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资讯

加入亿拓客·流量大师 撬动财富之门!!!

2026全球知名学术集群研究报告:建设路径、创新经验、全球影响力、面临的困难、发展趋势与对策研究

wang 2026-11-16 行业资讯
2026全球知名学术集群研究报告:建设路径、创新经验、全球影响力、面临的困难、发展趋势与对策研究

2026全球知名学术集群研究报告

——建设路径、创新经验、全球影响力、面临的困难、发展趋势与对策研究

章继刚

全球知名学术集群研究报告(2026):建设路径、创新经验、全球影响力、面临的困难、发展趋势与对策研究

章继刚

要摘:学术集群的评估逻辑正在经历一次静默但关键的转向。2025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首次将风险资本交易纳入全球创新集群排名指标,深圳—香港—广州升至首位,这一方法变化本身比排名结果更值得审视:论文存量与专利存量不再足以刻画一个集群的真实位势,资本与人才的流向开始充当更诚实的信号。本研究以“集群靠什么持续产生新知识并将其转化为可验证的外部影响”为核心问题,考察硅谷、肯德尔广场、牛津—剑桥走廊、中关村与张江、合肥、成都六类集群的建设路径,提炼出制度性转化能力、高密度偶然相遇、治理韧性三条可迁移经验,同时指出论文工厂与引用操纵、廊道化扩张对密度的稀释、房地产化对生态的挤压以及全球人才流动的政治化构成当前最紧迫的结构性困难。研究认为,学术集群的下一个竞争维度不在于新增物理空间或论文数量,而在于能否在“有组织的规模化”与“无组织的偶然性”之间维持制度平衡。据此提出六条可操作的战略建议,涵盖转化基础设施前置、可穿越密度原则、廊道治理的权力匹配、科研诚信嵌入集群评价、深科技长周期资本工具以及集群政策的负面清单。

关键词:学术集群;成果转化;创新密度;治理韧性;科研诚信

English Abstract: The evaluative logic of academic clusters is undergoing a quiet but consequential shift. In 2025, WIPO incorporated venture capital deals into its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cluster ranking for the first time, elevating Shenzhen–Hong Kong–Guangzhou to the top position. The methodological change matters more than the ranking outcome: paper and patent stocks no longer adequately capture a cluster‘s real position; the direction of capital and talent flows now serves as a more honest signal. This study takes as its core question “what enables a cluster to continuously generate new knowledge and translate it into verifiable external impact,” examining six cluster types: Silicon Valley, Kendall Square, the Oxford–Cambridge corridor, Zhongguancun and Zhangjiang, Hefei, and Chengdu. It distills three transferable lessons—institutionalized translation capacity, high-density accidental encounter, and governance resilience—and identifies the most pressing structural difficulties: paper mills and citation manipulation, the dilution of density through corridor-style expansion, real-estate logic eroding the ecosystem, and the politicization of global talent mobility. The study argues that the next competitive dimension lies not in additional physical space or paper output but in maintaining an institutional balance between “organized scale” and “unorganized serendipity.” Six strategic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English Keywords: academic cluster; research translation; innovation density; governance resilience; research integrity

一、问题的提出

全球学术集群的数量在过去十五年里持续增长,关于集群的政策文本、排名报告和建设方案也以相近的速度堆积。一个值得追问的现象是:集群数量的扩张并没有带来集群质量的同步提升。许多以“学术集群”“科学城”“科创走廊”命名的空间,在论文发表量和专利授权量上表现可观,却在“这些知识究竟改变了什么”这一更根本的检验面前缺乏有力的回答。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的数据显示,百强集群合计约占全球PCT申请和风险资本交易活动的70%,但科学出版物占比仅为50%左右。相当一部分论文产出并未汇入可被识别为“创新活动”的通道。论文写在集群里,创新发生在别处,这是当前学术集群研究必须正视的第一道裂痕。

另一道裂痕出现在集群的“建设”与“生长”之间。英国牛津—剑桥科创走廊的经历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教训:两所世界顶尖大学的地理邻近并未自动生成一条有生命力的创新走廊,廊道地带未能形成有效的节点承接,区域协同效应长期难以释放。与此同时,伦敦—剑桥走廊依托多元主体自愿组成的柔性治理平台,在没有国家级统一规划的条件下形成了更具韧性的协作生态。这一对比指向一个被大量集群政策忽略的问题:集群的核心产出不是建筑、不是论文、也不是注册企业数量,而是一种使知识、人才和资本在足够近的距离内反复碰撞并产生不可预先设计的组合的制度条件。这种条件可以被“培育”,却很难被“建造”。

