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一份二十多年前的报告

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很火，二十多年前，是我在一家医院第一次提出它

2001年2月一份落款为“中心实验室”的报告，递到医院领导的案头。报告标题是《关于将“中心实验室”更名为“（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所）”的报告》。写下这份报告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会在二十多年后，成为整个行业的热词；我更没有想到，这个当年略显超前的提法，会成为一家医院科研平台二十年的起点。

今年，“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很火。但我真正想讲的故事，是从那个星期一开始的。

01 今年很火的一个词

2026年，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站上了聚光灯。

年初召开的全国卫生健康工作会议，把“大力发展卫生健康新质生产力”写进年度部署，明确提出对国家医学中心、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给予更多投资于人的持续支持”。

7月，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把“完善卫生健康科技创新体系，优化科技创新平台与基地布局”写进国家蓝图，提出“推动我国临床医学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各地也在加快行动。上海在“十五五”规划中，把“新增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3—5家”列为预期性指标——而此前，这座城市已建成6个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27个市级医学临床研究中心。

从国家战略到地方指标，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正在成为衡量一家医院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尺。

可很少有人知道，二十多年前，在一家医院里，有人第一次提出了它。

02 先弄明白：它是什么，为什么值得建

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是医院里让“临床”与“科研”握手的地方——一个面向全院的公共科研平台，把设备、人才、课题集中起来，服务临床科室、服务研究生培养、服务临床新项目开展。

它不只是检验科的一部分，也不只是哪个科室的私人实验室；它是全院的科研基础设施。

为什么要建它？因为医院做研究，长期要过四道坎：设备各科室重复购置、利用率不高；课题单打独斗，缺少公共平台承接；研究生来了没有实验基地，培养难以落地；临床新技术、新项目想开展，找不到从想法到验证的落点。

一个公共科研平台要回答的，正是这四个问题。

03 一份写于2001年2月5日的报告

2001年，我作为肾内科主任医师所领导的中心实验室，已经是这样的规模：实验场地超过1000平方米，设备价值近600万元，承担全院90%以上的课题，还常常接待其他医院送来的课题。

分子生物学、遗传病和基因诊断、基因治疗、临床免疫和流式细胞分析等二级研究室已见雏形；一座现代化的SPF级动物实验中心完工；实验室承办医院学报，是研究生实验培训基地、医学科研培训基地，每年举办省市级学分实验技能培训班；每年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20余篇，有科研成果鉴定或成果奖落地；依托先进设备开展的高水平临床检查30多项，填补了医院空白，年创收150万元。

可它当时的名字，叫“中心实验室”。这个沿用下来的名字，一直被习惯性地看作检验学科的一部分——它已经装不下实验室正在做的事。

于是，2001年2月5日，我向医院领导提交了那份报告。核心建议只有一条：

将中心实验室、医院老年所和各科室的小实验室合并，建成医院规模化建设的医学研究中心——一个服务科研、服务研究生培养、服务临床新项目开展的公共平台。

在“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成为热门词之前二十多年，这个提法，第一次落在了一页纸上。

04 一个平台，二十年长成的样子

这份报告，其实是一个三年建设故事的句点。

1997年，我受命担任中心实验室主任。以原中心实验室为基础，我用了三年时间整合资源，组建了全国首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一个初具规模的现代化临床科研与研究生培养基地。

接手时的家底，寒酸得超乎想象：实验室只有3间房、不足100平方米，设备总价值不到30万元，工作人员只有2人，没有项目、没有课题。我把全院分散的实验室逐一归并、整合，大刀阔斧地干，仅用三年时间，就把它建成一个初具规模的现代化临床科研基地。最好的时期，工作用房达到1800平方米，设备总价值近4000万元，流式细胞仪、全自动DNA测序仪、激光共聚焦基因芯片扫描仪、全自动细胞遗传工作站等大型设备一应俱全。

中心下设分子生物学研究室、临床免疫学研究室、遗传病和基因诊断研究室、基因治疗研究室、流式细胞术分析室、实验动物中心和学报编辑部，承担着医院90%以上的实验课题和全部研究生实验课题，能够并正在承担国家级、省级和市级立项课题，为医院临床与教学水平的提高、为连续多年医疗质量评比中的优异成绩，作出了重要贡献。

