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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市喀斯特岩洞群与俚人峒寨文化考古研究报告

wang 2026-11-20 行业资讯

阳春市喀斯特岩洞群与俚人峒寨文化考古研究报告

绪论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研究背景

      阳春市地处粤西中部,为中国大陆最南端典型喀斯特地貌区,境内石山纵横、洞穴棋布,漠阳江贯穿全域,形成“山中有洞、洞傍有水”的独特地理格局。
     该区域既是岭南古人类活动的核心廊道,亦是俚人文明繁衍、发展与融合的关键腹地——从旧石器晚期独石仔洞穴的古人类遗存,到东汉石菉铜矿的冶炼文明,再到冼夫人时期的俚人峒寨聚落,阳春喀斯特岩洞群不仅是自然地理的载体,更沉淀了跨越万年的民族文化基因。
      俚人作为岭南先秦至隋唐时期的主体土著民族,其“以峒为单位”的社会组织、洞穴聚居的生存智慧、铜鼓崇拜的文化特质,均与阳春喀斯特地貌深度绑定。然而,受武周政权对冯冼家族的政治清算及史料系统性销毁影响,俚人文化研究长期面临“文献断层、遗存零散”的困境。阳春作为冯冼家族核心治所与俚人聚居中心,其岩洞群与峒寨文化的内在关联尚未被充分挖掘,诸多关键问题亟待考古实证与学术厘清。
      近年来,随着独石仔遗址考古资料的系统整理、石菉铜矿冶炼遗迹的深入勘察、凤来石寨群的实地调研,加之基因技术、碳十四测年等科技手段在考古领域的应用,为重构阳春喀斯特岩洞群与俚人峒寨文化的历史脉络提供了新契机。在此背景下开展本次专项研究,既是对岭南土著文化研究的补充与深化,亦是对喀斯特地貌与古代民族聚落关系的典型案例剖析。

1.1.2研究意义

      本次研究的意义体现在学术、文化与现实三个维度。学术层面,通过整合考古遗存、文献史料与多学科研究方法,厘清阳春喀斯特岩洞群的文化分期、俚人峒寨的聚落形态及社会组织结构,填补武周时期俚人文化史料缺失的研究空白,完善岭南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叙事,为“中原文明与岭南土著文明互融共生”提供实证支撑。
      文化层面,系统梳理俚人洞穴居住习俗、铜鼓信仰、石构建筑等文化特质,挖掘冼夫人文化与俚人峒寨的内在关联,激活阳春地区独特的文化遗产价值,为俚人文化的活态传承提供理论依据。现实层面,立足考古研究成果,为阳春喀斯特岩洞群与俚人峒寨文化遗产的保护、修复及文旅融合提供科学方案,助力区域文化软实力提升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阳春喀斯特岩洞群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以独石仔洞穴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为起点。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邱立诚等学者通过三次发掘,厘清了该遗址的文化层堆积、出土遗物类型及年代分期,确定其为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早期古人类洞穴遗址,奠定了阳春古人类文化研究的基础。
      此后,地方文物部门对紫云岩、牛窿洞等洞穴的普查,补充了古生物遗存与早期人类活动的间接证据,但尚未开展系统性发掘。
      俚人文化研究领域,学者多围绕冯冼家族与俚人历史展开。练铭志等在《广东民族关系史》中明确俚人“贵铜鼓、住干栏、造石寨”的文化特征,指出阳春、高州一带为俚人活动核心区域;陈华积等学者通过考证武周政权对冯冼家族的政治清算,揭示了俚人历史资料湮灭的核心原因,为解读俚人文化遗存零散现象提供了历史视角。
      此外,关于石菉铜矿的古代开采历史、凤来石寨与开平碉楼的对比研究,也为俚人物质文化与建筑文明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
      现有研究存在三大不足:一是岩洞群与俚人峒寨的关联性研究薄弱,多孤立探讨洞穴遗存或俚人文化,缺乏“地貌-聚落-文化”的整体分析框架;二是微观研究深度不足,如俚人陶器工艺细节、石寨建筑防御体系、铜鼓铸造与使用场景等尚未深入挖掘;三是跨学科融合程度不够,对考古遗存的科技检测与数据分析应用有限,难以精准还原俚人社会生活图景。

1.2.2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中国岭南民族文化的研究聚焦于“华南与东南亚文化交流”,部分学者通过对比越南北部铜鼓文化、东南亚峒寨聚落形态,探讨俚人文化的对外传播路径。例如,美国学者安德森在《中国西南的族群与历史》中,将俚人峒寨社会组织与东南亚山地部落类比,提出“山地民族适应性生存策略”理论,为解读阳春俚人洞穴聚居习俗提供了参照视角。
      此外,国外学者在喀斯特地貌与古代聚落关系研究中形成的“环境适应理论”,强调古人类对喀斯特洞穴的利用不仅是生存选择,更是文化建构的过程,这一理论可为本次研究提供方法论借鉴。但国外研究多缺乏对阳春区域的实地考察,依赖二手文献,研究深度与针对性不足,难以精准把握本地文化特质。

1.3研究内容与方法

1.3.1研究内容

      本次研究以阳春市喀斯特岩洞群与俚人峒寨文化为核心,围绕六大内容展开:一是阳春喀斯特岩洞群的地理分布、地质特征与资源禀赋,厘清洞穴自然形态与人类利用的基础条件;二是岩洞群考古遗存的系统梳理,包括独石仔、紫云岩等遗址的文化层、出土器物、古生物化石,建立岩洞文化年代序列;三是俚人峒寨的聚落形态与建筑文明,重点分析凤来石寨等遗存的布局、结构、工艺,探讨其与喀斯特地貌的适配关系;四是俚人物质文化与精神信仰,以铜鼓、陶器、骨器为核心,结合史料梳理俚人生产技术、崇拜习俗与文化特质;五是冯冼家族与俚人峒寨的互动关系,还原汉俚融合的历史过程与文化影响;六是岩洞群与俚人峒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与传承路径,提出针对性策略。

1.3.2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采用多学科融合方法,具体包括:考古学方法,通过实地勘察、遗存测绘、器物类型学分析,系统整理岩洞群与峒寨考古资料;历史文献法,梳理正史、地方志、民间传说中关于俚人、冯冼家族与阳春地区的记载,结合考古遗存互证,甄别史料真伪;科技考古法,运用碳十四测年、热释光测年、成分分析等技术,确定遗存年代、器物材质与制作工艺;地理学方法,结合阳春喀斯特地貌形成过程,分析地理环境对俚人聚落选址、生存方式的影响;比较研究法,对比阳春俚人文化与周边地区(高州、雷州)俚人遗存及国内外喀斯特洞穴聚落案例,凸显本地文化特质。

1.4研究创新点与难点

1.4.1研究创新点

      本次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研究视角创新,构建“喀斯特地貌-洞穴利用-峒寨聚落-文化融合”的整体分析框架,突破以往孤立研究的局限,揭示地貌与民族文化的深度关联;二是研究内容创新,结合最新考古发现与科技检测数据,深入挖掘俚人石寨建筑工艺、铜鼓铸造技术等微观内容,填补现有研究空白;三是研究方法创新,融合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等多学科方法,实现“实证-理论-应用”的三维研究闭环。

1.4.2研究难点

      本次研究面临三大难点:一是史料缺失,受武周时期史料销毁影响,关于俚人峒寨的直接文献记载极少,需依赖考古遗存与后世补记文献,增加了史料甄别与解读难度;二是遗存零散,阳春喀斯特岩洞群多未开展系统性考古发掘,部分洞穴遗存因自然侵蚀、人为破坏完整性较低,难以构建连续完整的文化序列;三是跨学科融合难度大,需整合考古、地理、科技等多领域数据,对研究团队综合能力提出较高要求。针对上述难点,将通过扩大实地勘察范围、加强科技检测应用、多方考证史料等方式予以突破。

1.5研究框架与章节安排

      本次研究报告共分八大部分,各章节安排如下:绪论部分,阐述研究背景、意义、现状、内容与方法;第二章聚焦阳春喀斯特岩洞群的地理与地质基础,分析地貌特征、洞穴分布与资源条件;第三章系统梳理岩洞群考古遗存并开展分期研究,建立年代序列;第四章剖析俚人峒寨的聚落形态与建筑文明;第五章解读俚人物质文化与精神信仰体系;第六章探讨冯冼家族与俚人峒寨的互动及汉俚融合过程;第七章分析文化遗产保护现状、问题并提出传承策略;第八章总结研究成果,指出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第二章阳春喀斯特岩洞群的地理与地质基础

2.1阳春市地理概况

2.1.1区域地理位置

     阳春市位于广东省西南部,介于东经111°16′-112°09′、北纬21°50′-22°41′之间,东与恩平市、台山市接壤,南与阳东区、江城区、阳西县相连,西与电白区、高州市毗邻,北与罗定市、云安区、新兴县交界,总面积4037.8平方公里。境内漠阳江自北向南贯穿全境,形成河谷平原与喀斯特山地相间的地貌格局,为古代人类提供了水源、耕地与洞穴栖息地等多重生存资源。
      阳春地处粤西交通要道,古代通过漠阳江可直达南海,与雷州半岛、海南岛及东南亚地区形成航运联系,石菉铜矿的铜器产品曾经此航线外销,成为俚人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通道。同时,其远离中原中枢的地理位置,使俚人文化得以长期保持独特性,亦成为冯冼家族扎根岭南、经营地方的战略要地。

2.1.2气候与生态环境

      阳春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22.3℃,年降水量2380毫米,无霜期长,适宜动植物生长。境内生态资源丰富,喀斯特山地、河谷平原、河流湖泊等多种地貌并存,孕育了猕猴、水鹿、野猪等哺乳动物及松、杉、竹等植被,为古代人类提供了狩猎、采集、农耕的物质基础。
      考古遗存印证了这一生态优势:独石仔遗址出土的大量螺壳、兽骨,表明当时人类依赖洞穴周边水域与山地资源生存;石菉铜矿周边植被为冶炼提供充足木炭燃料,漠阳江水资源则满足了采矿、冶炼及日常生活需求。稳定的气候与丰富的生态资源,是阳春喀斯特岩洞群成为古人类长期聚居地、俚人峒寨得以发展壮大的重要自然前提。

2.2阳春喀斯特地貌的形成与特征

2.2.1地貌形成过程

      阳春喀斯特地貌形成于中生代燕山期至新生代第四纪,历经漫长地质演化。燕山期岩浆活动使境内地层发生褶皱、断裂,形成大量石灰岩、白云岩等可溶性岩石;新生代以来,地壳间歇性抬升,可溶性岩石出露地表,在雨水、地下水溶蚀作用下,逐渐形成峰林、孤峰、溶洞、地下暗河等喀斯特地貌景观。
      境内溶洞多为裂隙溶蚀型,如紫云岩为裂隙溶蚀形成的廊道状洞穴,底部前高后低,受地下水长期侵蚀形成复杂内部结构;独石仔洞穴位于石灰岩孤峰脚下,洞口高出地面与水面一定高度,既规避洪水侵袭,又便于利用周边资源,是古人类选择洞穴聚居的典型范例。