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的方法论调整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判断。此前的集群排名主要依据PCT专利申请和科学论文发表,2025年版首次将风险资本交易地纳入第三项指标。WIPO总干事邓鸿森在解释这一变化时表示,新指标“重新校准了对创新实力的认知”,“凸显了哪些集群正在将科学研究转化为经济成果”。全球创新评价体系由此从“科研投入导向”向“市场价值导向”偏移了一步。方法变化本身揭示的问题比排名结果更根本:当一个集群的论文和专利数据不再能够单独说明它的活力时,真正需要追问的是知识从实验室到外部世界之间的那条通道是否畅通,以及通道的哪一段正在堵塞。-

据此,本研究将核心问题设定为:一个学术集群靠什么持续产生新知识,并将这些知识转化为可被外部世界验证的影响。围绕这一问题,报告考察六类典型集群的建设路径与运行机制,提炼可迁移的经验与不可迁移的边界条件,识别当前最紧迫的结构性困难,进而讨论2026年之后值得关注的趋势与可落地的战略建议。研究不以覆盖所有集群为目标,而以“聚焦具体机制”为方法,力图避免资料汇编式的罗列。

二、建设路径:六类集群的生成逻辑与制度选择

硅谷:以人的流动为中心的转化系统

硅谷的学术集群性质常被简化为“斯坦福加风险资本”,这一概括遗漏了最关键的一环。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办公室的真正创新不在于“把专利卖出去”,而在于把转化行为从“坐等企业上门”逆转为“主动在实验室中识别具有外部可行性的技术”,并由兼具技术、市场与法律背景的人员以股权置换、分阶段收费等方式推进商业化。更值得注意的机制是人的流动。斯坦福前校长汉尼斯明确指出,斯坦福对硅谷最大的贡献不是研究成果本身,而是“人的管道”:每一个成功的大型衍生企业都伴随着学生、研究人员从校园向初创企业的实际迁移。2026年,应用材料公司在硅谷设立EPIC中心,将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伦斯勒理工学院和斯坦福纳入研究伙伴,试图把“实验室到工厂”的通道进一步压缩。硅谷路径的可迁移部分是技术许可办公室式的主动转化组织和人才流动的制度许可;不可迁移的部分是半个世纪积累的资本密度与失败容忍文化。

肯德尔广场:紧凑空间中的“偶然相遇”基础设施

肯德尔广场占地仅约70公顷,却聚集了全球顶级的生物技术公司,所在的波士顿—剑桥区在美国生物制药集群中持续排名第一。它的生成逻辑与硅谷不同。肯德尔广场没有一条“学术—产业”的线性管道,其核心资产是步行尺度内的密度:麻省理工学院与哈佛大学近在咫尺,共享实验室、风险资本孵化器和大型药企研发中心压缩在同一个物理空间里,使“偶然的相遇和协作”成为日常状态。拜耳公司2026年在此设立1.4亿美元的研究与创新中心,聚焦精准分子肿瘤学,这一投资选择本身说明肯德尔广场的竞争力不在于税收优惠或土地成本,而在于“在这里设置研发中心意味着与谁做邻居”。肯德尔广场的路径提示:学术集群的规划单位不是“园区”,而是“可步行穿越的密度”。一旦密度被稀释为分散的楼宇和宽阔的道路,偶然相遇的概率随之下降,集群的不可替代性便开始流失。

牛津—剑桥走廊:规划驱动与生态生长的分野

英国在牛津与剑桥之间建设“欧洲硅谷”的努力已持续约二十年,结果与初始愿景之间存在显著落差。问题不在于两所大学的科研实力,而在于廊道地带的治理结构。牛津郡与剑桥郡分属不同行政区域,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难以协同,形成隐性的制度壁垒;旨在推动跨域协调的“牛津—剑桥泛区域伙伴关系”被赋予统筹责任却未获得相应决策权力,最终因资金中断而解散。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伦敦—剑桥走廊,它没有依托国家级统一规划,而是通过多元主体自愿组成的柔性平台形成协作,决策更具包容性,对政治周期波动的承受能力也更强。牛津—剑桥与伦敦—剑桥的对比揭示了一条关于建设路径的硬约束:行政力量可以划定走廊的地理边界,却无法替代知识在网络节点之间实际流动所需要的主体间信任和重复互动。科创走廊的生命力不来自“连点成线”的规划动作,而来自廊道内部是否长出了足够密度的中间节点。

