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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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15日，菲利普莫里斯国际（PMI）发布了第二版“欧盟经济足迹研究”。

这份由安永-博智隆（EY-Parthenon）编制的报告估算，2021年至2025年间，PMI为欧盟经济贡献了近343亿欧元，其中包括223亿欧元的欧洲供应商支出、274亿欧元的欧洲业务投资以及395亿欧元的出口。

报告还称，其欧洲价值链在2025年支持了近16.4万个就业岗位，其中约2.25万个为直接就业，公司在欧洲的研发投资达4.22亿欧元。

数字固然醒目，但在解读之前，有必要先弄清楚这些数字是怎么来的。

EY-Parthenon在报告前言中明确说明，研究采用的是列昂惕夫投入产出模型，通过直接、间接和诱导效应三个层面来估算PMI的经济影响。

所谓“直接效应”，是PMI自身雇佣和支出；“间接效应”是供应链上下游的连带经济活动；而“诱导效应”则是指PMI员工将工资用于消费后，在更广泛经济体中激发的经济活动。

换句话说，报告中“支持16.4万个就业岗位”这一表述，是直接雇佣、供应商间接雇佣以及员工消费诱导就业的总和，并不等同于PMI“创造”了16.4万个新岗位。

列昂惕夫模型本身是一种成熟的宏观分析工具，但其结果高度依赖模型假设和参数设定。将诱导效应与直接效应简单加总为一个“总贡献”数字，在方法论上就存在争议。

这份报告选择在2026年10月发布，并非偶然。欧盟委员会正在推进《烟草产品指令》（TPD）和《烟草消费税指令》（TED）的重大修订，这两项立法将决定未来数年欧洲烟草和尼古丁产品的监管框架。

而PMI在此之前已经展开了密集的政策倡导。据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知识中心记录，PMI公开呼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将烟草行业纳入欧盟竞争力议程，主张烟草业应“像其他合法行业一样”被对待。

PMI欧洲区总裁马西莫·安多利纳在致冯德莱恩的公开信中强调，烟草行业“深深扎根于欧洲”，支持超过200万个就业岗位，每年贡献1800亿欧元税收，价值链规模“超过纺织和电信行业的总和”。

由此可见，这份经济足迹报告的发布，与PMI在TPD/TED修订前的政策倡导形成了一条清晰的逻辑链——先用“经济贡献”的数据将自身定位为欧洲经济的积极贡献者，再据此呼吁监管机构给予“公平对待”。

正如PMI欧洲区总裁在报告发布时所说，公司呼吁的是“支持投资和创新的监管框架”。

这份报告最值得注意的特征，不在于它说了什么，而在于它回避了什么。

报告通篇聚焦PMI对欧盟经济的“贡献”，却完全没有涉及烟草使用给欧盟带来的巨大社会成本。

根据欧洲议会文件中的估算，烟草相关的医疗支出和生产力损失每年给欧盟造成约1300亿欧元的损失，相当于欧盟GDP的约2.5%。吸烟导致欧洲约20%的癌症病例，每年造成超过25万人死于肺癌、支气管癌和气管癌。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烟草每年导致超过70万欧洲人死亡。

从经济学角度看，烟草行业资助的这类“经济贡献”研究存在一个根本性的方法论缺陷。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知识中心发布的政策文件指出，这类研究通常隐含两个未经检验的假设：一是如果消费者不再购买烟草产品，他们节省下来的钱不会花在其他商品上；二是烟草种植和生产中使用的资源没有其他用途。这两个假设都不成立。研究显示，如果消费者将烟草支出转移到其他商品和服务上，不仅不会减少就业，反而可能因为替代产业更高的劳动密集度而增加就业。

换言之，PMI报告的“经济贡献”，在很大程度上是将消费者原本会花在其他地方的钱，算作了烟草行业独有的功劳。

这份由PMI委托、EY-Parthenon编制的经济足迹报告，在技术层面并非凭空捏造——列昂惕夫模型是成熟的分析工具，欧洲统计局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数据源也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但一份研究选择计算什么、回避什么，往往比数字本身更能说明问题。

当一份报告只统计一家企业的“产出”，却对其产品造成的社会“代价”只字不提时，它的结论就需要被格外审慎地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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