2.2.2核心地貌特征

      阳春喀斯特地貌具有“分布集中、类型多样、洞体完整”的核心特征。分布上,洞穴群主要集中于陂面镇、春湾镇、潭水镇、马水镇等地,形成以漠阳江为轴线的带状分布格局,如陂面镇独石仔、紫云岩、赤豹岩,春湾镇牛窿洞,潭水镇凤来石寨洞穴群等,均沿漠阳江及其支流分布,便于人类取水与交通往来。
      类型上,境内溶洞涵盖裂隙型、厅堂型、廊道型等多种类型,洞体规模差异显著,小者仅容数人,大者如凤来燕子岩可容纳近百人,部分洞穴与地下暗河相连,形成“洞中有水、水中通洞”的格局,为俚人构建互联互通的峒寨防御体系提供了自然条件。完整性上,部分洞穴受人为破坏较少,文化层堆积保存相对完好,如独石仔遗址的三个文化层,为考古研究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

2.2.3石山山带分布与脉络

      阳春石山山带是境内喀斯特地貌最鲜明的标识,沿漠阳江岸边蜿蜒伸展,石山林立起伏、隐约相连,形成长达100公里的石峰林带,构成俚人峒寨与洞穴遗存分布的核心地理骨架。该山带始于县境西北距县城73公里的河瑚镇阳三行政村,阳三群石(凌霄至罗阳行政村公路段两侧)方圆2公里的石峰为起点,东北侧紧邻三窿石(今名玉溪三洞),整体沿漠阳江沿岸向南、向东延伸,脉络清晰且分支明确。
      主脉南行至凌霄岩(阳春北部第一胜景),再经石望乡潭围石,穿松柏镇莲塘石、清湖石、独石后转向东经,进入春湾镇境内,串联起云霖岩(又名百富岩)、石角岩、莲花洞石林、龙宫岩、青云岩、通天蜡烛、慈云岩、铜石岩(又名通真岩)、瑞馨石、潭葛石、流冲石、那星石(原名螺星石)、木楼群石、高村石,形成山带核心区段,此区域亦是阳春洞穴遗存最密集的区域之一。
       行至春湾镇后,石山山带分为两支继续延伸:一支南行进入合水镇,途经白石岩、石湾石、潭西石,最终延伸至春城镇,止于黎湖桥石村侧的鱼王石;另一支转向漠阳江西岸,经陂面镇依次串联罗座石、独石仔(又名独石岩、小琅石,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洞穴遗址)、金龙岩(又名大琅石)、那虹石、石人坡石、赤豹岩、紫云岩、宝带岩、麒麟岩(分上石、下石)、鳌鱼石,再经春城镇崆峒岩(又称第四崆峒山,县境中部第一胜景,旧志以“崆峒玉乳”列为阳春八景之一)、白猪石,西行进入马水乡,衔接石根石、石菉石、马澜石、石阁石、马石。
      至马澜石后,山带再次分支:一支南行回环进入潭水镇翔南村,分布有观音群石、坡径石城(群石连绵环绕如城,中部为坡地)、题诗石、望天岩、那扶群石;另一支西行经水口镇进入凤来村,依次经过鱼田石、石根大石、双峰石(旧名石根龙,又称穿隆石)、天龙岩。天龙岩下又分两支,西越支延伸至白面石、石塘环石,南行支则串联石阁仔石、石龙群石、八仙骑龙石、灯心塘石(位于旗鼓岭东麓)、独石仔石(灯心塘右下侧)、上寨石、中塘石、莲塘石、石迳石,最终与马澜石南行支相汇,石脉主体至此隐没。但在凤来、翔南以南区域,仍有零星石山错落崭露,络绎延伸至河口镇,形成石人迳、米贵石等末端节点。
      此外,境内尚有若干独立石山与主山带无直接脉络关联,其中出自东部山地的有岗美镇神仙石、琰杯石、棋盘石;出自西部山地的有三甲镇鹞婆石、钟鼓石及双滘镇狮子石。八甲镇境内山地则多为石灰岩与土山相间分布,虽未纳入主山带脉络,仍属喀斯特地貌延伸区域,为局部洞穴与聚落形成提供了地质基础。

2.2.4岩溶地貌整体分布

      阳春岩溶地貌核心分布区与石山山带高度重合,沿漠阳江岸边石灰岩地带断断续续呈带状延伸,北起河瑚镇,南至河口镇,全长100公里,与石山山带形成“山-洞-水”联动的地貌格局。经普查统计,区域内已发现石灰岩溶洞105个,洞体形态各异、景色绚丽,兼具裂隙型、厅堂型、廊道型等多种类型,为典型的热带-亚热带岩溶地貌区域。
      这些岩溶洞穴多依托石山山带形成,或藏于峰林之中,或嵌于山体一侧,部分与地下暗河连通,形成“洞中有水、水穿洞行”的独特景观。岩溶地貌的广泛分布,不仅塑造了阳春“山奇洞幽”的自然风貌,更为古人类与俚人提供了天然的居住、防御与祭祀场所,独石仔、紫云岩、崆峒岩等核心洞穴遗址均孕育于该岩溶带内,成为俚人峒寨文化形成与发展的核心地理载体。

2.3岩洞群的资源禀赋与人类利用条件

2.3.1物质资源条件

      阳春喀斯特岩洞群周边物质资源丰富,为古代人类生存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一是水资源,洞穴多临近漠阳江及其支流,部分洞穴内部有地下暗河,可满足日常生活、农业灌溉及手工业生产(冶炼、制陶)需求;二是矿产资源,境内石菉铜矿储量丰富,春秋至东汉时期已被大规模开采,为俚人制作铜鼓、青铜工具提供原料;三是生物资源,洞穴周边山地与平原孕育大量动植物,为人类提供狩猎、采集食物来源,遗址出土的螺壳、兽骨便是直接佐证;四是建筑资源,喀斯特地貌盛产石灰岩、白云岩,俚人就地取材构建石屋、石寨,形成独特的石构建筑文明。

2.3.2生存与防御条件

      喀斯特洞穴的自然形态为古代人类提供了优越的生存与防御条件。生存层面,洞穴内部冬暖夏凉,可抵御恶劣气候,光线、通风条件适宜,部分洞穴地势较高,能有效规避洪水侵袭;防御层面,洞穴入口狭窄、隐蔽性强,便于防守,俚人在洞穴入口修建石墙、炮眼、更楼等防御设施,形成“以洞为寨、以山为屏障”的防御体系,有效抵御匪患与外敌入侵。
      此外,洞穴群连片分布的特点,使俚人能够构建互联互通的聚落网络。如凤来石寨群的洞穴通过地下暗河相互连接,便于村民在危机时刻转移、传递信息,体现了俚人对喀斯特地貌的精准利用与适应智慧。

第三章岩洞群考古遗存的系统梳理与分期研究

3.1核心洞穴遗址概况

3.1.1独石仔洞穴遗址

      独石仔洞穴遗址位于阳春市陂面镇六村岗,地处东经111°52′、北纬22°21′附近,坐落于高约50米的石灰岩孤峰脚下,距阳春县城30公里,洞口高出附近地面2米、漠阳江水面10米,朝向120°,洞体为裂隙廊道式,长40米、宽2至6米,面积约200平方米。该遗址于1960年由广东省博物馆在西江两岸文物普查时发现,1964年、1973年进行两次试掘,1978年由广东省博物馆与湛江地区博物馆联合开展正式发掘,是广东目前地层保存较好、出土文物较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古人类洞穴遗址,2013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1.2紫云岩洞穴遗址

       紫云岩位于阳春市西北20公里处,陂面镇惠周狮子山南面,洞座东向西,前临平原与小河,洞口高出当地水面5米。该洞穴为裂隙溶蚀形成,高6—20余米、宽4~5米、深38.7米,底部前高后低,面积约350平方米。民国版《阳春县志》记载,紫云岩又名龙蜕岩,内有龙骨附石,当地人常取以治病,且存有元至正年间碑刻,名曰“古良上里岩寺”。1983年文物普查队调查发现,洞内现存大量近代砖瓦碎片,在胶结层中采集到动物骨骼、牙齿、鹿牙化石、烧骨等共7件,虽未发现人类工具,但结合其背山面水的环境与遗存特征,推测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古人类栖息或居住址,目前尚未开展系统性发掘。

3.1.3其他洞穴遗址

      除独石仔、紫云岩外,阳春境内多处喀斯特洞穴发现古人类活动相关遗存。春湾镇高村牛窿洞、陂面镇赤豹岩、石望乡马腰岩、春城镇崩石埇、旧石角、马水乡蛤窿洞等7处石灰岩洞穴,均发现剑齿象、纳马象、犀牛、貘、熊、鹿等动物的牙骨化石、烧骨和螺壳,其中旧石角洞穴还采集到新石器时代绳纹夹砂粗陶7件。但这些洞穴均未发现人类使用工具,暂无法证实为古人类居住的文化遗址,其文化内涵有待进一步发掘厘清。此外,潭水镇凤来村的燕子岩、正中石古堡等洞穴,主体遗存为明清时期石寨,但地表发现南北朝至唐宋时期陶片,说明人类在此居住的习俗源远流长。

3.2独石仔遗址考古遗存的详细梳理

3.2.1文化层堆积特征

      独石仔遗址共发现三个文化层,自上而下呈现清晰的继承与发展关系,同属一个文化系统。上文化层为灰褐色砂土胶结堆积,最厚80厘米,地层中发现较多打制石器、少量磨制石器、穿孔石器、骨器、蚌器,以及烧骨、灰烬、烧石、炭屑等文化遗迹与遗物,伴随大量螺蚌壳及现生种类哺乳动物化石,反映当时人类已形成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生产技术较原始阶段有所进步。
      中文化层为灰黑色砂质粘土胶结堆积,厚70至130厘米,螺壳数量自上而下递减,发现少量打制石器和骨器,哺乳动物化石除犀牛为未定种外,其余均为现生种类,石化程度较上层更深,推测为人类活动强度相对较低的过渡阶段。下文化层为灰黄色砂质粘土堆积,厚70至130厘米,仅上部见少量螺壳,发现一枚智人臼齿化石、大量打制石器及少量穿孔石器、骨器,伴生动物化石中,除貘和犀牛为未定种外,均为现生种类,石化程度最深,代表遗址早期人类活动阶段,尚未出现磨制技术。

3.2.2出土器物分类与特征

      经整理,独石仔遗址共出土遗物标本390件,按材质分为石器、骨器、角器、蚌器四类,各类器物在不同文化层的分布与特征差异明显,反映生产技术的逐步进步。
      石器为出土数量最多的器物,共计232件,原料均为河砾石,以打制石器为主,部分文化层出现磨制与穿孔石器。下文化层出土打制石器153件,器形包括斧形、凸刃、直刃砍砸器、刮削器、石锤、石砧及石片、石核等,穿孔石器4件,均采用凿打穿孔工艺,无打磨痕迹,器形简单、单面打制,多数无修理面或修理面简陋,体现原始石器制作技术。中文化层出土石器9件,含砍砸器、刮削器、石锤等,数量较少,推测与当时人类活动频率降低相关。上文化层出土打制石器63件,器形有凸刃、直刃砍砸器、刮削器、石锤及石片、石核等,穿孔石器4件采用凿打加磨穿孔工艺,同时出现5件磨制石器,打制石器较下文化层更为规整,加工修理技术显著进步,反映石器制作工艺的发展脉络。
      骨器共25件,主要出土于下文化层与上文化层,中文化层仅1件。下文化层出土19件,器形分为镞形器、锥形器等,采用动物骨骼加工而成,制作工艺简单,主要用于狩猎与日常切割;上文化层出土5件,器形未明确记载,推测功能与下文化层类似,但加工更为精细。角器共3件,下文化层1件、上文化层2件,材质为动物角,推测用于挖掘、切割等生产活动。蚌器24件,仅出土于上文化层,采用螺蚌壳加工而成,可能用于舀水、盛装等日常生活。