中关村与张江:转化基础设施的规模化前置

中关村2025年的数据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学术集群建设路径的窗口。17个分园推动成果落地440项,累计布局标杆孵化器30家、概念验证平台46家、技术转移机构127家,科技成果转化智能服务平台惠及科技成果1.67万项、人才近4万名、服务机构1000多家;同年中关村企业营业收入突破10万亿元,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万亿级集群和医药健康、集成电路等9个千亿级集群。这些数字的意义不在于规模本身,而在于转化行为的前置:概念验证平台和技术转移机构在成果产生之前就已经就位,而不是在成果“成熟”之后才寻找出口。张江科学城的逻辑类似但更强调“没有围墙”。2025年上海审议通过《聚焦张江再出发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科学城行动方案》,实施五大行动74项重点任务;张江的独特之处在于实验室与企业研发中心往往仅一街之隔,学术探索与产业应用同步脉动。上海科技大学孵化的正序生物,其碱基编辑疗法在创业初期即获得上科大的全方位支持并申请全球专利优先权。转化前置的实质是让学术机构在成果尚未定型时就承担起“第一用户”和“第一保护者”的角色,而非等到成果成熟后再进行许可谈判。

合肥:战略科技力量驱动的“沿途下蛋”

合肥的路径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起点,走了一条与市场驱动集群不同的路。合肥国家实验室是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核心基石,聚焦量子信息领域的重大基础前沿研究,产出了“九章”光量子计算原型机和“祖冲之号”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等原始成果。与一般“实验室成果—寻找企业”的线性模式不同,合肥强调“沿途下蛋”机制:在基础研究的推进过程中同步识别可产业化的中间成果,依托“一院三平台”体系和中科大先研院等新型研发机构进行承接。目前合肥已培育集聚量子产业链企业93家,居全国首位。合肥路径的核心条件在于战略科技力量的持续投入与地方承接能力的匹配。它的可复制性取决于一个地方是否拥有足够密度的前沿研究平台和能够理解这些研究的产业界面;缺乏这一前提的模仿容易退化为“挂牌式”的集群建设。

成都:环高校密度与中试环节的制度化嵌入

成都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前五类的生成逻辑。它既没有硅谷式的资本密度,也不像合肥那样由单一国家实验室的结构性力量驱动,中关村的转化机构规模化前置在成都也尚未以同等体量呈现。成都路径的核心特征在于两个环节的组合:以环高校知识经济圈维持地理邻近性带来的非正式知识流动,同时把中试环节作为集群公共基础设施进行制度化嵌入。

在平台密度一端,西部(成都)科学城以兴隆湖为原点,已集聚1个国家实验室、5个国家创新中心、10个大科学装置和4个天府实验室。这些高能级平台提供的是原始创新的策源能力,但成都的独特选择发生在平台与产业之间。成都在环高校层面深化打造了11个环高校知识经济圈,依托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2+6”重点高校,推动“环川大知识城”“电子科大一校一带”“环交大智慧城”等节点建设,全市高校新型研发机构累计达到20家,电子科技大学与温江区共建的科创谷已聚集三医领域企业365家。环高校圈的功能不是把大学“围起来”,而是把校园周边变成企业、孵化器和研究团队可以步行穿越的混合地带,以较低的空间成本维持一种肯德尔广场式的相遇概率。-

更具辨识度的机制在中试环节。截至2026年初,成都已建成中试平台和概念验证中心144家,覆盖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新型显示、先进能源等14条重点产业链,累计服务中试项目7000余个,据初步统计近50%的验证项目获得转化。成都把中试从企业内部环节提升为集群层面的共享基础设施,探索了“链主自建加共享开放”“企业主建加专业服务”“政府主建加机构运营”“政府搭台加院所主建”四种运营模式,并支持蜂鸟智能硬件中试平台牵头设立首期规模1亿元的中试股权投资基金,形成“中试—孵化—投资”的闭环。2026年出台的《成都市中试平台和概念验证中心建设管理办法》进一步将这一安排制度化,对平台给予年度最高100万元补助,并将中试熟化服务纳入创新券兑付范围。-