后来，中心实验室更名、整合、升级，成为医院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一个集科研与教学于一体的实验中心，一个培养医学博士、硕士的实验基地。

2007年后的十年，这个平台交出了一份可以量化的成绩单：

发表论文206篇，其中SCI/EI论文112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项，主持省级课题10项、市级课题23项；申请国家专利33项，其中授权9项。

2009年10月，在深圳率先开展细胞免疫治疗；2012年8月，在国内率先发现与我国典型石骨症家系相关的致病基因位点；2014年9月，又发现了难以确诊的“发育迟缓综合征”致病基因。

科研之外，平台还承担着育人的职责：十年间培养博士后4名、博士7名、硕士29名；作为医院研究生实验平台，协助培养博士后4名、博士9名、硕士67名。

我们还发起并组织成立了深圳市医学会实验医学专业委员会——2005年成立时，这是全国第一个实验医学专业委员会。

这些数字背后，正是那份报告预见的图景：科研有了基地，研究生有了课堂，临床新项目有了起点。

动物实验是“人的活试剂”，在科学研究中不可替代，但环境建设和管理必须按国家标准规范开展。当时医院有一个近乎“农民家禽棚”式的动物实验室，远远达不到要求。我在医院领导支持下投入资金改造扩建，反复论证设计，在广东省科技厅动物监测所的指导下，于2000年改造完工并通过检测，达到国家制定的SPF和普通级环境标准，获得监测合格证书——这是深圳市第一家获得政府合格证书的动物实验室，也是当时广东省临床医院中第一家。此后我们规范管理、制定SOP文件，2005年又通过省科技厅SPF级动物实验室许可证评审，成为广东首批获得许可证的动物实验室之一。

我们还把科研能力延伸到了法医领域。利用实验室购置的基因测序仪和引进的人才，与深圳市公安局合作开展个体识别检测，为罪犯身份识别和亲缘关系鉴定提供了可靠证据与合法依据。2005年，经广东省司法部门认可并颁发许可证，我们在医疗系统内成立了司法鉴定所，开展亲子鉴定和个体识别项目，是当时唯一具有此项资格的综合性医院。

依托这个平台，2006年我们申报成功并获得了深圳市重点实验室立项（胰岛干细胞与细胞移植公共实验平台），2008年我成为该项目学科带头人；此后又先后获得深圳市发改委的深圳市自身免疫病工程研究中心、广东省科技厅的广东省自身免疫性疾病精准医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立项。

05 一个平台结出的果实

把镜头从十年成绩单拉远，个人与平台累计结出的果实，同样沉甸甸。

1997年，我被评为深圳市十大优秀科技青年，是卫生系统唯一入围的青年专家；1999年，因科技领域的突出业绩获“五四”青年奖章，被授予“深圳市青年科技带头人”称号；2011年，获评深圳市卫生人口计生系统“十佳”先进工作者；2013年，入选“科学中国人”年度人物；2014年，获中国产学研创新奖合作促进奖（个人）；2018年，被中共深圳市委授予“深圳市新担当新作为先进典型”称号，并在深圳市首届医师节获“优秀医学人才”称号；2019年，被认定为广东省A类人才。

科研上，由实验室工作人员主持或参加的各级立项课题达100多项，其中包括国家863课题、973分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广东省重点攻关项目和科技计划项目等，获研究经费数千万元。我个人承担和完成各级研究课题82项，其中以第一负责人身份承担和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和部省级课题18项、副省级课题20项。

我们获得国家授权发明专利32项；在国内外发表论文789篇，其中被SCI收录298篇；2020至2022年，我连续三年入选爱思唯尔“中国高被引学者”。主编或参与编写专著9部，其中4部为国外专著；获科研成果奖28项，包括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省部级科研成果奖14项（以第一负责人获奖11项）、省市级科技进步奖9项。