3.2.3古生物化石与生态环境

      独石仔遗址出土哺乳动物化石共计二十个种类,涵盖灵长目、啮齿目、翼手目、食肉目、奇蹄目、偶蹄目等类目,具体包括猕猴、鼯鼠、板齿鼠、家鼠、无颈鬃豪猪、马蹄蝠、小灵猫、金猫、长尾麝香猫、果子狸、南方猪獾、中国黑熊、水獭、豹、犀牛、貘、野猪、水鹿、麂、水牛等。其中,犀牛、貘的标本经鉴定,属于绝灭种的可能性极大,为判定遗址年代提供重要依据。
      从化石种类来看,当时洞穴周边生态环境以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为主,兼具山地、水域与平原地貌,水资源丰富,动植物种类繁多,为人类提供充足食物来源。大量螺蚌壳的出土,说明渔猎是当时人类的重要生产方式;野猪、水鹿、麂等草食动物化石印证狩猎活动频繁;猕猴等灵长类动物的存在,进一步佐证当时生态环境适宜动植物生存,为人类定居提供了良好生态基础。

3.3岩洞群考古遗存的年代分期与文化属性

3.3.1年代分期判定

      结合碳十四测年、热释光测年数据与器物类型学分析,阳春喀斯特岩洞群的人类活动可分为三个主要时期: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约1.6-1.4万年前)、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历史时期(南北朝至明清)。
      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以独石仔下文化层与中文化层为代表,年代约1.6-1.4万年前。下文化层出土的智人臼齿化石、绝灭种犀牛与貘化石,及无磨制石器、原始打制石器的特征,符合旧石器时代晚期古人类活动特点;中文化层堆积与下文化层年代接近,为同一时期的过渡阶段。新石器时代早期以上文化层为代表,年代稍晚于下文化层,磨制石器与磨穿孔技术的出现标志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但其磨制石器比例低、无陶片的特征,说明其年代早于广西甑皮岩、江西仙人洞等新石器时代遗址。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以紫云岩、旧石角洞穴遗存为代表,年代约公元前5000-公元前2000年。紫云岩出土的动物化石与烧骨、旧石角洞穴的绳纹夹砂粗陶,均符合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特征,虽未发现人类工具,但结合同期岭南地区洞穴文化普遍特征,推测为该时期古人类活动遗存。历史时期以凤来石寨群、正中石古堡为代表,年代从南北朝延伸至明清,地表发现的南北朝至唐宋陶片、明清石构建筑,印证人类在此长期居住的历史,且与俚人峒寨文化、防匪避乱需求密切相关。

3.3.2文化属性分析

      阳春喀斯特岩洞群考古遗存的文化属性呈现鲜明岭南土著文化特征,且与周边地区洞穴文化联系紧密。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独石仔遗址,其石器原料、打制工艺、器物类型与广西甑皮岩、江西仙人洞遗址同类遗存存在相似性,均属于华南地区晚期古人类文化系统,体现岭南古人类文化的统一性;同时,独石仔遗址无陶片、磨制石器比例低的特征,又反映出自身的原始性与地域独特性。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洞穴遗存,以绳纹夹砂粗陶为典型特征,与粤西地区同期俚人先民遗存的陶器风格一致,说明此时阳春地区已成为俚人先民活动区域,其文化开始形成自身特质。历史时期的洞穴遗存与俚人峒寨文化深度绑定,石构建筑、防御设施、铜鼓崇拜等特征均为俚人文化的重要体现,同时融入中原文化元素,反映汉俚融合的文化特质。

3.4岩洞群与俚人峒寨的考古关联实证

      虽然早期洞穴遗址(如独石仔)的人类遗存与俚人峒寨的直接关联尚未完全明确,但从考古遗存与历史脉络来看,二者存在清晰的文化传承与空间关联。空间上,早期洞穴遗址与俚人峒寨均分布于阳春喀斯特地貌核心区域,沿漠阳江及其支流布局,共享相同地理与资源条件,体现人类对该区域的持续利用。
      文化传承上,早期洞穴人类的洞穴聚居习俗、渔猎采集生产方式,为后世俚人峒寨形成奠定基础。俚人延续古人类对洞穴的利用,将其从单纯居住场所升级为兼具居住、防御、祭祀功能的峒寨核心,形成“以洞为寨、以石为构”的聚落模式。此外,石菉铜矿出土的东汉铜鼓,与独石仔遗址的渔猎文化、洞穴遗存的祭祀痕迹相互印证,说明俚人的铜鼓崇拜、祭祀习俗可能源于早期洞穴人类文化传统,体现文化连续性。
      考古遗存层面,凤来石寨群等俚人峒寨遗址地表发现的南北朝至唐宋陶片,与旧石角洞穴的新石器时代绳纹陶存在工艺传承关系,均为夹砂粗陶,纹饰以绳纹、水波纹为主,说明俚人陶器文化源于本地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进一步印证岩洞群与俚人峒寨的文化关联。

第四章俚人峒寨的聚落形态与建筑文明

4.1俚人峒寨的分布格局与选址逻辑

4.1.1分布格局

      阳春市俚人峒寨主要分布于潭水镇、马水镇的凤来、翔南、水口、马兰四村,初步估计总量超50座,与开平碉楼、客家围屋齐名,被誉为广东省三大防匪避贼典型建筑。这些峒寨均依托喀斯特地貌构建,形成“依山傍洞、连片分布、水陆互通”的分布格局,且精准契合阳春石山山带的延伸脉络——凤来、翔南一带的峒寨群,恰好坐落于马澜石南行支与西越支的交汇区域,石山环绕、洞穴密布,为峒寨构建提供了天然地理条件。
      凤来村是俚人峒寨的核心分布区,境内正中石古堡、燕子岩石屋等遗存,形成以龙头山为中心的连片聚落群。正中石古堡位于龙头山南边山脚,占地约6600平方米,山顶有草坪与私学遗址,周边环绕多个小型石屋与洞穴,形成“主寨-副寨-瞭望点”的层级布局;燕子岩石屋依山洞而建,与地下暗河相连,可容纳近百人,且通过暗河与其他石寨互通,体现峒寨群的整体性与关联性。

4.1.2选址逻辑

      俚人峒寨的选址严格遵循“生态适配、防御优先、文化传承”的逻辑,是对喀斯特地貌精准利用的结果,且深度依托石山山带的空间优势。生态适配方面,峒寨均选址于背山面水、植被茂密区域,既便于获取水源、耕地、木材等生存资源,又能利用石山遮蔽性与洞穴宜居性,适应南亚热带气候条件。如凤来村峒寨群依托凤凰山(石山山带末端节点),前临平原与河流,洞穴内部冬暖夏凉,且有地下暗河提供稳定水源,完美契合人类生存需求。
      防御优先方面,峒寨选址充分利用喀斯特地貌天然优势,洞穴入口狭窄、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同时通过修建石墙、炮眼、更楼等防御设施,构建多重防御体系。如燕子岩石屋墙上遍布炮眼,山顶更楼可登高瞭望,发现敌情后及时通报,形成“瞭望-防御-撤退”的完整防御链条;正中石古堡建有三重石墙,围墙高大坚固,有效抵御匪患与外敌入侵。文化传承方面,峒寨选址延续早期人类洞穴聚居传统,且多位于冼夫人活动核心区域,体现俚人对祖先文化与英雄人物的尊崇,强化族群凝聚力。

4.2俚人峒寨的聚落形态与内部结构

4.2.1聚落层级与布局

      阳春俚人峒寨形成“核心寨-卫星寨-单个石屋”的三级聚落层级,体现严密的社会组织结构。核心寨多为规模较大、防御设施完善的石古堡(如正中石古堡),作为族群政治、军事与文化中心,占地面积广,内部设有议事场所、祭祀空间、私学与仓储设施,周边环绕多个卫星寨;卫星寨规模中等,依托核心寨分布,由多个家族或家庭组成,设有小型防御设施与生活区域,负责核心寨外围防御与资源供给;单个石屋规模最小,多依山洞而建,为家庭单位居住场所,隐蔽性强,可作为临时避难所,部分石屋通过地下暗河与卫星寨、核心寨相连,形成互联互通的聚落网络。
       布局上,峒寨严格遵循“因地制宜、顺应地形”原则,无固定规划模式,但整体呈现“中轴对称、防御优先”特征。核心寨多以主古堡为中心,沿山体坡度布局房屋与防御设施,中轴线两侧为对称巷道与院落;卫星寨与单个石屋围绕核心寨呈放射状分布,形成严密防御圈层。如凤来村峒寨群,以正中石古堡为核心,周边卫星寨沿龙头山山体分布,单个石屋散落于洞穴之中,通过山路与暗河连接,形成“攻防一体、内外联动”的布局格局。

4.2.2内部功能分区

     俚人峒寨内部功能分区明确,涵盖居住、防御、祭祀、仓储、生产等领域,实现“自给自足、攻防兼备”的生存需求。居住区域为峒寨核心组成部分,多位于洞穴内部或石山平缓地带,以石屋为主要建筑形式,单个石屋占地面积约20-50平方米,内部设有石台、石灶等生活设施,部分石屋分上下两层,上层居住、下层饲养家畜或储存物品。如燕子岩石屋内部设有放哨休息的石台,墙角建有石灶,兼顾日常居住与防御需求。
      防御区域贯穿整个峒寨,包括石墙、炮眼、更楼、暗河通道等设施。石墙多修建于洞穴入口或寨门处,采用石灰岩堆砌而成,高大坚固,部分石墙设有瞭望口与射击孔;更楼位于山顶或寨墙高处,用于登高瞭望、传递敌情;暗河通道作为隐蔽的逃生与运输通道,连接不同石寨,便于危机时刻转移人员与物资。祭祀区域多位于核心寨内部或洞穴深处,目前虽未发现明确祭祀遗址,但结合俚人铜鼓崇拜习俗,推测核心寨内设有专门祭祀空间,用于摆放铜鼓、举行祭祀仪式。
      仓储区域多选择干燥、隐蔽的洞穴角落,用于储存粮食、工具、武器等物资,部分仓储设施采用石材砌筑,防潮防火;生产区域主要分布于峒寨周边平原与山地,包括耕地、冶炼作坊、制陶作坊等,石菉铜矿周边的冶炼遗址(位于石山山带马水段),推测为俚人峒寨手工业生产基地,为峒寨提供铜器与工具。