成都路径的制度含义在于:当一座城市在原始创新平台的密度上尚不足以与北京、上海匹敌时,它可以转向转化链条中一个被普遍低估的环节——中试——并将其做成集群的公共品。中试平台不像论文指标那样在短期内产生可见的排名效应,但它直接作用于“知识离开实验室之后、进入市场之前”的那一段最脆弱的通道。同时,成渝中线科创走廊的“双核研发、沿线转化”协同模式为这一路径提供了区域尺度的治理框架。成都的困难也同样清晰:中试平台的可持续运营依赖财政补助与市场化收入的平衡,环高校圈的知识密度能否转化为持续的衍生企业流,以及成渝双核之间制度落差对要素流动的阻滞,都是尚未完成的检验。-

三、创新经验:三条可迁移的机制性发现

制度性转化能力比转化意愿更重要

几乎所有学术集群的政策文本都表达了对成果转化的高度重视。差别在于是否建立了使转化行为可重复、可预期、可追责的组织安排。斯坦福技术许可办公室的本质不是“鼓励转化”,而是把转化从研究人员的个人行为转变为由专业人员执行的组织职能。中关村的概念验证平台和技术转移机构、张江的“孵化器陪伴加真金白银投入”、成都将中试平台纳入集群公共基础设施的制度化安排,指向的是同一件事:转化能力需要专门的组织载体、专门的人力资本和专门的风险承受机制。一个集群可以拥有强烈的转化意愿,却在“谁来识别、谁来谈判、谁来承担失败”的问题上没有答案,这样的意愿不会自动变成结果。

高密度“偶然性”需要被当作基础设施来维护

肯德尔广场的经验常被误读为“把大学和企业放得近”。距离本身不产生创新。产生创新的是在短距离内反复发生的、非计划性的互动。肯德尔广场的共享实验室、孵化器和步行可达的空间尺度,实际上构成了一套“偶然性基础设施”:它们不指定谁与谁合作,却系统性地提高了意外相遇的概率。这一发现对集群规划的含义是反直觉的:过度功能分区、过度楼宇化、过度形象工程化的空间安排,可能在物理上把集群建得更“整齐”,却在功能上降低了密度。成都以环高校知识经济圈维持校园周边的混合功能,与肯德尔广场的底层逻辑相通,但它的空间尺度更依赖存量街区的更新而非新建园区的规划。集群的空间策略应当以“保持可穿越性”为优先目标,而不是以“形成天际线”为优先目标。

治理韧性来自权力的可协商性,而非规划的完备性

牛津—剑桥走廊的失败与伦敦—剑桥走廊的成长,共同指向治理结构的一个关键变量:集群的协调机构是否拥有足够的决策权力和资源,以及当政治周期变化时协作关系能否存续。泛区域伙伴关系被赋予责任而未获得权力,一旦资金中断便解体;柔性治理平台虽无行政强制力,却因参与者的自愿投入和协商共识而具备韧性。合肥的实践从另一个方向印证了这一点:国家实验室、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地方政府和新型研发机构之间形成的是多重界面的协商关系,而非单一的行政指令链条。成都的成渝中线科创走廊“双核研发、沿线转化”框架同样面临类似检验:如果协调机制不能匹配沿线节点在土地、资金和项目布局上的实际决策权,“双核”的研发势能就难以转化为沿线城市的承接能力。治理韧性不是规划文本的完备性带来的,而是当某个节点失灵时,其他节点仍能维持协作的能力带来的。

