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金融圈的两起事件，再次将市场的聚光灯照向了卖方分析师这个行业。一方面，原东方财富证券两名分析师因受贿为上市公司撰写研报被判刑，引发了对行业扭曲激励机制的广泛质疑；另一方面，知名网红研究员谭珺与广发基金杨冬的私人纠葛，以其混乱性间接剥开了行业光鲜外表下赤裸的利益与潜规则。将这两起事件叠加审视，一个残酷的结论呼之欲出：以当前“派点佣金”为核心的卖方分析师职业，以及耗费巨额资源维系的研究所行业，其存在的核心价值已荡然无存，甚至已成为寄生在资本市场的负面系统性问题，理应被取缔或进行颠覆性重构。

其一，个人私德丑闻，折射的是行业系统性的价值扭曲。

谭珺事件虽然表面上是个人关系与道德层面的冲突，但其背后却深刻地暴露了整个行业的运行生态。谭珺自称研究员，并表示其配偶（现指向杨冬）是某基金经理。整个事件的核心引爆点之一，恰恰是她提及被对方授意“搞知识星球做任务”。这看似一句八卦控诉，却精准戳中了当前卖方研究行业的“潜规则”——研究不再是独立的价值发现，而是异化为服务于特定利益方的营销与收割工具。
在此次事件的公开曝光中，谭珺本人发布了详细的微信朋友圈截图，内容劲爆且信息量大：

此外，她还晒出了据称为与杨冬的聊天记录及亲子鉴定报告：

（附：一份“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遗传基因检测”的“无创产前咨询意见书”截图，显示检测样本为“谭珺”与“东东”，检测内容为“是否存在生物学亲子关系”）

谭珺一边在公众号中宣称自己是“懂合规、有底线、敢讲真话”的财经大V，“走知识付费、赚合理的钱”；一边又被指通过“知识星球”等平台进行利益操作，甚至卷入如此私德争议。这背后，是一些从业者将专业身份和知识背景，转变为吸引流量、继而进行“注意力变现”甚至潜在“信息套利”的手段。

这与前述分析师邹某、程某收取上市公司好处费，撰写“吹票”研报的行为在本质上如出一辙：研究这个行为的导向，不是追求客观真相，而是服务于“变现”需求。

当一个行业的从业者价值评价体系，严重偏离其原本的“价值发现与定价”的专业内核时，其存在的根基便已动摇。谭珺的博士基金经理配偶、付费知识社群，乃至最终引爆私生活的丑闻，构成了一个完整画像：这个圈子崇尚的是光环、人脉、流量以及背后的寻租可能，而非扎实的研究深度。

其二，从受贿案的证据：激励机制已彻底将“分析”异化为“销售”。

如果说谭珺事件是行业乱象的侧面影射，那么东方财富证券分析师受贿案，无疑提供了决定性的法律证据。法院判决书清晰地勾勒了这样一幅图景：卖方分析师利用其作为券商首席或高级分析师的职位与影响力，接受上市公司请托发布研究报告，目的并非向投资者揭示价值，而是帮助上市公司提升股票关注度，并从中收受贿赂。

这绝非个别失德现象，而是文章深刻揭示的 “派点佣金”机制扭曲下的必然恶果。当分析师个人收入的绝大部分，与其为券商带来的交易佣金直接挂钩（所谓“派点”），那么其工作的终极目标就不再是做出正确的研究判断，而是千方百计地 “吸引客户交易”。为此，“研报轰炸”、“拼命拉票”、“从研究变成营销员”、“只唱多不唱空”等一系列乱象应运而生。这种模式下，分析师实质上成为了交易的助推器，而非市场的冷静观察者。邹某等人只是将这种销售导向推向了极端——直接上市前明码标价。这充分证明，当前以“派点”为核心的商业模式，已经系统性地腐化了研究的独立性。一个旨在向投资者输出的信息产品（研究报告），其生产者（分析师）的报酬却完全取决于是否能让买方（基金等）频繁交易，这本身就是逻辑上和实践中的巨大悖论。

其三，“研究产品”质量劣化，市场信号严重失真。

每日近两篇的研报流水线生产，导致研究报告同质化、碎片化、创新性缺失。文章揭示，2024年有分析师年发布研报超700份，如此高产出下，深度研究沦为奢望。此外，文章引述的学术研究指出，一些分析师策略性地利用信息不对称和散户注意力高峰，发布乐观预测以诱发散户跟风交易，为自身创造佣金。这是典型的市场操纵行为，严重扭曲了价格信号，导致研报发布后股价反跌的“割韭菜”怪象。
其四，市场并不缺少分析功能，卖方研究模式已属结构性多余。

我们必须认识到，市场的核心分析需求方——买方机构（如公募、私募基金）自身就配备了强大、独立的研究团队。这些买方研究员不必为券商创收，其利益直接与基金业绩挂钩，因此他们理应比卖方分析师更客观、更深入地研究公司。

而针对更广大的投资者，如今的信息渠道和专业服务已极大丰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日益透明，专业的买方研究（价值发现）、财经媒体（信息传播）、以及大量与基金业绩直接挂钩的买方投研体系已经能够满足市场需求。券商研究所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仅仅为了维持交易佣金分仓模式而存在的“服务”机构，其提供的研究报告，更多的价值在于拉关系、做营销，而非真正的价值挖掘。

结论：取缔“扭曲模式”，期待真正的价值发现者

综上所述，当前以派点佣金为核心收入来源的券商分析师职业及其研究所行业，已经严重偏离其设立初衷。它以一套扭曲的激励机制，催生了系统性、而非个别性的行业乱象：从付费吹票、研报操纵市场到个人道德失守。其产出的产品（研究报告）质量堪忧，且动机普遍受到商业利益的严重干扰，无法为市场提供客观、独立的分析。

因此，问题不应局限于“改善”现有机制，而应从根本上反思：这种捆绑于交易、寄生在佣金链条上的研究模式，是否还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我们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与其让这一畸形的体系持续耗费社会资源，产出大量“噪音”甚至“误导”，不如正视其在当前商业模式下已“功能性迷失”这一现实，对其进行彻底的颠覆。这或意味着，券商研究所的商业模式应被解构，分析师应转型为真正以研究质量为立命之本，以个人信誉和长期市场判断力为支点，收费模式与具体交易解绑，直接为投资者提供智力服务的独立第三方。

谭珺与杨冬的这场闹剧，以及分析师受贿获刑的判决，是两声刺耳的警钟。它敲响了当前卖方研究旧模式的丧钟，也呼唤着一个真正回归价值发现本源、以专业与诚信而非佣金与关系为基石的新生态的诞生。取缔的不是“分析师”这一职能本身，而是当前这种彻底扭曲、弊病丛生的职业形态。市场不需要“雕花师”，市场需要的是真正能照亮前路的“挖矿人”。