4.3俚人峒寨的建筑工艺与技术特征

4.3.1建筑材料与获取方式

      俚人峒寨建筑以石灰岩、白云岩等本地喀斯特岩石为主要材料,充分体现“就地取材”原则,而这些石材正是源于贯穿全境的石山山带,储量丰富且开采便捷。这些岩石质地坚硬、耐久性强,适合构建抵御匪患的石屋与石寨。岩石获取方式主要为露天开采与洞穴开凿:露天开采针对山体表面岩石,通过青铜凿、石锤等工具敲击切割,获取石块;洞穴开凿则在天然洞穴基础上,对岩壁进行修整拓宽,形成适合居住与防御的空间。
      除石材外,建筑材料还包括木材、茅草、泥土等,用于搭建屋顶、填充墙体缝隙、制作门窗。木材来源于周边山地松树、杉树,用于构建房屋梁架与门窗;茅草铺设屋顶,起到防雨隔热作用;泥土混合砂石,用于砌筑墙体缝隙,增强建筑稳固性。部分规模较大的石寨(如正中石古堡)还使用青砖、瓦件等材料,推测为后期受中原建筑文化影响,从周边地区运输而来。

4.3.2建筑结构与砌筑工艺

      俚人峒寨建筑结构多样,包括洞穴式、半洞穴式、地面石屋式等,均具鲜明地域特色与防御功能。洞穴式建筑直接利用天然洞穴,对内部进行简单修整,开凿石台、石灶,部分洞穴入口修建石墙,形成封闭居住空间;半洞穴式建筑在洞穴外侧搭建石墙,扩展居住面积,兼顾天然洞穴隐蔽性与人工建筑实用性;地面石屋式建筑完全采用石材砌筑,墙体高大厚实,屋顶为坡屋顶,覆盖茅草或瓦件,多为三合院、四合院布局,体现中原建筑文化与俚人传统的融合。
      砌筑工艺上,俚人采用“干砌”与“浆砌”相结合的方式:小型石屋多采用干砌工艺,将石块直接堆叠,依靠石块自身重量与摩擦力保持稳固,墙体缝隙填充泥土与茅草,增强密封性;规模较大的石寨与石墙采用浆砌工艺,使用混合砂石的泥土作为粘合剂,将石块紧密砌筑,部分石墙还采用“错缝砌筑”方式,提高墙体抗压能力与稳固性。如正中石古堡的围墙,采用浆砌工艺砌筑,墙体厚度达1-2米,高大坚固,历经数百年仍保存完好。

4.3.3防御设施的技术创新

      俚人峒寨的防御设施体现高超军事智慧与技术创新,形成“天然屏障+人工防御”的双重体系。天然屏障方面,峒寨依托喀斯特石山与洞穴,利用山势险要、入口狭窄的优势构建天然防御线,使敌人难以攀爬进攻;人工防御设施方面,主要包括石墙、炮眼、更楼、暗河通道、陷阱等,形成多重防御网络。
      炮眼是俚人峒寨防御设施的典型代表,多开凿于石墙与石屋墙体上,大小不一、分布均匀,既能用于射击,又能观察外部敌情,部分炮眼采用“内宽外窄”设计,增强射击视角与防御效果。更楼多为两层石结构,上层设有瞭望口,下层设有通道,可容纳数人驻守,通过敲击锣鼓传递敌情,形成快速预警系统。暗河通道是俚人防御设施的创新之处,利用喀斯特洞穴地下暗河连接不同石寨,既能作为隐蔽逃生通道,又能在被围困时运输物资与人员,体现俚人对地理环境的精准利用。此外,部分峒寨还在山路两侧设置尖石陷阱、深坑陷阱等,进一步增强防御能力。

4.4峒寨建筑与喀斯特地貌的适配关系

      阳春俚人峒寨建筑与喀斯特地貌形成深度适配关系,体现“顺势而为、因地制宜”的建筑智慧,这种适配性核心依托石山山带与岩溶洞穴的空间格局,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空间利用适配,喀斯特地貌的洞穴、石山、地下暗河等自然形态,为峒寨建筑提供天然空间载体,俚人通过对这些自然空间的修整改造,构建兼具居住、防御、交通功能的聚落,无需大规模平整土地,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二是防御功能适配,喀斯特石山的陡峭地形、洞穴的隐蔽入口,与人工修建的石墙、炮眼、更楼相互配合,形成天然与人工结合的防御体系,极大提升峒寨防御能力,适应古代粤西地区匪患频发的社会环境;三是资源利用适配,喀斯特地貌的石材资源为建筑提供充足材料,地下暗河与地表河流提供稳定水资源,周边山地与平原提供耕地与狩猎资源,使峒寨能够实现自给自足,长期稳定发展。
      这种适配关系不仅是俚人生存智慧的体现,更是文化建构的过程。俚人将喀斯特地貌的自然特征融入建筑文化,形成独特的石构建筑风格与聚落模式,使峒寨建筑成为喀斯特地貌与俚人文化融合的重要载体。同时,这种适配关系也反映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为当代建筑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4.5与其他区域石构防御建筑的对比研究

4.5.1与开平碉楼的对比

      阳春俚人峒寨石屋石寨与开平碉楼均为广东著名石构防御建筑,二者在防御功能、建筑材料上存在相似性,但在建筑形态、文化内涵上差异显著。相似性方面,二者均以石材为主要建筑材料,具备良好防御性能,均为抵御匪患而建,设有炮眼、瞭望口等防御设施,体现粤西地区古代社会动荡、匪患频发的历史背景。
      差异方面,建筑形态上,开平碉楼多为单体高层建筑,高度可达十几米甚至几十米,造型中西合璧,内部结构复杂,设有楼梯、回廊、仓储室等,注重垂直空间利用;俚人峒寨则为群体聚落建筑,依托洞穴与石山山带构建,以低层石屋、石墙为主,形成连片聚落群,注重水平空间布局与互联互通,与自然环境深度融合。文化内涵上,开平碉楼是近代华侨文化的产物,融合中原文化、岭南文化与西方建筑文化,体现华侨对家乡的牵挂与防御需求;俚人峒寨是古代俚人文化的载体,体现土著民族的生存智慧、社会组织结构与汉俚融合的文化特质,历史更为悠久,文化内涵更为独特。

4.5.2与客家围屋的对比

      俚人峒寨与客家围屋均为群体防御建筑,注重族群凝聚力与防御功能,但在建筑布局、文化背景上差异明显。建筑布局上,客家围屋多为圆形、方形封闭式院落,以祠堂为中心,房屋环绕祠堂分布,体现中原宗法制度与家族伦理观念,内部布局规整,强调中轴对称;俚人峒寨无固定布局模式,依托喀斯特石山山带与洞穴顺势而建,以洞穴与石山为核心,房屋与防御设施分散分布,通过山路与暗河连接,体现灵活适应自然环境的特点,缺乏严格的宗法伦理布局。
      文化背景上,客家围屋是客家先民南迁后,为抵御外敌、凝聚族群而建,体现中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建筑风格与中原院落建筑一脉相承;俚人峒寨是岭南土著俚人的传统建筑,体现土著民族的生存方式与文化特质,后期融入中原建筑文化元素,反映汉俚融合的历史过程。此外,客家围屋主要分布于粤东、粤北地区,俚人峒寨集中于粤西喀斯特地貌区,地理环境差异也导致二者建筑形态不同。

4.5.3与黔中云峰八寨的对比

      黔中云峰八寨与阳春俚人峒寨均为喀斯特地貌区的石构聚落,依托山地构建防御体系,体现对相似地理环境的适应,但二者文化背景与建筑风格存在差异。云峰八寨是明初“调北征南”时期屯军所建,融合江淮汉地合院建筑与当地少数民族建筑技术,院落内部强调中轴对称与家族伦理,堂屋供奉“天地国亲师”神榜,体现中原文化与军事文化的融合;俚人峒寨是土著俚人的传统聚落,建筑风格更为原始质朴,缺乏严格中轴对称布局,文化内涵以俚人传统为主,后期融入汉文化元素,体现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
      建筑功能上,云峰八寨部分村寨具有明显军营特征,布局为军营行列式结构,便于屯军集结;俚人峒寨以族群居住与防御为主,布局更为灵活,与自然环境融合度更高,地下暗河通道等设施是其独特防御手段。

第五章俚人物质文化与精神信仰体系

5.1俚人物质文化的核心载体与特征

5.1.1铜器文化:以铜鼓为核心的技术与象征

      铜器是俚人物质文化的核心载体,其中铜鼓最具代表性,被誉为俚人的“文化图腾”。阳春石菉铜矿出土的东汉北流型铜鼓,是俚人铜器文化的典型代表,该铜鼓鼓面直径1.18米、身高0.7米、重100公斤,鼓面中心为12芒太阳纹,边缘为云雷纹,鼓身饰4只蹲坐状蛙纹,工艺精湛、造型独特。经检测,铜鼓含铜量85%、锡量10%、铅量5%,合金比例精准,既保证铜鼓硬度,又兼顾音质传导,体现俚人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而石菉铜矿恰好坐落于石山山带马水段,丰富的铜矿石资源为铜鼓及各类铜器的制作提供了核心物质支撑,印证了俚人对石山山带矿产资源的精准开发与利用。
      俚人铜器文化涵盖生产、军事、礼器三大类别,功能分工明确。生产类铜器包括铜斧、铜锄、铜镰等农具,多出土于石菉铜矿周边及峒寨遗址,器形简洁实用,适配粤西山地与河谷平原的农耕需求,推动俚人从渔猎采集向农耕文明转型;军事类铜器有铜剑、铜矛、铜镞等兵器,出土于凤来石寨等防御性较强的峒寨,质地坚硬、刃部锋利,是俚人抵御外敌、维护族群利益的重要工具;礼器类以铜鼓为核心,辅以铜鼎、铜尊等,多用于祭祀、庆典、盟会等重要场合,其中铜鼓的象征意义远超实用价值,既是部落权力的标志,也是俚人族群认同的核心符号——鼓面太阳纹象征对光明的崇拜,蛙纹关联生殖繁衍信仰,云雷纹呼应岭南多雨的自然环境,将自然认知与精神追求融入器物设计。
      从铸造技术来看,俚人采用“范铸法”制作铜器,石菉铜矿遗址出土的青铜范、陶范残片可佐证这一工艺。其流程包括制模、制范、浇注、修整四大步骤,部分铜鼓还采用“分范合铸”技术,先铸鼓身,再铸鼓面纹饰,精准把控器物形态与纹饰细节。这种技术既借鉴了中原青铜铸造工艺,又融入本地特色,如铜鼓蛙纹、云雷纹的造型设计,与阳春岩溶地貌的自然纹理、蛙类繁衍的生态特征深度契合,体现汉俚文化融合与地域环境适配的双重特质。