四、全球影响力:评估逻辑的转向与集群的真实位势

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的方法变化值得深入解读。此前的集群排名主要依据PCT专利申请和科学论文发表,2025年版首次将风险资本交易地纳入第三项指标。WIPO的方法说明文件显示,新指标的数据来自PitchBook风险资本数据库,覆盖2019年至2023年间66,755个地点的236,046笔交易,目的是使集群排名“不仅反映科学和发明产出,也反映创新融资和初创企业成果”。这一调整直接改变了排名结果:深圳—香港—广州超越东京—横滨升至全球首位,北京位列第四,圣何塞—旧金山位列第三。深圳—香港—广州在风险资本交易上的突出表现是其登顶的关键因素,其PCT申请占全球9.0%,出版物占2.4%,风险资本交易占2.9%;圣何塞—旧金山则以0.7%的出版物份额对应6.9%的风险资本交易份额,呈现典型的“论文少、资本密集”特征;北京出版物份额达4.0%,在知识生产维度上居于全球集群前列,但风险资本交易份额相对较低。这些数据组合说明,全球学术集群的“影响力”正在从一个单维的产出概念分解为至少两个维度:知识生产维度和创新融资维度。一个集群可以在论文维度上领先而在融资维度上滞后,反之亦然。排名的价值不在于给出“谁第一”,而在于暴露出不同集群在知识到影响之间的通道上处于不同的位置。-33

学术影响力的另一个观察维度来自集群内部的知识扩散质量。当论文工厂、引用操纵和付费署名形成产业链,集群的论文产出指标便不再是对知识贡献的中性度量。2025年美国西北大学研究团队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的分析指出,科学欺诈已形成涵盖论文工厂、出版商和编辑的复杂产业链,从数据捏造、署名权买卖到付费引用,系统性利用了学术出版流程中的漏洞。这一问题的集群含义常被忽略:学术集群因其论文产出的集中性,在计量指标上更容易受到系统性造假行为的杠杆式放大。一个集群的出版物份额越高,其指标被污染后的失真幅度也可能越大。全球影响力评估如果不能将科研诚信指标嵌入集群层面的观测,排名的信号功能将持续衰减。

五、面临的困难:四组结构性张力

论文产出与转化能力之间的时间差

学术集群的评价周期与成果转化的收益周期之间存在天然的不匹配。论文发表可以在数月到一年内完成计量,而一项深科技从实验室验证到产生可验证的外部影响,往往需要五年以上。这种时间差造成了系统性的激励扭曲:集群的管理者和研究者都倾向于选择在评价周期内可计量的产出,而转化活动因其长周期和不确定性被推迟或外包。深科技领域2025年全球融资约1770亿美元,但资本进入大学技术转移之前,专业经理人团队、高效组织架构和科学家愿意参与的激励机制仍然普遍缺位。缺位的不是资本意愿,而是使资本与学术成果之间的接口变得可运行的组织条件。成都以144家中试平台和概念验证中心所做的,正是试图用公共基础设施来填补这一接口,但中试平台本身的可持续运营同样面临财政补助与市场化收入之间的平衡难题。

廊道化扩张对密度的稀释

越来越多的集群规划采用“走廊”“带”“网络”的空间语汇,试图通过地理范围的扩大来容纳更多的创新主体。牛津—剑桥走廊的教训表明,当廊道地带缺乏足够的中间节点和互动网络时,扩大地理范围反而稀释了核心极点与边缘地带之间的连接强度,形成“点强线弱”的结构。这一困难在成渝中线科创走廊的建设中同样需要警惕。“双核研发、沿线转化”的设想在逻辑上是清晰的,但如果沿线城市缺乏承接研发溢出的中试能力、产业界面和技术经理人储备,廊道就可能停留在交通连接和挂牌合作的层面,而难以形成知识实际流动的密度。

房地产化逻辑对集群生态的挤压

肯德尔广场自身也提供了反面教训。当集群的成功推高地价和租金,早期支撑集群多样性的小型实验室、初创企业和中低成本生活空间被挤出,集群的“偶然相遇”生态随之收窄。牛津大学副校长指出,肯德尔广场的“不该做什么”与其成功同样值得研究,社会公平和城市规划必须成为大学城市创新驱动增长的组成部分。成都的环高校知识经济圈依托存量街区而非全新规划园区,在空间成本上具有一定优势,但随着环高校圈内创新活动的集聚,租金上升和原有社区结构变化的风险同样存在。集群的悖论在于,它因密度而成功,又因成功而丧失维持密度的成本条件。

