与良渚文明的本质两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值得深思。

《从动物·植物·矿物出发探索古代中国》收录了遗物的考古学研究、动植物遗存的相关研究、出土遗物的科技考古研究三个部分，多是基于跨湖桥、田螺山、良渚的遗存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考古研究不仅需要考古学者，人类学、动植物学、遗传学、分析化学、地球化学等领域的专家参与研究的必然性也显现了出来”。

“日中共同研究成果报告书”三册是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综合报告，代表了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综合研究的世界水平，材料以浙江地区典型遗址为主，涉及这些遗址的考古报告都还没有正式出版，所以，很有必要将这些成果与中国考古学界分享。因为多学科交叉研究涉及的专业领域复杂，如果翻译成中文会耗费大量的精力，好在材料都是熟悉的材料，日文还保留有相当数量的汉字，科技分析和检测报告还有英文对应。所以，“日中共同研究成果报告书”中国大陆版采用原文录入，仅翻译了论文的提要。

中村先生还主编有《良渚文化——中国文明的曙光》（日中文化研究第11号）《河姆渡与良渚》等重要著作。2024年中村先生“監修”的《中国文明起源的考古学研究》（秦小丽、久保田慎二编）、《东亚考古科学的新进展》（佐佐木由香、觉张隆史编）出版，其中收录了中日考古学家和科技考古学家的重要文章，我曾对秦小丽教授说，要是这两本书也能出版中文版，就好了。“日中共同研究成果报告书”的出版，金泽大学陈斯雅博士多次联系，同事沈晓文女士更是出了大力，报告书的出版也是“良渚论坛”的重要成果之一，希望在接下来的考古工作中，中日双方关心考古、热爱和平的有志者能在合作道路上继续前进。2026年是良渚发现90周年，反山发掘40周年，也是第四届“良渚论坛”举办之年，我们衷心希望中村先生能到他熟悉的良渚遗址来。

2026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