5.1.2陶器文化:日常需求与文化传承的载体

      陶器是俚人日常生活中最普遍的物质载体,其工艺风格与文化特征在考古遗存中均有明确体现,且与早期洞穴文化形成清晰传承脉络。阳春境内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至历史时期的洞穴遗址、峒寨遗址中,均出土大量俚人陶器,以旧石角洞穴的绳纹夹砂粗陶、凤来石寨的印纹硬陶为典型代表,材质、纹饰、器形随时代发展逐步演变,反映俚人生产技术进步与生活方式变迁。
      材质上,早期(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俚人陶器以夹砂粗陶为主,陶土中掺杂细砂,质地疏松、火候较低(约800-1000℃),耐水性较差,主要用于炊煮、储存粮食等日常用途,这与当时俚人渔猎农耕并重、生产技术原始的社会状况相符。晚期(南北朝至唐宋)逐渐出现印纹硬陶,陶土经过淘洗提纯,火候提升至1100-1200℃,质地坚硬、耐水性强,器形更为规整,部分陶器还施有薄釉,推测受中原制陶工艺影响,同时适配俚人定居生活后的精细化需求。陶土与燃料均取自峒寨周边,陶土多为河谷平原沉积土,燃料依托石山山带周边的松树、杉树等植被,体现“就地取材”的资源利用原则。
      纹饰上,俚人陶器以绳纹为基础,辅以云雷纹、水波纹、方格纹等,形成鲜明地域特色。绳纹广泛见于早期夹砂粗陶,通过绳索压印而成,既增强陶器表面摩擦力,便于手持,又能提升炊煮时的受热均匀性,兼具实用性与装饰性;云雷纹、水波纹则与阳春喀斯特地貌的溶洞纹理、漠阳江水域环境相关,是俚人对自然环境的艺术化表达,与铜鼓纹饰形成文化呼应。晚期印纹硬陶的纹饰更为精细,出现叶脉纹、菱格纹等,部分纹饰借鉴中原陶器风格,反映汉俚文化融合的深化。
      器形上,俚人陶器以罐、釜、壶、碗为主要类型,适配不同生活场景。罐类器物容积较大,用于储存粮食、水及渔猎所得;釜类器物腹部较深、底部较平,便于架在火上炊煮;壶类器物小口、长颈、鼓腹,用于盛装液体;碗类器物小巧轻便,用于日常饮食。部分陶器器形保留早期洞穴文化特征,如旧石角洞穴的绳纹陶罐与独石仔遗址出土的蚌器在功能上互补,体现俚人物质文化的连续性;晚期陶器器形逐渐规整,部分罐、壶出现对称耳饰,兼顾实用性与美观性,反映俚人审美意识的提升。

5.1.3骨蚌器与生产工具:适配环境的生存智慧

     骨蚌器是俚人早期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铜器、陶器形成功能互补,集中体现俚人对喀斯特地貌生态资源的精准利用。这类器物主要出土于独石仔遗址、紫云岩等早期洞穴遗址,及凤来石寨等俚人峒寨,材质取自洞穴周边的动物骨骼、螺蚌壳,制作工艺简单实用,适配渔猎采集与早期农耕的生产需求。
      骨器多采用野猪、水鹿、麂等草食动物的骨骼、角制作,器形包括镞形器、锥形器、骨刀、骨铲等。镞形器尖锐锋利,用于狩猎时射杀小型动物;锥形器可用于穿刺、挖掘植物根茎;骨刀、骨铲则用于切割食物、修整器物或开垦小块耕地。制作工艺上,早期骨器仅经过简单打磨、切割,晚期受铜器加工技术影响,工艺更为精细,部分骨器边缘经过抛光处理,提升使用效率。独石仔遗址不同文化层的骨器差异,反映俚人从旧石器晚期到新石器早期生产技术的逐步进步,是其适应洞穴生态环境的直接体现。
      蚌器以漠阳江及洞穴周边水域的螺蚌壳为原料,器形包括蚌刀、蚌镰、蚌勺等,主要用于日常生活与轻度农耕。蚌刀、蚌镰边缘锋利,可用于收割农作物、切割食物,其材质坚硬且获取便捷,是早期俚人重要的生产工具;蚌勺则用于舀水、盛装食物,适配洞穴居住与水域周边生活的场景。蚌器仅出土于独石仔遗址上文化层及部分峒寨遗址,说明随着铜器、陶器的普及,蚌器的功能逐渐被替代,仅保留部分日常用途,体现俚人物质文化的迭代升级。

5.2俚人精神信仰体系的核心内涵

5.2.1自然崇拜:与喀斯特地貌的深度绑定

      俚人生活于喀斯特地貌环境中,依赖石山、洞穴、河流等自然资源生存,形成以自然崇拜为核心的原始信仰体系,将石山、洞穴、漠阳江及周边动植物视为崇拜对象,赋予其神圣属性,既是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也是对生存环境的精神适配。
      石山与洞穴崇拜是俚人自然崇拜的核心,源于其对洞穴居住、石山防御功能的依赖。阳春石山山带贯穿全境,洞穴既是俚人居住、躲避灾害的场所,也是祭祀、储存物资的空间,被视为“族群的庇护所”。俚人认为石山与洞穴蕴含灵性,能保佑族群平安、繁衍,部分洞穴深处发现的烧骨、灰烬堆积,推测为祭祀遗存,是俚人向洞穴神灵祈福的重要仪式。如紫云岩作为早期洞穴遗址,民国版《阳春县志》记载其“内有龙骨附石”,当地人取以治病,体现洞穴被赋予的神圣疗愈属性,延续了俚人对洞穴的崇拜传统。
      河流崇拜与俚人渔猎农耕生活密切相关,漠阳江及其支流为俚人提供水源、食物与交通便利,是族群生存的重要保障。俚人将漠阳江视为“母亲河”,通过祭祀河流神灵祈求水源充沛、渔猎丰收,春城镇黎湖桥石村侧的鱼王石,作为石山山带南行支的末端节点,临漠阳江而存,推测为俚人河流崇拜的祭祀场所,当地人通过祭拜鱼王石,寄托对河流资源的敬畏与期盼。此外,陶器、铜鼓上的水波纹饰,也印证河流崇拜已融入俚人文化表达。
      动植物崇拜源于俚人对生态资源的依赖,洞穴周边的猕猴、水鹿、野猪等动物,既是狩猎对象,也是俚人敬畏的生灵;松树、杉树等植被提供木材、燃料,被视为“生命之树”。铜鼓上的蛙纹是动植物崇拜的典型体现,蛙类繁殖能力强,且与岭南多雨气候、农耕丰收密切相关,俚人将蛙视为生殖繁衍、五谷丰登的象征,通过崇拜蛙类祈求族群兴旺、农业丰产。独石仔遗址出土的大量动物化石,说明这些动物在俚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其崇拜习俗也由此逐步形成。

5.2.2铜鼓崇拜:权力象征与族群认同的核心

      铜鼓崇拜是俚人精神信仰体系的核心,超越自然崇拜的范畴,成为权力象征、族群认同与宗教仪式的核心载体,与俚人社会组织结构深度绑定。阳春石菉铜矿出土的东汉铜鼓,不仅是工艺珍品,更是俚人铜鼓崇拜的物质体现,其使用场景与象征意义贯穿俚人社会生活的重要环节。

      铜鼓是俚人部落权力的标志,只有部落首领、贵族才能拥有和使用铜鼓,其大小、工艺精美程度直接反映持有者的权力等级。在祭祀、盟会、庆典等重要场合,首领通过敲击铜鼓召集部众、发布指令,铜鼓的声音被视为“神灵的旨意”,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凤来石寨等核心峒寨遗址虽未直接出土铜鼓,但地表发现的铜器残片与祭祀痕迹,推测核心寨内曾摆放铜鼓,作为部落权力的象征与祭祀核心。
      铜鼓是俚人族群认同的纽带,其统一的纹饰风格(太阳纹、蛙纹、云雷纹)与铸造工艺,成为区分俚人与其他族群的文化标志。不同俚人部落通过铜鼓纹饰的共性表达族群认同,同时通过细微纹饰差异体现部落特色,形成“和而不同”的文化格局。铜鼓的传播与交流,也促进了阳春与高州、雷州等周边俚人聚居区的文化融合,强化了岭南俚人族群的整体性。
      铜鼓是俚人宗教仪式的核心道具,多用于祭祀神灵、祖先及祈福消灾。祭祀时,俚人通过敲击铜鼓营造神圣氛围,配合舞蹈、祭品,向神灵表达敬畏与祈求。铜鼓纹饰中的太阳纹、蛙纹等,均与祭祀主题呼应,太阳纹象征光明与神灵庇佑,蛙纹象征丰收与繁衍,使铜鼓成为连接人与神灵的媒介。此外,铜鼓还用于丧葬仪式,部分地区出土的铜鼓墓葬,推测为部落首领的墓葬,通过随葬铜鼓,彰显其地位,同时祈求亡灵得到神灵庇佑。

5.2.3祖先与英雄崇拜:汉俚融合的文化表达

      俚人早期以自然崇拜、铜鼓崇拜为主,随着汉俚文化融合深化,逐渐形成祖先崇拜与英雄崇拜,其中冼夫人崇拜最具代表性,成为俚人精神信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保留土著文化特质,又融入中原伦理观念,体现文化融合的深度。
      祖先崇拜源于俚人对族群延续的重视,早期以部落始祖崇拜为主,通过祭祀始祖祈求族群兴旺、子孙繁衍。祭祀场所多位于核心峒寨的洞穴深处或石山高处,与自然崇拜场所重合,体现“祖灵与自然神灵共存”的信仰特点。随着中原文化传入,俚人祖先崇拜逐渐融入宗法伦理观念,开始祭拜家族祖先,祭祀场所从洞穴转向峒寨内的专门区域,部分规模较大的峒寨还修建简易祠堂,摆放祖先牌位,形成“部落始祖+家族祖先”的双重崇拜体系。
      冼夫人崇拜是俚人英雄崇拜的核心,冼夫人作为南北朝至隋代俚人部落首领,统一岭南俚人部落,促进汉俚融合,维护区域稳定,被俚人视为“英雄神灵”,其崇拜习俗延续至今。阳春作为冼夫人核心治所,凤来、翔南等峒寨群均为冼夫人活动区域,推测部分峒寨内曾设有冼夫人祭祀场所,通过祭拜冼夫人祈求平安、抵御外敌。冼夫人崇拜既保留俚人对英雄的敬畏,又融入中原对忠臣义士的推崇,其祭祀仪式结合俚人铜鼓舞蹈与中原祭祀礼仪,成为汉俚文化融合的重要载体。
      值得注意的是,俚人精神信仰体系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喀斯特地貌、社会组织结构深度适配,自然崇拜源于对生存环境的依赖,铜鼓崇拜服务于部落权力与族群认同,祖先与英雄崇拜则推动汉俚文化融合,三者相互关联、层层递进,构成完整的精神信仰体系,成为俚人文化的核心内核。