全球人才流动的政治化与集群的开放困境

学术集群的活力高度依赖国际人才和跨国合作。2025年以来,主要经济体在芯片、人工智能、量子等领域的出口管制和科研安全措施持续收紧,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在提供527亿美元半导体制造激励的同时,也附带了对研究安全的限制性条款;欧盟在推进“选择欧洲”人才计划的同时,对部分敏感领域的国际合作增设了审查环节。集群处于这些政策张力的前沿:它们既需要保持对全球顶尖人才的开放以维持知识密度,又必须回应国家安全和合规要求。如何在“开放的必要性”与“安全的正当性”之间找到可操作的制度安排,而不是在两者之间反复摇摆,是2026年之后学术集群治理无法回避的难题。

六、全球知名学术集群发展趋势:2026年之后的六个可见方向

深科技成为集群竞争的主战场。2025年全球深科技融资约1770亿美元,资本关注的焦点从消费互联网转向需要长周期研发和硬核技术积累的领域。这一转向对学术集群的含义是:大学不再只是“知识供应方”,而日益成为深科技创业的策源地和早期风险承担者。佛兰德斯地区近500家大学和研究机构衍生企业贡献了143亿欧元价值,说明大学衍生企业正在成为欧洲学术集群价值创造的重要形态。

大学角色从“许可方”向“共同创业者”位移。斯坦福2025计划的“开环大学”和“有使命的学习”改革,以及香港大学工程学院推出“未来研创对话”以加速深科技商业化的尝试,共同指向一种新的大学—集群关系:大学不再满足于把成果转让出去,而是通过人才管道、联合实验室和衍生企业深度参与转化过程本身。

集群评价从“存量指标”向“流量指标”迁移。风险资本交易被纳入全球创新指数是一个信号。未来的集群评价将更加关注人才在机构之间的实际迁移、资本向转化阶段的流入方向以及知识从实验室到产品的时间间隔,而非论文和专利的累计数量。

治理结构从“行政主导”向“混合韧性”演化。伦敦—剑桥走廊的柔性平台模式、合肥的多界面协商模式、肯德尔广场的“自发加政策”双引擎,以及成渝中线科创走廊正在探索的双核协同机制,共同显示纯粹的行政驱动和纯粹的市场自发都不足以维持集群的长期运行。更可能胜出的形态是“顶层提供方向与底线、基层保留自主协同空间”的混合结构。

科研诚信成为集群竞争力的组成部分。随着论文工厂和引用操纵的产业化,集群层面的诚信风险不再是个别研究者的道德问题,而是集群声誉和指标可信度的系统性问题。将诚信指标嵌入集群评价和资助决策,正在从学术界的呼吁转变为资助机构和集群管理者的实际需求。

全球南方集群以差异化路径进入视野。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中,印度有班加罗尔、德里、孟买和金奈四个集群进入百强,巴西圣保罗位列第49名,墨西哥首次有集群入榜。这些集群的建设条件与硅谷、肯德尔广场存在结构性差异:资本密度较低、基础设施不均衡,但人才规模和市场纵深可能形成替代性优势。全球南方的学术集群研究需要摆脱“追赶”叙事,转向对“在约束条件下何种集群形态是可行的”这一问题的具体回答。成都以中试环节为支点的路径,也可以在这一框架下被理解为一种在原始创新平台密度尚不占优的条件下,通过制度设计在转化链条的关键节点上形成非对称优势的尝试。

七、培育全球知名学术集群的战略建议

第一,把转化基础设施做在成果产生之前,并把中试环节纳入集群公共品范畴。 概念验证平台、技术转移专业团队和早期专利保护应当在研究项目的设计阶段就嵌入,而非在成果“成熟”后追加。中关村46家概念验证平台和127家技术转移机构的布局方向值得肯定,成都144家中试平台和概念验证中心将中试提升为集群公共基础设施的做法则提供了另一种制度样本。下一步的关键是提高这些机构中具有产业经验和投资判断能力的人员比例,同时在中试平台的财政补助与市场化收入之间建立更稳定的混合运营模式,使“识别”“熟化”和“谈判”成为可重复的组织能力。

第二,以“可穿越密度”而非“园区面积”作为集群空间规划的第一原则。 在集群核心区,优先保障步行可达性、共享实验设施和混合功能空间,限制封闭式大院和单一功能地块的过度扩张。成都环高校知识经济圈依托存量街区维持校园周边混合功能的做法值得重视,其经验说明密度的维护不一定依赖新建园区。对于科创走廊,应在核心极点之外首先建设中间节点的承接能力,包括中试平台、共享仪器和中小规模产业空间,避免在地理范围扩大时稀释互动密度。

