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4日晚间，深交所照例发布《深市监管动态》，其中，“会员监管动态”（8月10日至14日）部分写道：“本周，针对发布证券研究报告业务违规的情形，本所对两家会员采取了口头警示的监管措施。”

对此，不少传媒及自媒体已跟进报道，并且举了很多例子。这里只说说个人观感。

2023年以来，随着公募费率改革的持续推进，尤其《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证券交易费用管理规定》的出台与施行（2024年7月1日起施行），证券交易佣金与研究报告付费之间的关联被进一步切割，研究业务变现路径被压缩，从业人员的日子不太好过。

WIND上也可以看到，过去一年，证券投资咨询分析师人数整体上有所减少，其中不乏头部券商，比如国泰海通（611211.SH）减了7个，中金公司（601995.SH）减了5个，也不乏外资券商，比如高盛(中国)证券减了3个，摩根大通证券(中国)减了2个。

不过，从战略价值来看，研究业务又是机构客户服务的接口，通过研究报告、路演服务、专家会议等方式，可以触达公募、保险、私募等核心客户，进而带动交易佣金、产品销售、托管外包、衍生品等多元业务，因此，虽然整体而言分析师人数有所减少，但这趋势不太可能持续，除非再来一次并购潮。

站在分析师的角度看，因为市场——尤其某市场——具有不确定性，其观点有不小概率被证伪，尽管站在产业逻辑——去全球化时代，产业发展也具有不确定性——上，其观点有时可能并无问题。

这里并非否认踩线、越线现象的存在，如果放松标准，内幕信息、利益冲突、预测误导等各种问题很容易就会出现，但是，如果追求零错误、零争议，券商研究部门将无法产出任何有价值的报告。

从内部组织层面看，如果研究条线事实上被置于机构业务或财富管理条线之下，研究员的考核与报告数量、客户覆盖深度密切相关，那么合规审核机构的独立性将变得非常重要，否则可能无所适从。

这是一个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