5.3物质文化与精神信仰的互动关系

      俚人物质文化与精神信仰形成紧密的互动关系,物质文化是精神信仰的载体,精神信仰引导物质文化的发展方向,二者均扎根于阳春喀斯特地貌环境,体现俚人“生存适配+文化建构”的双重智慧。
      物质文化承载精神信仰的核心内涵,铜器、陶器、骨蚌器及峒寨建筑,均成为精神信仰的表达载体。铜鼓通过纹饰与功能,承载自然崇拜、权力象征与族群认同;陶器上的水波纹、云雷纹,呼应自然崇拜的核心主题;峒寨洞穴作为祭祀场所,将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融入居住空间;骨蚌器的制作与使用,体现对自然资源的敬畏与感恩。这些物质载体使抽象的精神信仰具象化,成为俚人社会普遍认同的文化符号。
      精神信仰引导物质文化的发展与创新,影响器物制作、建筑构建的工艺与风格。铜鼓崇拜推动青铜铸造技术的进步,为满足祭祀与权力表达需求,俚人不断优化铜鼓合金比例与纹饰工艺,使铜器从实用工具升级为文化礼器;自然崇拜影响陶器纹饰设计,使俚人陶器形成独特的地域风格;祖先与英雄崇拜推动峒寨祭祀空间的构建,使峒寨从单纯的居住防御场所,升级为兼具精神寄托功能的文化空间。同时,精神信仰也约束物质资源的利用,俚人对石山、洞穴、河流的崇拜,使其在开采资源、修建峒寨时注重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减少对生态的破坏。
      汉俚文化融合则通过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互动得以深化,中原青铜铸造、制陶工艺传入,推动俚人物质文化升级,同时中原宗法伦理、英雄观念融入俚人精神信仰,形成新的文化特质。如俚人铜器借鉴中原范铸工艺,却保留本土纹饰;峒寨建筑融入中原院落布局,却延续洞穴聚居与石山防御的传统;冼夫人崇拜结合中原忠臣观念与俚人英雄敬畏,成为汉俚融合的文化典范。这种互动关系,使俚人文化既保持本土特色,又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养分,实现持续发展。

第六章冯冼家族与俚人峒寨的互动及汉俚融合进程

6.1冯冼家族的崛起与对阳春俚区的经营

6.1.1冯冼家族的历史背景与势力范围

(冼夫人、冯仆、冯盎、冯智戴)

      冯冼家族是南北朝至隋代岭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地方势力,其崛起与对俚人区域的整合经营,直接推动了阳春喀斯特岩洞群与俚人峒寨的文化转型。冼氏本为岭南俚人巨族,世代统领粤西俚人部落,掌控阳春、高州、雷州等核心区域,依托喀斯特地貌与峒寨聚落构建起稳固的统治根基;冯氏则为北燕皇室后裔,归降南朝后被派驻岭南,通过与冼氏联姻(冼夫人嫁与高凉太守冯宝),形成“汉官统辖、俚族掌权”的政治联盟,势力逐步覆盖整个粤西。
      阳春作为冯冼家族的核心治所,凭借“山-洞-水”的独特地貌与密集的峒寨聚落,成为家族经营俚区的战略要地。境内石山山带串联的凤来、翔南等峒寨群,既是俚人部落的聚居中心,也是冯冼家族征兵、征赋、传播中原文化的关键节点;石菉铜矿的铜器生产,为家族提供了军事与礼仪所需的物质支撑,进一步巩固了其在俚人部落中的权威。史料记载,冼夫人曾多次巡视阳春,整合境内俚人峒寨,化解部落冲突,使阳春成为冯冼家族稳定的势力腹地。

6.1.2冯冼家族对俚人峒寨的治理策略

      冯冼家族对阳春俚人峒寨的治理,秉持“因俗而治、渐进融合”的策略,既尊重俚人传统习俗与社会组织,又逐步植入中原政治与文化体系,实现统治稳定与文化融合的双重目标。政治层面,保留俚人“以峒为单位”的部落结构,任命俚人部落首领为峒主,纳入家族统治体系,通过峒主间接管理部众;同时在核心峒寨(如正中石古堡)设置管理机构,派驻亲信协助治理,形成“家族-峒主-部众”的层级管理模式,既避免直接干预引发冲突,又实现对峒寨的有效掌控。
      经济层面,冯冼家族推动俚人峒寨的生产模式转型,将中原农耕技术引入阳春,在漠阳江沿岸平原与峒寨周边开垦耕地,推广牛耕、灌溉等技术,逐步改变俚人渔猎农耕并重的生产方式;同时规范石菉铜矿的开采与铜器铸造,将铜器生产从部落自主行为纳入家族管控,既保障军事与礼仪需求,又通过铜器贸易提升区域经济实力。此外,家族还疏通漠阳江航道,加强阳春与高州、广州等地的交通往来,促进物资流通与文化交流。
      社会层面,冯冼家族致力于化解汉俚矛盾,推行“汉俚通婚”政策,鼓励家族成员与俚人部落首领联姻,强化族群联结;同时禁止汉官欺压俚人,尊重俚人铜鼓崇拜、洞穴祭祀等传统习俗,赢得俚人部落的信任与拥护。这种治理策略,使阳春俚人峒寨逐步从分散的部落联盟,转变为有序的地方行政单元,为汉俚文化融合奠定了政治基础。

6.2冯冼家族与俚人峒寨的文化互动实践

6.2.1中原文化在峒寨的传播与渗透

      冯冼家族成为中原文化传入阳春俚人峒寨的核心载体,通过教育、礼仪、建筑等多维度实践,推动中原文化与俚人文化的深度融合。教育方面,家族在核心峒寨(如正中石古堡山顶私学遗址)设立私学,聘请中原儒士授课,教授汉字、儒家伦理与中原礼仪,培养俚人子弟,逐步打破俚人“无文字、结绳记事”的传统,使中原文化理念在峒寨上层传播。
      礼仪方面,冯冼家族将中原祭祀礼仪、婚丧嫁娶习俗引入俚人社会,与俚人传统习俗融合。例如,在祭祀活动中,既保留俚人铜鼓祭祀、洞穴祈福的传统,又融入中原祖先牌位供奉、祭品规范等礼仪;婚丧嫁娶中,借鉴中原“三书六礼”框架,同时保留俚人“铜鼓迎亲”“洞穴安葬”等特色,形成独特的汉俚融合礼仪。
      建筑方面,中原建筑文化对俚人峒寨影响深远。早期俚人峒寨以洞穴式、干砌石屋为主,无固定布局;受中原文化影响,晚期峒寨出现三合院、四合院式石屋,采用浆砌工艺与错缝砌筑技术,墙体更为规整,内部设置堂屋、厢房,体现中原院落布局与宗法伦理观念。如凤来村部分石屋遗址,既保留石灰岩墙体、洞穴依托的俚人特色,又融入中原青砖瓦件、对称布局的元素,成为汉俚建筑融合的典型。

6.2.2俚人文化对冯冼家族及中原文化的反向影响

      汉俚文化融合并非单向的“汉化”,俚人文化也通过冯冼家族对中原文化产生反向影响,形成“双向互融”的格局。物质文化层面,俚人铜鼓文化、石构建筑技术逐步向外传播,影响岭南乃至中原地区。冯冼家族将铜鼓作为权力象征与礼仪道具,带入中原朝贡体系,使铜鼓文化被中原王朝认知与接纳;俚人“就地取材”的石构建筑工艺,也被后续迁入的汉人借鉴,成为粤西地区传统建筑的重要特色。
      精神文化层面,俚人自然崇拜、英雄崇拜习俗融入中原文化体系。冼夫人崇拜既保留俚人对英雄的敬畏传统,又被中原王朝赋予“忠臣义士”的标签,纳入中原伦理体系,成为连接汉俚文化的精神纽带;俚人对石山、河流的自然崇拜,也与中原“天人合一”理念相契合,丰富了中原自然观的内涵。
      社会生活层面,俚人饮食、服饰、节庆习俗影响冯冼家族及周边汉人。俚人以渔猎所得、杂粮为主的饮食结构,结合中原农耕作物,形成独特的粤西饮食文化;俚人“短衣短裤、赤足”的服饰风格,适应岭南炎热气候,被汉人借鉴改良;俚人铜鼓庆典、蛙神祭祀等节庆活动,也逐渐融入汉人生活,成为区域共同的文化习俗。

6.2.3冼夫人文化在峒寨的形成与传承

      冼夫人作为汉俚融合的核心代表,其事迹与精神在阳春俚人峒寨逐步沉淀为独特的冼夫人文化,成为俚人精神信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延续至今。冼夫人在阳春期间,整合峒寨、平息战乱、推广农耕,为俚人带来稳定的生活环境,被俚人尊为“圣母”,核心峒寨均设有简易祭祀场所,供奉冼夫人画像或牌位,结合铜鼓祭祀仪式,形成常态化祭拜习俗。
      冼夫人文化的核心内涵的是“统一、融合、为民”,既承载俚人对英雄的崇拜传统,又融入中原“忠君爱国、保境安民”的伦理观念。在祭祀仪式上,俚人敲击铜鼓、跳传统舞蹈,同时遵循中原祭祀礼仪,体现汉俚文化的融合;在文化传承上,通过口头传说、民间故事等形式,将冼夫人事迹代代相传,成为峒寨族群凝聚力的重要来源。
      阳春凤来、翔南等峒寨,至今仍保留与冼夫人相关的文化遗存与习俗,如冼夫人练兵场遗址、冼夫人庙会等,这些遗存既是冯冼家族与俚人峒寨互动的历史见证,也是冼夫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进一步强化了汉俚融合的文化认同。

6.3汉俚融合对俚人峒寨文化的转型影响

6.3.1聚落形态与社会组织的转型

       汉俚融合推动阳春俚人峒寨从“部落化聚落”向“行政化聚落”转型,社会组织结构与聚落形态发生显著变化。聚落形态上,早期峒寨以分散的洞穴与小型石屋为主,依托石山山带形成松散的聚落群;融合后,在冯冼家族规划下,核心峒寨规模扩大,形成“核心寨-卫星寨”的层级布局,内部功能分区更为明确,增设私学、祠堂、管理机构等中原式设施,从单纯的居住防御聚落,转变为兼具政治、文化、生产功能的综合性聚落。
      社会组织上,俚人从“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联盟”,转变为“以地域为单位的行政社群”。冯冼家族通过任命峒主、推行中原户籍制度,打破部落血缘壁垒,将不同部落的俚人纳入统一管理;中原宗法伦理的传入,使俚人从部落集体意识,逐步形成家族观念,峒寨内出现以家族为单位的居住区域,社会组织结构更为紧密有序,为后续纳入中原王朝行政体系奠定基础。

6.3.2物质文化与生产技术的升级

      汉俚融合极大推动了俚人物质文化与生产技术的升级,形成“中原技术+本土特色”的文化特质。生产技术上,中原牛耕、灌溉、制陶、冶炼技术与俚人传统技术融合,石菉铜矿的冶炼工艺进一步优化,铜器制作从礼器为主,逐步扩展到生产工具、生活用品,且工艺更为精湛;制陶技术中,中原淘洗、施釉工艺与俚人印纹技术结合,印纹硬陶质量提升,器形与纹饰更趋规整,适配定居生活需求。
      物质生活上,俚人逐步从渔猎农耕并重的生活方式,转变为以农耕为主、渔猎为辅的定居生活,漠阳江沿岸平原开垦出大量耕地,粮食产量提升,饮食结构更为丰富;服饰、器具等也融入中原元素,如衣物材质从麻布、兽皮,逐步增加丝绸、棉布,器具中出现中原式瓷器、铁器,与俚人铜器、陶器形成互补。