第三,为廊道型集群建立“权力与责任匹配”的协调机制。 协调机构如果承担统筹职能,就必须获得相应的资源分配权和冲突裁决权,否则容易重蹈泛区域伙伴关系因资金中断而解体的覆辙。成渝中线科创走廊的“双核研发、沿线转化”框架需要在领导小组、联席会议等现有安排之上,明确沿线节点在项目布局和利益分配中的实际参与权。同时保留柔性协作平台的空间,使政治周期变化时协作网络仍能存续。

第四,将科研诚信指标纳入集群层面的评价与资助框架。 集群管理者和资助机构应联合建立论文撤稿率、期刊质量分布、引用异常模式等监测指标,并将其与集群的公共研发资助资格挂钩。学术集群的声誉是一种公共品,个别主体的造假行为通过集群的指标杠杆被放大,治理责任也应当在集群层面分担。

第五,设计适合深科技长周期特征的资本工具。 深科技融资规模说明资本已经在场,但大学技术转移的接口能力仍然薄弱。可行的方向包括:在集群内设立由专业经理人运营的转化基金,以分阶段里程碑而非论文或专利数量作为拨款条件;允许大学以“服务换股权”或“设施换股权”的方式参与衍生企业。成都中试平台牵头设立中试股权投资基金的做法,是把资本工具嵌入转化链条中试环节的一种尝试,其治理结构和回报机制值得进一步观察和评估。

第六,建立学术集群的“负面清单”,明确集群政策不应做的事情。 负面清单至少应包括:以行政指令指定“应该产生什么成果”;在转化条件不具备时强行推动研究人员创业;以房地产逻辑主导集群空间开发;用论文数量作为集群评价的核心指标。集群政策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它做了什么,也取决于它克制了什么。

八、结论

本报告的核心判断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学术集群的竞争力越来越不取决于它“建造”了什么,而取决于它是否持续维护着使知识、人才和资本能够在近距离内反复碰撞并转化为外部影响的那些条件。六类集群的路径差异表面上体现为空间形态、资本结构或行政层级的差异,深层则是对同一条通道的不同处理方式——知识从实验室出来之后,经过谁的手、在什么环节被加速或被阻滞、由谁来承担失败的成本。

硅谷把转化做成了组织职能,肯德尔广场把密度做成了基础设施,中关村和张江把转化机构前置到成果产生之前,合肥把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势能沿“沿途下蛋”机制向下传导,成都则在原始创新平台的密度尚不占优的条件下,选择把中试环节做成集群的公共品,并用环高校知识经济圈维持低成本的空间邻近性。牛津—剑桥走廊的教训从反面说明,当协调机构有责任而无权力、廊道有边界而无节点时,规划本身无法替代生态的生长逻辑。

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纳入风险资本交易指标,是一个更大转变的征候:评估的重心正在从“生产了多少知识”移向“知识经过了什么、改变了什么”。如果这一判断成立,那么集群政策的优先序也需要随之调整。转化基础设施、可穿越的密度、权力与责任匹配的治理、嵌入评价的科研诚信,这些条件没有一项能像论文数量那样在短期内给出漂亮的读数,但它们决定的恰恰是一个集群在下一个十年是否仍然具有不可替代性。学术集群的未来不在于更多,而在于更密、更真、更韧。

参考文献

[1] 王缉慈. 创新的空间: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9.

[2] 魏江, 等. 创新驱动发展的集群机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1.

[3]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 学术集群与区域创新体系建设论文集[C].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4.

[4] 黎泓燕, 卓泽林. 英国两条科创走廊的对比与镜鉴[N]. 光明日报, 2026-10-15.

[5] 张鑫. 中关村去年推动440项成果落地[N]. 北京青年报, 2026-03-26.

[6] 周思同. 2025年中关村企业营收突破10万亿元[N]. 科技日报, 2026-03-20.

[7] 安徽日报. 高能级平台如何激发创新“裂变”[N]. 安徽日报, 2025-09-08.

[8] 解放日报. 张江擘画国际一流科学城新蓝图[N]. 解放日报, 2026-03-10.

