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草莽年代的幸存者：

上世纪80年代的券商江湖，堪称“遍地黄金”的草莽时代——全国券商数量比现在还多，各地只要有营业部就能入场捞金。那时候，上海有申银、万国、海通三巨头，深圳则有特区证券、中行证券、国投证券“老三家”。

但这三家深圳龙头里，国投证券（国信前身）一开始最不起眼。它的全称是“深圳国际信托投资总公司”，在那个信托和证券不分家的年代，更像是个啥都干的“金融杂货铺”。1987年，深国投差点倒闭：亏了6000多万，还背着1亿多美元外债。眼看就要凉透，人行深圳分行紧急调来了李南峰——这位行伍出身、又在川大教过书的金融学者，硬是把这家烂摊子盘活了。

别人忙着在上海滩拼杀时，李南峰带着国投证券闷声发财。后来的结局很残酷：风光无限的特区证券改名巨田证券，最终被招商证券托管；背景雄厚的中行证券1995年被央行接管，第二年就成了广发证券的一部分。唯独当初最不被看看的国投证券，在1994年信证分业后独立出来，改名“国信证券”——取自“深圳国际信托”的缩写。这个名字，后来成了深圳金融的一块金字招牌。

二、从破落户到狼性军团

如果说李南峰让国信活了下来，那真正让它“站起来”的，是两个姓胡的男人。

1996年，深圳市政府想把国信打造成“深圳亲儿子”级别的全国性券商。时任深圳证管办副主任的胡关金（浙大老师出身）临危受命，出任总裁。那时候的国信，在国泰、华夏、南方“三座大山”和中金、中信这些豪门面前，就是个“家道中落的破落户”。胡关金上来就开了两剂猛药：“开源”+“节流”。

节流：90年代就敢搞“末位淘汰制”，员工工资直接和业绩挂钩，干不好就滚蛋；

开源：挖来红岭中路营业部总经理段文清，搞出“银证通”（银行和证券账户互通）。当时招商证券靠招行背景先做了“银证通”，但国信后来居上，靠这个攒了大量优质客户，成了经纪业务的“扛把子”。

胡关金让国信“成家”，真正让它“立业”的，是继任者胡继之。2002年，深交所副总胡继之空降国信，直接给公司注入“狼性基因”。他搞了个“准企业家”模式：每个营业部、每个投行团队都是独立核算单位，团队长就是“小老板”，自主权大到能自己抢客户，压力大到随时可能被淘汰。

这一招太狠了！当时国信只有68家营业部，却干出了全国前五的交易额（后面银河证券有200多家营业部）；红岭中路、泰然九路营业部成了“涨停板敢死队”的代名词，常年霸占龙虎榜。不光经纪业务，投行和研究也玩“高薪激励”：2004年国信在《证券时报》登半版广告，招首席分析师开价50万年薪——要知道，那时候大部分公募基金经理都拿不到这个数！老君安的一批顶尖分析师集体跳槽，国信研究所一夜崛起。投行更夸张，给保代的签字费高到离谱，后来成了行业惯例。

三、狼性背后的代价：

但这种极致激励像一把双刃剑。国信变成了高速运转的“赚钱机器”，却也异化成一个巨大的“结算中心”——员工眼里只有“干多少活拿多少钱”，没人关心公司长远发展和品牌。

投行条线最明显。2004年保荐制度出台后，国信趁机接手大鹏证券的投行团队，搞“大包干”：你有资源、有项目，就能拉队伍成立“投行几部”。最多的时候，投行部扩张到500多人，光深圳就有“投行十几部”。创业板开闸后，国信赚翻了，但道德风险也藏不住了：

老员工李绍武用家人名义搞PE腐败，涉案金额巨大；

干了9年的谢风华成了国内首个被国际刑警通缉的保代；

“债券一姐”孙明霞倒在债市风暴中……

2014年胡继之卸任，接任的陈鸿桥推动国信上市，圆了几代人的梦。但命运弄人：2015年股灾后，陈鸿桥在家中自缢。追悼会上，他的北大校友郁亮说：“鸿桥近年压力太大，生活不规律，抑郁了……”

后来，老国信人岳克胜接棒，像个“守夜人”一样收拾残局。再往后，证监会背景的邓舸、深圳政府派的张纳沙陆续上任，国信的领导越来越“标准化”——那个曾经高调挖人、营业部喊打喊杀的国信，渐渐安静下来。

四、江湖已换人间：

如今再看国信证券：庞大、沉默，隐没在深圳的车水马龙里。当年的同行——大鹏、汉唐、南方证券早已灰飞烟灭，连名字都没留下。而国信活了下来，收起了所有锋芒，成了一家稳健的国有大券商。

有人说这是成熟，也有人说是时代的背影。一家公司的命运，何尝不是中国证券业30年的缩影？从野蛮生长到合规经营，从草莽英雄到职业经理人，从江湖恩怨到冰冷报表……当券商合并潮再来，当曾经的巨头连名字都被遗忘，国信依然站着，本身就是一种胜利。

只是江湖早就换了人间。曾经的恩怨与酒局，都化作了不起眼的波纹。就像胡继之当年挂在办公室的那幅字：圣人无梦。

免责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