6.3.3精神信仰与文化认同的重构

      汉俚融合促使俚人精神信仰体系重构,形成“本土信仰+中原理念”的复合信仰格局,文化认同从“部落认同”升级为“区域汉俚共同体认同”。精神信仰上,俚人自然崇拜、铜鼓崇拜与中原祖先崇拜、儒家伦理融合,冼夫人崇拜成为核心纽带,既保留俚人英雄崇拜传统,又契合中原忠君爱国理念,使信仰体系更具包容性。
      文化认同上,随着中原文字、礼仪、习俗的渗透,俚人逐步接受中原文化理念,同时保留自身文化特色,形成独特的汉俚融合文化认同。这种认同打破了部落间的文化隔阂,使阳春俚人从分散的部落群体,转变为具有共同文化记忆的区域社群;同时,通过冯冼家族与中原王朝的联系,俚人文化逐步融入中华文明体系,成为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6.4汉俚融合的历史意义与文化遗产价值

      冯冼家族与阳春俚人峒寨推动的汉俚融合,不仅重塑了粤西地区的文化格局,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与文化遗产价值。历史意义上,这种融合实现了岭南俚人区域的稳定与统一,使分散的俚人部落逐步纳入中原王朝行政体系,促进了岭南与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为隋唐时期岭南地区的开发与治理奠定了基础;同时,汉俚文化的双向互融,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形成了兼具中原底蕴与岭南特色的区域文化。
      文化遗产价值上,汉俚融合留下了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遗产方面,凤来石寨群、石菉铜矿遗址、铜鼓遗存等,记录了俚人峒寨的转型与汉俚融合的进程,是研究岭南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考古实证;非物质遗产方面,冼夫人崇拜、铜鼓祭祀仪式、汉俚融合礼仪等,承载着汉俚文化的共同记忆,是区域文化认同的核心载体。这些遗产不仅是阳春地区的文化瑰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

第七章岩洞群与俚人峒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与传承路径

7.1文化遗产保护现状梳理

7.1.1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情况

      阳春喀斯特岩洞群与俚人峒寨物质遗产的保护呈现“分级分类、重点突破”的格局,核心遗存获得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整体保护力度不均衡。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独石仔洞穴遗址,已划定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建立专门保护管理机构,通过围栏防护、环境整治、文物修复等措施,有效保护了文化层堆积与出土器物,同时配备专业人员开展日常巡查与监测,防止自然侵蚀与人为破坏。
      区域重点遗存方面,凤来石寨群、石菉铜矿遗址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实施了基础修缮工程。凤来村正中石古堡、燕子岩石屋等核心建筑,完成了石墙加固、屋顶修补等工作,清理了周边杂草与垃圾,改善了遗存保存环境;石菉铜矿遗址划定了保护区域,禁止非法采矿与乱搭乱建,对冶炼遗迹、陶范残片等遗存进行了初步清理与登记。此外,阳春市博物馆收藏了石菉铜矿出土的铜鼓、陶器、石器等文物,通过恒温恒湿存储、文物修复技术,保障了可移动文物的安全。
      但非核心遗存保护薄弱,大量分散的小型石屋、洞穴遗址未纳入正式保护体系,受自然风化、雨水侵蚀、农业扩张等影响,部分石屋墙体坍塌、洞穴文化层遭到破坏,如陂面镇赤豹岩、紫云岩等洞穴遗址,仅靠民间自发保护,缺乏专业维护措施,遗存完整性持续下降。

7.1.2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情况

      俚人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民间习俗与社群传承,形成了以冼夫人崇拜为核心的传承体系。阳春凤来、翔南等峒寨聚居区,至今保留冼夫人庙会、铜鼓祭祀舞蹈、汉俚融合婚俗等习俗,每年农历正月十六举办的冼夫人庙会,通过巡游、祭拜、铜鼓表演等形式,传承冼夫人“保境安民、融合共生”的精神,吸引周边村民参与,成为非遗活态传承的重要载体。
     官方层面也逐步重视非遗保护,冼夫人信俗、俚人铜鼓铸造技艺被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通过记录口述史、培养传承人、举办文化展演等方式,推动非遗传承。部分学校将冼夫人事迹纳入地方校本课程,民间成立非遗保护协会,组织老艺人开展技艺传授,试图缓解传承断层问题。但非遗传承仍面临诸多挑战,年轻一代对传统习俗认同感减弱,传承人老龄化严重,铜鼓铸造、传统舞蹈等技艺面临失传风险,非遗活态传承的生命力不足。

7.2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面临的核心问题

7.2.1遗存保护力度不均衡,自然与人为破坏并存

      保护资源过度集中于核心遗存,非核心遗存处于“无人管、无人护”的状态,形成“重重点、轻一般”的格局。自然破坏方面,喀斯特地貌的溶洞、石屋受雨水溶蚀、风化侵蚀、山体滑坡等影响显著,如凤来村部分石屋墙体因长期雨水浸泡出现裂缝、坍塌,紫云岩洞穴内部钟乳石受游客触摸与环境变化影响,出现风化脱落现象。
      人为破坏方面,部分区域存在乱搭乱建、非法采矿、农业开垦等行为,侵占遗产保护范围,破坏遗存周边生态环境;部分游客随意刻画、丢弃垃圾,损害遗存完整性;此外,传统石屋居住功能退化,村民为改善居住条件拆改石屋,导致建筑风貌破坏,如潭水镇部分峒寨石屋被改建成现代民居,原有石构工艺与布局消失。

7.2.2传承机制不完善,非遗活态传承乏力

      非遗传承缺乏系统性机制支撑,传承人培养体系不健全。目前非遗传承人多为老年村民,缺乏系统的技艺培训与理论指导,且传承方式以口传心授为主,未形成标准化传承模式,年轻一代因就业、审美等因素,主动学习传统技艺与习俗的意愿较低,导致非遗传承出现“断代”危机。
      同时,非遗文化内涵挖掘不深入,传承形式单一,多停留在庙会、展演等表面形式,未能与现代生活、文化创意深度结合,难以吸引年轻群体关注。此外,非遗保护资金投入不足,缺乏专业的传承场馆与展示平台,非遗资源的活化利用程度低,难以形成“保护-传承-利用”的良性循环。

7.2.3文旅融合层次较浅,资源转化效率低下

      阳春喀斯特岩洞群与俚人峒寨文化遗产具有极高的文旅价值,但目前文旅融合仍处于初级阶段,存在“重开发、轻保护”“重形式、轻内涵”的问题。旅游开发多以观光游览为主,缺乏沉浸式、体验式项目,游客仅能简单参观洞穴、石寨,对俚人文化、汉俚融合历史的认知有限;旅游产品同质化严重,缺乏结合俚人铜鼓、冼夫人文化等核心元素的特色产品,难以形成核心竞争力。
      此外,文旅开发与遗产保护存在矛盾,部分区域为追求旅游效益,过度改造遗产周边环境,破坏原有生态与文化风貌;旅游基础设施不完善,交通、住宿、讲解服务等配套不足,影响游客体验,导致遗产资源的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难以有效转化。

7.2.4跨学科保护能力不足,专业人才匮乏

      文化遗产保护涉及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建筑学等多学科领域,但目前阳春遗产保护团队专业结构单一,多以文物管理为主,缺乏科技考古、古建筑修复、非遗研究等专业人才。对遗存的保护多采用传统手段,缺乏碳十四测年、数字化扫描、环境监测等科技手段的应用,难以精准评估遗存保存状态与破坏风险,保护措施的科学性与针对性不足。
      同时,学术研究与保护实践结合不紧密,现有研究成果多停留在学术层面,未能有效转化为保护方案与传承策略;缺乏与高校、科研机构的深度合作,难以借助外部专业力量提升保护与传承水平,制约了遗产保护的专业化、科学化发展。

7.3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优化路径

7.3.1构建分级保护体系,强化精准保护

      结合遗产价值与保存状况,构建“国家级-省级-县级-村级”四级保护体系,扩大保护范围,实现遗存全面覆盖。对独石仔遗址、凤来石寨群等核心遗存,进一步细化保护规划,完善监测预警系统,运用数字化扫描、环境监测设备等科技手段,实时监测遗存状态,针对性采取防风化、防坍塌、防侵蚀等保护措施;对非核心小型石屋、洞穴遗址,划定保护红线,设立保护标识,委托村民担任兼职保护员,开展日常巡查与简易维护,建立“专业机构+村民”的协同保护机制。
      同时,加强遗产周边生态环境保护,治理非法采矿、乱搭乱建等行为,恢复喀斯特地貌原生生态,减少自然与人为破坏对遗产的影响;规范游客行为,设置防护设施与警示标识,限制核心洞穴游客流量,保护遗存完整性。

7.3.2完善非遗传承机制,推动活态延续

      健全传承人培养体系,设立非遗传承专项资金,扶持传承人开展技艺传授,构建“老艺人带徒+专业院校培育”的双轨模式。一方面,认定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给予生活补贴与技艺研发资金,鼓励老艺人面向青少年开展口传心授教学,在凤来、翔南等峒寨设立“非遗传承工作室”,将铜鼓铸造、传统舞蹈等技艺纳入常态化传授范畴;另一方面,与本地职业院校、高校合作开设非遗相关专业方向,结合考古学、民俗学知识,培养既懂技艺又通理论的复合型传承人,破解传承断层难题。同时,建立传承人考核激励机制,将传承成效与补贴发放、荣誉评定挂钩,激发传承人积极性。
     深化非遗文化内涵挖掘,打破单一传承形式,推动非遗与现代生活、文化创意深度融合。联合高校、科研机构开展俚人非遗专项研究,系统梳理冼夫人崇拜、铜鼓祭祀、汉俚婚俗等非遗的历史脉络、文化内涵与表现形式,编纂非遗名录、口述史典籍,为传承提供理论支撑。创新传承载体,将非遗元素融入文创产品、短视频、舞台剧等现代媒介,开发铜鼓纹饰文创、冼夫人故事短视频、汉俚融合礼仪展演等内容,吸引年轻群体关注;在峒寨遗址周边打造非遗体验区,让游客参与铜鼓纹饰拓印、传统陶器制作等活动,实现“观赏-体验-传承”的闭环。
      强化资金与平台保障,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多元支撑体系。政府加大非遗保护资金投入,建设专业非遗展示馆与传承场馆,集中展示非遗技艺、实物遗存与传承故事;鼓励社会力量参与,通过捐赠、公益合作等方式补充资金缺口,支持民间非遗协会开展活动。搭建线上线下融合展示平台,线上依托数字博物馆、短视频平台开设非遗专栏,扩大传播覆盖面;线下结合冼夫人庙会、民俗节庆,举办非遗展演、技艺交流活动,打造区域性非遗文化品牌,增强非遗活态传承的生命力。