依托平台的条件和技术力量，我们开展新技术、新项目250多项，获医院新技术奖20项，多数填补深圳市空白，部分项目为深圳地区独家开展；技术成熟后，不少项目交给医院检验科作为固定项目继续开展。实验室下的细胞治疗中心达到了国家认证标准，新开展的细胞治疗项目，为癌症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方法和选项。

我的临床业务同样扎实：1995年被评为副主任医师，同时被招揽为深圳市卫生局专家，成为内科专业仅有的两名专家之一，参与了卫生系统各项评估和职称评定；作为执笔人编写了职称晋升考试大纲的内科部分；作为编委和编辑秘书、具体组稿人，完成了中国第一部近200万字的《临床常见疾病诊疗规范》，成为临床工作具有法规效应的规范性文件。在临床上，我开展多项新项目，填补了地区性空白，如肾活检、腹膜透析、锁骨下静脉插管和留置、连续性动（静）静脉血液滤过、血液灌流等。2000年，我被评聘为正高职称——主任医师，成为当时深圳市最年轻的高级职称人才，那年我38岁。

在肾内科担任副主任期间，我积极配合主任工作，为科室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科室后来成为卫生系统重点学科、广东省高水平重点学科。担任血液净化科主任期间，我意识到终末期肾脏病患者的巨大需求，积极争取、排除重重困难，把血透中心规模扩大了3倍，使之成为深圳市最大规模的血液净化中心，透析病人数量倍增，大大缓解了透析需求。

我还兼任产前诊断中心副主任。优生优育是基本国策，新生儿遗传病筛查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仅有少数医院开展这一项目。上任伊始，我便组织技术人员学习和研究，很快开展起新生儿筛查项目，并于1998年通过国家和广东省新生儿遗传性疾病筛查评审，成为深圳地区综合性医院第一家新生儿筛查中心；此后我们又相继开展细胞遗传、分子遗传检查和其他产前筛查项目，2005年通过专家评审和国家产前诊断资质验收，使医院成为深圳市第一家具备遗传病和产前诊断资格的综合性医院，一定程度减少了出生缺陷率。作为学科带头人，我还获得广东省科技厅广东省出生缺陷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深圳市出生缺陷与遗传病生物诊断技术创新平台立项。

敏锐的观察力，让平台不断做出“国内首次”的发现。一次，临床发现一例严重出生缺陷的患儿，染色体显带检查未见异常，但我相信如此严重的缺陷，病因一定藏在染色质上，于是带领博士研究生尝试采用array-CGH方法，证实了患儿是因染色质微缺失导致严重缺陷——这是国内首次报道用array-CGH方法诊断出生缺陷；此后用这项技术又发现多例同类患儿。还有一例复杂性神经系统缺损的患儿，经国内多位著名专家会诊都未能确诊，在显带和array-CGH检测仍未见异常后，我采用当时国际上刚兴起的最先进的全外显子捕获测序技术，以父母DNA作对照，找到了导致患儿的基因突变位点，并作为首次发现的疾病现象作了报道。

一位与我共事三十多年的同事这样评价我：“他工作认真刻苦，专业知识非常扎实，有强烈的进取心和责任感，拥有多方面才华，不管在临床还是科研，都是医院的一支标杆。”

06 热词背后，不变的逻辑

今天，国家推动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建设，强调临床问题导向、平台开放共享、成果转化落地。二十多年来，表述在变、政策在变、平台的名字也在变，但底层逻辑没有变：

医院的竞争力，从来不只是“能看病”，更是“能把临床问题变成科研问题，再把科研答案变回临床方案”的能力。

对一个平台来说，挂牌容易，难的是让一代代临床医生愿意走进来、用起来，让一个个新项目从这里长出来。

二十多年过去，“中心实验室”这个名字早已走进历史，报告里那串数字，也正被新的数字不断超越。

每当“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出现在文件里、新闻里、兄弟医院的介绍里，我都会想起2001年那个星期一——想起那页纸、那支笔，和写下它的初心。

一个词从陌生到热门，用了二十多年；一所医院从“中心实验室”走到“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也用了二十多年。

平台会迭代，名字会更换。但科研公共平台那颗初心——让临床医生有地方做研究、让研究生有基地、让新项目有落点——值得一直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