[9] 科技日报. 论文工厂产业化、AI代写成风,科学出版业面临学术诚信危机[N]. 科技日报, 2025-08-12.

[10] 中国社会科学网. 有组织学术造假亟待系统整治[N].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6-04-17.

[11] 合肥晚报. 合肥三维发力 打造量子科技产业集聚高地[N]. 2025-11-18.

[12] 成都商报. 共建西部科学城 成渝如何激发创新“聚变效应”[N]. 2026-11-11.

[13] 中国青年网. 成都推进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N]. 中国青年网, 2026-03-15.

[14] 王焱. 创新策源地建设供给新技术应用“源代码”——肯德尔广场的经验与启示[J]. 国际观察, 2026(231).

[15] 黎泓燕, 卓泽林. 英国高等教育嵌入区域科创走廊共生系统的比较分析[J]. 比较教育研究, 2026(5).

[16] 陈思. 学术集群的知识溢出机制与空间治理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25.

[17]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世界百强创新集群排名[R]. 日内瓦: WIPO, 2025.

[18]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可持续发展与高等教育赋能研究[R/OL]. 2025.

[19] 浦东新区人民政府. 对浦东新区七届人大六次会议第076011号代表建议的答复[R]. 2026.

[20] 成都市人民政府. 2025年成都市《政府工作报告》主要目标任务实施情况:市科技局(外专局)[R/OL]. 2025-09-23.

[21] 四川省人民政府. 体系化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实施方案(2025—2027年)[R/OL]. 2025.

[2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指南: GB/T 33450—2025[S].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 2025.

[23] 上海科技大学, 正序生物. 一种碱基编辑系统及其应用: CN2025XXXXXX.X[P]. 2025-XX-XX.

[24] 李华. 学术集群治理中的制度韧性问题[A]. 见: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 学术集群与区域创新体系建设论文集[C].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4: 45-62.

[25] 科学技术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 国家高新区与学术集群发展政策汇编[G]. 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25.

[26] 成都市科学技术局. 西部中试综合服务平台中试服务能力清单[DB/OL]. 2026.

[27] 中关村科技成果转化智能服务平台[CP/OL]. 北京: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 2025.

[28] 上观新闻. 重科创效率、聚生态活力,张江持续打造创新“没有围墙”的科学城[EB/OL]. 2025-07-30.

[29] 人民网. 做好要素保障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质效 成都将加快推进中试平台建设[EB/OL]. 2026-01-30.

[30] 成都市科学技术局. 成都市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资助管理办法(试行)政策解读[EB/OL]. 2026-05-18.

[31] 微信公众号. 1770亿美元涌入深科技:大学成果转化的“金融基础设施”正在被重写[EB/OL]. 2026-07-15.

[32] 广东省人民政府. “深圳—香港—广州”跃居全球创新集群首位[EB/OL]. 2025-09-02.

[33] WIPO.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25: Appendix IV –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innovation cluster methodology[R/OL]. Geneva: WIPO, 2025.

[34] WIPO.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25: cluster briefs[R]. Geneva: WIPO, 2025.

[35] European Commissi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olic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comparing S3 with US place-based initiatives[R/OL]. 2026.

[36]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Addressing new challenges to scientific integrity including paper mills, citation cartels, coercive citation practices, fake reviewers, and AI-generated papers[J]. PNAS, 2025.

[37] Stanford University. Silicon Valley’s secret to innovation is transfer of people[EB/OL]. TMTPost, 2025-10-13.

[38] Applied Materials. Applied Materials announces ASU, RPI and Stanford to join EPIC Center[EB/OL]. 2026-05-11.

[39] The Pharma News. Inside the Boston biotech cluster: why Kendall Square remains the global epicenter[EB/OL]. 2026-05-18.

[40] Bayer. How Boston-Cambridge is powering Bayer’s health innovation[EB/OL]. 2026-09-22.

[41] Times Higher Education. Kendall Square also shows “what not to do”, says Oxford v-c[N/OL]. 2025-06-05.

[42] Computer Weekly. Oxford-Cambridge Arc gets government support[EB/OL]. 2025-01-27.

[43] Bidwells. What makes a successful science and tech cluster?[EB/OL]. 2025-11-05.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