7.3.3深化文旅融合,实现保护与利用双赢

      秉持“保护优先、适度开发”原则,推动文化遗产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打造“文化+生态+体验”的文旅模式,实现遗产价值与经济价值协同转化。立足喀斯特地貌与俚人文化核心元素,规划“岩洞探秘-峒寨寻古-非遗体验”精品旅游线路,串联独石仔遗址、凤来石寨群、石菉铜矿遗址等核心遗存,配套建设文化解说系统,通过专业讲解员、智能导览设备,向游客解读俚人峒寨建筑、铜鼓文化、汉俚融合历史,提升旅游文化内涵。
      创新文旅产品供给,突破传统观光模式,开发沉浸式、互动式旅游项目。在凤来石寨打造俚人文化体验区,复原俚人洞穴居住场景、铜鼓祭祀仪式、石构建筑技艺展示,让游客参与模拟祭祀、学习石器制作、体验传统婚俗;依托石菉铜矿遗址,建设古代冶炼技艺体验馆,展示俚人青铜铸造流程,提供亲手制作简易铜器模型的体验服务。同时,开发特色文创产品,以铜鼓纹饰、峒寨建筑、冼夫人形象为设计元素,打造瓷器、服饰、饰品等文创IP,延伸文旅产业链,实现“游览-体验-消费”的良性循环。
      协调文旅开发与遗产保护的关系,划定旅游开发红线,避免过度商业化改造。对核心洞穴、石寨遗址实施流量管控,采用预约制参观,减少游客对遗存的破坏;旅游设施建设遵循“修旧如旧”原则,采用本土石材、传统工艺,与峒寨建筑风貌、喀斯特生态环境相适配。完善旅游配套设施,优化交通路网、提升住宿服务、规范餐饮经营,同时加强游客环保与文化保护宣传,引导游客文明参观,实现文旅融合与遗产保护双赢。

7.3.4强化跨学科支撑,培育专业人才队伍

      构建多学科协同保护机制,突破单一学科局限,提升遗产保护的专业化、科学化水平。整合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建筑学、文物修复学等多领域资源,组建专项研究与保护团队,针对岩洞文化层保护、石构建筑修复、非遗活态传承等关键问题开展联合攻关。引入科技考古手段,运用数字化扫描、碳十四测年、环境监测、文物修复机器人等技术,对遗存进行精准监测、修复与数字化存档,建立“阳春喀斯特俚人文化遗产数字数据库”,实现遗存信息的永久保存与共享。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通过引进与培育相结合,破解专业人才匮乏难题。制定人才引进计划,面向高校、科研机构与行业协会,引进文物修复、科技考古、非遗研究、文旅规划等专业人才,给予政策扶持与待遇保障;依托本地文旅、文物管理部门,开展现有人员专业培训,邀请专家学者授课,提升工作人员在遗产监测、修复、传承、文旅运营等方面的能力。深化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建立产学研合作基地,将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具体保护方案与传承策略,为遗产保护提供持续的智力支撑。

7.4保护与传承的保障措施

7.4.1政策保障:完善制度体系

      出台《阳春市喀斯特岩洞群与俚人峒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明确遗产保护范围、责任主体、保护措施与法律责任,将遗产保护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与绩效考核体系,形成“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分工负责、社会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细化配套政策,制定遗存修复技术标准、非遗传承管理办法、文旅融合开发规范等,为保护与传承工作提供明确的制度依据。加强执法监督,严厉打击非法采矿、乱搭乱建、盗窃文物等破坏遗产的行为,确保各项保护政策落到实处。

7.4.2资金保障:拓宽融资渠道

      建立多元化资金保障体系,确保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持续推进。政府加大财政投入,设立遗产保护专项基金,重点用于遗存修复、监测设备购置、非遗传承、人才培养等工作;积极争取国家、省级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支持,申报重点保护项目与文旅融合示范项目。拓展社会融资渠道,鼓励企业、社会组织、爱心人士通过捐赠、赞助、公益合作等方式参与遗产保护,探索“文化遗产+公益基金”“文化遗产+社会资本”的合作模式,实现资金来源多元化。

7.4.3社会保障:凝聚全民共识

      加强文化宣传教育,提升全民遗产保护意识,营造“人人参与保护、共同传承文化”的良好氛围。将俚人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纳入中小学地方课程与高校通识课程,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活动,通过讲座、展览、体验活动等形式,普及遗产价值与保护意义。利用主流媒体、新媒体平台,宣传阳春喀斯特岩洞群与俚人峒寨文化遗产的历史内涵、保护成果与传承故事,打造区域文化名片,增强群众的文化认同感与自豪感。鼓励当地村民参与遗产保护与文旅运营,通过担任兼职保护员、讲解员、非遗体验师等角色,实现“文化惠民、全民传承”。

7.4.4科技与监督保障:强化执行效能

      深化科技在遗产保护中的应用,构建“监测-预警-修复”一体化科技支撑体系。依托已建立的数字数据库,拓展数字化应用场景,实现遗存保护的动态化、精准化管理;对核心洞穴、石构建筑安装智能监测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风化程度、结构稳定性等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预判破坏风险,及时发出预警并采取干预措施。同时,建立专业监督评估机制,组建由文物专家、学者、群众代表组成的监督小组,定期对遗产保护、非遗传承、文旅开发等工作开展评估,重点检查政策落实、资金使用、遗存保护成效等情况,形成“日常巡查+定期评估+整改反馈”的监督闭环。
      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定期向社会公布遗产保护工作进展、资金使用情况、存在问题及整改措施,接受社会监督,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与参与权。对保护工作成效显著的单位与个人予以表彰奖励,对工作不力、造成遗产破坏的责任主体依法追责,确保各项保护与传承措施落地见效,为遗产的长期存续提供坚实保障。

第八章结论与展望

8.1研究结论

      本次研究以阳春喀斯特岩洞群与俚人峒寨文化为核心,通过整合考古遗存、文献史料与多学科研究方法,系统梳理了二者的地理关联、历史脉络、文化特质及传承现状,形成以下核心结论:
      第一,阳春喀斯特地貌是俚人峒寨文化形成与发展的核心地理载体。境内贯穿全域的石山山带与密集的岩溶洞穴,构建了“山-洞-水”的独特空间格局,既为俚人提供了居住、防御、生产的天然条件,又塑造了其洞穴聚居、石构建筑、自然崇拜等文化特质。俚人通过精准利用喀斯特地貌的资源禀赋,形成“以峒为单位、依山傍洞而居”的聚落模式,构建起兼具防御性与自给性的社会组织体系,体现了土著民族对自然环境的深度适配与生存智慧。
      第二,阳春岩洞群与俚人峒寨存在清晰的文化传承与空间延续性。从旧石器晚期独石仔遗址的古人类洞穴聚居,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陶器文化与自然崇拜,再到历史时期俚人峒寨的石构建筑、铜鼓文化,形成了一脉相承的文化脉络。岩洞群不仅是古人类与俚人的居住场所,更是文化积淀的核心载体,其考古遗存印证了阳春地区从早期人类活动到俚人文明繁荣、再到汉俚融合的完整历史进程,填补了武周时期俚人文化史料缺失的研究空白。
      第三,冯冼家族推动的汉俚融合重塑了俚人峒寨文化格局,形成“双向互融、共生共荣”的文化特质。冯冼家族通过“因俗而治”的治理策略,既保留俚人峒寨的社会组织、铜鼓崇拜、石构工艺等本土特色,又引入中原农耕技术、宗法伦理、建筑理念,推动俚人峒寨从部落化聚落到行政化聚落转型,物质文化从原始渔猎工具向“中原技术+本土风格”的铜器、陶器升级,精神信仰从自然崇拜向“本土信仰+中原理念”的复合体系重构,最终使俚人文化融入中华文明体系,成为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阳春喀斯特岩洞群与俚人峒寨文化遗产具有极高的学术、文化与现实价值,但当前保护与传承面临诸多挑战。遗产保护呈现“重重点、轻一般”的不均衡格局,非遗传承存在断层危机,文旅融合层次较浅,专业人才匮乏等问题制约了遗产价值的发挥。基于此,构建分级保护体系、完善非遗传承机制、深化文旅融合、强化多学科支撑与综合保障,是实现遗产可持续保护与活态传承的关键路径。

8.2研究局限

      本次研究虽取得一定成果,但受客观条件与研究能力限制,仍存在诸多局限:其一,考古遗存挖掘深度不足,阳春境内多数洞穴遗址与俚人峒寨尚未开展系统性考古发掘,如紫云岩、赤豹岩等早期洞穴的文化内涵、部分峒寨的祭祀遗址与墓葬遗存仍不明确,导致部分文化脉络的梳理缺乏充分考古实证支撑。其二,跨学科融合的深度与广度有限,虽尝试结合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学科方法,但在科技考古技术的应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实操层面仍较为薄弱,对遗存年代、器物工艺的精准分析有待进一步提升。其三,研究视角侧重宏观梳理,对俚人文化的微观细节挖掘不足,如不同峒寨的建筑工艺差异、铜鼓纹饰的区域文化关联、普通俚人阶层的日常生活图景等,尚未开展深入探讨。

8.3未来研究展望

      针对本次研究局限,结合学术研究趋势与现实需求,未来可从以下三方面深化研究:一是推进系统性考古发掘与遗存整理,重点开展紫云岩、赤豹岩等早期洞穴遗址及凤来石寨群祭祀、墓葬区域的考古工作,补充完善文化序列与遗存数据库,结合碳十四测年、成分分析等科技手段,精准还原俚人社会的生产生活与文化变迁。二是深化跨学科研究与技术应用,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引入数字化扫描、虚拟复原、环境考古等技术,构建阳春俚人峒寨文化遗产数字孪生系统,实现遗存的永久保存与沉浸式展示;同时结合人类学、社会学方法,开展田野调查,记录俚人文化相关的口述史、民间习俗,丰富研究内容。三是拓展研究视角与应用场景,聚焦俚人文化微观细节,开展区域对比研究,探讨阳春俚人文化与高州、雷州等地俚人遗存的关联与差异;同时将研究成果与遗产保护、文旅融合、乡村振兴深度结合,细化具体实施方案,推动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应用价值,助力阳春区域文化传承与经济社会发展。
      此外,未来还可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借鉴国外喀斯特地貌与古代聚落关系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结合阳春本土文化特质,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民族文化与自然地貌互动研究框架,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提供更丰富的案例支撑。
      深化非遗文化内涵挖掘,打破单一传承形式,推动非遗与现代生活、文化创意深度融合。联合高校、科研机构开展俚人非遗专项研究,系统梳理冼夫人崇拜、铜鼓祭祀、汉俚婚俗等非遗的历史脉络、文化内涵与表现形式,编纂非遗名录、口述史典籍,为传承提供理论支撑。创新传承载体,将非遗元素融入文创产品、短视频、舞台剧等现代媒介,开发铜鼓纹饰文创、冼夫人故事短视频、汉俚融合礼仪展演等内容,吸引年轻群体关注;在峒寨遗址周边打造非遗体验区,让游客参与铜鼓纹饰拓印、传统陶器制作等活动,实现“观赏-体验-传承”的闭环。
      强化资金与平台保障,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多元支撑体系。政府加大非遗保护资金投入,建设专业非遗展示馆与传承场馆,集中展示非遗技艺、实物遗存与传承故事;鼓励社会力量参与,通过捐赠、公益合作等方式补充资金缺口,支持民间非遗协会开展活动。搭建线上线下融合展示平台,线上依托数字博物馆、短视频平台开设非遗专栏,扩大传播覆盖面;线下结合冼夫人庙会、民俗节庆,举办非遗展演、技艺交流活动,打造区域性非遗文化品牌,增强非遗活态传承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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